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聽起來有點像交通大臣馬特維·維特根斯坦先生常說起的‘逆向工程’……”新聞總監若有所悟。
羅蘭搖頭一笑：“有相似之處，但是並不完全一樣，這可不是偷偷摸摸的盜版別人的發明，我們擁有‘安娜-薩莉亞照排印刷機’、‘麥克馬努斯傳真機’、‘安德烈魔導通話儀’這三項成果的專利授權和全套設計圖紙，光明正大的進行工業化生產，‘左契奧法技術服務公司’還將派遣專業人員協助我們解決技術難題，與此同時，我將著手在卡隆工業區籌備建設生產上述三種魔導器的工廠。”
“希望這些產品能夠盡快投入量產，隻要價格不至於貴得離譜，不愁賣不出去。”新聞總監先生還不忘強調一句，“第一批‘照排印刷機’和‘傳真機’我們晚報社預定了，現有的印刷模式已經跟不上發行量的擴張，有了這兩件新型魔導器，我們就可以很輕鬆的在國內各個城鎮建立分社，把寇拉斯堡出版的報紙和雜誌發行到全國每一座城鎮乃至邊遠鄉村去，發行量達到十萬很輕鬆，破百萬也不是夢！”
羅蘭笑著點頭，完全讚同他對新聞出版業前景的樂觀預期。但是這還不夠，羅蘭心平氣和地提出批評：“普利特先生，您現在是寇拉斯政府的新聞總監，不再是從前那個晚報總編，眼光也不應該局限於一家小小的晚報社。”
“王子殿下說得對，我這個人就是眼光太短淺，您覺得我們這個‘新聞出版與通訊產業改革小組’下一步要做哪些工作？”約翰·普利特談到正事就收起藝術家的輕狂氣質，顯得像個精明幹練的官僚。
羅蘭沒有立刻回答，而是陷入沉思。作為來自地球的穿越者，他深知新聞出版行業的力量不容輕估，事實上知識分子隻有與媒體相結合才能發出聲音，體現知識所派生的社會影響力。
經過這一年多來與遠東文化界的接觸，再加上興辦學校和提倡義務教育等開明政策的推行，羅蘭已經在知識分子階層博得極高的聲譽，並且通過梅林、鮑裏斯、約德爾、普利特和弗拉基米爾等遠東本土文化界的精英代表招攬到一大批支持寇拉斯政權的知識分子，包括且不僅限於記者、編輯、作家、學者、藝術家和宗教界人士。
在羅蘭看來，這些文化界的精英或許持有不同的政見，對政府推行的政策也不是百分之百認同，其中不乏敢於提出批評意見的勇士，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具有強烈的使命感，自發捍衛這個屬於遠東人的新政權，並且樂於為喚醒遠東人的民族精神與國家意識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
“普利特先生，我們知識分子的力量隻能通過作品來體現，無論是文章還是藝術品，終歸需要一個向公眾展示的媒介，而就當前遠東的國情來說，報刊和雜誌無疑是傳播範圍最廣、民眾接受度最高的媒介，我們作為國家新聞出版行業的決策者和服務者，有義務為知識分子提供更多更好的發表作品的平台。”羅蘭直言不諱的指出當前的工作重點。
“王子殿下說得對，我們現在隻有一份晚報，發行範圍還僅限於首都以及周邊城鎮圈，格局實在是太小了點。”新聞總監慚愧地抓抓頭發。
“說到晚報，我還要向您提一點意見，遠東革命之前，遠東地區尚有《日報》和《晚報》競爭，革命勝利之後《日報》停刊，《晚報》一家獨大，實際上承擔起寇拉斯政府機關報的角色，然而晚報在內容與風格上與最初定位存在明顯衝突，已經越來越不像是一份給大眾帶來娛樂和休閑的輕鬆報紙，變得越來越官腔，越來越嚴肅，這種角色錯位的現象不是長久之計，否則總有一天大多數讀者會拋棄這份不倫不類的報紙。”羅蘭嚴肅的說。
