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5年1月23日，漢洲，建業。</p>
大明左副都禦史、訪齊使團副使黃宗羲站在大殿門口，看到裏麵一排排書架上布滿藏書，震驚得無以複加。</p>
當他隨著齊國文教部社科司郎中方以智來到文淵閣時，初時頗不以為然。這片建築群看著是巍峨壯觀，而且外牆窗戶均采用了極其珍貴的透明琉璃，在遠處青山掩映下，顯得異常大氣磅礴。</p>
若是論建築規模，不說南京城中文淵閣是遠遠不如，就是昔日北京皇城中的皇史宬，那也是無法與其相提並論。但黃宗羲對此並未流露出太多的羨慕神情，齊國偏居極南大陸，雖然占地幅員遼闊，船堅炮利，武力強悍，但民不過數十萬，建國也未及二十年，想必國中文風不昌，知識凋敝。因而，為了彰顯其小國內蘊，才會勞民傷財，建起這片雄偉壯觀（華而不實）的文淵閣建築群。</p>
在一樓的觀閱大廳裏，三三兩兩分布著數十人，端坐於窗前，捧著一本本書冊，認真的閱讀著，不時地還會拿出紙筆，不斷的謄寫抄錄，倒是有幾分書香氣息。</p>
待登上二樓，推開一間間藏書大廳，黃宗羲立即對“汗牛充棟”、“浩如煙海”這兩個成語有了新的定義。</p>
書，很多的書，似乎是無窮無盡的書海！</p>
走在一排排書架中間，伸手輕輕地佛動一冊冊書卷，他瞬間感到了自己的無限渺小，更是對自己曾自詡博學多識而感到無地自容。</p>
這得有多少冊書籍呀！</p>
“目前館內有各類藏書約一百三十餘萬冊。”方以智自豪地說道：“而且隨著每年移民船隊的返回，各類藏書仍舊在不斷的增加。”</p>
“百萬餘冊！”黃宗羲不由驚呼道：“這文淵閣竟然能藏書如此之巨！”</p>
“整個文淵閣，主要由三棟主體建築構成，大概有四萬餘平方米……”</p>
“四萬餘平方米？平方米是何物？是描述建築物大小的概念嗎？”</p>
“平方米？哦，這個是描述事物表麵大小的單位，類似於描述田地的一畝，一頃等大小概念。此乃我齊國創立（米的單位由1791年法國創立），大概是長度和寬度均為三尺多的方寸大小。至於一米這個單位，榮我稍後再與太衝（黃宗羲字）先生解釋。……另外，此館內藏書，除部分珍貴典籍和涉密圖書外，均向國中民眾無償開放。”</p>
“此大善！”黃宗羲由衷地讚道：“適才於一樓大廳所觀，發現有不少學者、士子持紙筆謄寫抄錄，此行徑亦未不禁？”</p>
“凡無涉密圖書，均可自由謄寫抄錄。”方以智微笑著說道：“若是經館內主持允許，部分圖書甚至可以借閱至家中，詳加參閱。”</p>
“此舉，可謂是我輩文人之善事。”黃宗羲不由歎道：“想我大明境內，有藏書者不知凡幾，卻未曾如你齊國這般，可供大眾無償觀閱借讀。”</p>
“是呀，不滿太衝先生，當年我剛至漢洲本土，在見到文淵閣中如此之多書冊，幾欲瘋魔，曾連續數月流連於此，不寢不食，終日翻閱各類典藏文籍。想來，甚為可笑呀！”方以智笑著捋了捋頜下短須。</p>
“哈哈……，密之先生（方以智字），此館內如此之多藏書，某，也欲行此為呀！”黃宗羲撫摸著書架上的書籍，大笑不止。</p>
人類之所以能夠走出蒙昧，並不是某個特殊人物在暴力和陰謀上多麽驚天地泣鬼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智慧和知識的積累，或者說是書籍的力量。客觀地說，知識總量必須達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產生巨大的力量。對一個人來說，一本書或許就足以使其“知識淵博”，但對一個社會來說，僅有一本書是明顯不夠的。當很多書被集中在一起，就有了圖書館。實際上，類似《永樂大典》、《百科全書》這樣的多卷本巨著，本身就是一座圖書館。</p>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書籍這種特殊的“手工藝品”因為其昂貴，一般個人幾乎無法擁有，所以，大多數書籍都被保存在圖書館裏。因為忌燈火，在昏暗陰冷的圖書館看書，絕不是一件愜意的事情。</p>
