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蘭臨來亞珊聖城之前曾頗為忐忑，擔心自己遭遇不測，為此做好隨時脫身的準備。然而來到聖城這些天，先後拜訪了西格蒙特元帥一家、福格爾家和韋恩斯坦家，所到之處從未因自己的叛黨身份遭受非難，還都受到主人家熱情款待。
這樣的反差使他既欽佩帝國上流社會的風度禮儀，同時也意識到這個國家的深層危機。
當人類文明還處於石器時代，社會的基本組織形式是部落，而後逐步發展出宗族與家族。在那個古老的年代，人們注重的是以血統為紐帶的家族，由此出現“貴族”與“平民”、“奴隸”的分野，家族榮譽高於一切，“國家”觀念卻很淡泊。學者們周遊列國，向貴族與君王推銷自己的學術觀點，並不會因其為異國效勞而蒙受本國同胞的指責，“良禽擇木而棲”是當時的社會共識，幫助敵國壯大起來、最終消滅自己祖國的名人在曆史上屢見不鮮，並沒有受到時人譴責。直到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國家和民族的觀念才漸變成熟，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逐漸成為社會上的主流觀念，家族的觀念則相應受到削弱，“國”的利益淩駕於“家”的利益之上，從這個角度來講，每一個愛國主義者都是其原生家庭乃至同宗氏族的“背叛者”。
但是這種將家族血緣情感拓展為祖國同胞之愛的曆史進程，並不是在社會各個階層同步擴散的，與人們的想象相反，往往是中產階級和底層民眾最先擁抱上述思潮，而居於傳統社會金字塔尖的貴族和王室成員則沒那麽“愛國”，更留戀以血統為紐帶的家族觀念，並且熱衷於利用通婚來加強這一紐帶。所以一國的君主很可能是另一國君主的近親，一國的貴族去到另一國同樣會受到貴族應有的禮遇，在外國宮廷的社交場上遇見七大姑八大姨之類的遠近親戚也不奇怪。哪怕兩個長期處於敵對狀態的國家，也存在頻繁的王室通婚，兩國貴族的交往也不會因戰爭而中斷。既然一國貴族完全有可能通過婚姻成為另一個國家的貴族，甚至有可能成為該國的王位繼承人，他又有什麽理由認同相對更“狹隘”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從這個角度來說，秉承古老家族觀念的貴族階層與當今思想最開放的那群人——推崇自由貿易的跨國資本集團——達成了奇妙的共識，都是天然的“叛國者”。
羅蘭在亞珊帝國這些天，接觸到的名流——包括帝國貴族與新興資本家族——都屬於上述集團，因此他很容易的就被這個圈子所接納，遠東叛黨這一身份僅僅給帕拉丁娜的母親帶來暫時的煩惱，而且漢娜夫人很快就擺脫了這一困擾。這種對國家與民族觀念的冷漠態度，使羅蘭感慨良身，換做是在遠東，就絕不可能有這樣的事。
安東尼·福格爾的經曆可以作為佐證。當初他還以帝國富家公子身份自傲的時候，寇拉斯堡的社交界對他緊閉大門，直到安東尼覺察到人們自然流露的民族情感和強烈的國家意識，順應時勢公開登報聲明改換國籍，裝出一副棄暗投明的姿態才贏得遠東人的諒解，得以敲開寇拉斯堡上流社會的大門。
作為遠東民族解放運動的推手，羅蘭無法簡單評價上述兩種觀念孰優孰劣。“民族主義”固然有其狹隘的一麵，卻能夠凝聚民心，形成一股為國家富強、民族崛起而上下一心團結奮鬥的精神動力，有利於改變遠東當前貧窮落後的弱勢地位。亞珊帝國貴族與資本集團的“國際主義”觀念當然有其寬容開放的優點，但是有資格跨越國界謀取利益而不失體麵的人畢竟隻是兩億帝國民眾中的極少數，廣大中下階層在這個問題上顯然與前者存在矛盾。這一矛盾在和平時期不易覺察，而當國家處於危急關頭便會爆發出來——朝野上下不是一條心，各個利益集團貌合神離，各打各的小算盤，終將釀成巨大的後患。
