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賞一會兒這種非常罕見的粉色鑽石之後，梁恩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金盒子上，結果剛一上手就意識到這個盒子應該是個銀鍍金的盒子。
畢竟真正的金盒子應該比現在這個盒子重的多，而如果是其他材料盒子的話手感也和現在的情況不太一樣。
不過最吸引梁恩注意力的並不是這個銀鎏金盒子的材料，而是盒子上的花紋，沒錯，這個花紋的確非常精美，能夠配得上裏麵的項鏈，但是出現在這裏就有些奇怪。
之所以說出現在這裏奇怪，是因為這個盒子完全就不是印度本土的風格，而是帶有濃濃的華夏唐朝時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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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盒通體鎏金，身與蓋分別為仰覆四出蓮瓣組成，盒身下部為喇叭形高圈足。蓋麵高高隆起，似一朵覆蓋的蓮花。
整個盒子上鐫刻的凸花以銜草翱翔的雙鳳為主體紋飾，邊緣一周環繞8對相向的飛雁，並間以纏枝蓮和魚子紋地。
蓋口沿鏨刻8對奔鹿，均為雌鹿在前奔跑作回首狀，雄鹿在後昂首急追，互相呼應，神態生動。
盒身上腹部亦刻8對奔鹿，與蓋口沿紋飾相同，下腹部刻有8朵牡丹團花。高圈足一周刻10隻大雁，足邊緣刻變體蓮瓣紋帶。
盒外底部刻有“金剛”及“壹佰伍拾肆兩壹錢貳字”鏨文，標明銀具品牌及銀盒的重量，也明確地指明了這個盒子來自於唐代的華夏。
雖然說金剛這個詞語作為品牌聽上去有些怪怪的，但是在唐朝這屬於一個受到佛教影響後非常潮流的詞語，類似的還有力士。
“這個盒子就已經很有價值了。”梁恩用力的抱著這個盒子掂了掂後說道，“據我所知，這類銀盒子能到五六十兩就已經很大了，像這種超過100兩的盒子非常罕見，哪怕華夏國內也沒幾件。”
“可這個盒子是怎麽出現在這裏的呢？”範猛看著盒子上精美的花紋說到，“這個東西應該一直就是那枚項鏈的盒子，可是那位印度土王到底從哪找到的這個盒子。
”“當然是訂購的了。”梁恩指了指盒子上的花紋對著貞德，範猛以及開始錄像的錄像機鏡頭解釋了起來。
他當然不太害怕在這方麵講錯，因為在使用了一張【鑒定（N）】卡牌之後，他已經可以確定這個盒子的來曆。
而對於掌握了充足基礎知識的梁恩來說，在知道這個東西正確的曆史後，想要從蛛絲馬跡中倒推出理由的難度並不算大。
“——我們可以發現，這個盒子要比正常的盒子都大，也就是說，這個東西大概率應該是特別訂造的，而不是那個年代常見的貨色。”梁恩對著攝像機的鏡頭侃侃而談。
“我們也可以通過這個上邊的文字得知這個東西並不是當時的官辦作坊製作出來的，而是來自於某個商業金銀鋪。”
“同時我們也可以從這個銀鎏金的盒子上邊風格上，看出這個盒子應該是一個唐朝中後期產自揚州的盒子。”
“沒錯，應該是這樣。”看著自己手機上的幾個唐代金銀器圖案，範猛點了點頭，多虧了附近正在進行挖掘工作，所以他的手機現在還有一定的信號。
雖然說傳送視頻基本上不可能，但是僅僅隻是看幾張圖片還是能夠做到的，而和手機上的圖片進行比對之後，範猛立刻確定了這個盒子就像梁恩所說來自中晚唐時期的揚州。
“但我有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麽這個地方出現的是來自於揚州的銀盒子呢，我知道揚州的確是那個年代唐朝的金銀器加工中心，不過為什麽是揚州而不是別的地方。”
“這主要是因為絲綢之路。”梁恩笑了笑說到，“很多人腦海中的印象就是陸上絲綢之路從漢代到唐代，而宋朝主要是海上絲綢之路。”
“但實際上情況並不如此，或者說真實的曆史之中這些不同的絲綢之路並不是那麽的涇渭分明，至少在唐代海上絲綢之路就已經開始繁榮了起來——”
唐朝是一個開放的朝代，所以對外交流數量也是不少，比如說延續了從漢代開始的陸上絲綢之路與中亞，西亞，歐洲，北非等地區進行貿易。