西方早期的圖書和經卷一般都被收藏於修道院，但數量很少，也就幾本書而已。直到大學的出現以後，歐洲才出現了麵向世俗的圖書館，而這些圖書館的書籍也少得可憐。在13世紀中期，巴黎索邦神學院在當時是擁有歐洲最多的藏書，也僅僅超過一千冊（卷）。為了防止珍貴的羊皮書被盜，這些書都用鐵鏈拴著。</p>
與歐洲相比，中國的書籍和圖書館有一段可謂輝煌的曆史。在官方，有西周的盟府，兩漢的石渠閣、東觀和蘭台，隋朝的觀文殿，宋朝的崇文院，明代的文淵閣等。唐以降，書院興起，無書不成書院，極大地推動了藏書風氣的興盛。</p>
在大明時期，“郡縣皆立學”，幾乎每個官辦學校都有“尊經閣”，15世紀中期，鬆江府學號稱藏書萬卷，而同一時期，劍橋大學圖書館隻有122本圖書，這在當時英國已算是很多了。</p>
其實，中國曆代的圖書館其實就是藏書館，這從老子時代就已經如此。印刷術出現之後，書籍實現了商品化，從官方到民間，藏書之風彌漫。</p>
不過，這些不論是皇家藏書樓，還是私人藏書樓，與現代意義上的圖書館有著本質的區別。其核心是“藏”，藏的目的，一是傳與後代，二是保值增值，並不與閱讀有多少直接關係。很多書隻要進了藏書樓，就被束之高閣，與讀者隔絕。書，隻是一種秘不示人的古玩、古董和藝術品，而不是一種讀物。</p>
這些藏書樓雖然保存了稀缺的書籍和知識，但它們也成為書籍和知識的黑洞，類似地主老財在地窖埋藏金銀，其對公眾閱讀和社會啟蒙並沒有多大影響。</p>
藏書樓是家族化的典型產物，正如圖書館是社會化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傳統中隻有家族，沒有社會。曆代皇家藏書樓號稱“天子講讀之所”，閣門高懸聖諭“機密重地，一應官員閑雜人等不許擅入，違者治罪不饒”，而私人藏書樓同樣戒備森嚴，如齊國陸戰隊於寧波掠取圖書的天一閣就規定，“外姓人不得入閣”，更何論借人觀看。</p>
書籍不是用來儲存的，而是用來借閱的。公共性，是現代圖書館的最大特征，它不僅保持了傳統圖書館的儲存功能，更加偏重於知識的傳播。麵向大眾的公共圖書館以閱讀為中心功能，從而跳出了傳統的知識特權和壟斷，實現了書籍和知識的社會化和民主化。</p>
在齊國，漢洲本土和數個海外領地，囿於條件有限，目前隻在建業城修建了文淵閣這座唯一的國家圖書館。但在各地府縣城鎮，許多中小學堂中卻是建立不少小型圖書室，藏書從數百卷（冊）到萬餘卷（冊）不等，除了供學堂裏的老師和在讀的學生閱讀參考外，亦對普通民眾開放，以此來促進了民智的提升。</p>
不論是古代的中國，還是文藝複興時期的歐洲，人們讀書普遍講究“精度”，皓首窮經是讀書人慣常的態度和做法。但是，相對而言，“博讀”卻更能啟發民智，廣博的知識和通達的見聞，會使讀書人更自由、獨立，甚至由此得到某種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啟蒙。</p>
啟蒙與閱讀都必須經由個人獨立完成，因此社會的某種啟蒙運動，其實也是一種閱讀運動，一種解放思想的運動。不論是歐洲的先知，還是中國近代的啟蒙思想家或者哲學家，他們燦若群星，以筆為劍，以書為刀，為近代（或現代）文明開光，為無數民眾覺醒而啟蒙。</p>
齊天作為一個來自未來的靈魂，要努力將陷入黑暗中的華夏民族重新帶到光明的世界，為華夏民族繼續保持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深知啟蒙民眾，引導國民意識，建立民族概念，樹立近代國家雛形，是一件多麽艱巨而又非常有必要的事項。</p>
啟蒙，是對人的文明馴化，是關於現代和民族的精神操練；沒有啟蒙，就永遠不能從精神上進入近代（或現代），更不會有民族和國家的進步。一個未經啟蒙的國家和民族，即使物質上實現了近代化，其精神也停留在黑暗的中世紀（或愚昧時代）。</p>
不過，在齊國境內，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思潮並非都可以不受限製的傳播和擴散。在內閣政府部門中有一個不太起眼的機構--民調處。這個部門除了有反諜功用外，國內任何言論和書籍出版也都會受到它的審查和監督。但凡有反對國王、反對內閣、反對齊國政權統治的合法性，以及有扇動暴力反抗的言論和書籍，都是被嚴厲禁止的，甚至會被逮捕和審判。</p>
