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擊總隊解散後，原遊擊總隊司令員莫雲調任龍城區專署付專員，工作範圍涵蓋龍城周邊許多縣。由於剛解放，事務繁忙，根本就不沾家。全家的重任都落到妻子覃菊花一人身上。
覃菊花不僅要操持家務，撫養一個五六歲大的孩子，自己還得要投身於地方政府的各項工作之中。由於劃鄉建區的需要（一般三個鄉成立一個區），各區成立區政府，需要大量的幹部，覃菊花被組織上調往龍城附近的城北縣古橋區婦工隊工作。此時，更麻煩的是，她已有四五個月的身孕了。但她是個很要強的女人，二話沒說，帶著五歲多的孩子，就到古橋區政府報到了。
區政府工作人員都知道她是副專員莫雲的妻子，懷有身孕，又帶著孩子，大家都很同情她。但有什麽辦法呢？缺幹部呀！能用的都用了。
覃菊花剛開始隻是把兒子扔在區政府周圍的村民家照看，可經常一下鄉做工作，十天半個月才回來，小孩哭鬧生病沒辦法管，麻煩村民不少，一咬牙，幹脆她就把小小的孩子扔回老家龍寨村，給爺爺奶奶照看，自己一門心思投入工作之中。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哪個人不是這樣呢？不僅要下鄉走村串戶，做群眾的思想工作，還要征糧納稅，打土匪。
白天，去下鄉的路上，時刻要防土匪的襲擊，就是晚上睡覺也要抱著槍睡，以防土匪半夜偷襲。那個日子過得苦啊，累啊，想說都沒力氣說出來。大家隻有一個信念，那就是：一切都會很快過去的，今天的勞累、犧牲，就是為了子孫後代不再擔心受怕，能夠安享幸福生活。為了共同的信念和目標，工作組的同誌是再苦再累，甚至犧牲生命，都是值得的！
工作在十分艱難中前行。這一天，覃菊花隨同工作組一起來到河畔村。這個村座落在一條小河邊而得名，周圍都是山，村裏共三十幾戶人家。覃菊花這個工作組，是由區政府工作人員和區中隊人員（通常幹部由解放軍軍官，隊員由解放軍戰士和地方武裝人員組成）組成。這樣的組成，既便於開展工作，又便於剿匪和保護自己。當然，這種清剿和保護，隻是針對少量土匪而言，若遇到股匪，那就慘了。
他們常聽說，有的地方的工作組，被土匪抓去，不是被槍殺，就是被活埋，甚至有的被割喉、挖眼、割舌頭的，基本上沒有活著回來的。他們也擔心遇到大批的土匪。但任務緊，特別是征糧任務，無論是采取什麽措施，必須得抓緊完成，這是硬指標，就是再危險也要去做的。
工作組進村以後，分頭到各家各戶做工作。主要工作是征稅、征糧，收繳槍支彈藥，動員土匪家屬勸說土匪棄暗投明，放下武器，不與人民為敵。
覃菊花和區中隊的一個隊員，敲開村裏土匪家屬韋二伯的家。“吱”一聲門開了，韋二伯從門縫裏探出個腦袋，一見是工作組的同誌，二話不說，就要把門關上。隊員眼疾腳快，用腳尖一下子塞住門縫，覃菊花一推門，喊了一句：“二伯！你躲我們幹什麽？你兒子隻要一天還當土匪，我們就天天來。”無奈，二伯隻好放他們進屋。
因為是土匪家屬，二伯怕共產黨打擊報複，征糧問題沒敢多說，老老實實拿出糧食，收了白條。雖然，他對工作組打白條的問題有意見，但作為土匪家屬，他哪敢提呀？說到動員兒子韋大貴繳槍，棄暗投明的問題，二伯說：“我已經找大貴談了好多次了，大貴有顧慮，他們山上的大哥說了，誰要是交人交槍，就殺他家的人，燒他家的房子。再加上，繳了槍，大貴擔心你們共產黨怎麽個處置他？”
“二伯，這點你放心，隻要大貴交槍，我們共產黨既往不咎。實在不行，交人也可以。就是講，叫大貴到區政府簽個字，答應不再當土匪了，就沒有事了。”區中隊隊員如是說。
“真的咩？”二伯半信半疑，他知道大貴在土匪隊伍裏，不僅是個小頭目，而且還幹過不少壞事，共產黨會放過他嗎？
“我騙你幹什麽？看！這裏是告示。”區中隊隊員拿出一張告示，給二伯看，“這裏（凱），你看後麵落款還有廣西省政府的大公章哩。”