不過隨著安史之亂爆發，無論是當時唐朝內部巨大的混亂還是吐蕃崛起並占領了隴右都使得之前繁榮的陸上絲綢之路就幾乎徹底的中斷了。
雖然中間也有一段時間從北方回鶻的領地上穿過的絲綢之路北線維持過一段時間，但是當時華夏北方的混亂以及不斷變動的國際局勢還是讓這條絲綢之路沒維持多久。
好在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以及航海技術的發展，海上絲綢之路逐漸繁榮了起來，當時杭州，廣州，揚州等等都成為了海上絲綢之路開始的港口。
這種情況下，來自於這些地方的特產逐漸替代了原來北方的特產成為了絲綢之路出口的主力，畢竟以古代的交通運輸環境，很多東西並不適合長途陸路運輸。
像上次梁恩他們在一條大概是元朝的沉船上找到了大量龍泉窯瓷器就是對於這一點的重要佐證，而金銀器也是如此。
尤其是唐朝中後期的藩鎮割據導致內陸地區混亂不斷，同時到處都有收稅的關卡存在，那個時候長途運輸貨物絕對是一種自討苦吃的行為。
根據梁恩知道的資料，安史之亂之前唐朝出口的金銀器還是以北方生產的為主，比如說日本收藏的一些遣唐使帶回的唐朝早期金銀器器就帶有明顯的波斯金銀器風格。
但是安史之亂之後，那些金銀器很快就變成了南方的那種融合了中原和西域之後特有的製作風格，反映了當時時代的變化，而那些前往日本的人所乘坐船隻就是從揚州出海的。
考慮到一直到非洲的東海岸甚至是波斯灣沿岸都找到了不少來自於唐朝的文物，這種情況下在印度找到一個對方定製的金銀器自然也就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
至於金銀器上露出的那種佛教風格放在那個年代也是非常合適的，畢竟那個年代印度這邊佛教仍然屬於主流，所以這些人擁有佛教風格的金銀器也很正常。
“所以說，雖然這個銀鎏金盒子看上去沒有那塊粉紅色的鑽石錢，但是從曆史的角度來說價值一點都不亞於那一枚鑽石。”
講解到最後，梁恩對著攝像機的鏡頭開始做最後的總結，同時內心的喜悅也在臉上綻放開了笑容。
“所以我要說，我們這次實際上找到了兩件異常珍貴的文物，也算是為這次的探索工作畫下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畢竟真正的金盒子應該比現在這個盒子重的多，而如果是其他材料盒子的話手感也和現在的情況不太一樣。
不過最吸引梁恩注意力的並不是這個銀鎏金盒子的材料，而是盒子上的花紋，沒錯，這個花紋的確非常精美，能夠配得上裏麵的項鏈，但是出現在這裏就有些奇怪。
之所以說出現在這裏奇怪，是因為這個盒子完全就不是印度本土的風格，而是帶有濃濃的華夏唐朝時的風格。
<a id="wzsy" href="http://m.loubiqu.net">筆趣閣</a>
銀盒通體鎏金，身與蓋分別為仰覆四出蓮瓣組成，盒身下部為喇叭形高圈足。蓋麵高高隆起，似一朵覆蓋的蓮花。
整個盒子上鐫刻的凸花以銜草翱翔的雙鳳為主體紋飾，邊緣一周環繞8對相向的飛雁，並間以纏枝蓮和魚子紋地。
蓋口沿鏨刻8對奔鹿，均為雌鹿在前奔跑作回首狀，雄鹿在後昂首急追，互相呼應，神態生動。
盒身上腹部亦刻8對奔鹿，與蓋口沿紋飾相同，下腹部刻有8朵牡丹團花。高圈足一周刻10隻大雁，足邊緣刻變體蓮瓣紋帶。
盒外底部刻有“金剛”及“壹佰伍拾肆兩壹錢貳字”鏨文，標明銀具品牌及銀盒的重量，也明確地指明了這個盒子來自於唐代的華夏。
雖然說金剛這個詞語作為品牌聽上去有些怪怪的，但是在唐朝這屬於一個受到佛教影響後非常潮流的詞語，類似的還有力士。
“這個盒子就已經很有價值了。”梁恩用力的抱著這個盒子掂了掂後說道，“據我所知，這類銀盒子能到五六十兩就已經很大了，像這種超過100兩的盒子非常罕見，哪怕華夏國內也沒幾件。”
“可這個盒子是怎麽出現在這裏的呢？”範猛看著盒子上精美的花紋說到，“這個東西應該一直就是那枚項鏈的盒子，可是那位印度土王到底從哪找到的這個盒子。
”“當然是訂購的了。”梁恩指了指盒子上的花紋對著貞德，範猛以及開始錄像的錄像機鏡頭解釋了起來。