自古以來，權力與知識就是對立的，權力是野蠻的壟斷的封閉的，知識則是文明的分散的開放的；權力來自暴力，但權力的合法性卻來自知識。“人民一思考，皇帝就緊張”。思想從來沒有遠離過政治，早在印刷書誕生之前，就已經有了圖書審查；文字與“文字獄”的曆史一直難分彼此。</p>
齊國雖然沒有秦皇的“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焚書坑儒之暴行，也沒有我大清“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的濫造文字獄，更不曾有“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的惡劣行徑，但多多少少會對民間輿論進行把控，積極主動地掌握“主流意識”的宣傳。</p>
“此乃邸報？”黃宗羲從方以智手裏接過一份報紙，好奇地打開。</p>
“這是我齊國文教部主持發行的《大公報》。”方以智解釋道：“此報，每旬發布一期，傳諸於漢洲本土和各海外領地。其中，主要刊印境內外各類重大時事，以及本土和海外領地最新發展情況，甚至還有不少普通民生瑣碎小事。如此，使得國中百姓對天下大事，都能有初步了解和獲悉。”</p>
“《大公報》？”黃宗羲看到這份四開的報紙題頭幾個大字下麵有一行小字“公開、公正、公平，是為大公。”</p>
報紙上的內容主要刊登了最新境內外的消息，有齊國內閣政府頒布的《民法通典》下發全國，有桂州（今澳洲珀斯市）地區糧食播種麵積再創新高，也有海外領地呂宋發生的土人戰爭，更有來自大明的消息，去年八月，孫可望、李定國分別在除州、高郵遭到清軍騎兵的機動打擊，雙雙失利，不得不退回長江南岸；報紙的末版上麵，甚至還有來自西洋的部分消息，如有關英荷大戰的消息，奧斯曼帝國和神聖羅馬帝國的紛爭……</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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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報紙，雖然隻有寥寥幾頁，數萬言，但卻涵蓋了眾多海內外大事，讓人讀罷，不免為之眼界大開呀！”黃宗羲草草瀏覽了幾頁報紙，然後不動聲色地將其折疊成卷條狀，塞入袍袖，準備有暇時細細研讀。</p>
“然也！”方以智點頭說道：“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東林先生（東林黨領袖顧憲成，因創辦東林書院而被人尊稱東林先生）當年所倡之事，可盡顯於此報刊之中。我齊國民眾通過報刊，不僅可盡早獲悉政府的施政行為和政策動向，更能了解境內外發生之大事，開拓我民眾視野，啟發民間之智。”</p>
其實，齊國刊印報紙的最大目的，是作為宣傳工具和政府的喉舌，掌握民間輿論，可以說是為齊王為首的統治階級利益集團服務的。至於，傳播知識和文化，了解世界時事動態，第一時間讓民眾知道各地發生的新鮮事，那都是報紙帶來的附屬功能。</p>
“想不到齊國偏居南方荒僻大陸，在篳路藍縷建設中，且又與土蠻西夷相爭之餘，竟如此看重文治，啟發民眾。”黃宗羲透過琉璃窗，看著遠處蒼翠的山嶺，心潮起伏，“齊國如此大興數十年，必然能傲立南洋，雄起於碧波萬裏之上。”</p>
“太衝先生，我家大王對你神交已久，想擇日與你一晤。”方以智看著黃宗羲，眼中略帶複雜的神色，“大王對先生所倡天下之法、工商皆本，以及公其非是於學校等幾項主張甚為讚同。你來漢洲時日尚短，恐還未了解，先生所言學校之念，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皆與我齊國興辦的各級學堂之理念，極為契合。想來，覲見我家大王後，太衝先生於漢洲境內所感所惑之解，將大有裨益。”</p>
“覲見齊王，本是我大明使者所任。”黃宗羲鄭重地說道：“今日，得密之先生所言，更是恨不能立時拜見。齊王，真乃非常之人！”</p>