由韋恩斯坦家回到親王府，羅蘭洗漱過後給父親寫了一封信，考慮到信箋被攔截的可能性，他以盡可能含蓄的筆觸講述自己在聖城這些天的見聞與觀感，施法寄了出去。
第二天就是二月五日，羅蘭起了個大早，在西格蒙特元帥的書房度過難得清閑的一天，傍晚時分換上帕拉丁娜幫他訂製的全套禮服，挽著同樣打扮的很正式的公主殿下，同乘馬車前往普愛宮，出席皇太子弗蘭克舉辦的晚宴。
羅蘭此次訪問亞珊聖城，主要目的就是會見弗蘭克。皇太子殿下的確如同人們描述的那樣年輕俊朗，活力十足。
羅蘭在覲見皇太子時悄悄開啟“命運之瞳”，結果到也不出所料，對方身上有神力保護，隻能看出是“培羅選民”兼傳奇聖職者，具體有多強卻無法偵測。
弗蘭克對待羅蘭非常熱情，主動與他擁抱，歡迎他來到聖城，並且為直到今天才有機會與這位久仰大名的青年才俊見麵小小的抱怨了一通。羅蘭明知道對方的做派多半出於客套，卻還是禁不住受寵若驚，暗自感動。
弗蘭克親熱的摟著羅蘭的肩膀，帝國皇太子與遠東王子，兩位年輕有為、風采非凡的美男子並肩走進宴會大廳，立刻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羅蘭不動聲色地掃視大廳，發覺出席晚宴的賓客都是中青年，從舉止氣質來看，不是年輕氣盛的貴族就是恃才傲物的學者。看來正如帕拉丁娜所說，參加今晚聚會的除了他一個外來者，其餘都是“改革俱樂部”的成員。
圍繞在弗蘭克身邊的“改革派”人士不下百人，其中最受他倚重的有三位，分別是商界代表小艾伯頓·韋恩斯坦，軍界代表帕拉丁娜·西格蒙妮·漢森伯格，還有學術界與金融界的代表約翰·勞爾。
這樣的反差使他既欽佩帝國上流社會的風度禮儀，同時也意識到這個國家的深層危機。
當人類文明還處於石器時代，社會的基本組織形式是部落，而後逐步發展出宗族與家族。在那個古老的年代，人們注重的是以血統為紐帶的家族，由此出現“貴族”與“平民”、“奴隸”的分野，家族榮譽高於一切，“國家”觀念卻很淡泊。學者們周遊列國，向貴族與君王推銷自己的學術觀點，並不會因其為異國效勞而蒙受本國同胞的指責，“良禽擇木而棲”是當時的社會共識，幫助敵國壯大起來、最終消滅自己祖國的名人在曆史上屢見不鮮，並沒有受到時人譴責。直到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國家和民族的觀念才漸變成熟，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逐漸成為社會上的主流觀念，家族的觀念則相應受到削弱，“國”的利益淩駕於“家”的利益之上，從這個角度來講，每一個愛國主義者都是其原生家庭乃至同宗氏族的“背叛者”。
但是這種將家族血緣情感拓展為祖國同胞之愛的曆史進程，並不是在社會各個階層同步擴散的，與人們的想象相反，往往是中產階級和底層民眾最先擁抱上述思潮，而居於傳統社會金字塔尖的貴族和王室成員則沒那麽“愛國”，更留戀以血統為紐帶的家族觀念，並且熱衷於利用通婚來加強這一紐帶。所以一國的君主很可能是另一國君主的近親，一國的貴族去到另一國同樣會受到貴族應有的禮遇，在外國宮廷的社交場上遇見七大姑八大姨之類的遠近親戚也不奇怪。哪怕兩個長期處於敵對狀態的國家，也存在頻繁的王室通婚，兩國貴族的交往也不會因戰爭而中斷。既然一國貴族完全有可能通過婚姻成為另一個國家的貴族，甚至有可能成為該國的王位繼承人，他又有什麽理由認同相對更“狹隘”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從這個角度來說，秉承古老家族觀念的貴族階層與當今思想最開放的那群人——推崇自由貿易的跨國資本集團——達成了奇妙的共識，都是天然的“叛國者”。