“好好好！這樣最好，我一定叫我那個仔交槍交人。請工作組領導放心，我一定，我一定……”韋二伯不停地點著頭。
“那好，既然你想通了，盡快做你仔的工作，要知道，寬大政策是有時間限製的。好了，那我們走先。”
覃菊花和隊員扛著糧食，走出韋二伯的家。但是，他們不知道，這一切都被躲在家中閣樓上的韋大貴，聽得是一清二楚。待覃菊花他們走之後，韋大貴溜了下來。韋二伯著急地對韋大貴說：“都聽見了咩？交人交槍，就沒得事，有時限的波。”
“你聽共產黨騙（捋）人？鬼才信共產黨哩，交不交槍，我山上的大哥說了算。”
韋二伯不知道怎麽辦？兩隻眼，可憐巴巴地望著兒子，嘴角在不停地扇動著，不知道該說什麽好，山上的大王我惹不起，山下的共產黨我也惹不起，叫我這老頭如何是好？韋二伯犯難了。
工作組的同誌們做了很長時間的工作，總算得到一些糧食，搜到幾支破槍。工作組一路貼了幾張告示，在村口集中完畢，正準備出村時，遠處踉踉蹌蹌地跑過來一個老婆婆，邊跑邊喊：“同……同誌！等……等一等啊！你們不能白白地把我家的糧食給拿走啊！”
“老婆婆，我們可沒白拿你的糧食呀，我們可是打了借條的。”工作組組長是北方人，操著北方口音，理直氣壯地說。
“你們給的是白條，不是錢呀，這有什麽用啊？又買不了東西。”
“誰說沒有用啊？白條上麵有政府蓋的章。以後，拿著條子到政府領錢就行了，放心吧，老人家，咱們政府不會賴賬的。”工作組組長說完，揮了揮手，“咱們走！”催促大家往村外走去。
“唉！”老婆婆一拍自己的大腿，無力地癱坐地上，傷心地喊道：“你們哪裏是在征糧啊？明明是在強要哇！過去國民黨是強搶，現在你們是打白條硬要，以後的日子怎麽過呀？”
覃菊花背著糧食，回過頭，望了望那老婆婆，心裏十分的過意不去，想著，我們這樣做妥不妥啊？
“快走吧！菊花，別看了，我們手裏要是有錢，還不給他們嗎？何必打白條呢？”婦工隊隊長說。
覃菊花心裏很難過，眼下的狀況，她又能說什麽呢？
覃菊花不僅要操持家務，撫養一個五六歲大的孩子，自己還得要投身於地方政府的各項工作之中。由於劃鄉建區的需要（一般三個鄉成立一個區），各區成立區政府，需要大量的幹部，覃菊花被組織上調往龍城附近的城北縣古橋區婦工隊工作。此時，更麻煩的是，她已有四五個月的身孕了。但她是個很要強的女人，二話沒說，帶著五歲多的孩子，就到古橋區政府報到了。
區政府工作人員都知道她是副專員莫雲的妻子，懷有身孕，又帶著孩子，大家都很同情她。但有什麽辦法呢？缺幹部呀！能用的都用了。
覃菊花剛開始隻是把兒子扔在區政府周圍的村民家照看，可經常一下鄉做工作，十天半個月才回來，小孩哭鬧生病沒辦法管，麻煩村民不少，一咬牙，幹脆她就把小小的孩子扔回老家龍寨村，給爺爺奶奶照看，自己一門心思投入工作之中。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哪個人不是這樣呢？不僅要下鄉走村串戶，做群眾的思想工作，還要征糧納稅，打土匪。
白天，去下鄉的路上，時刻要防土匪的襲擊，就是晚上睡覺也要抱著槍睡，以防土匪半夜偷襲。那個日子過得苦啊，累啊，想說都沒力氣說出來。大家隻有一個信念，那就是：一切都會很快過去的，今天的勞累、犧牲，就是為了子孫後代不再擔心受怕，能夠安享幸福生活。為了共同的信念和目標，工作組的同誌是再苦再累，甚至犧牲生命，都是值得的！
工作在十分艱難中前行。這一天，覃菊花隨同工作組一起來到河畔村。這個村座落在一條小河邊而得名，周圍都是山，村裏共三十幾戶人家。覃菊花這個工作組，是由區政府工作人員和區中隊人員（通常幹部由解放軍軍官，隊員由解放軍戰士和地方武裝人員組成）組成。這樣的組成，既便於開展工作，又便於剿匪和保護自己。當然，這種清剿和保護，隻是針對少量土匪而言，若遇到股匪，那就慘了。