大明左副都禦史、訪齊使團副使黃宗羲站在大殿門口，看到裏麵一排排書架上布滿藏書，震驚得無以複加。</p>
當他隨著齊國文教部社科司郎中方以智來到文淵閣時，初時頗不以為然。這片建築群看著是巍峨壯觀，而且外牆窗戶均采用了極其珍貴的透明琉璃，在遠處青山掩映下，顯得異常大氣磅礴。</p>
若是論建築規模，不說南京城中文淵閣是遠遠不如，就是昔日北京皇城中的皇史宬，那也是無法與其相提並論。但黃宗羲對此並未流露出太多的羨慕神情，齊國偏居極南大陸，雖然占地幅員遼闊，船堅炮利，武力強悍，但民不過數十萬，建國也未及二十年，想必國中文風不昌，知識凋敝。因而，為了彰顯其小國內蘊，才會勞民傷財，建起這片雄偉壯觀（華而不實）的文淵閣建築群。</p>
在一樓的觀閱大廳裏，三三兩兩分布著數十人，端坐於窗前，捧著一本本書冊，認真的閱讀著，不時地還會拿出紙筆，不斷的謄寫抄錄，倒是有幾分書香氣息。</p>
待登上二樓，推開一間間藏書大廳，黃宗羲立即對“汗牛充棟”、“浩如煙海”這兩個成語有了新的定義。</p>
書，很多的書，似乎是無窮無盡的書海！</p>
走在一排排書架中間，伸手輕輕地佛動一冊冊書卷，他瞬間感到了自己的無限渺小，更是對自己曾自詡博學多識而感到無地自容。</p>
這得有多少冊書籍呀！</p>
“目前館內有各類藏書約一百三十餘萬冊。”方以智自豪地說道：“而且隨著每年移民船隊的返回，各類藏書仍舊在不斷的增加。”</p>
“百萬餘冊！”黃宗羲不由驚呼道：“這文淵閣竟然能藏書如此之巨！”</p>
“整個文淵閣，主要由三棟主體建築構成，大概有四萬餘平方米……”</p>
“四萬餘平方米？平方米是何物？是描述建築物大小的概念嗎？”</p>
“平方米？哦，這個是描述事物表麵大小的單位，類似於描述田地的一畝，一頃等大小概念。此乃我齊國創立（米的單位由1791年法國創立），大概是長度和寬度均為三尺多的方寸大小。至於一米這個單位，榮我稍後再與太衝（黃宗羲字）先生解釋。……另外，此館內藏書，除部分珍貴典籍和涉密圖書外，均向國中民眾無償開放。”</p>
“此大善！”黃宗羲由衷地讚道：“適才於一樓大廳所觀，發現有不少學者、士子持紙筆謄寫抄錄，此行徑亦未不禁？”</p>
“凡無涉密圖書，均可自由謄寫抄錄。”方以智微笑著說道：“若是經館內主持允許，部分圖書甚至可以借閱至家中，詳加參閱。”</p>
“此舉，可謂是我輩文人之善事。”黃宗羲不由歎道：“想我大明境內，有藏書者不知凡幾，卻未曾如你齊國這般，可供大眾無償觀閱借讀。”</p>
“是呀，不滿太衝先生，當年我剛至漢洲本土，在見到文淵閣中如此之多書冊，幾欲瘋魔，曾連續數月流連於此，不寢不食，終日翻閱各類典藏文籍。想來，甚為可笑呀！”方以智笑著捋了捋頜下短須。</p>
“哈哈……，密之先生（方以智字），此館內如此之多藏書，某，也欲行此為呀！”黃宗羲撫摸著書架上的書籍，大笑不止。</p>
人類之所以能夠走出蒙昧，並不是某個特殊人物在暴力和陰謀上多麽驚天地泣鬼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智慧和知識的積累，或者說是書籍的力量。客觀地說，知識總量必須達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產生巨大的力量。對一個人來說，一本書或許就足以使其“知識淵博”，但對一個社會來說，僅有一本書是明顯不夠的。當很多書被集中在一起，就有了圖書館。實際上，類似《永樂大典》、《百科全書》這樣的多卷本巨著，本身就是一座圖書館。</p>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書籍這種特殊的“手工藝品”因為其昂貴，一般個人幾乎無法擁有，所以，大多數書籍都被保存在圖書館裏。因為忌燈火，在昏暗陰冷的圖書館看書，絕不是一件愜意的事情。</p>
西方早期的圖書和經卷一般都被收藏於修道院，但數量很少，也就幾本書而已。直到大學的出現以後，歐洲才出現了麵向世俗的圖書館，而這些圖書館的書籍也少得可憐。在13世紀中期，巴黎索邦神學院在當時是擁有歐洲最多的藏書，也僅僅超過一千冊（卷）。為了防止珍貴的羊皮書被盜，這些書都用鐵鏈拴著。</p>
