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人聽到此處，都不由自主地發出“哦”的一聲，然後嘯雨急問道：“後來呢？那小孩去哪了？”雲飛道：“那老伯，那九歲的孩子是你嗎？！”皓然、玄明靜觀沒出聲，在等周員外的回答。
周員外急於出口，仿佛想要辯白什麽，卻又突然氣喘劇烈，手腳顫抖不止，眉頭皺起，嘴角抽搐，神情顯露出極端難受的樣子，仿佛在承受巨大的痛楚，下人立馬送上溫熱的藥湯，玄明關切望著他，說道：“周伯，要不你好好休息，明日再說，可好？”
周員外立馬擺擺手，服下湯藥，好一會才勉強平複，道：“不用，我還是把心事講完，我也怕以後來不及再講給恩公聽了。”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周望遠已是十八歲的年輕男子了，他勤勞能幹，肯吃苦，用恩人贈給的財物為本錢，打理經營木材生意，家業興旺，是年，母親病故，安葬好母親，他打點行裝與積蓄，去京城尋訪周恕報恩
但卻四處打聽不到，於是便在京城落腳，邊經商，邊尋訪，也是誠信有德，孝子多福，生意也做得異常風生水起，為人忠厚，日勤不怠，童叟無欺，憐貧惜老，因此業內口碑極佳，財源廣進，收獲頗豐。
但福兮禍所伏，遇上一歹毒同行，因嫉生恨，居心不良，栽贓陷害，致使望遠鋃鐺下獄，身陷囹圄，又患重病，幾乎命喪牢中，
也是天可憐見，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惠帝即位，大赦天下，廣施仁政，方才得以保全性命，出獄後，本欲立即返鄉，但京城好友極力挽留，並偶爾從一商家好友口中，得知周恕的消息，並重金托人捎帶書信與周公，備述尋訪之艱難過程，務求見一麵當日車中大恩之人！
周公收到大為感慨並回複，車內恩公不方便見麵，念望遠千辛萬苦，精誠所致，於是捎帶車中恩人如今畫像給望遠，並囑其早日還鄉，安居樂業，無須再費辛勞，四處奔波尋訪（編者按：因允文是洪武十年出生，當時應是十二歲，應是惠帝無疑，也唯有如此，才能解釋，為何周恕回轉車中，有男孩的衣帽鞋襪）
望遠臨畫像，感懷涕零，無以為報，無可奈何，隻得裝畫像精心裝裱好，放入匣盒內，準備帶回家鄉，設長生牌位，日日為恩公祈福！
題外話：（轉載後人評說）四年寬政解嚴霜，天命雖新故忍忘？
中國曆史上的皇室之爭互相殘殺，篡位奪權，或者異姓改朝換代的先例多了，建文帝為什麽贏得了那麽多人的同情？這個年輕的皇帝都做了些什麽？
燕王進入南京，對建文諸臣實行了最殘酷野蠻的殺戮。(.)大批文武官員在燕王的斧刀之下，痛陳君臣大義，指斥燕王為逆賊，視死如歸，如方孝孺，竟然置誅十族的威脅而不顧。為什麽會出現這種局麵呢？難道他們僅僅是出於忠君嗎？顯然，簡單的歸結因為忠君，並非圓滿的答案。這需要我們看看建文帝是怎樣一個皇帝，群臣為什麽要忠於他，而群臣又希望出現一個什麽樣的皇帝。
建文帝“仁明孝友”，在即位前，他就自我要求按儒家道德標準行事。在他被立為皇太孫後，朱元璋常將軍國大事交給他裁決。當時，朱元璋實行嚴酷之政，皇太孫則濟以寬大。他曾遍考禮經，參考曆朝刑法誌，將洪武名例律改訂七十三條。朱元璋對此大加稱讚，說：“吾當亂世刑不得不重，汝為治世刑不得不輕，所謂世輕世重也。”
建文帝於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潤五月辛卯日即皇帝位，他在即位詔書上表示：“要永維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他還聲稱，“德維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王之言，期至雍熙之聖。”那麽，建文帝在位期間施行了什麽改革政策呢？
