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期，作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的港城，因為製造業、地產、金融全麵景氣。
人均月薪已經比七十年代末翻了一倍，逾越一千五百元港幣的大關。
相當於共和國官價二百七十元人民幣，黑市價三百四十五元。
而作為世界最發達國家的公民，美國人的平均月薪也接近一千美金。
相當於共和國官價一千八百九十三元，黑市價大約兩千四百元人民幣。
而反觀我們共和國，首都的人均工資卻僅有六十元而已。
哪怕是宋華桂和寧衛民這樣絕對的外企貴族。
他們的收入能頂上好幾個部長的工資，屬於共和國頂尖兒的富人。
那他們的收入水平也遠遠低於他們的法國同行。
甚至因為完全不同的社會製度，福利體係，以及匯率的問題，收入差距反而拉得更大。
像皮爾·卡頓在法國聘用的商標代理部經理聖·布裏斯先生，就是一個例子。
按理來說，這位專門負責替皮爾·卡頓管理商業授權合同的公司高管，在行政級別上跟宋華桂是平等的。
可單純以月薪來說，恐怕共和國分公司從上到下所有員工加起來，才勉強抵得上人家一個人。
這樣的現實，無疑是值得我們全體國人深感悲哀的。
可從另一種角度來說，卻不值得我們為之沮喪。
因為恰恰是這點，才讓我們的共和國充滿了無限商業潛力。
也是吸引皮爾·卡頓來到共和國尋求投資合作的主要原因。
要知道，經濟落後的國家，就必然擁有更多的商業需求，而且也必然存在價值低估的產品。
那麽找到這些價值窪地，就等於找到了利潤。
我們必須承認，皮爾·卡頓這個法國服裝設計大師，實在是個精明透頂的商人。
當西方世界的很多人把對共和國關注的目光，凝聚在我們如何喂飽十億人民的肚子。
笑話我們的國家窮得叮當響，工業基礎差距西方世界一百年，除了地下礦藏，毫無可取之處的時候。
這個法國老頭就發現了共和國的廉價勞動力，其實是一個巨大的寶藏。
並且來付諸行動，馬上利用這個國家的人口為自己的商業帝國創造效益。
於是別人看不見的資源，他看見了，也就發了財。
當然，我們恐怕不得不再說一句。
在這個世界上，這個時空裏，如果有一個比皮爾·卡頓更了解共和國情況，也更精明的商人存在著，那就是寧衛民。
為什麽這麽說？
就因為這小子資金實力雖然不濟，麵臨的限製也遠比皮爾·卡頓更多。
可他還是充分把人力資源的潛力都挖了出來，成為最早享受到我國人口紅利唯一本土人士。
這還不夠牛，不能說明問題嗎？
首先，從獲利方式上來講。
拿廉價勞動力去改製便宜到手的庫存服裝，然後在國內賣高價的寧衛民。
顯然就比把共和國生產的服裝產品賣到西方國家，主要賺人工差價的皮爾卡頓更劃算，也更高明一些。
因為寧衛民不但看到了，我國在住房、煤水電、食品、交通、醫藥、文教、勞務等生活支出方麵。
老百姓的消費水平遠比西方發達國家低得多，這些方麵全都是被低估，忽視的。
相反，他也同樣清楚，在高級奢侈品，家電、衣著、許多代表著先進生活和時尚的輕工產品上。
我們卻因為技術水平落後，在被人家狠狠地剪著羊毛。
所以他是兩頭湊啊，上麵就高的，下麵壓低了。
那比單純吃一頭的皮爾·卡頓，利潤空間自然就高。
特別是憑借超越時代的審美和見識，拿現成的滯銷貨、瑕疵品做改進。
如果成功，那簡直就是暴利中的暴利啊。
打個比方，寧衛民現在就想要趕在夏天來臨前，拿庫裏款式老舊的連衣裙做個簡單的修改。
具體說來，一是要把長袖變短袖。
二是翻領改圓領，雞心領。
三是袖口、領口、裙邊加異色滾邊。
四再酌情看是否能加條腰帶。
就這個年頭國產服裝缺乏設計的普遍現狀而言。
這些細節的變化，其實並不難打動顧客。
那想想看吧，這等於是以兩三折的製作成本，賣出比原有商品更高的價錢。
是幾倍的厚利啊？
而所需要付出的呢？
無非是一點廉價的人工、水電、辦公和租房成本罷了。
另外，更加關鍵的一點是。
想得再好，還得幹得了才行。
不讓你幹也不行。
這年頭對個體工商戶雇請工人和發展規模的爭議正是愈演愈烈的時候。
南方驚動全國的經濟風波才剛剛過去。
最終結論雖未出台，可“七上八下”卻已經成了一條界定私人雇工性質的鐵線。
“八大王”為什麽被查，不就是意識形態之爭，個體經濟規模仍然受到國家嚴格的控製嗎？
這就是當年的商業環境特色，屬於時代的特殊性。
所以按照實際情況來說，這年頭，外商可以享受我們的人口紅利，我們國家自己人卻不可以。這當然是一件很不公平，又讓人很無奈的事兒。
但寧衛民，就恰恰用一種很巧妙的方法，突破了這樣的限製，成功達到了他的目的。
就是掛羊頭賣狗肉之計。
通過合作的方式，讓街道成立縫紉社，幫他管理工人一切事務。
實際上，等於是把縫紉社當招牌門麵，頂在前麵，寧衛民以此來抵擋工商稅務。
同時把街道李主任和居委會的邊大媽，又都變成了他的車間主任。
他還不給人家開工資，設備也需要人家去自己籌措。
可反過來，這二位還都得代表街道和居委會謝謝他。
瞧瞧這事兒鬧得吧，寧衛民就跟狼吃兔子似的，但凡是他能占的便宜都得著了，丁點兒也沒糟踐。
把生意算計到了這份兒上難道還不是本事？
至於那些工人們，當然就更是血虧了。
沒有固定工資，沒有福利勞保，沒有帶薪假期。
卻為了一句“上不封頂”的話，和做一件兩三毛的加工費。
每天扔下家裏的事兒，強忍疲憊來這裏苦幹。
即使她們要聊天，比較散漫。
可因為按件分配的製度，勞動效率也比國營廠的工人要好些啊。
這些人又哪兒會知道？
寧衛民照顧2號院的鄰居們，把衣服一轉手，一件就提五毛呢。