與歐洲相比，中國的書籍和圖書館有一段可謂輝煌的曆史。在官方，有西周的盟府，兩漢的石渠閣、東觀和蘭台，隋朝的觀文殿，宋朝的崇文院，明代的文淵閣等。唐以降，書院興起，無書不成書院，極大地推動了藏書風氣的興盛。</p>
在大明時期，“郡縣皆立學”，幾乎每個官辦學校都有“尊經閣”，15世紀中期，鬆江府學號稱藏書萬卷，而同一時期，劍橋大學圖書館隻有122本圖書，這在當時英國已算是很多了。</p>
其實，中國曆代的圖書館其實就是藏書館，這從老子時代就已經如此。印刷術出現之後，書籍實現了商品化，從官方到民間，藏書之風彌漫。</p>
不過，這些不論是皇家藏書樓，還是私人藏書樓，與現代意義上的圖書館有著本質的區別。其核心是“藏”，藏的目的，一是傳與後代，二是保值增值，並不與閱讀有多少直接關係。很多書隻要進了藏書樓，就被束之高閣，與讀者隔絕。書，隻是一種秘不示人的古玩、古董和藝術品，而不是一種讀物。</p>
這些藏書樓雖然保存了稀缺的書籍和知識，但它們也成為書籍和知識的黑洞，類似地主老財在地窖埋藏金銀，其對公眾閱讀和社會啟蒙並沒有多大影響。</p>
藏書樓是家族化的典型產物，正如圖書館是社會化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傳統中隻有家族，沒有社會。曆代皇家藏書樓號稱“天子講讀之所”，閣門高懸聖諭“機密重地，一應官員閑雜人等不許擅入，違者治罪不饒”，而私人藏書樓同樣戒備森嚴，如齊國陸戰隊於寧波掠取圖書的天一閣就規定，“外姓人不得入閣”，更何論借人觀看。</p>
書籍不是用來儲存的，而是用來借閱的。公共性，是現代圖書館的最大特征，它不僅保持了傳統圖書館的儲存功能，更加偏重於知識的傳播。麵向大眾的公共圖書館以閱讀為中心功能，從而跳出了傳統的知識特權和壟斷，實現了書籍和知識的社會化和民主化。</p>
在齊國，漢洲本土和數個海外領地，囿於條件有限，目前隻在建業城修建了文淵閣這座唯一的國家圖書館。但在各地府縣城鎮，許多中小學堂中卻是建立不少小型圖書室，藏書從數百卷（冊）到萬餘卷（冊）不等，除了供學堂裏的老師和在讀的學生閱讀參考外，亦對普通民眾開放，以此來促進了民智的提升。</p>
不論是古代的中國，還是文藝複興時期的歐洲，人們讀書普遍講究“精度”，皓首窮經是讀書人慣常的態度和做法。但是，相對而言，“博讀”卻更能啟發民智，廣博的知識和通達的見聞，會使讀書人更自由、獨立，甚至由此得到某種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啟蒙。</p>
啟蒙與閱讀都必須經由個人獨立完成，因此社會的某種啟蒙運動，其實也是一種閱讀運動，一種解放思想的運動。不論是歐洲的先知，還是中國近代的啟蒙思想家或者哲學家，他們燦若群星，以筆為劍，以書為刀，為近代（或現代）文明開光，為無數民眾覺醒而啟蒙。</p>
齊天作為一個來自未來的靈魂，要努力將陷入黑暗中的華夏民族重新帶到光明的世界，為華夏民族繼續保持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深知啟蒙民眾，引導國民意識，建立民族概念，樹立近代國家雛形，是一件多麽艱巨而又非常有必要的事項。</p>
啟蒙，是對人的文明馴化，是關於現代和民族的精神操練；沒有啟蒙，就永遠不能從精神上進入近代（或現代），更不會有民族和國家的進步。一個未經啟蒙的國家和民族，即使物質上實現了近代化，其精神也停留在黑暗的中世紀（或愚昧時代）。</p>
不過，在齊國境內，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思潮並非都可以不受限製的傳播和擴散。在內閣政府部門中有一個不太起眼的機構--民調處。這個部門除了有反諜功用外，國內任何言論和書籍出版也都會受到它的審查和監督。但凡有反對國王、反對內閣、反對齊國政權統治的合法性，以及有扇動暴力反抗的言論和書籍，都是被嚴厲禁止的，甚至會被逮捕和審判。</p>
