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皓和宋瑩采訪之後,一連兩三個月的時間,風平浪靜,什麽事情也沒有。林振華原來以為,兩位記者采訪回去之後,肯定會發一篇稿子,但等了兩個月,也沒等到,林振華也就逐漸把這件事情給忘記了。他想,也許徐海皓是出於保護他的目的,把這件事壓下來了吧。
林振華不知道,就在他忘記了這件事的時候,在千裏之外的燕京西郊,中央黨校的一間教室裏,他林振華的大名,正在被一群官員們反反複複地念叨著。這些官員都是來自於各地經濟管理部門的中青年幹部,級別主要為副廳和正處,都是各級部門重點培養的後備人才。他們正在討論的,是由老師提供的一份內參《漢華機械廠勞動服務公司承包製改革試點觀察》。
這份內參,正是出於徐海皓之手,他用寫實的手法,介紹了林振華承包勞動服務公司的過程,把廠裏方方麵麵,從領導到普通職工的意見,都一一如實寫明了。在這份內參中,最為**的莫過於兩個問題,一是林振華該不該拿高額的承包費,二是林振華希望把承包費重新投入企業,同時擁有企業的股份,是否符合社會主義原則。
“我認為,林振華的行為,是嚴重的拆社會主義牆腳的行為。”一位處長氣憤地說道:“這位所謂的改革家,其實不過是一個隱藏在我們體製內的資本家。他的目的,在於利用國家的財產,進行自己的原始積累,等到時機成熟的時候,他就要露出他的獠牙,把人民的資產吞進他的肚子裏去。”
“盧處長,我覺得你這個觀點有些左了。”另一位處長反駁道,“中央不是一再強調嗎,要提倡大膽地改革。我認為,承包製這樣一種方式,既然可以在農村取得良好的效果,為什麽不能推廣到城市來,推廣到我們的國營企業改革來呢?”
“老魏說得對,更何況,我看這個案例裏麵說到,這個林振華所承包的,並不是國營企業,而是大集體企業。大集體本來就是勞動群體集體所有的,它的分配製度,是可以靈活多樣的。”又一名學員說道。
“我倒是支持盧處長的觀點。大家要看清楚,林振華現象的關鍵,不在於他拿了高額的承包費。好吧,我們姑且認為按照多勞多得的原則,林振華完成了承包承諾,多拿錢也是合理的。但大家注意,他並沒有把錢拿去進行個人消費,而是要求把錢投入勞動服務公司,用於購買機器設備,並且向廠裏提出要根據自己的出資而擁有股份。這不就是要當資本家了嗎?”
“上次北大的厲老師來講課的時候,不是談到關於股份製的問題了嗎?咱們國家現在建設資金嚴重短缺,鼓勵個人投資,有什麽不對的?”
“你把社會主義製度放到哪去了?如果個人可以投資了,國家不就變成資本主義了嗎?”
“個人的投資再多,能和國家比嗎?咱們國家仍然是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個體經濟隻是一個補充而已。我斷言,就算把政策放開30年,個人資本占整個國家資本的比例也不會超過10%的,公有製占90%以上,怎麽能算是資本主義呢?”
