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朱小君跟吳東城都有著先見之明，在意識到集中管理臨床費同樣有著無比的弊端的時候便作出了相應的改變。
在朱小君的建議下，吳東城用那筆錢成立了一個貧困病人的救助資金。
但凡在腫瘤醫院接受治療的病人，符合貧困要求的，都可以向醫院申請費用的減免，而減免的金額，則由這筆資金來支付。
同時，朱小君建議吳東城大幅度調整那些帶有臨床費用的藥品價格。
但是，這個建議卻遭到了吳東城的反對。
換位思考，以藥廠的角度來看問題，腫瘤醫院畢竟隻是眾多客戶中的一個，若是按照銷售額來衡量，腫瘤醫院這塊市場隻占了他們銷售額中的千分之一甚至更低。
而腫瘤醫院若是揭穿了皇帝新衣的這個謊言，那麽藥廠會做出怎樣的反應呢？
對藥廠來說，醫院集中臨床費用的管理已經是他們所能接受的底線了，再過分一點的話，人家肯定不會接受。
大不了放棄了腫瘤醫院這塊市場，損失些銷售額，停止了向腫瘤醫院供藥。
而一家這個藥短缺那個藥斷貨的醫院，真不知道該怎麽運行。
就像那家頗有號召力的電視台在那檔關於藥品回扣的節目中的最後點明的主題，某某地的醫保局實行了改革，把藥品的大部分水分全都擠出去了，藥品招標的平均價格降低了百分之二十多將近三十，老百姓們自然得到了實惠。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一個全城短缺藥品的地區，得了病的老百姓卻隻能自掏腰包央親戚求朋友地從外地買藥治病，真的不知道得到了多少實惠。
但這些，做為當局者隻需要稍微花點氣力捂一捂蓋一蓋，也就能說得過去，也就不耽誤自己在更高一層的領導麵前獲得青睞。
這其中的根本症結到底是什麽？在粵州的時候，朱小君跟那幾名院士在一塊吃飯閑聊，其中有一位，其說辭是一針見血。
國家在發展醫藥產業，因為不管是國家層麵還是地方正府，醫藥產業總是能帶來不錯的gdp數據，而且還可以收上來不菲的稅收。所以，上上下下對醫藥產業都是睜隻眼閉隻眼，尤其是那些國有的醫藥產業。
但是，國內這些藥廠，絕大多數做出的產品都是仿製藥，尚且不去爭論有關知識產權的問題，但就這市場競爭，一呼啦，同一類的藥就有數十家藥廠在仿製，非處方藥還可以通過廣告的模式來擴大銷售，而占據了大多數品種的處方藥，卻隻能通過臨床促銷的模式來經營。
想把臨床促銷做好，那就必須把藥價定在一個適合運作的價位上。
所謂的適合，就是參照被仿製的進口藥價格，定位在其價格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左右。
再高，爭競不過進口藥，低了，拿不出可以吸引臨床醫生的回扣比例。
在這個體製下，為了能讓國產仿製藥有著更好的生存空間，那麽，最好的辦法就是抬高進口藥的定價。
一個循環接著一個循環，這藥價要是能降下來，才怪！
而醫院，尤其是公立醫院，都打著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的大旗，這杆大旗下，至多不拿國家或地方的補貼而已，但是，地方上卻一毛錢的稅也收不上來，同樣，國稅方麵也是幹瞪眼。
沒好處，那隻有來背黑鍋了。
可憐那些醫院的管理者們，他們的職務任免是體製內說了算的，但是體質又在無限地把他們往外推，不光是沒有說話的權力，稍微過火一點，便可以有無數個大棒打砸下來。所以，各醫院的院長，除了那些真正的大咖之外，其他的也隻能是忍氣吞聲。
吳東城做了多年的院長，這些內幕自然是非常熟悉，因此他向朱小君的建議提出了反對意見，這藥品降價，最多也隻能在醫院的加成比例範圍之內。
