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晉商與徽商前的形式雖然危機，可是也不是沒有辦法解決，著手可也不是沒有提綱領之處。
與以往不同，這次的主要是各大行業寡頭通過聯姻方式滲透進入軍界政界，可謂來勢凶猛，由於推翻清朝的時候，趙剛並沒有濫用暴力，所以山西的晉商，還有揚淮的鹽幫都十分完整的保存下來，現在已經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創中國曆史上票號的山西票號商人，在中國曆史上顯赫一時。
山西商人的活躍，古代文獻多有記載，到明代已在全國聞名。
清代初期，借著前期對後金叛亂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的關係，得到清政府特殊照顧的山西商人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於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台、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
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俄語同北方少數民族和俄國人對答如流。
可以說，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計價核算，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釀造叫賣。
山西商人活動過的地方遺址，至今到處可以看到：甘肅的老西廟、新疆地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州的花戲樓。
大都是山西商人創建的；安徽雉河集（渦陽）的山西會館；著名的貴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鹽.~造工人共同首創的。
以山西商人字號命名地城市街巷，至今猶存：張家口地日升昌巷、包頭地複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寧武巷等等，無怪在東北流傳著“先有曹家號，後有朝陽縣”，在內蒙流傳著“先有複盛西，後有包頭城”，在西北流傳著“先有晉益老，後有西寧城”的諺語。
山西商人經商的地域之廣。
人數之多。
確實是相當可觀的。
山西商人資本中的貨幣經營資本形式。
最著名地是票號。
票號又叫票莊或匯兌莊，是一種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
在票號產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購和貿易全要靠現銀支付，在外地賺了錢捎寄老家也得靠專門的鏢局把現銀運送回去，不僅開支很大，費時誤事，而且經常發生差錯。
這就迫使外出經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尋求新的辦法。
相傳平遙縣“西玉成顏料莊”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設有分莊。
總經理叫雷履泰。
“西玉成”北京分莊經常為在北京的山西同鄉辦理北京與平遙、四川或天津之間的現金兌撥。
比如平遙商人在北京把現金交給“西玉成”，那麽“西玉成”北就分莊就寫信給平遙“西玉成”總號，讓匯款人在平遙領取現金。
這種異地撥兌，開始隻限於在親朋好友之間進行，並不收費。
後來，要求撥兌的人越來越多，在雙方同意地原則下，出一定手續費就可辦理。
雷履泰發現這是一個生財之道。
於是改設“日升昌”。
兼營匯兌業務，果然營業很旺盛。
接著，他就放棄了顏料生意。
專門經營匯兌業務，這就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家票號。
以後，他們調查了山西商人貿易地地點，選派精悍的夥伴，先後在天津、張家口、沈陽、蘇州、上海、廈門、廣州、桂林、重慶、長沙等地開設匯兌分號招攬生意。
由於這種匯兌在此處交款，彼處用錢，手續簡單，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匯款以外，還有政府及官員來托辦匯兌事宜。
隨著資本的增加，通匯地點越來越大，利潤也越來越多。
接著又吸收現款，發放貸款，“日升昌”地生意一派興旺。
其他山西商人也學習“日升昌”的經驗，投資票號，從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號。
到鴉片戰爭前夕，山西票號大約有八家。
