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李賢相關的一點資料(文摘)摘自蕭讓的《女皇之路》上元二年六月,雍王賢被立為太子,大赦天下。


    新太子容止端雅,才華絕倫,且文武雙全,身體健康,特別喜好打馬球,比弘更具年輕人的朝氣和吸引。


    然而弘的威望和人脈,是8歲起就開始奉詔監國積累起來的,遠非賢所能望其項背。


    李弘之死,是對李唐皇室最致命的打擊,長久以來勉強維持的平衡局麵轟然倒塌,原本已經逐漸淡處政治舞台的高宗,無法再阻止野心勃勃的妻子,武後的勢力迅速發展至不受控製的程度。


    掌握政治中樞、扶植軍隊實權人物,她夢寐以求的一切,將在這一階段得以完成。


    賢的太子之路,注定將走得不會平穩。


    事實上新太子做了沒幾個月,高宗不知是出於對從未理政的兒子不放心,還是存心試探,驀放話說有心讓天後攝知國政,這就是素來為人議論的高宗有心打破傳統遜位給武後之事。


    據《舊唐書*郝處俊傳》記載,上元三年四月(即公元7年,十一月改元儀鳳),高宗因風疹複發,疼痛難忍,有意遜位天後,但為宰相郝處俊諫阻,認為天下為高祖太宗所創,並非高宗私人所有,不能因為偏愛皇後就這麽把大好江山送給外姓,另一名宰相李義琰附議,此事遂止:三年,高宗以風疹欲遜位,令天後攝知國事,與宰相議之。


    處俊對曰:「嚐聞禮經雲:‘天子理陽道,後理陰德。


    ‘則帝之與後,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守也。


    陛下今欲違反此道,臣恐上則謫見於天,下則取怪於人。


    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後尚不許皇後臨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傳位於天後?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二聖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


    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後族。


    伏乞特垂詳納。


    」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旨,足可依憑,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


    」帝曰:「是。


    」遂止。


    此條常被用來說明高宗晚年仍然對皇後深具信任,情深意重,或武則天當時在朝廷上的至尊位,不過從高宗日後的表現看來,仍是為了李唐社稷殫精竭慮,說他是那種因為器重皇後便可以將江山拱手讓人的情聖總讓人心存懷疑。


    這一條記載本是孤證,同書的高宗本紀和武後本紀皆未涉及此事。


    而唐人所作的《唐會要》隻稱“上以風疹欲下詔令天後攝理國政”,郝處俊進諫“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少主,尚不許皇後臨朝。


    所以追鑒成敗,杜其萌也。


    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


    陛下正合慎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後。”


    《冊府元龜》、《資治通鑒》的記錄與之類似,均不見“遜位”字樣。


    郝處俊所用的典故,是魏文帝曾下令,即使皇帝年幼,群臣也不可奏事太後,讓後族臨朝輔政。


    且遜位武後,意味著皇太子位的改變,而郝處俊的諫言中完全未觸及這一點,不免讓人不解。


    賢自幼聰明俊雅,讀書過目不忘,深為高宗所嗟賞,曾對司空李勳讚其“夙成聰敏,出自天性”,似乎未見此前對新太子有何不滿。


    故此高宗召集眾宰相討論的話題,當是天後是否正式攝政監國而非遜位。


    事情大概是這樣的:高宗因為病痛早已有心放下政事,讓兒子早日接班。


    沒料到李弘突然去世,打亂了高宗的所有計劃。


    培養一個合格的接班人不是那麽容易的事,賢雖然聰明,但畢竟從未受過這方麵的嚴格教育,決策參政難免經驗不足,讓高宗感覺不放心。


    另一方麵,高宗晚年逐漸淡出政治舞台,生活***越來越小,身邊能接觸到的人也越來越少。


    小情人魏國夫人已經不在了,上金、素節、義陽、宣城等庶出子女常年在外,就像常樂長公主這樣能和他談上幾句的親戚都被武後以各種理由禁止入京麵聖,長年陪伴在他身邊的、他抬眼能見到的永遠隻有武後。


    至親如夫妻,武後的權力欲他不可能完全沒有察覺,以前他可以把國事完全交給太子弘來掌握,弘已多次監國,眾宰相又多是太子署官,君臣投契相知,互敬互重,高宗有足夠的理由放手。