“……”
今天的人們,也許根本就無法理解當年的這種爭論。在當年,思想上有形無形的禁錮,在今天看來簡直可以用荒誕來形容。幾十年後,社科院的一位博導曾經回憶說,當年他在做博士論文的時候,打算寫一個關於勞動力市場的問題,他的導師馬上警告他說:這是雷區,絕對不能碰。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是國家的主人,勞動力是不能作為商品的。如果他敢這樣寫,慢說拿不到學位,恐怕連人身自由都要喪失掉。
在安徽蕪湖,傻子瓜子大王年廣久雇了12個工人,頓時引起一場軒然大波,一群理論家們拿著馬克思的原著論證道,雇工超過8個人,就屬於剝削。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出現了剝削製度,這還了得?關於年廣久是否在複辟資本主義的問題,甚至一直鬧到了中央的最高層。
也就是在決策層、學術層小心翼翼地探索著這些雷區的時候,數以萬計的普通勞動者,正在以前仆後繼的勇氣,投入到這場改革大潮中來。他們的實踐,遠遠地走在了理論和政策的前麵。
在浙江台州,一群農民再也無法忍受私營合夥企業非要戴一頂“鄉鎮企業”紅帽子的格局,向溫嶺縣社隊企業管理局提交了注冊私人合夥企業的申請。生產科科長陳心鶴老人在這份申請上蓋下了一個鮮紅的印章,他不知道,正是這個印章,讓他成為中國股份製改革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人。
在蘇南,早在[***]正酣的1969年,華西村的一群普通農民,就已經悄無聲息地開始了創業。到1978年,華西村已經擁有了100萬元的固定資產和100萬元的銀行存款。30年後,這個華夏最富裕的村莊斥資60億,建起了一座118層的高樓。
就在距離中央黨校隻有幾公裏遠的中關村,中科院第一批10名教授級研究員中的一人,核聚變專家陳春先毅然下海,在一間倉庫裏建起了國內第一個民營科技實體——燕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他做的第一單業務,是幫海澱的一個街道小廠解決了一個電源上的小問題……
平庸的學者們還在抱著《資本論》或者《貨幣利息通論》尋找著強國富民的模式,而睿智的普通工人、農民、機關幹部、科技工作者們,早已揚起風帆,闖進了市場經濟的藍色海洋。
“何海峰同誌,你為什麽不說話呢?”老師站在講台上,看著學員們熱烈地討論,覺得十分欣慰。他目光一轉,發現一向思想活躍、眼光獨到的湘平省輕工廳幹部何海峰麵含微笑,卻一言不發。老師心生詫異,忍不住直接點了他的名字。
何海峰站起身來,對著老師和同學們說道:“對不起啊,剛才大家討論得非常熱烈。我不敢發言,其實主要是為了回避,因為,我和內參裏寫的這位林振華同誌,私人交往非常密切,可以說是忘年之交。”
這句話一出口,整個班上的學員都興奮起來,大家七嘴八舌地向何海峰發問:
“真的?”
“老何,說說看,這個林振華真的是三頭六臂嗎?”
“內參裏說,他的英語能夠和外國專家對話,這是吹牛吧?”
“還有,他搞了那麽多技術革新,不會是他們廠子為了樹典型,把別人的成果栽在他身上吧?這樣的事情,我們係統裏就出過的。”
“……”
何海峰點點頭,對眾人說道:“內參裏說的林振華的情況,根據我對他的了解,應當都是真實的。如果要說還有什麽不足的話,那就是還沒有把林振華的能力全麵地展現出來。”
“有這麽神嗎?老何,你可別因為是朋友就替他瞎吹,照這份內參裏說的,他起碼得是華青大學碩士研究生的水平了。”有人大聲地反駁道。如果林振華在現場的話,恐怕要撲過去大喊一聲:哥們,你太了解我了!
何海峰道:“我和他聊過,他說自己在部隊的時候,曾經向一位在駐地附近勞動改造的右派教授學習過一段時間。我與林振華的交往,其實也是由於他在飯桌上三言兩語就幫我們解決了兩個困擾多時的技術問題。”
隨後,他把當年兩個瓷廠的事情向大家介紹了一番,又把在石化機遇到林振華,並且推薦林振華給福特當翻譯的事情也說了一遍。他說的都是自己親身經曆的事情,比徐海皓寫的內參又多了幾分真實感,在場的學員和老師都聽得如醉如癡,連那些對“林振華現象”頗有微辭的人,也開始覺得這個人本質上不壞了。
“聽老何這樣說,我開始有些喜歡這個小林了。老何,你說他今年才20歲?”有學員這樣問道。
何海峰點點頭:“沒錯,才20歲,我女兒都叫他哥哥呢。”
“這麽年輕,這麽有才華,放在基層太可惜了,應該把他調到上麵來,這樣也就不存在什麽承包的問題了。”有人建議道。
另一人道:“我倒不這樣想,年輕人,放在基層闖一闖更好。咱們的企業不能總是靠喬光樸,也得有年輕一代接班了。”