鴉片戰爭後的十年內，日升昌、蔚豐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號在各地設立的分支機構有布在全國23個城市，除專門經營匯兌業務外，還兼營存款、並把匯兌、存款和放款結合起來，利用承匯期，占用客戶的現金放高利貸，得到了很高的利潤。
據記載，1847年末，山西票號蔚泰厚蘇州分已有存款（白銀）3000，放款80000，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號有存款近37000，放款近70000。
太平天國起義後，清政府的財政更加困難，山西票號也由起初為封建商人服務轉向清政府。
為了承攬清政府對外活動款項匯兌等國際業務，票號商人在國外設立分支機縣合盛元票號總經理賀洪如於1897在日本神戶、東大都開設分支機構，平遙的永泰裕票號在印度加爾各答開設分號。
此時的山西票號真可說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了。
這些晉商在解放之後，並沒有因為新中國的解放遭受重創，考慮到晉商在中國金融的重要作用，為了避免經濟崩盤，並且藏富於民。
趙剛對晉商的處理是承認之前的政府過往，當然趙剛也不是傻子，借著晉商的名義，把那些滿清貴族的錢包狠狠的炸了一次，不但挽救了晉商，而且還得到了大量的外快。
自從那之後，無論是那一屆的晉商領袖，都對趙剛俯首帖耳，就連趙剛所說的基金會，也是毫不猶豫的將實業放棄，投入基金會裏麵，而這三年，晉商的表現也是緊緊站在皇室一邊，一直跟隨最強大實力一邊的晉商，無疑是趙剛所能依靠的戰友。
而揚淮的鹽幫卻不同與晉商，與皇室極為對立。
清政府特許的具有壟斷食鹽運銷經營特權的食鹽專賣商人。
他們借此特權而攫取巨額的商業壟斷利潤，成為清代顯赫一時的豪商巨賈。
清初鹽法沿襲明製，基本上實行封建的引岸製度。
鹽商運銷食鹽，必須向鹽運使衙門交納鹽課銀，領取鹽引（運銷食鹽的憑證），然後才可以到指定的產鹽地區向灶戶買鹽，販往指定的行鹽地區銷售。
但領取鹽引則須憑引窩（又稱窩根、根窩），即證明擁有運銷食鹽特權的憑據。
鹽商為了得到這種特權，須向政府主管部門認窩。
認窩時，要交納巨額銀兩。
握有引窩的鹽商就有了世襲的運銷食鹽的特權。
清代鹽商主要有窩商、運商、場商、總商等名目。
他們在食鹽流通過程中具有不同的職能，其中以總商的勢力為最大。
窩商，亦稱業商。
清初，無窩商、運商之分。
有引窩的鹽商都是自己運銷食鹽。
以後，有引窩的鹽商，因資本短缺，無力販運，遂將引窩祖予無窩之商運銷食鹽，便有了窩商、運商之分。
窩商並不經營鹽業，而靠壟斷引窩，坐收巨利。
運商，亦稱租商。
運商認引販鹽，先向窩商租取引窩，繳付“窩價”。
然後，赴鹽運使衙門納課請引，憑鹽引到指定產鹽區向場商買進食鹽，販往指定的銷鹽區（即“引岸”）銷售。
運商在食鹽流通過程中起著食鹽產地與銷售地之間的橋梁作用。
場商，是在指定的鹽場向灶戶收購食鹽轉賣給運商的中間商人。
場商具有收購鹽場全部產鹽的壟斷特權，並采取不等價交換的手法，殘酷剝削食鹽生產者而攫取商業利潤。
總商，又名商總。
清政府鹽運使衙門在運商中選擇家道殷實、資本雄厚者指名為總商。
其主要任務是為鹽運使衙門向鹽商征收鹽課。
總商經濟勢力雄厚，與官府的關係最為密切，是鹽商中的巨頭。
鹽商壟斷了全國食鹽流通的全過程，肆意壓低買價，抬高賣價，剝削灶戶和消費者，獲取巨額的商業壟斷利潤。
他們大多生活奢侈，尤以揚州的兩淮鹽商為甚。
鹽商與朝廷及各級官府的關係十分密切。
乾隆帝（清高宗弘曆）屢次南巡時，長蘆、兩淮等地鹽商承辦差務，供億浩繁，以博乾隆帝的歡心。
此外，康乾以來，清政府每遇重大軍需、慶典、賑務、工程之時，鹽商往往踴躍捐輸巨額銀兩，多則數百萬，少亦數十萬。
乾嘉年間，各地鹽商報效捐輸軍需就達白銀三千萬兩之巨，其中兩淮鹽商為支持清政府鎮壓川楚白蓮教起義，從嘉慶四年（1799到八年的短短四年之間，連續六次捐輸，共達白銀五百五十萬兩。
對鹽商的報效捐輸，清政府在政治上獎給職銜，使其本身官僚化；在經濟上給予優恤，初則準其“加價”（提高官定售鹽價格），繼則準其“加耗”（增加每引捆鹽斤數），甚至豁免積欠鹽稅。
此外，遇到鹽商缺乏資本，清政府又借給帑金，俾資周轉，謂之“帑本”；鹽商每年交納息銀，謂之“帑利”。
鹽商和政府之間這些政治和經濟的聯係，說明清代鹽商是為封建政治、經濟服務的商人資本集團。
同時，鹽商又將其所獲的商業壟斷利潤購置土地，把這種利潤轉化為封建土地所有權，使其本身封建地主化。
