莊子在《大宗師》篇推崇真人。他所描述的真人是什麽樣子的呢？
莊子說：“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然而往，■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複之。是之謂不以心損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古代的真人，不知道喜歡生命，也不知道害怕**。出生了他不欣喜，死去他不拒絕。無拘無束地來，無拘無束地走而已。他不會忘記自己從哪裏來，也不會追求自己要去的歸宿。有事就欣然接受，忘記生死，歸於自然。他不會因為心智的欲求而損壞天道，也不會有意做什麽去輔助天然。
莊子又說：“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這些真人都是那些容貌顯得寧靜淡然，心裏能忘懷一切的人。喜怒哀樂的性情能夠與四時相通，對生活裏的任何事情都能夠坦然應對。
莊子借助真人，表達了對於**的一種態度，就是第一不怕死，第二也絕不找死。
這種觀點跟儒家思想是有不同的。儒家講仁人誌士可以“殺生而取義”，可以舍去自己的生命而維護一個大的道理。
在生命長河中，儒家與道家表現出兩種不同的態度。儒家的姿態是烈士，道家的姿態是高士；儒家的姿態是與時間去爭搶，搶出來有限的時光去建立，而道家的態度是在流光中順應，去把握每分每秒，去樂生。
這兩種人生觀最終的殊途同歸是什麽呢？那就是讓生命獲得價值。
但是，人生的價值判斷永遠都不會相同。
有的人更多地看中曆史上的名垂青史，看重社會上的建功立業，讓個人生命付出代價，也要去建立一種社會功勳。也有的人更多地看重自己內心的完善、安頓和自己道德上的成全。
如果是前者，他在對於人生的心有不甘就多一點，而後者則淡泊就多一點。其實這就是儒與道在作用於我們內心時候，在我們擁有的相同的光陰中呈現出的不同的態度。
其實，中國人在對待生死的態度上，往往表現出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以屈原為代表，一種以司馬遷為代表。
屈原投江自盡，選擇了一種激烈的方式。為什麽？
屈原生當戰國亂世之中，作為楚王的同姓貴族，作為一個士大夫，當楚國被攻破穎都的時候，當秦將白起把穎都屠城的時候，盡管一個人流落在外，盡管他還有很多國家可以去，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宗廟和自己的國家都已經萬劫不複了。他生命的最好的終結就是隨著這一切一同歸去。
屈原之死既是一種殉國，也是一種無奈。用郭沫若先生的話說，他是在自己美好的理想和不能實現理想的現實之中被撕碎的。所以，這樣一個人，他必須采取這樣一種慘烈而決絕的方式來處理生命。
但司馬遷在生死關頭，采用了另一種方式，他看到了比生死名節更重要的事情。
司馬遷有一封著名的信，是寫給好朋友任安的，叫做《報任安書》，完整地表達了自己對於生死的態度。
在信裏，司馬遷回顧了自己下獄、受刑整個過程。他說自己非常冤枉，以莫須有的罪名被誣陷，滿朝文武沒有人來救他。這種情況下，他當然可以選擇**，以維護自己的尊嚴。
可是，他沒有。他接受了作為男人最難以容忍的恥辱：腐刑，就是被割去了**。
他為什麽要忍辱偷生呢？因為他有一件更大的事必須完成，就是他亦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的《史記》。
從他的父親司馬談把這樣一個史官的大業托付給他的時候，就告訴他，周公死後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後五百年至於今，沒有人能夠“紹明世”、“續《春秋》”，來把這樣一個時代記錄下來，傳承曆史。所以，司馬談臨死之前，把編撰《史記》的重任交給了司馬遷。所以，司馬遷說，他麵對曆史托付下來五百年一人的使命，他自己的態度是“小子何敢讓焉”。天降大任於斯人，有這麽大的事情，那麽寧可受辱也絕不輕生，這就是司馬遷的態度。
其實這樣的態度，跟莊子給我們講述的生命態度，可以形成一個映襯。
莊子對於生命的態度，第一他不怕死，第二他絕不找死。
但在現實生活中，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因為在生活中受到挫折，或者感受到壓力，就選擇了輕生。
是什麽原因使他們害怕生命中的挑戰呢？
現在，在大學裏的學生都承受著一種壓力，大家心情很沉重，就是在這個獨生子女時代，輕生的孩子越來越多了。在一些大學裏，按年度去統計，大學生、研究生、博士生的自殺率真是不低啊。
原因無非幾種，最多的一種是感情問題，戀愛沒處理好，覺得此生無望了，殉情。第二種，工作沒找好，覺得自己從小就是一個尖子，上了這麽好的學校，社會還不接納自己，憤而輕生。第三種，覺得學習壓力太大了，覺得太壓抑，人生沒有什麽樂趣。