所以，像蘇錦生怕縫紉社辦著辦著就不辦了，純屬杞人憂天。
他感恩戴德，一心認定的大善人寧衛民，一樣也被開業以來，縫紉社給他帶來的豐厚收益給晃花了眼。
正樂得屁顛屁顛地精打細算，繼續琢磨怎麽從中刨出更多的利潤來呢。
這一點，從這小子和邊大媽的對話中就能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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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月薪已經比七十年代末翻了一倍，逾越一千五百元港幣的大關。
相當於共和國官價二百七十元人民幣，黑市價三百四十五元。
而作為世界最發達國家的公民，美國人的平均月薪也接近一千美金。
相當於共和國官價一千八百九十三元，黑市價大約兩千四百元人民幣。
而反觀我們共和國，首都的人均工資卻僅有六十元而已。
哪怕是宋華桂和寧衛民這樣絕對的外企貴族。
他們的收入能頂上好幾個部長的工資，屬於共和國頂尖兒的富人。
那他們的收入水平也遠遠低於他們的法國同行。
甚至因為完全不同的社會製度，福利體係，以及匯率的問題，收入差距反而拉得更大。
像皮爾·卡頓在法國聘用的商標代理部經理聖·布裏斯先生，就是一個例子。
按理來說，這位專門負責替皮爾·卡頓管理商業授權合同的公司高管，在行政級別上跟宋華桂是平等的。
可單純以月薪來說，恐怕共和國分公司從上到下所有員工加起來，才勉強抵得上人家一個人。
這樣的現實，無疑是值得我們全體國人深感悲哀的。
可從另一種角度來說，卻不值得我們為之沮喪。
因為恰恰是這點，才讓我們的共和國充滿了無限商業潛力。
也是吸引皮爾·卡頓來到共和國尋求投資合作的主要原因。
要知道，經濟落後的國家，就必然擁有更多的商業需求，而且也必然存在價值低估的產品。
那麽找到這些價值窪地，就等於找到了利潤。
我們必須承認，皮爾·卡頓這個法國服裝設計大師，實在是個精明透頂的商人。
當西方世界的很多人把對共和國關注的目光，凝聚在我們如何喂飽十億人民的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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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來付諸行動，馬上利用這個國家的人口為自己的商業帝國創造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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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恐怕不得不再說一句。
在這個世界上，這個時空裏，如果有一個比皮爾·卡頓更了解共和國情況，也更精明的商人存在著，那就是寧衛民。
為什麽這麽說？
就因為這小子資金實力雖然不濟，麵臨的限製也遠比皮爾·卡頓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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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寧衛民不但看到了，我國在住房、煤水電、食品、交通、醫藥、文教、勞務等生活支出方麵。
老百姓的消費水平遠比西方發達國家低得多，這些方麵全都是被低估，忽視的。
相反，他也同樣清楚，在高級奢侈品，家電、衣著、許多代表著先進生活和時尚的輕工產品上。
我們卻因為技術水平落後，在被人家狠狠地剪著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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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不給人家開工資，設備也需要人家去自己籌措。
可反過來，這二位還都得代表街道和居委會謝謝他。
瞧瞧這事兒鬧得吧，寧衛民就跟狼吃兔子似的，但凡是他能占的便宜都得著了，丁點兒也沒糟踐。
把生意算計到了這份兒上難道還不是本事？
至於那些工人們，當然就更是血虧了。
沒有固定工資，沒有福利勞保，沒有帶薪假期。
卻為了一句“上不封頂”的話，和做一件兩三毛的加工費。
每天扔下家裏的事兒，強忍疲憊來這裏苦幹。
即使她們要聊天，比較散漫。
可因為按件分配的製度，勞動效率也比國營廠的工人要好些啊。
這些人又哪兒會知道？
寧衛民照顧2號院的鄰居們，把衣服一轉手，一件就提五毛呢。
所以，像蘇錦生怕縫紉社辦著辦著就不辦了，純屬杞人憂天。
他感恩戴德，一心認定的大善人寧衛民，一樣也被開業以來，縫紉社給他帶來的豐厚收益給晃花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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