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上海城還帶著一絲薄霧,海上的太陽也才露出一個禿頂,不過在上海城的街道上,卻已經是行人如織,上工的工人和談生意的商人來往不停,靠邊的吃食小攤更是賣力的吆喝,想要抓住這段黃金時間多拉攏幾個客人。


    “全都給我老實點,再敢反抗者,斬!”


    忽然間街道上一陣騷亂,路上的行人紛紛向兩邊躲,緊接著一隊吳王府的護衛從街上走來,而在這些護衛的身後,則是一排鼻青臉腫漢子,這些人大多麵相凶惡,就算是被抓也是滿臉的不服,一看就知道平時都是些跋扈之徒。


    看到這些被抓的漢子,路兩邊的行人全都露出興奮之色,甚至還有不少人高聲叫好,大呼吳王殿下英明等等。


    行人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反應,主要是被抓之人都是上海城的潑皮無賴,這些人平日裏欺男霸女無惡不作,好好一個上海被他們搞的是烏煙瘴氣,甚至有不少商人不堪他們的欺壓,不得不忍痛離開了上海。


    可以說這些地痞流氓已經成為上海最大的社會問題,若是再放任下去的話,很可能會對上海城的發展造成巨大的影響。而之前李恪一心撲到對上海各種工程的建設方麵,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社會問題,直到和李愔巧遇孫氏夫婦時,這才揭開了冰山一角。


    當時麵對酒樓中的上海百姓,李恪許下一個諾言,那就是還上海城一個朗朗晴空,再也不會發生潑皮勒索良民的事。不過這件事說起來容易,可真到要做的時候,卻是十分的麻煩,畢竟隻靠抓一些潑皮是沒用的,最關鍵的是得有一整套的規章製度,否則今天抓了雄爺,明天指不定就又冒出一個狗爺來。


    李愔雖然有英果之名,但若是真論起執政一方的經驗,卻實在不怎麽樣,比如他身為蘇州刺史,卻一直呆在長安,蘇州一地的事全都交給別駕去做,自己根本沒管過事。相比之下,李愔雖然懶散,但至少將登州治理的井井有條,甚至還將一個並不起眼的登州發展成為僅次於長安和洛陽的大城,也正是因為如此,李恪才向李愔求救。


    上海是李愔謀劃中的關鍵一環,所以無論李恪求不求他幫忙,這裏的事他都要管一管,所以在回到李恪的吳王府後,兩人立刻將吳王府的謀士召集在一起,很快就拿出一個完整的改革方案。


    上海城是座新城,城中的行政機構都是臨時搭建的,再加上這裏又是華亭縣境內,李恪對華亭縣的那位謝縣令也有幾分印象,所以就讓謝縣令把縣衙遷到了上海,主管一方的民政,隻不過這位謝縣令雖然是個人才,但卻也被李恪催著管理工程建設方麵的事,對民政上分不開身,所以這才導致了上海城中潑皮橫行的局麵,甚至連衙門裏的公人也偶有不法之事發生。


    雖然情有可原,不過治安畢竟是謝縣令的份內之事,所以這件事他也脫不了幹係,結果被李恪訓斥了一頓,接著就讓謝縣令全力推行李愔搞來的改革方案。而謝縣令也存了戴罪立功的打算,所以從一開始就十分的配合。


    改革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在城中搞出動靜來,而這個動靜就是發動人手查清了上海城各處的潑皮無賴,然後出去王府衛隊,將這些人一網打盡,無論這些潑皮無賴的身後有什麽樣的背景,哪怕是和吳王府有關也不行,所以才出現了今天早上的情形。


    對於李恪的這一舉動,城中百姓是無比支持,幾乎所有人都在高呼吳王英明,為城中解決了一大禍害。如此一來,李恪在城中的威望立刻如火箭般上升,對此李愔卻有些不滿,明明這件事他也有份,可惜除了孫氏夫婦等少數人外,其它人並不知道,結果好處全都讓李恪得了。


    而在借助短時間暴漲起來的巨大聲望,李愔立刻打著李恪的名義,正式推出這次的改革方案,先是將城中所有的衙役全都朝廷整編考核,考核方麵包括能力、品德、體力等各方麵,凡是考核不合格者,全都予以辭退,甚至以前若有作奸犯科者,還會依法製罪。如此一來,城中的衙役雖然少了許多,但是風氣卻大為改善。


    接下來再次由吳王府出麵,招募了上千名良善之民為衙役,這些衙役與原來的衙役合並在一起,經過簡單的培訓之後,立刻開始在城中各地巡邏,而與此同時,李恪和李愔還將城中所有商戶召集在一起,經過數天的談判,終於敲定了收取‘治安費’的方案。