“那就加大貧困資金的使用，同時調整一下申請資助的這些病人的收費結構，既可以讓貧困患者得到好處，又可以有效補貼了各臨床科室的效益，這方麵你是行家，我就不多插一杠子了。”朱小君醒悟過來之後，適時地調整了自己的想法。
吳東城仍是搖頭：“如果加大這方麵的力度，把虛的做成了實的，那……我們可承擔不住這份壓力啊！這消息要是傳出去，方圓幾百裏的病人都會趕來看病，到時候且不說真假難辨的問題，就說這床位夠不夠用，都很難說啊！”
這樣也不行那樣也不行，似乎隻有順應潮流不做出改變才是正著，朱小君沒轍了。
但吳東城畢竟是功力深厚，不多會便想出了一個對策來：“我們可以兜個彎來解決這個矛盾，嗯，於醫院之外成立一家藥品經營公司，然後把醫院的藥劑科拆分開，一部分劃到藥品經營公司中去，剩下的一部分就留在醫院踏踏實實做臨床服務。”
這個提議得到了朱小君的高度讚賞，利潤仍然可以收在自己的口袋中，而那些遭人詬病的弊端卻甩了個一幹二淨。
唯一不便的就是現在的醫藥經營許可證不是那麽好辦。
不過，這個問題在吳東城的資源範圍內也不是什麽難事，買一個殼，或者跟別的藥品經營公司聯手，都是不錯的選擇。
吳東城不是一個做事囉哩囉嗦的人，他想到了隨即也就開始落實了，一天的時間，便跟一位從事藥品經營的私人公司談好了合作的框架，又用了一天的時間，便把醫院的藥劑科給拆分成了兩部分，待到孟老爺子給朱小君通電話的時候，吳東城在腫瘤醫院已經做完了構架上的安排，剩下的，僅僅是在運行中發現問題，及時做出調整而已。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吳東城的快刀斬麻，三下五去二便使得腫瘤醫院的防禦值至少翻了十倍，那些在‘丟腎’事件中丟了麵子的人，此刻就算想找茬，也不是那麽簡單的事情了。
在朱小君的建議下，吳東城用那筆錢成立了一個貧困病人的救助資金。
但凡在腫瘤醫院接受治療的病人，符合貧困要求的，都可以向醫院申請費用的減免，而減免的金額，則由這筆資金來支付。
同時，朱小君建議吳東城大幅度調整那些帶有臨床費用的藥品價格。
但是，這個建議卻遭到了吳東城的反對。
換位思考，以藥廠的角度來看問題，腫瘤醫院畢竟隻是眾多客戶中的一個，若是按照銷售額來衡量，腫瘤醫院這塊市場隻占了他們銷售額中的千分之一甚至更低。
而腫瘤醫院若是揭穿了皇帝新衣的這個謊言，那麽藥廠會做出怎樣的反應呢？
對藥廠來說，醫院集中臨床費用的管理已經是他們所能接受的底線了，再過分一點的話，人家肯定不會接受。
大不了放棄了腫瘤醫院這塊市場，損失些銷售額，停止了向腫瘤醫院供藥。
而一家這個藥短缺那個藥斷貨的醫院，真不知道該怎麽運行。
就像那家頗有號召力的電視台在那檔關於藥品回扣的節目中的最後點明的主題，某某地的醫保局實行了改革，把藥品的大部分水分全都擠出去了，藥品招標的平均價格降低了百分之二十多將近三十，老百姓們自然得到了實惠。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一個全城短缺藥品的地區，得了病的老百姓卻隻能自掏腰包央親戚求朋友地從外地買藥治病，真的不知道得到了多少實惠。
但這些，做為當局者隻需要稍微花點氣力捂一捂蓋一蓋，也就能說得過去，也就不耽誤自己在更高一層的領導麵前獲得青睞。
這其中的根本症結到底是什麽？在粵州的時候，朱小君跟那幾名院士在一塊吃飯閑聊，其中有一位，其說辭是一針見血。
國家在發展醫藥產業，因為不管是國家層麵還是地方正府，醫藥產業總是能帶來不錯的gdp數據，而且還可以收上來不菲的稅收。所以，上上下下對醫藥產業都是睜隻眼閉隻眼，尤其是那些國有的醫藥產業。