    但弘現在不在了,原本“不親庶物”的高宗隻能出山再來培養新太子,但群臣是否能像對弘那樣衷心擁戴新太子,是否還能有效遏製武後,他實在沒有把握。


    召集眾宰輔商議是否讓武後正式攝政,也有存心試探群臣動向的意思吧!需要注意的是,高宗是召集眾宰相議事,當時為中書令的郝處俊表示反對,李義琰以中書侍郎、同三品的身份位列宰相而附議,其他宰相的發言雖未記載,並不見得就表示支持武後攝政,史書中隻是記載出代表性的說辭,而他們的集體意見否決了高宗的提議。


    也就是說,武後在實際朝政中盡管影響不小,也得到了高宗的認可,但高層官員中對她不以為然的仍不在少數,可能因為婦人幹政為古中國的政治傳統不容,且武後門第不高,背景複雜,也可能是因為有人不喜歡她的處世方式。


    太子弘死後,東宮的署官宰相調整如下: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劉仁軌升為左仆射,兼太子賓客。


    原戶部尚書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戴至德升為右仆射,兼太子賓客。


    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張文瓘升為侍中,兼太子賓客。


    原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升為中書令,兼太子賓客。


    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為吏部尚書兼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


    也就是說,故太子弘的署官宰相原班人馬全部轉為太子賢的僚屬,無形中也讓天後與故太子弘東宮班底的緊張關係,繼續延伸至新太子身上。


    這些人中,左仆射劉仁軌為李義府的政敵,一直反對武後臨朝。


    某次陪同高宗觀看新落成的鏡殿,驚趨下殿:“天無二日,國無二主,剛才臣竟看見四壁有數位天子,這是不祥之兆呀!”這樣明顯的借題發揮,便是針對武後攬權過甚而言,而高宗對此也是心領神會的。


    右仆射戴至德與侍中張文瓘長期為太子僚屬,太子弘監國期間多耐這兩位宰相主政,深為武後所忌。


    郝處俊明言反對武後攝政,算是鐵杆反武派,以至武後臨朝以後,仍遷怒於郝處俊之孫。


    眾宰相中唯有李敬玄,政見和立場與其他宰相有所不同。


    史載李敬玄於總章二年(9年)入相,永隆元年(70年)罷相,不過最後三年都僅僅是掛中書令的頭銜在唐蕃前線作戰。


    而他與兩位著名反武人士劉仁軌、裴行儉的關係,以及武後心腹老臣許敬宗的關係,都頗可以一議。


    李敬玄曾與裴行儉共事多年,主持官吏的典選推薦,甚有能名,時人稱為裴、李。


    然這兩人私下交情頗惡,據《舊唐書.杜易簡傳》記載:“鹹亨中,為考功員外郎。


    時吏部侍郎裴行儉、李敬玄相與不葉,易簡與吏部員外郎賈言忠希行儉之旨,上封陳敬玄罪狀。


    高宗惡其朋黨,左轉易簡為開州司馬,尋卒。”


    由此可見,裴李矛盾十分尖銳,以至結黨攻訐,但具體是什麽矛盾,今天已經無法詳細考究,僅能從一些蛛絲馬跡進行揣測。


    考李敬玄的發跡,正是高宗初年,且與許敬宗的延攬推薦密切相關。


    《新唐書.李敬玄傳》雲:“高宗在東宮,馬周薦其材,召入崇賢館侍讀,假中秘書讀之。


    為人峻整,然造請不憚寒暑。


    許敬宗頗薦延之。


    曆西台舍人,弘文館學士。


    遷右肅機,檢校太子右中護。


    拜西台侍郎、同東西台三品,兼檢校司列少常伯。”