自古以來，權力與知識就是對立的，權力是野蠻的壟斷的封閉的，知識則是文明的分散的開放的；權力來自暴力，但權力的合法性卻來自知識。“人民一思考，皇帝就緊張”。思想從來沒有遠離過政治，早在印刷書誕生之前，就已經有了圖書審查；文字與“文字獄”的曆史一直難分彼此。</p>
齊國雖然沒有秦皇的“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焚書坑儒之暴行，也沒有我大清“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的濫造文字獄，更不曾有“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的惡劣行徑，但多多少少會對民間輿論進行把控，積極主動地掌握“主流意識”的宣傳。</p>
“此乃邸報？”黃宗羲從方以智手裏接過一份報紙，好奇地打開。</p>
“這是我齊國文教部主持發行的《大公報》。”方以智解釋道：“此報，每旬發布一期，傳諸於漢洲本土和各海外領地。其中，主要刊印境內外各類重大時事，以及本土和海外領地最新發展情況，甚至還有不少普通民生瑣碎小事。如此，使得國中百姓對天下大事，都能有初步了解和獲悉。”</p>
“《大公報》？”黃宗羲看到這份四開的報紙題頭幾個大字下麵有一行小字“公開、公正、公平，是為大公。”</p>
報紙上的內容主要刊登了最新境內外的消息，有齊國內閣政府頒布的《民法通典》下發全國，有桂州（今澳洲珀斯市）地區糧食播種麵積再創新高，也有海外領地呂宋發生的土人戰爭，更有來自大明的消息，去年八月，孫可望、李定國分別在除州、高郵遭到清軍騎兵的機動打擊，雙雙失利，不得不退回長江南岸；報紙的末版上麵，甚至還有來自西洋的部分消息，如有關英荷大戰的消息，奧斯曼帝國和神聖羅馬帝國的紛爭……</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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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報紙，雖然隻有寥寥幾頁，數萬言，但卻涵蓋了眾多海內外大事，讓人讀罷，不免為之眼界大開呀！”黃宗羲草草瀏覽了幾頁報紙，然後不動聲色地將其折疊成卷條狀，塞入袍袖，準備有暇時細細研讀。</p>
“然也！”方以智點頭說道：“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東林先生（東林黨領袖顧憲成，因創辦東林書院而被人尊稱東林先生）當年所倡之事，可盡顯於此報刊之中。我齊國民眾通過報刊，不僅可盡早獲悉政府的施政行為和政策動向，更能了解境內外發生之大事，開拓我民眾視野，啟發民間之智。”</p>
其實，齊國刊印報紙的最大目的，是作為宣傳工具和政府的喉舌，掌握民間輿論，可以說是為齊王為首的統治階級利益集團服務的。至於，傳播知識和文化，了解世界時事動態，第一時間讓民眾知道各地發生的新鮮事，那都是報紙帶來的附屬功能。</p>
“想不到齊國偏居南方荒僻大陸，在篳路藍縷建設中，且又與土蠻西夷相爭之餘，竟如此看重文治，啟發民眾。”黃宗羲透過琉璃窗，看著遠處蒼翠的山嶺，心潮起伏，“齊國如此大興數十年，必然能傲立南洋，雄起於碧波萬裏之上。”</p>
“太衝先生，我家大王對你神交已久，想擇日與你一晤。”方以智看著黃宗羲，眼中略帶複雜的神色，“大王對先生所倡天下之法、工商皆本，以及公其非是於學校等幾項主張甚為讚同。你來漢洲時日尚短，恐還未了解，先生所言學校之念，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皆與我齊國興辦的各級學堂之理念，極為契合。想來，覲見我家大王後，太衝先生於漢洲境內所感所惑之解，將大有裨益。”</p>
“覲見齊王，本是我大明使者所任。”黃宗羲鄭重地說道：“今日，得密之先生所言，更是恨不能立時拜見。齊王，真乃非常之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