但是，國內這些藥廠，絕大多數做出的產品都是仿製藥，尚且不去爭論有關知識產權的問題，但就這市場競爭，一呼啦，同一類的藥就有數十家藥廠在仿製，非處方藥還可以通過廣告的模式來擴大銷售，而占據了大多數品種的處方藥，卻隻能通過臨床促銷的模式來經營。
想把臨床促銷做好，那就必須把藥價定在一個適合運作的價位上。
所謂的適合，就是參照被仿製的進口藥價格，定位在其價格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左右。
再高，爭競不過進口藥，低了，拿不出可以吸引臨床醫生的回扣比例。
在這個體製下，為了能讓國產仿製藥有著更好的生存空間，那麽，最好的辦法就是抬高進口藥的定價。
一個循環接著一個循環，這藥價要是能降下來，才怪！
而醫院，尤其是公立醫院，都打著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的大旗，這杆大旗下，至多不拿國家或地方的補貼而已，但是，地方上卻一毛錢的稅也收不上來，同樣，國稅方麵也是幹瞪眼。
沒好處，那隻有來背黑鍋了。
可憐那些醫院的管理者們，他們的職務任免是體製內說了算的，但是體質又在無限地把他們往外推，不光是沒有說話的權力，稍微過火一點，便可以有無數個大棒打砸下來。所以，各醫院的院長，除了那些真正的大咖之外，其他的也隻能是忍氣吞聲。
吳東城做了多年的院長，這些內幕自然是非常熟悉，因此他向朱小君的建議提出了反對意見，這藥品降價，最多也隻能在醫院的加成比例範圍之內。
“那就加大貧困資金的使用，同時調整一下申請資助的這些病人的收費結構，既可以讓貧困患者得到好處，又可以有效補貼了各臨床科室的效益，這方麵你是行家，我就不多插一杠子了。”朱小君醒悟過來之後，適時地調整了自己的想法。
吳東城仍是搖頭：“如果加大這方麵的力度，把虛的做成了實的，那……我們可承擔不住這份壓力啊！這消息要是傳出去，方圓幾百裏的病人都會趕來看病，到時候且不說真假難辨的問題，就說這床位夠不夠用，都很難說啊！”
這樣也不行那樣也不行，似乎隻有順應潮流不做出改變才是正著，朱小君沒轍了。
但吳東城畢竟是功力深厚，不多會便想出了一個對策來：“我們可以兜個彎來解決這個矛盾，嗯，於醫院之外成立一家藥品經營公司，然後把醫院的藥劑科拆分開，一部分劃到藥品經營公司中去，剩下的一部分就留在醫院踏踏實實做臨床服務。”
這個提議得到了朱小君的高度讚賞，利潤仍然可以收在自己的口袋中，而那些遭人詬病的弊端卻甩了個一幹二淨。
唯一不便的就是現在的醫藥經營許可證不是那麽好辦。
不過，這個問題在吳東城的資源範圍內也不是什麽難事，買一個殼，或者跟別的藥品經營公司聯手，都是不錯的選擇。
吳東城不是一個做事囉哩囉嗦的人，他想到了隨即也就開始落實了，一天的時間，便跟一位從事藥品經營的私人公司談好了合作的框架，又用了一天的時間，便把醫院的藥劑科給拆分成了兩部分，待到孟老爺子給朱小君通電話的時候，吳東城在腫瘤醫院已經做完了構架上的安排，剩下的，僅僅是在運行中發現問題，及時做出調整而已。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吳東城的快刀斬麻，三下五去二便使得腫瘤醫院的防禦值至少翻了十倍，那些在‘丟腎’事件中丟了麵子的人，此刻就算想找茬，也不是那麽簡單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