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實行的是平價售鹽，這樣就與揚淮鹽商造成了巨大的衝突，這種衝突幾乎是無法避免的，遭受重創的鹽商默默地埋起自己的仇恨，裝出一副恭順的樣子，在趙剛昏迷的三年裏，揚淮鹽商的表現是最搶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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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以往不同，這次的主要是各大行業寡頭通過聯姻方式滲透進入軍界政界，可謂來勢凶猛，由於推翻清朝的時候，趙剛並沒有濫用暴力，所以山西的晉商，還有揚淮的鹽幫都十分完整的保存下來，現在已經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創中國曆史上票號的山西票號商人，在中國曆史上顯赫一時。
山西商人的活躍，古代文獻多有記載，到明代已在全國聞名。
清代初期，借著前期對後金叛亂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的關係，得到清政府特殊照顧的山西商人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於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台、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
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俄語同北方少數民族和俄國人對答如流。
可以說，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計價核算，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釀造叫賣。
山西商人活動過的地方遺址，至今到處可以看到：甘肅的老西廟、新疆地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州的花戲樓。
大都是山西商人創建的；安徽雉河集（渦陽）的山西會館；著名的貴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鹽.~造工人共同首創的。
以山西商人字號命名地城市街巷，至今猶存：張家口地日升昌巷、包頭地複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寧武巷等等，無怪在東北流傳著“先有曹家號，後有朝陽縣”，在內蒙流傳著“先有複盛西，後有包頭城”，在西北流傳著“先有晉益老，後有西寧城”的諺語。
山西商人經商的地域之廣。
人數之多。
確實是相當可觀的。
山西商人資本中的貨幣經營資本形式。
最著名地是票號。
票號又叫票莊或匯兌莊，是一種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
在票號產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購和貿易全要靠現銀支付，在外地賺了錢捎寄老家也得靠專門的鏢局把現銀運送回去，不僅開支很大，費時誤事，而且經常發生差錯。
這就迫使外出經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尋求新的辦法。
相傳平遙縣“西玉成顏料莊”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設有分莊。
總經理叫雷履泰。
“西玉成”北京分莊經常為在北京的山西同鄉辦理北京與平遙、四川或天津之間的現金兌撥。
比如平遙商人在北京把現金交給“西玉成”，那麽“西玉成”北就分莊就寫信給平遙“西玉成”總號，讓匯款人在平遙領取現金。
這種異地撥兌，開始隻限於在親朋好友之間進行，並不收費。
後來，要求撥兌的人越來越多，在雙方同意地原則下，出一定手續費就可辦理。
雷履泰發現這是一個生財之道。
於是改設“日升昌”。
兼營匯兌業務，果然營業很旺盛。
接著，他就放棄了顏料生意。
專門經營匯兌業務，這就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家票號。
以後，他們調查了山西商人貿易地地點，選派精悍的夥伴，先後在天津、張家口、沈陽、蘇州、上海、廈門、廣州、桂林、重慶、長沙等地開設匯兌分號招攬生意。
由於這種匯兌在此處交款，彼處用錢，手續簡單，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匯款以外，還有政府及官員來托辦匯兌事宜。
隨著資本的增加，通匯地點越來越大，利潤也越來越多。
接著又吸收現款，發放貸款，“日升昌”地生意一派興旺。
其他山西商人也學習“日升昌”的經驗，投資票號，從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號。
到鴉片戰爭前夕，山西票號大約有八家。