一份報紙最重要的是什麽？
是內容嗎？
內容當然很重要，但是在羅蘭看來更重要的是風格，是找準自己的目標讀者群。
羅蘭記得在地球上有這樣一個關於英國新聞業的笑話：
讀《鏡報》的人自以為在治理國家；讀《衛報》的人自以為應該治理國家；讀《泰晤士報》的人真的在治理國家；讀《每日郵報》的人的丈夫在治理國家；讀《金融時報》的人掌握著國家；讀《晨星報》的人認為國家應該由外國人來治理；讀《每日電訊》的人認為國家已經被外國人治理了；而讀《太陽報》的人才不關心誰來治理國家——隻要她前凸後翹即可。
這不僅僅是一個笑話，同時也深刻揭示了報紙及其目標讀者群的緊密依存關係。新聞工作者總是喋喋不休的宣稱自己沒有預定的政治立場，事實上任何報紙都不可能沒有政治立場，要麽偏左要麽偏右，倘若不左不右，那就意味著左派和右派的讀者都不會訂閱這份報紙，遲早停刊倒閉！
羅蘭對地球上的新聞報業發展史略有所知，那些延續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大報社，其出版物的政治立場往往異常鮮明且恒久不變，因此能夠招攬到一大批鐵杆讀者，同時也會將那些秉承相同政治理念並且才華出眾的記者、編輯和作家招攬到自己的旗下，源源不斷生產出適合讀者品位的內容，並且由此建立起自己的媒體帝國，通過輿論的力量在政商兩界獲得巨大的隱性權力；反之，那些自詡公允並且真正在內容上厲行中立的報刊，基本上難逃乏人問津的下場，至於那些試圖通過改變政治立場以拓展讀者群的報刊，往往無法收到預期的效果，反而會導致原有的讀者群大量流失，喪失基本盤得不償失。
“王子殿下，您的意思是盡快將日報社的人馬重新收攏回來，將《遠東日報》複刊並且作為我們的政府機關報，晚報則卸下政治使命歸回原本的娛樂休閑定位？”約翰·普利特會意地問。
羅蘭搖頭一笑：“有相似之處，但是並不完全一樣，這可不是偷偷摸摸的盜版別人的發明，我們擁有‘安娜-薩莉亞照排印刷機’、‘麥克馬努斯傳真機’、‘安德烈魔導通話儀’這三項成果的專利授權和全套設計圖紙，光明正大的進行工業化生產，‘左契奧法技術服務公司’還將派遣專業人員協助我們解決技術難題，與此同時，我將著手在卡隆工業區籌備建設生產上述三種魔導器的工廠。”
“希望這些產品能夠盡快投入量產，隻要價格不至於貴得離譜，不愁賣不出去。”新聞總監先生還不忘強調一句，“第一批‘照排印刷機’和‘傳真機’我們晚報社預定了，現有的印刷模式已經跟不上發行量的擴張，有了這兩件新型魔導器，我們就可以很輕鬆的在國內各個城鎮建立分社，把寇拉斯堡出版的報紙和雜誌發行到全國每一座城鎮乃至邊遠鄉村去，發行量達到十萬很輕鬆，破百萬也不是夢！”
羅蘭笑著點頭，完全讚同他對新聞出版業前景的樂觀預期。但是這還不夠，羅蘭心平氣和地提出批評：“普利特先生，您現在是寇拉斯政府的新聞總監，不再是從前那個晚報總編，眼光也不應該局限於一家小小的晚報社。”
“王子殿下說得對，我這個人就是眼光太短淺，您覺得我們這個‘新聞出版與通訊產業改革小組’下一步要做哪些工作？”約翰·普利特談到正事就收起藝術家的輕狂氣質，顯得像個精明幹練的官僚。
羅蘭沒有立刻回答，而是陷入沉思。作為來自地球的穿越者，他深知新聞出版行業的力量不容輕估，事實上知識分子隻有與媒體相結合才能發出聲音，體現知識所派生的社會影響力。
經過這一年多來與遠東文化界的接觸，再加上興辦學校和提倡義務教育等開明政策的推行，羅蘭已經在知識分子階層博得極高的聲譽，並且通過梅林、鮑裏斯、約德爾、普利特和弗拉基米爾等遠東本土文化界的精英代表招攬到一大批支持寇拉斯政權的知識分子，包括且不僅限於記者、編輯、作家、學者、藝術家和宗教界人士。
