刨去節假日,寇拉斯王國工薪階層的年平均收入約為100金塔勒,這樣的收入水平恰好卡在“低收入”與“中產”的分界線上,具體劃入哪一群體,還要看其家庭人口以及是否還有其它家庭收入來源,總體而言這就是伊莎貝爾推銷懷表的目標客戶群。這倒合情合理,畢竟工薪階層的生活節奏比較緊張,上下班都要嚴格守時,有購置鍾表的切實需求,而務農者生活節奏較慢,至少到目前為止還不需要依賴鍾表精確安排自己的日程。


    以家庭年收入100金塔勒計,各種消費占去三分之二,工薪家庭年存款20~30金塔勒應該是普遍現象,算入存款利息,三年儲蓄下來足以為家庭添置一台座鍾,或者為夫妻倆購置一對懷表。


    經過一番心算,羅蘭確認伊莎貝爾為座鍾和懷表製定的價格基本符合城鎮工薪階層的消費能力,便搓了搓手,向鍾表展台靠近一步。


    “伊莎貝爾,我完全支持你對產品價格以及目標客戶群的定位,順帶一問,你有沒有為這種劃時代的工業鍾表注冊專利和商標?”


    “已經在專利局注冊了,”伊莎貝爾胸有成竹地回答,“我們廠生產的鍾表都會打上品牌鋼印,因為是為普通民眾生產的鍾表,所以商標就叫做‘大眾’牌!”


    “‘大眾牌’……”羅蘭垂下雙手,短暫的錯愕過後沉吟不語。


    “伊莎貝爾小姐,您是不是再重新考慮一下?”謝苗·伊萬諾維奇忍不住提出反對意見,“首先我得承認您的工廠的確將鍾表成本降低到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價位,但是這並不能改變人們對於鍾表的傳統認知,至少在大多數人眼裏鍾表仍然是一種奢侈品,哪怕是工薪家庭也要付出幾年的積蓄才買得起,所以在購買鍾表的時候也必然會帶上購置奢侈品的心態,甚至會有一種沾沾自喜的心態,仿佛自己也成了闊佬,而您將鍾表的品牌定名為‘大眾’,這就好比當頭一棒,將顧客從幻想中敲醒,使他們意識到自己仍然是芸芸眾生中的一員,購買奢侈品時的得意心態也煙消雲散,這恐怕會破壞他們的購物興致,甚至促使他們放棄購買鍾表的念頭。”


    “說得很好,謝苗·伊萬諾維奇,你對大眾的消費心理分析的很到位。”羅蘭點頭讚同。


    “所以說啊,伊莎貝爾小姐,咱們是不是先別急著做決定,不如請王子殿下為工廠生產的鍾表取一個更貼切、更能勾起大眾購物欲望的商標?”謝苗·伊萬諾維奇做出露骨的暗示。


    羅蘭又搓了搓手,望著廠長女士沒做聲。


    “不要!”伊莎貝爾跺了跺腳,仿佛在嬌嗔,“我非常喜歡‘大眾表’這個品牌,我就是要用這個商標!謝苗·伊萬諾維奇先生,您剛才說的那些話無非是想刺激顧客的虛榮心,那是販賣奢侈品的手段,而我們工廠生產的鍾表和懷表就是要跟手工製造的奢侈品打對台,如果沿用傳統的販賣方式,怎麽可能贏得了手工表?我們的政府不厭其煩的在報上宣稱‘遠東是遠東人民的國家,政府是為大眾謀福利的機構’,這些口號當然要落實在行動上,讓大眾真切感受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感受到政府是在為他們——而非那些崇尚奢華的極少數富豪——謀福利,我們生產的物美價廉的‘大眾表’恰好符合這一理念,廣大民眾需要的是自信,而不是虛榮,憑什麽不敢承認自己是大眾的一員,難道‘大眾’——報上言之鑿鑿再三宣傳的‘國家的主人’——是一個貶義詞?”


    伊莎貝爾的質問令謝苗·伊萬諾維奇啞口無言,他聳聳肩,表示退出爭辯。


    然而伊莎貝爾並不就此罷休,繼續說:“就算是在國際市場上,我們的‘大眾表’同樣具有獨特的品牌競爭力,無論在哪個國家,中低收入的人群總是大多數,但是隻有我們這個新成立的寇拉斯王國願意為這些被權貴忽視的大多數人生產一種他們買得起的鍾表,把鍾表從高高在上的奢侈品神壇上拉下來,使人們意識到鍾表——乃至其它一切奢侈品——並非因為成本高昂才得以成為富人的專屬品,僅僅是因為富人需要借助這些東西炫耀自己的高貴與富有,試圖以昂貴的奢侈品為磚石在自己和大眾之間築起一道無形的牆壁,借此表明自己是高高在上的特權階級罷了!魯道夫陛下曾在新年致辭中宣稱,‘我們寇拉斯政府不是極少數富豪和特權階級的奴仆,提升大眾的福祉是我們的共同目標’,羅蘭殿下的農業改革和交通建設方案也不是為了滿足富豪權貴的虛榮心才推行的,那麽我們的國營鍾表廠為什麽就不敢喊出為國內乃至為全世界的普羅大眾生產‘大眾鍾表’的口號?我不覺得這有什麽丟人的,‘大眾表’恥與奢侈品為伍,恥與富豪權貴為伍,這恰恰是我們的自豪!”


    伊莎貝爾的慷慨激昂話語不僅使羅蘭深受觸動,產品展示室半敞的房門外,機械師和普通工人也聽到了,不約而同停下腳步,為他們的美麗而富有個性的廠長女士鼓掌喝彩!從前或許還有人對這樣一個年輕姑娘擔任國營大廠的廠長懷有疑慮甚至不滿,但是此刻聽她道出這番發人深省的肺腑之言,都不由得打消輕視,取而代之的是肅然起敬!


    聽了伊莎貝爾的話,再聯想到她本人就出身於富有的官宦之家,羅蘭越發對這位特立獨行的姑娘深感敬佩,從她的肺腑之言當中聽出了一種領先於時代的精神。


    ps.關於工人收入水平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對18世紀後期美國工資水平做過如下統計:


    在紐約,普通勞動者一天的工資是3先令6便士的美幣(合2先令英幣);而造船木匠一天所賺的,除了10先令6便士的美幣,還有1品脫價值6便士英幣的糖酒(總共合6先令6便士英幣);而泥水匠和建築木匠,每天可以賺得8先令美幣(合4先令6便士英幣);就連裁縫幫工每天也可以賺得5先令美幣(合2先令10便士英幣)……這些勞動工資,都比倫敦同行業者的勞動工資高。


    ……


    本書簡單的將1先令(英幣)的購買力等價為1塔勒銀幣,由此算出寇拉斯王國首都地區工人的平均日工資為3個銀塔勒,刨去節假日的年平均收入約為100金塔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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