他當然不太害怕在這方麵講錯，因為在使用了一張【鑒定（N）】卡牌之後，他已經可以確定這個盒子的來曆。
而對於掌握了充足基礎知識的梁恩來說，在知道這個東西正確的曆史後，想要從蛛絲馬跡中倒推出理由的難度並不算大。
“——我們可以發現，這個盒子要比正常的盒子都大，也就是說，這個東西大概率應該是特別訂造的，而不是那個年代常見的貨色。”梁恩對著攝像機的鏡頭侃侃而談。
“我們也可以通過這個上邊的文字得知這個東西並不是當時的官辦作坊製作出來的，而是來自於某個商業金銀鋪。”
“同時我們也可以從這個銀鎏金的盒子上邊風格上，看出這個盒子應該是一個唐朝中後期產自揚州的盒子。”
“沒錯，應該是這樣。”看著自己手機上的幾個唐代金銀器圖案，範猛點了點頭，多虧了附近正在進行挖掘工作，所以他的手機現在還有一定的信號。
雖然說傳送視頻基本上不可能，但是僅僅隻是看幾張圖片還是能夠做到的，而和手機上的圖片進行比對之後，範猛立刻確定了這個盒子就像梁恩所說來自中晚唐時期的揚州。
“但我有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麽這個地方出現的是來自於揚州的銀盒子呢，我知道揚州的確是那個年代唐朝的金銀器加工中心，不過為什麽是揚州而不是別的地方。”
“這主要是因為絲綢之路。”梁恩笑了笑說到，“很多人腦海中的印象就是陸上絲綢之路從漢代到唐代，而宋朝主要是海上絲綢之路。”
“但實際上情況並不如此，或者說真實的曆史之中這些不同的絲綢之路並不是那麽的涇渭分明，至少在唐代海上絲綢之路就已經開始繁榮了起來——”
唐朝是一個開放的朝代，所以對外交流數量也是不少，比如說延續了從漢代開始的陸上絲綢之路與中亞，西亞，歐洲，北非等地區進行貿易。
不過隨著安史之亂爆發，無論是當時唐朝內部巨大的混亂還是吐蕃崛起並占領了隴右都使得之前繁榮的陸上絲綢之路就幾乎徹底的中斷了。
雖然中間也有一段時間從北方回鶻的領地上穿過的絲綢之路北線維持過一段時間，但是當時華夏北方的混亂以及不斷變動的國際局勢還是讓這條絲綢之路沒維持多久。
好在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以及航海技術的發展，海上絲綢之路逐漸繁榮了起來，當時杭州，廣州，揚州等等都成為了海上絲綢之路開始的港口。
這種情況下，來自於這些地方的特產逐漸替代了原來北方的特產成為了絲綢之路出口的主力，畢竟以古代的交通運輸環境，很多東西並不適合長途陸路運輸。
像上次梁恩他們在一條大概是元朝的沉船上找到了大量龍泉窯瓷器就是對於這一點的重要佐證，而金銀器也是如此。
尤其是唐朝中後期的藩鎮割據導致內陸地區混亂不斷，同時到處都有收稅的關卡存在，那個時候長途運輸貨物絕對是一種自討苦吃的行為。
根據梁恩知道的資料，安史之亂之前唐朝出口的金銀器還是以北方生產的為主，比如說日本收藏的一些遣唐使帶回的唐朝早期金銀器器就帶有明顯的波斯金銀器風格。
但是安史之亂之後，那些金銀器很快就變成了南方的那種融合了中原和西域之後特有的製作風格，反映了當時時代的變化，而那些前往日本的人所乘坐船隻就是從揚州出海的。
考慮到一直到非洲的東海岸甚至是波斯灣沿岸都找到了不少來自於唐朝的文物，這種情況下在印度找到一個對方定製的金銀器自然也就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
至於金銀器上露出的那種佛教風格放在那個年代也是非常合適的，畢竟那個年代印度這邊佛教仍然屬於主流，所以這些人擁有佛教風格的金銀器也很正常。
“所以說，雖然這個銀鎏金盒子看上去沒有那塊粉紅色的鑽石錢，但是從曆史的角度來說價值一點都不亞於那一枚鑽石。”
講解到最後，梁恩對著攝像機的鏡頭開始做最後的總結，同時內心的喜悅也在臉上綻放開了笑容。
“所以我要說，我們這次實際上找到了兩件異常珍貴的文物，也算是為這次的探索工作畫下了一個完美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