在羅蘭看來，這些文化界的精英或許持有不同的政見，對政府推行的政策也不是百分之百認同，其中不乏敢於提出批評意見的勇士，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具有強烈的使命感，自發捍衛這個屬於遠東人的新政權，並且樂於為喚醒遠東人的民族精神與國家意識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
“普利特先生，我們知識分子的力量隻能通過作品來體現，無論是文章還是藝術品，終歸需要一個向公眾展示的媒介，而就當前遠東的國情來說，報刊和雜誌無疑是傳播範圍最廣、民眾接受度最高的媒介，我們作為國家新聞出版行業的決策者和服務者，有義務為知識分子提供更多更好的發表作品的平台。”羅蘭直言不諱的指出當前的工作重點。
“王子殿下說得對，我們現在隻有一份晚報，發行範圍還僅限於首都以及周邊城鎮圈，格局實在是太小了點。”新聞總監慚愧地抓抓頭發。
“說到晚報，我還要向您提一點意見，遠東革命之前，遠東地區尚有《日報》和《晚報》競爭，革命勝利之後《日報》停刊，《晚報》一家獨大，實際上承擔起寇拉斯政府機關報的角色，然而晚報在內容與風格上與最初定位存在明顯衝突，已經越來越不像是一份給大眾帶來娛樂和休閑的輕鬆報紙，變得越來越官腔，越來越嚴肅，這種角色錯位的現象不是長久之計，否則總有一天大多數讀者會拋棄這份不倫不類的報紙。”羅蘭嚴肅的說。
一份報紙最重要的是什麽？
是內容嗎？
內容當然很重要，但是在羅蘭看來更重要的是風格，是找準自己的目標讀者群。
羅蘭記得在地球上有這樣一個關於英國新聞業的笑話：
讀《鏡報》的人自以為在治理國家；讀《衛報》的人自以為應該治理國家；讀《泰晤士報》的人真的在治理國家；讀《每日郵報》的人的丈夫在治理國家；讀《金融時報》的人掌握著國家；讀《晨星報》的人認為國家應該由外國人來治理；讀《每日電訊》的人認為國家已經被外國人治理了；而讀《太陽報》的人才不關心誰來治理國家——隻要她前凸後翹即可。
這不僅僅是一個笑話，同時也深刻揭示了報紙及其目標讀者群的緊密依存關係。新聞工作者總是喋喋不休的宣稱自己沒有預定的政治立場，事實上任何報紙都不可能沒有政治立場，要麽偏左要麽偏右，倘若不左不右，那就意味著左派和右派的讀者都不會訂閱這份報紙，遲早停刊倒閉！
羅蘭對地球上的新聞報業發展史略有所知，那些延續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大報社，其出版物的政治立場往往異常鮮明且恒久不變，因此能夠招攬到一大批鐵杆讀者，同時也會將那些秉承相同政治理念並且才華出眾的記者、編輯和作家招攬到自己的旗下，源源不斷生產出適合讀者品位的內容，並且由此建立起自己的媒體帝國，通過輿論的力量在政商兩界獲得巨大的隱性權力；反之，那些自詡公允並且真正在內容上厲行中立的報刊，基本上難逃乏人問津的下場，至於那些試圖通過改變政治立場以拓展讀者群的報刊，往往無法收到預期的效果，反而會導致原有的讀者群大量流失，喪失基本盤得不償失。
“王子殿下，您的意思是盡快將日報社的人馬重新收攏回來，將《遠東日報》複刊並且作為我們的政府機關報，晚報則卸下政治使命歸回原本的娛樂休閑定位？”約翰·普利特會意地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