    說起唐代的稅收,這可是個大問題,初唐時主要還是租庸調,以一夫一妻為單位,每丁每年向國家輸粟2石,為租;輸絹2丈、綿3兩( 或布2丈4尺、麻3斤),為調;服役20日,稱正役,不役者每日納絹3尺(或布3.6尺),為庸。


    租庸調這種稅收隻要是個人都能看出問題來,因為這種稅根本不管你每年的收入多少,職業如何,全都按這個標準來說,而這對於朝廷來說,除非國家人口大量增加,否則每年的收入都不會有太大的起伏。


    當然了,這種稅收製也有好的一麵,比如在初唐這種人少地多的情況下,租庸調無疑是一種輕稅,使得民眾的負擔很輕,也增加了百姓開墾荒地的熱情。本來若是沒有李愔這個變數的話,這種收製度還能用上一百多年,直到中唐時期人口增加,很多百姓分不到土地,這才導致租庸調的崩潰,而兩稅製開始興起。


    不過隨著李愔的到來,大唐的商業極其繁榮,民間的財富增長極快,若是隻按照租庸調的方式收稅的話,那麽政府的財政根本沒有增長。不過正所謂因勢而變,許多地方都出現了許多變種的商稅,比如貨物過路時通過關卡,就要繳納一定的費用,商戶想要自己的店鋪免除麻煩,也會給當地的官吏一定的錢財,這些錢財除了被這些官吏私分掉之外,也會上繳一部分到國庫,這也是一種變相的收稅,甚至在全國各地都已經成為一種潛規則。隻可惜這種變相的收稅十分不正規,商戶上繳的多少全看當地官吏的心思。


    而李恪和李愔在上海搞的這個治安費,其實就是將以前那種不正規的商稅變得正規起來,隻要是上海的商戶,每月需要將自己收入的百分之三上繳,這就是治安費,而交過治費的商戶們則不必再向任何人繳納任何費用,每日都會有縣衙的衙役在街上巡邏,無論什麽樣的事都可以向他們求助,若是這些衙役敢不管,那麽商戶們可以直接向王府增設的投訴司投訴,隻要一經查實,那麽當事的衙役可就慘了,輕則挨板子,重則可能還會坐牢。


    對於這個新增的治安費,上海的商戶們一開始也都有些疑慮,倒不是說嫌收的錢多,百分之三的收入相對以前每月被勒索的錢財,根本就不算多,甚至連一半都不到,所以這個治安費倒不多,隻不過商戶們卻有些擔心,怕衙門把錢收走了,卻不辦實事,接下來他們該怎麽交錢還得怎麽交。


    幸好之前王府護衛四處抓捕潑皮無賴,讓李愔在上海擁有了巨大的聲望,所以這些商戶們雖然疑慮,但對這位吳王殿下還是有些信心的,再加上李愔也已經出麵憑著他在商界的巨大的聲望,總算是打消了不少人的疑慮,使得收取治安費的方案總算通過了。


    而經過了對潑皮無賴的大肆抓捕,再加上新招收的衙役四處巡邏,每片區域都有固定的衙役在負責,使得上海城的治安風氣為之一清,少數漏網的潑皮們也不敢再勒索商戶,畢竟縣衙已經出了規定,隻要發現敢於勒索商戶錢財者,一律抓起來做苦力,最短也要做滿一年,刑滿後若是發現再犯,那可就不是做苦力了,而是直接流放到台灣的種植園裏,先和那些奴隸做三年的苦工再說,而且做完後還不能回來,一輩子都得呆在台灣。


    治安費應該算是坐稅的一種,主要是對固定的商戶收取的稅收,至於另外一種過稅,李愔和李恪也做出了一些改革,上海是一座港口城市,過稅主要是港口上的稅收,其實這種稅收已經十分完善了,對各種不同的船隻都有固定的稅收,所以兩人的改動不大。


    另外隨著上海的發展,陸上周邊各處的貨物都向上海匯聚,所以陸上的過稅也變得越來越重要,李愔兩人主要就是對這種過稅進行改革。其實也很簡單,主要就是根據貨物的品種不同,收取不同的稅率,比如絲綢和糧食的稅率就完全不同,這種收稅的方式雖然在李愔看來十分簡單,但是在中國古代卻無疑是項巨大的改革,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中的過稅甚至是按貨物的體積來收稅的。


    在將上海的這一係列改革推行下去後,李恪終於敢把蕭皇後、楊妃她們也接到了上海,畢竟在這座城市裏,他已經傾注了太多的心血,做為一個晚輩,做出點成績自然想向長輩們炫耀一番。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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