鴉片戰爭後的十年內，日升昌、蔚豐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號在各地設立的分支機構有布在全國23個城市，除專門經營匯兌業務外，還兼營存款、並把匯兌、存款和放款結合起來，利用承匯期，占用客戶的現金放高利貸，得到了很高的利潤。
據記載，1847年末，山西票號蔚泰厚蘇州分已有存款（白銀）3000，放款80000，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號有存款近37000，放款近70000。
太平天國起義後，清政府的財政更加困難，山西票號也由起初為封建商人服務轉向清政府。
為了承攬清政府對外活動款項匯兌等國際業務，票號商人在國外設立分支機縣合盛元票號總經理賀洪如於1897在日本神戶、東大都開設分支機構，平遙的永泰裕票號在印度加爾各答開設分號。
此時的山西票號真可說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了。
這些晉商在解放之後，並沒有因為新中國的解放遭受重創，考慮到晉商在中國金融的重要作用，為了避免經濟崩盤，並且藏富於民。
趙剛對晉商的處理是承認之前的政府過往，當然趙剛也不是傻子，借著晉商的名義，把那些滿清貴族的錢包狠狠的炸了一次，不但挽救了晉商，而且還得到了大量的外快。
自從那之後，無論是那一屆的晉商領袖，都對趙剛俯首帖耳，就連趙剛所說的基金會，也是毫不猶豫的將實業放棄，投入基金會裏麵，而這三年，晉商的表現也是緊緊站在皇室一邊，一直跟隨最強大實力一邊的晉商，無疑是趙剛所能依靠的戰友。
而揚淮的鹽幫卻不同與晉商，與皇室極為對立。
清政府特許的具有壟斷食鹽運銷經營特權的食鹽專賣商人。
他們借此特權而攫取巨額的商業壟斷利潤，成為清代顯赫一時的豪商巨賈。
清初鹽法沿襲明製，基本上實行封建的引岸製度。
鹽商運銷食鹽，必須向鹽運使衙門交納鹽課銀，領取鹽引（運銷食鹽的憑證），然後才可以到指定的產鹽地區向灶戶買鹽，販往指定的行鹽地區銷售。
但領取鹽引則須憑引窩（又稱窩根、根窩），即證明擁有運銷食鹽特權的憑據。
鹽商為了得到這種特權，須向政府主管部門認窩。
認窩時，要交納巨額銀兩。
握有引窩的鹽商就有了世襲的運銷食鹽的特權。
清代鹽商主要有窩商、運商、場商、總商等名目。
他們在食鹽流通過程中具有不同的職能，其中以總商的勢力為最大。
窩商，亦稱業商。
清初，無窩商、運商之分。
有引窩的鹽商都是自己運銷食鹽。
以後，有引窩的鹽商，因資本短缺，無力販運，遂將引窩祖予無窩之商運銷食鹽，便有了窩商、運商之分。
窩商並不經營鹽業，而靠壟斷引窩，坐收巨利。
運商，亦稱租商。
運商認引販鹽，先向窩商租取引窩，繳付“窩價”。
然後，赴鹽運使衙門納課請引，憑鹽引到指定產鹽區向場商買進食鹽，販往指定的銷鹽區（即“引岸”）銷售。
運商在食鹽流通過程中起著食鹽產地與銷售地之間的橋梁作用。
場商，是在指定的鹽場向灶戶收購食鹽轉賣給運商的中間商人。
場商具有收購鹽場全部產鹽的壟斷特權，並采取不等價交換的手法，殘酷剝削食鹽生產者而攫取商業利潤。
總商，又名商總。
清政府鹽運使衙門在運商中選擇家道殷實、資本雄厚者指名為總商。
其主要任務是為鹽運使衙門向鹽商征收鹽課。
總商經濟勢力雄厚，與官府的關係最為密切，是鹽商中的巨頭。
鹽商壟斷了全國食鹽流通的全過程，肆意壓低買價，抬高賣價，剝削灶戶和消費者，獲取巨額的商業壟斷利潤。
他們大多生活奢侈，尤以揚州的兩淮鹽商為甚。
鹽商與朝廷及各級官府的關係十分密切。
乾隆帝（清高宗弘曆）屢次南巡時，長蘆、兩淮等地鹽商承辦差務，供億浩繁，以博乾隆帝的歡心。
此外，康乾以來，清政府每遇重大軍需、慶典、賑務、工程之時，鹽商往往踴躍捐輸巨額銀兩，多則數百萬，少亦數十萬。
乾嘉年間，各地鹽商報效捐輸軍需就達白銀三千萬兩之巨，其中兩淮鹽商為支持清政府鎮壓川楚白蓮教起義，從嘉慶四年（1799到八年的短短四年之間，連續六次捐輸，共達白銀五百五十萬兩。
對鹽商的報效捐輸，清政府在政治上獎給職銜，使其本身官僚化；在經濟上給予優恤，初則準其“加價”（提高官定售鹽價格），繼則準其“加耗”（增加每引捆鹽斤數），甚至豁免積欠鹽稅。
此外，遇到鹽商缺乏資本，清政府又借給帑金，俾資周轉，謂之“帑本”；鹽商每年交納息銀，謂之“帑利”。
鹽商和政府之間這些政治和經濟的聯係，說明清代鹽商是為封建政治、經濟服務的商人資本集團。
同時，鹽商又將其所獲的商業壟斷利潤購置土地，把這種利潤轉化為封建土地所有權，使其本身封建地主化。
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實行的是平價售鹽，這樣就與揚淮鹽商造成了巨大的衝突，這種衝突幾乎是無法避免的，遭受重創的鹽商默默地埋起自己的仇恨，裝出一副恭順的樣子，在趙剛昏迷的三年裏，揚淮鹽商的表現是最搶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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