此人說的喬光樸,是轟動一時的小說《喬廠長上任記》裏的主角,某重型機械廠的廠長,已經是50多歲了。當時,幹部隊伍老齡化,也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好吧,今天的課堂討論,就到此為止。大家課後,如果對這個案例感興趣,還可以繼續討論。不過,這份材料屬於內參,是有密級的,大家不得外傳。”老師吩咐道,然後,他轉向何海峰,說道:“何海峰同誌,下課後,你跟我來一下,我有些事情要向你進一步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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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書友指正,第一家股份合作製企業誕生地溫嶺屬於浙江台州,書中誤寫為溫州,已經糾正。
台溫地區都是中國改革的重要發源地。
林振華不知道,就在他忘記了這件事的時候,在千裏之外的燕京西郊,中央黨校的一間教室裏,他林振華的大名,正在被一群官員們反反複複地念叨著。這些官員都是來自於各地經濟管理部門的中青年幹部,級別主要為副廳和正處,都是各級部門重點培養的後備人才。他們正在討論的,是由老師提供的一份內參《漢華機械廠勞動服務公司承包製改革試點觀察》。
這份內參,正是出於徐海皓之手,他用寫實的手法,介紹了林振華承包勞動服務公司的過程,把廠裏方方麵麵,從領導到普通職工的意見,都一一如實寫明了。在這份內參中,最為**的莫過於兩個問題,一是林振華該不該拿高額的承包費,二是林振華希望把承包費重新投入企業,同時擁有企業的股份,是否符合社會主義原則。
“我認為,林振華的行為,是嚴重的拆社會主義牆腳的行為。”一位處長氣憤地說道:“這位所謂的改革家,其實不過是一個隱藏在我們體製內的資本家。他的目的,在於利用國家的財產,進行自己的原始積累,等到時機成熟的時候,他就要露出他的獠牙,把人民的資產吞進他的肚子裏去。”
“盧處長,我覺得你這個觀點有些左了。”另一位處長反駁道,“中央不是一再強調嗎,要提倡大膽地改革。我認為,承包製這樣一種方式,既然可以在農村取得良好的效果,為什麽不能推廣到城市來,推廣到我們的國營企業改革來呢?”
“老魏說得對,更何況,我看這個案例裏麵說到,這個林振華所承包的,並不是國營企業,而是大集體企業。大集體本來就是勞動群體集體所有的,它的分配製度,是可以靈活多樣的。”又一名學員說道。
“我倒是支持盧處長的觀點。大家要看清楚,林振華現象的關鍵,不在於他拿了高額的承包費。好吧,我們姑且認為按照多勞多得的原則,林振華完成了承包承諾,多拿錢也是合理的。但大家注意,他並沒有把錢拿去進行個人消費,而是要求把錢投入勞動服務公司,用於購買機器設備,並且向廠裏提出要根據自己的出資而擁有股份。這不就是要當資本家了嗎?”
“上次北大的厲老師來講課的時候,不是談到關於股份製的問題了嗎?咱們國家現在建設資金嚴重短缺,鼓勵個人投資,有什麽不對的?”
“你把社會主義製度放到哪去了?如果個人可以投資了,國家不就變成資本主義了嗎?”
“個人的投資再多,能和國家比嗎?咱們國家仍然是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個體經濟隻是一個補充而已。我斷言,就算把政策放開30年,個人資本占整個國家資本的比例也不會超過10%的,公有製占90%以上,怎麽能算是資本主義呢?”
“……”
今天的人們,也許根本就無法理解當年的這種爭論。在當年,思想上有形無形的禁錮,在今天看來簡直可以用荒誕來形容。幾十年後,社科院的一位博導曾經回憶說,當年他在做博士論文的時候,打算寫一個關於勞動力市場的問題,他的導師馬上警告他說:這是雷區,絕對不能碰。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是國家的主人,勞動力是不能作為商品的。如果他敢這樣寫,慢說拿不到學位,恐怕連人身自由都要喪失掉。
在安徽蕪湖,傻子瓜子大王年廣久雇了12個工人,頓時引起一場軒然大波,一群理論家們拿著馬克思的原著論證道,雇工超過8個人,就屬於剝削。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出現了剝削製度,這還了得?關於年廣久是否在複辟資本主義的問題,甚至一直鬧到了中央的最高層。
也就是在決策層、學術層小心翼翼地探索著這些雷區的時候,數以萬計的普通勞動者,正在以前仆後繼的勇氣,投入到這場改革大潮中來。他們的實踐,遠遠地走在了理論和政策的前麵。