羅蘭在亞珊帝國這些天，接觸到的名流——包括帝國貴族與新興資本家族——都屬於上述集團，因此他很容易的就被這個圈子所接納，遠東叛黨這一身份僅僅給帕拉丁娜的母親帶來暫時的煩惱，而且漢娜夫人很快就擺脫了這一困擾。這種對國家與民族觀念的冷漠態度，使羅蘭感慨良身，換做是在遠東，就絕不可能有這樣的事。
安東尼·福格爾的經曆可以作為佐證。當初他還以帝國富家公子身份自傲的時候，寇拉斯堡的社交界對他緊閉大門，直到安東尼覺察到人們自然流露的民族情感和強烈的國家意識，順應時勢公開登報聲明改換國籍，裝出一副棄暗投明的姿態才贏得遠東人的諒解，得以敲開寇拉斯堡上流社會的大門。
作為遠東民族解放運動的推手，羅蘭無法簡單評價上述兩種觀念孰優孰劣。“民族主義”固然有其狹隘的一麵，卻能夠凝聚民心，形成一股為國家富強、民族崛起而上下一心團結奮鬥的精神動力，有利於改變遠東當前貧窮落後的弱勢地位。亞珊帝國貴族與資本集團的“國際主義”觀念當然有其寬容開放的優點，但是有資格跨越國界謀取利益而不失體麵的人畢竟隻是兩億帝國民眾中的極少數，廣大中下階層在這個問題上顯然與前者存在矛盾。這一矛盾在和平時期不易覺察，而當國家處於危急關頭便會爆發出來——朝野上下不是一條心，各個利益集團貌合神離，各打各的小算盤，終將釀成巨大的後患。
由韋恩斯坦家回到親王府，羅蘭洗漱過後給父親寫了一封信，考慮到信箋被攔截的可能性，他以盡可能含蓄的筆觸講述自己在聖城這些天的見聞與觀感，施法寄了出去。
第二天就是二月五日，羅蘭起了個大早，在西格蒙特元帥的書房度過難得清閑的一天，傍晚時分換上帕拉丁娜幫他訂製的全套禮服，挽著同樣打扮的很正式的公主殿下，同乘馬車前往普愛宮，出席皇太子弗蘭克舉辦的晚宴。
羅蘭此次訪問亞珊聖城，主要目的就是會見弗蘭克。皇太子殿下的確如同人們描述的那樣年輕俊朗，活力十足。
羅蘭在覲見皇太子時悄悄開啟“命運之瞳”，結果到也不出所料，對方身上有神力保護，隻能看出是“培羅選民”兼傳奇聖職者，具體有多強卻無法偵測。
弗蘭克對待羅蘭非常熱情，主動與他擁抱，歡迎他來到聖城，並且為直到今天才有機會與這位久仰大名的青年才俊見麵小小的抱怨了一通。羅蘭明知道對方的做派多半出於客套，卻還是禁不住受寵若驚，暗自感動。
弗蘭克親熱的摟著羅蘭的肩膀，帝國皇太子與遠東王子，兩位年輕有為、風采非凡的美男子並肩走進宴會大廳，立刻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羅蘭不動聲色地掃視大廳，發覺出席晚宴的賓客都是中青年，從舉止氣質來看，不是年輕氣盛的貴族就是恃才傲物的學者。看來正如帕拉丁娜所說，參加今晚聚會的除了他一個外來者，其餘都是“改革俱樂部”的成員。
圍繞在弗蘭克身邊的“改革派”人士不下百人，其中最受他倚重的有三位，分別是商界代表小艾伯頓·韋恩斯坦，軍界代表帕拉丁娜·西格蒙妮·漢森伯格，還有學術界與金融界的代表約翰·勞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