這些輕生的孩子在他們的人生剛剛到達20個樓層的時候，把自己連同他們的背包一起從樓上扔了下去。他們的理想還沒打開，甚至也沒來得及放下，一切就都隕落了。
他們絕大多數都是獨生子女，從小就生活在小皇帝的那種環境之中，四個老人、兩個大人供著一個小孩子。這個家庭是個金字塔，孩子永遠在塔尖之上。這樣長大的孩子，怎麽可能不惟我獨尊？
但是，社會也是一個金字塔，每一個公民剛剛走進社會，就意味著要做塔的基座。
我們現在一個悖論，就是每個從家庭的塔尖走出來的獨生子女不肯做社會的基座。當不願意做基座的時候，他麵對的不簡單是心理的失衡，走到極致就是對於生死輕易的選擇。其實，我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在今天種種壓力下，人由於這種失衡而采取的對生命最草率的一種處理。
輕生的方式在今天有兩種，一種明顯的方式是果決地把自己像一件破衣服那樣從高樓頂上扔下去。
另外還有一種隱蔽的輕生方式，就是讓自己放任自流。在工作崗位上他不思進取了，在一個無望的家庭中不營建感情了，在朋友圈中窮困潦倒、醉生夢死了。這個人成為了行屍走肉。他的肉體的生命沒有寂滅，但是心其實已經死了。他那個痛至極點的心也已經寂滅了。
今天我們討論生死這個話題，看起來很遠，其實離每一個人很近。
我們生命中究竟還有多少肌體在活著？我們的心中到底還有多少夢想在活著？我們的未來到底還有多少希望在活著？人跟人的回答並不相同。
所以，帶著自己心裏最初的夢想，以莊子的豁達去穿越生死大限，也許在今天要比莊子生活的那個時候更重要。莊子那個時候物質太貧瘠了，人的選擇太少了，所以活下去會變成一個單純的願望。
而今天人可能擁有太多的富足，但是在抉擇的迷惑中反而會不堪重負。也就是說，抉擇過多，人生之累相對也多。
所以在當下，不僅是抉擇生與死這種外在的選擇，更重要的是在自己的心靈中讓多少有價值的生命能夠真正活下去。
《莊子》看似都是一些“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如果真正把他和我們自己的狀態聯係起來，會發現莊子的悲天憫人在於他的每個故事都貼近人心。
看見自己內心中生與死的較量，看見我們可以活下去的那個希望，其實我們是可以在有生之年真正做到樂生，做到順應，做到當下的快樂，活好每分每秒。真正到生死大限來臨的時候，有一份微笑的坦然，可以麵對**說：我此生無憾。
其實這是我們每一個凡人可以企及的境界，這也就是莊子在今天的一個解讀。
莊子說：“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然而往，■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複之。是之謂不以心損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古代的真人，不知道喜歡生命，也不知道害怕**。出生了他不欣喜，死去他不拒絕。無拘無束地來，無拘無束地走而已。他不會忘記自己從哪裏來，也不會追求自己要去的歸宿。有事就欣然接受，忘記生死，歸於自然。他不會因為心智的欲求而損壞天道，也不會有意做什麽去輔助天然。
莊子又說：“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這些真人都是那些容貌顯得寧靜淡然，心裏能忘懷一切的人。喜怒哀樂的性情能夠與四時相通，對生活裏的任何事情都能夠坦然應對。
莊子借助真人，表達了對於**的一種態度，就是第一不怕死，第二也絕不找死。
這種觀點跟儒家思想是有不同的。儒家講仁人誌士可以“殺生而取義”，可以舍去自己的生命而維護一個大的道理。
在生命長河中，儒家與道家表現出兩種不同的態度。儒家的姿態是烈士，道家的姿態是高士；儒家的姿態是與時間去爭搶，搶出來有限的時光去建立，而道家的態度是在流光中順應，去把握每分每秒，去樂生。
這兩種人生觀最終的殊途同歸是什麽呢？那就是讓生命獲得價值。
但是，人生的價值判斷永遠都不會相同。
有的人更多地看中曆史上的名垂青史，看重社會上的建功立業，讓個人生命付出代價，也要去建立一種社會功勳。也有的人更多地看重自己內心的完善、安頓和自己道德上的成全。
如果是前者，他在對於人生的心有不甘就多一點，而後者則淡泊就多一點。其實這就是儒與道在作用於我們內心時候，在我們擁有的相同的光陰中呈現出的不同的態度。
其實，中國人在對待生死的態度上，往往表現出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以屈原為代表，一種以司馬遷為代表。
屈原投江自盡，選擇了一種激烈的方式。為什麽？
屈原生當戰國亂世之中，作為楚王的同姓貴族，作為一個士大夫，當楚國被攻破穎都的時候，當秦將白起把穎都屠城的時候，盡管一個人流落在外，盡管他還有很多國家可以去，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宗廟和自己的國家都已經萬劫不複了。他生命的最好的終結就是隨著這一切一同歸去。