在浙江台州,一群農民再也無法忍受私營合夥企業非要戴一頂“鄉鎮企業”紅帽子的格局,向溫嶺縣社隊企業管理局提交了注冊私人合夥企業的申請。生產科科長陳心鶴老人在這份申請上蓋下了一個鮮紅的印章,他不知道,正是這個印章,讓他成為中國股份製改革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人。
在蘇南,早在[***]正酣的1969年,華西村的一群普通農民,就已經悄無聲息地開始了創業。到1978年,華西村已經擁有了100萬元的固定資產和100萬元的銀行存款。30年後,這個華夏最富裕的村莊斥資60億,建起了一座118層的高樓。
就在距離中央黨校隻有幾公裏遠的中關村,中科院第一批10名教授級研究員中的一人,核聚變專家陳春先毅然下海,在一間倉庫裏建起了國內第一個民營科技實體——燕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他做的第一單業務,是幫海澱的一個街道小廠解決了一個電源上的小問題……
平庸的學者們還在抱著《資本論》或者《貨幣利息通論》尋找著強國富民的模式,而睿智的普通工人、農民、機關幹部、科技工作者們,早已揚起風帆,闖進了市場經濟的藍色海洋。
“何海峰同誌,你為什麽不說話呢?”老師站在講台上,看著學員們熱烈地討論,覺得十分欣慰。他目光一轉,發現一向思想活躍、眼光獨到的湘平省輕工廳幹部何海峰麵含微笑,卻一言不發。老師心生詫異,忍不住直接點了他的名字。
何海峰站起身來,對著老師和同學們說道:“對不起啊,剛才大家討論得非常熱烈。我不敢發言,其實主要是為了回避,因為,我和內參裏寫的這位林振華同誌,私人交往非常密切,可以說是忘年之交。”
這句話一出口,整個班上的學員都興奮起來,大家七嘴八舌地向何海峰發問:
“真的?”
“老何,說說看,這個林振華真的是三頭六臂嗎?”
“內參裏說,他的英語能夠和外國專家對話,這是吹牛吧?”
“還有,他搞了那麽多技術革新,不會是他們廠子為了樹典型,把別人的成果栽在他身上吧?這樣的事情,我們係統裏就出過的。”
“……”
何海峰點點頭,對眾人說道:“內參裏說的林振華的情況,根據我對他的了解,應當都是真實的。如果要說還有什麽不足的話,那就是還沒有把林振華的能力全麵地展現出來。”
“有這麽神嗎?老何,你可別因為是朋友就替他瞎吹,照這份內參裏說的,他起碼得是華青大學碩士研究生的水平了。”有人大聲地反駁道。如果林振華在現場的話,恐怕要撲過去大喊一聲:哥們,你太了解我了!
何海峰道:“我和他聊過,他說自己在部隊的時候,曾經向一位在駐地附近勞動改造的右派教授學習過一段時間。我與林振華的交往,其實也是由於他在飯桌上三言兩語就幫我們解決了兩個困擾多時的技術問題。”
隨後,他把當年兩個瓷廠的事情向大家介紹了一番,又把在石化機遇到林振華,並且推薦林振華給福特當翻譯的事情也說了一遍。他說的都是自己親身經曆的事情,比徐海皓寫的內參又多了幾分真實感,在場的學員和老師都聽得如醉如癡,連那些對“林振華現象”頗有微辭的人,也開始覺得這個人本質上不壞了。
“聽老何這樣說,我開始有些喜歡這個小林了。老何,你說他今年才20歲?”有學員這樣問道。
何海峰點點頭:“沒錯,才20歲,我女兒都叫他哥哥呢。”
“這麽年輕,這麽有才華,放在基層太可惜了,應該把他調到上麵來,這樣也就不存在什麽承包的問題了。”有人建議道。
另一人道:“我倒不這樣想,年輕人,放在基層闖一闖更好。咱們的企業不能總是靠喬光樸,也得有年輕一代接班了。”
此人說的喬光樸,是轟動一時的小說《喬廠長上任記》裏的主角,某重型機械廠的廠長,已經是50多歲了。當時,幹部隊伍老齡化,也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好吧,今天的課堂討論,就到此為止。大家課後,如果對這個案例感興趣,還可以繼續討論。不過,這份材料屬於內參,是有密級的,大家不得外傳。”老師吩咐道,然後,他轉向何海峰,說道:“何海峰同誌,下課後,你跟我來一下,我有些事情要向你進一步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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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書友指正,第一家股份合作製企業誕生地溫嶺屬於浙江台州,書中誤寫為溫州,已經糾正。
台溫地區都是中國改革的重要發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