建文帝首先更改律例，他對司法官員說：“《大明律》是皇祖親自製定的，當時天下新定，不得不用重刑，但並非可以通行百世。律設大法，禮順人情。用刑法統治百姓，不如用禮實行教化。請你們曉喻天下，務崇禮教，赦免那些罪證不足或可以原諒的囚徒，以實現”嘉與萬方”。建文年間，刑部統計囚犯，比洪武年間減少三分之二。更重要的是，對洪武年間許多冤案，錯案，他都做了糾正。許多被流放的官員得以赦還，許多被殺功臣的子弟得以錄用。所以史稱建文帝“繼體守文，專欲以仁義化民”。
其次，建文帝下令“屬捕租，賑災荒”，下詔優養老人，命令官府為民間賣子為奴者贖身，下令限製僧道占田，每人不得超過五十畝，餘田分給平民。洪武年間，蘇鬆一帶賦稅畸重，朱元璋還下令江浙一帶不得做戶步官，建文帝一反其道，下令減免蘇鬆田賦，規定給江浙人以平等的機會可以做戶部官。
還有，建文帝一改朱元璋的極端專製，提高了文臣的地位。洪武年間廢除丞相以後，皇帝大權獨攬，直接統轄六部，但六部尚書的品秩不過正二品。建文帝他不顧那些以“安靜祖法”為借口反對改革的言論，斷然提高了文臣的地位，將六部尚書的品秩提高到正一品。
這項改製，被政治反對派攻擊為“違背祖訓”，因為朱元璋嚴令子孫不許立丞相，說：“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及時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因此建文帝的反對派說他“今雖不立丞相，反有六丞相也”。
但文臣地位的提高是形勢的要求，從開國到建國的轉變，必然要走文治的道路。另外，建文帝也顯得更為開明。他屢次下詔求言，有人因為進言激烈被執政者處罰，建文帝說，我們要求直言，卻反因直言遭到處罰，以後不會有人再信任我們。
建文新政，發生在洪武霜鋒雪劍的嚴酷之後，如同陽春煦日溫暖人間。因此，建文帝四年的統治，被明人形容為“四載寬政解嚴霜”，對之稱頌有加。建文年間，社會安定，民風醇厚，一時士大夫崇尚禮儀，百姓安於生業，家給人足，外戶不溘，路不拾遺，很少有人犯法。祝允明在《野記》中說：“聞之故老言，洪武紀年之末，（建文二年即1400年）前後，人間道不拾遺，有見遺鈔於途，拾起一視，恐汙踐，更置階梯高潔地，直不取也。”
給讀者的話:
周員外急於出口，仿佛想要辯白什麽，卻又突然氣喘劇烈，手腳顫抖不止，眉頭皺起，嘴角抽搐，神情顯露出極端難受的樣子，仿佛在承受巨大的痛楚，下人立馬送上溫熱的藥湯，玄明關切望著他，說道：“周伯，要不你好好休息，明日再說，可好？”
周員外立馬擺擺手，服下湯藥，好一會才勉強平複，道：“不用，我還是把心事講完，我也怕以後來不及再講給恩公聽了。”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周望遠已是十八歲的年輕男子了，他勤勞能幹，肯吃苦，用恩人贈給的財物為本錢，打理經營木材生意，家業興旺，是年，母親病故，安葬好母親，他打點行裝與積蓄，去京城尋訪周恕報恩
但卻四處打聽不到，於是便在京城落腳，邊經商，邊尋訪，也是誠信有德，孝子多福，生意也做得異常風生水起，為人忠厚，日勤不怠，童叟無欺，憐貧惜老，因此業內口碑極佳，財源廣進，收獲頗豐。
但福兮禍所伏，遇上一歹毒同行，因嫉生恨，居心不良，栽贓陷害，致使望遠鋃鐺下獄，身陷囹圄，又患重病，幾乎命喪牢中，
也是天可憐見，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惠帝即位，大赦天下，廣施仁政，方才得以保全性命，出獄後，本欲立即返鄉，但京城好友極力挽留，並偶爾從一商家好友口中，得知周恕的消息，並重金托人捎帶書信與周公，備述尋訪之艱難過程，務求見一麵當日車中大恩之人！
周公收到大為感慨並回複，車內恩公不方便見麵，念望遠千辛萬苦，精誠所致，於是捎帶車中恩人如今畫像給望遠，並囑其早日還鄉，安居樂業，無須再費辛勞，四處奔波尋訪（編者按：因允文是洪武十年出生，當時應是十二歲，應是惠帝無疑，也唯有如此，才能解釋，為何周恕回轉車中，有男孩的衣帽鞋襪）
望遠臨畫像，感懷涕零，無以為報，無可奈何，隻得裝畫像精心裝裱好，放入匣盒內，準備帶回家鄉，設長生牌位，日日為恩公祈福！