他們常聽說，有的地方的工作組，被土匪抓去，不是被槍殺，就是被活埋，甚至有的被割喉、挖眼、割舌頭的，基本上沒有活著回來的。他們也擔心遇到大批的土匪。但任務緊，特別是征糧任務，無論是采取什麽措施，必須得抓緊完成，這是硬指標，就是再危險也要去做的。
工作組進村以後，分頭到各家各戶做工作。主要工作是征稅、征糧，收繳槍支彈藥，動員土匪家屬勸說土匪棄暗投明，放下武器，不與人民為敵。
覃菊花和區中隊的一個隊員，敲開村裏土匪家屬韋二伯的家。“吱”一聲門開了，韋二伯從門縫裏探出個腦袋，一見是工作組的同誌，二話不說，就要把門關上。隊員眼疾腳快，用腳尖一下子塞住門縫，覃菊花一推門，喊了一句：“二伯！你躲我們幹什麽？你兒子隻要一天還當土匪，我們就天天來。”無奈，二伯隻好放他們進屋。
因為是土匪家屬，二伯怕共產黨打擊報複，征糧問題沒敢多說，老老實實拿出糧食，收了白條。雖然，他對工作組打白條的問題有意見，但作為土匪家屬，他哪敢提呀？說到動員兒子韋大貴繳槍，棄暗投明的問題，二伯說：“我已經找大貴談了好多次了，大貴有顧慮，他們山上的大哥說了，誰要是交人交槍，就殺他家的人，燒他家的房子。再加上，繳了槍，大貴擔心你們共產黨怎麽個處置他？”
“二伯，這點你放心，隻要大貴交槍，我們共產黨既往不咎。實在不行，交人也可以。就是講，叫大貴到區政府簽個字，答應不再當土匪了，就沒有事了。”區中隊隊員如是說。
“真的咩？”二伯半信半疑，他知道大貴在土匪隊伍裏，不僅是個小頭目，而且還幹過不少壞事，共產黨會放過他嗎？
“我騙你幹什麽？看！這裏是告示。”區中隊隊員拿出一張告示，給二伯看，“這裏（凱），你看後麵落款還有廣西省政府的大公章哩。”
“好好好！這樣最好，我一定叫我那個仔交槍交人。請工作組領導放心，我一定，我一定……”韋二伯不停地點著頭。
“那好，既然你想通了，盡快做你仔的工作，要知道，寬大政策是有時間限製的。好了，那我們走先。”
覃菊花和隊員扛著糧食，走出韋二伯的家。但是，他們不知道，這一切都被躲在家中閣樓上的韋大貴，聽得是一清二楚。待覃菊花他們走之後，韋大貴溜了下來。韋二伯著急地對韋大貴說：“都聽見了咩？交人交槍，就沒得事，有時限的波。”
“你聽共產黨騙（捋）人？鬼才信共產黨哩，交不交槍，我山上的大哥說了算。”
韋二伯不知道怎麽辦？兩隻眼，可憐巴巴地望著兒子，嘴角在不停地扇動著，不知道該說什麽好，山上的大王我惹不起，山下的共產黨我也惹不起，叫我這老頭如何是好？韋二伯犯難了。
工作組的同誌們做了很長時間的工作，總算得到一些糧食，搜到幾支破槍。工作組一路貼了幾張告示，在村口集中完畢，正準備出村時，遠處踉踉蹌蹌地跑過來一個老婆婆，邊跑邊喊：“同……同誌！等……等一等啊！你們不能白白地把我家的糧食給拿走啊！”
“老婆婆，我們可沒白拿你的糧食呀，我們可是打了借條的。”工作組組長是北方人，操著北方口音，理直氣壯地說。
“你們給的是白條，不是錢呀，這有什麽用啊？又買不了東西。”
“誰說沒有用啊？白條上麵有政府蓋的章。以後，拿著條子到政府領錢就行了，放心吧，老人家，咱們政府不會賴賬的。”工作組組長說完，揮了揮手，“咱們走！”催促大家往村外走去。
“唉！”老婆婆一拍自己的大腿，無力地癱坐地上，傷心地喊道：“你們哪裏是在征糧啊？明明是在強要哇！過去國民黨是強搶，現在你們是打白條硬要，以後的日子怎麽過呀？”
覃菊花背著糧食，回過頭，望了望那老婆婆，心裏十分的過意不去，想著，我們這樣做妥不妥啊？
“快走吧！菊花，別看了，我們手裏要是有錢，還不給他們嗎？何必打白條呢？”婦工隊隊長說。
覃菊花心裏很難過，眼下的狀況，她又能說什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