屈原之死既是一種殉國，也是一種無奈。用郭沫若先生的話說，他是在自己美好的理想和不能實現理想的現實之中被撕碎的。所以，這樣一個人，他必須采取這樣一種慘烈而決絕的方式來處理生命。
但司馬遷在生死關頭，采用了另一種方式，他看到了比生死名節更重要的事情。
司馬遷有一封著名的信，是寫給好朋友任安的，叫做《報任安書》，完整地表達了自己對於生死的態度。
在信裏，司馬遷回顧了自己下獄、受刑整個過程。他說自己非常冤枉，以莫須有的罪名被誣陷，滿朝文武沒有人來救他。這種情況下，他當然可以選擇**，以維護自己的尊嚴。
可是，他沒有。他接受了作為男人最難以容忍的恥辱：腐刑，就是被割去了**。
他為什麽要忍辱偷生呢？因為他有一件更大的事必須完成，就是他亦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的《史記》。
從他的父親司馬談把這樣一個史官的大業托付給他的時候，就告訴他，周公死後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後五百年至於今，沒有人能夠“紹明世”、“續《春秋》”，來把這樣一個時代記錄下來，傳承曆史。所以，司馬談臨死之前，把編撰《史記》的重任交給了司馬遷。所以，司馬遷說，他麵對曆史托付下來五百年一人的使命，他自己的態度是“小子何敢讓焉”。天降大任於斯人，有這麽大的事情，那麽寧可受辱也絕不輕生，這就是司馬遷的態度。
其實這樣的態度，跟莊子給我們講述的生命態度，可以形成一個映襯。
莊子對於生命的態度，第一他不怕死，第二他絕不找死。
但在現實生活中，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因為在生活中受到挫折，或者感受到壓力，就選擇了輕生。
是什麽原因使他們害怕生命中的挑戰呢？
現在，在大學裏的學生都承受著一種壓力，大家心情很沉重，就是在這個獨生子女時代，輕生的孩子越來越多了。在一些大學裏，按年度去統計，大學生、研究生、博士生的自殺率真是不低啊。
原因無非幾種，最多的一種是感情問題，戀愛沒處理好，覺得此生無望了，殉情。第二種，工作沒找好，覺得自己從小就是一個尖子，上了這麽好的學校，社會還不接納自己，憤而輕生。第三種，覺得學習壓力太大了，覺得太壓抑，人生沒有什麽樂趣。
這些輕生的孩子在他們的人生剛剛到達20個樓層的時候，把自己連同他們的背包一起從樓上扔了下去。他們的理想還沒打開，甚至也沒來得及放下，一切就都隕落了。
他們絕大多數都是獨生子女，從小就生活在小皇帝的那種環境之中，四個老人、兩個大人供著一個小孩子。這個家庭是個金字塔，孩子永遠在塔尖之上。這樣長大的孩子，怎麽可能不惟我獨尊？
但是，社會也是一個金字塔，每一個公民剛剛走進社會，就意味著要做塔的基座。
我們現在一個悖論，就是每個從家庭的塔尖走出來的獨生子女不肯做社會的基座。當不願意做基座的時候，他麵對的不簡單是心理的失衡，走到極致就是對於生死輕易的選擇。其實，我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在今天種種壓力下，人由於這種失衡而采取的對生命最草率的一種處理。
輕生的方式在今天有兩種，一種明顯的方式是果決地把自己像一件破衣服那樣從高樓頂上扔下去。
另外還有一種隱蔽的輕生方式，就是讓自己放任自流。在工作崗位上他不思進取了，在一個無望的家庭中不營建感情了，在朋友圈中窮困潦倒、醉生夢死了。這個人成為了行屍走肉。他的肉體的生命沒有寂滅，但是心其實已經死了。他那個痛至極點的心也已經寂滅了。
今天我們討論生死這個話題，看起來很遠，其實離每一個人很近。
我們生命中究竟還有多少肌體在活著？我們的心中到底還有多少夢想在活著？我們的未來到底還有多少希望在活著？人跟人的回答並不相同。
所以，帶著自己心裏最初的夢想，以莊子的豁達去穿越生死大限，也許在今天要比莊子生活的那個時候更重要。莊子那個時候物質太貧瘠了，人的選擇太少了，所以活下去會變成一個單純的願望。
而今天人可能擁有太多的富足，但是在抉擇的迷惑中反而會不堪重負。也就是說，抉擇過多，人生之累相對也多。
所以在當下，不僅是抉擇生與死這種外在的選擇，更重要的是在自己的心靈中讓多少有價值的生命能夠真正活下去。
《莊子》看似都是一些“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如果真正把他和我們自己的狀態聯係起來，會發現莊子的悲天憫人在於他的每個故事都貼近人心。
看見自己內心中生與死的較量，看見我們可以活下去的那個希望，其實我們是可以在有生之年真正做到樂生，做到順應，做到當下的快樂，活好每分每秒。真正到生死大限來臨的時候，有一份微笑的坦然，可以麵對**說：我此生無憾。
其實這是我們每一個凡人可以企及的境界，這也就是莊子在今天的一個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