題外話：（轉載後人評說）四年寬政解嚴霜，天命雖新故忍忘？
中國曆史上的皇室之爭互相殘殺，篡位奪權，或者異姓改朝換代的先例多了，建文帝為什麽贏得了那麽多人的同情？這個年輕的皇帝都做了些什麽？
燕王進入南京，對建文諸臣實行了最殘酷野蠻的殺戮。(.)大批文武官員在燕王的斧刀之下，痛陳君臣大義，指斥燕王為逆賊，視死如歸，如方孝孺，竟然置誅十族的威脅而不顧。為什麽會出現這種局麵呢？難道他們僅僅是出於忠君嗎？顯然，簡單的歸結因為忠君，並非圓滿的答案。這需要我們看看建文帝是怎樣一個皇帝，群臣為什麽要忠於他，而群臣又希望出現一個什麽樣的皇帝。
建文帝“仁明孝友”，在即位前，他就自我要求按儒家道德標準行事。在他被立為皇太孫後，朱元璋常將軍國大事交給他裁決。當時，朱元璋實行嚴酷之政，皇太孫則濟以寬大。他曾遍考禮經，參考曆朝刑法誌，將洪武名例律改訂七十三條。朱元璋對此大加稱讚，說：“吾當亂世刑不得不重，汝為治世刑不得不輕，所謂世輕世重也。”
建文帝於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潤五月辛卯日即皇帝位，他在即位詔書上表示：“要永維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他還聲稱，“德維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王之言，期至雍熙之聖。”那麽，建文帝在位期間施行了什麽改革政策呢？
建文帝首先更改律例，他對司法官員說：“《大明律》是皇祖親自製定的，當時天下新定，不得不用重刑，但並非可以通行百世。律設大法，禮順人情。用刑法統治百姓，不如用禮實行教化。請你們曉喻天下，務崇禮教，赦免那些罪證不足或可以原諒的囚徒，以實現”嘉與萬方”。建文年間，刑部統計囚犯，比洪武年間減少三分之二。更重要的是，對洪武年間許多冤案，錯案，他都做了糾正。許多被流放的官員得以赦還，許多被殺功臣的子弟得以錄用。所以史稱建文帝“繼體守文，專欲以仁義化民”。
其次，建文帝下令“屬捕租，賑災荒”，下詔優養老人，命令官府為民間賣子為奴者贖身，下令限製僧道占田，每人不得超過五十畝，餘田分給平民。洪武年間，蘇鬆一帶賦稅畸重，朱元璋還下令江浙一帶不得做戶步官，建文帝一反其道，下令減免蘇鬆田賦，規定給江浙人以平等的機會可以做戶部官。
還有，建文帝一改朱元璋的極端專製，提高了文臣的地位。洪武年間廢除丞相以後，皇帝大權獨攬，直接統轄六部，但六部尚書的品秩不過正二品。建文帝他不顧那些以“安靜祖法”為借口反對改革的言論，斷然提高了文臣的地位，將六部尚書的品秩提高到正一品。
這項改製，被政治反對派攻擊為“違背祖訓”，因為朱元璋嚴令子孫不許立丞相，說：“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及時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因此建文帝的反對派說他“今雖不立丞相，反有六丞相也”。
但文臣地位的提高是形勢的要求，從開國到建國的轉變，必然要走文治的道路。另外，建文帝也顯得更為開明。他屢次下詔求言，有人因為進言激烈被執政者處罰，建文帝說，我們要求直言，卻反因直言遭到處罰，以後不會有人再信任我們。
建文新政，發生在洪武霜鋒雪劍的嚴酷之後，如同陽春煦日溫暖人間。因此，建文帝四年的統治，被明人形容為“四載寬政解嚴霜”，對之稱頌有加。建文年間，社會安定，民風醇厚，一時士大夫崇尚禮儀，百姓安於生業，家給人足，外戶不溘，路不拾遺，很少有人犯法。祝允明在《野記》中說：“聞之故老言，洪武紀年之末，（建文二年即1400年）前後，人間道不拾遺，有見遺鈔於途，拾起一視，恐汙踐，更置階梯高潔地，直不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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