    當時以許敬宗為首的擁立武後派,與反對立武氏為後的長孫無忌集團正鬥得天翻覆,朝政局勢相當**,許敬宗絕無可能援引異類。


    也就是說,李敬玄的升遷多得許敬宗之力,其政見必然與許敬宗大同而小異。


    而裴行儉早在永徽年間便因與長孫無忌討論武氏而被貶出京,裴李二人政見上的分歧,可能正是雙方矛盾的根源。


    而劉仁軌作為李義府的對頭和武後的反對派,“每有奏請,多為李敬玄所抑”,雙方嫌隙漸深也就不難理解。


    故此儀鳳三年劉仁軌故意奏請派李敬玄到邊疆去防禦吐蕃,正是有心將這位不同政見者排擠出政治中樞之意。


    李敬玄當然不想去,結果給高宗一句“劉仁軌就是要朕去守邊疆,朕也得去!”,隻得乖乖上路,結果打了個大大大大大敗仗,回來丟官罷相不在話下。


    從高宗那句看來有些蠻橫的說話中,說李敬玄是被高宗君臣合力算計了也不為過了。


    高宗背裏小動作搞個不停,太子賢也非泛泛之輩,出手便已不凡。


    剛立為太子,便在朝在野廣泛搜羅人才,計有太子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學士許叔牙等,齊聚東宮,為範曄《後漢書》做注。


    古有“立功、立德、立言”之說,賢深知自己剛被立為太子,聲望和人脈均不足與乃兄相比,借注書來展現自己的才華,求得公眾的認同,無疑是一個快速有效的法子。


    另外,也不乏仿效武後招北門學士的故智,借編注之名廣聚賢才為自己培養私人班底了,這點心思,自然瞞不過武後,這也是她最不能忍受的事情。


    位子還沒暖熱就開始張牙舞爪,全不將母親的權威放在眼裏,武後對新太子不滿也是意料中事了。


    李賢雖然存有私心,但《後漢書》注的整體質量還是很高的,比故太子弘所著的《瑤山玉彩》更見功力。


    雖然這類著述大多屬於“集思廣益”,不過仔細挑挑裏麵“臣賢按”的考據注疏,雜七雜八的也有四五十條,應為賢親筆所注。


    清代著名學者王先謙在其〈後漢書集解述略〉中,對太子賢所注範曄《後漢書》給予相當好評,說:“章懷之注範,不減於顏監之注班。”


    金毓黻認為王先謙此評“誠為過譽,然後來者亦莫之能先也。”


    也有不以為然的,如胡戟先生在《武則天本傳》中便不屑說:“多是以他書校讎,說明異同,間有訓詁音義和名物製度的注釋,沒有什麽發明。”


    考慮到賢當時隻得23歲,這樣的批評也未免過於苛刻。


    細讀太子賢的四十二條親筆評注,看出他除了以古本及當時流俗諸本之範曄《後漢書》互相參校外,還以經部之《詩》、《禮記》,郭璞注《爾雅音義》、揚雄《別國方言》、許慎《說文解字》、張揖《古文字詁》、《字書》,史部之《史記》、《漢書》、應劭《漢書集解音義》、劉珍《東觀漢記》、謝承《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蕭該《後漢書音》、皇甫謐《帝王代紀》、趙岐《三輔決錄》、崔豹《古今注》、《孔融家傳》,子部之《莊子》、《韓子》、《淮南子》,集部之《馮衍集》、《張衡集》、《王僧孺集》等書,參證、訓詁、比較、說明。


    其紮實的學問根底,令人敬佩,我們現在讀到的《後漢書》版本,就是章懷太子賢所注。


    儀鳳元年十二月,賢將此書上表獻於高宗,新太子的才華也隨著此書的頒行天下而得到了人們的廣泛認可,樹立起了良好的個人形象。


    賢再接再厲,受詔監國,處決明審,甚為時人稱道。


    高宗高興之餘手敕褒獎:“皇太子賢,自頃監國,留心政要。


    ……加以聽覽餘暇,專精墳典。


    ……家國之寄,深副所懷。


    可賜物五百段。”


    慶幸國家得人的欣喜之情,溢於言表。


    賢風華正茂,精力旺盛,既喜歡經史書法,又喜歡蒼鷹駿馬,性格堅強自負如他過世的兄長,活波好動精力過人又似足他的母親。


    高宗諸子之中,以他的容顏最為俊秀,舉止端莊而又灑脫風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也許是最像他母親的孩子,同樣的才華絕世,同樣的叛逆性格,同樣的驕傲,也是同樣的魅惑。


    賢的愛好極為廣泛,他可以陪號稱“飛白第一”的曹王明縱論書法,可以和蔣王煒笑談***,可以和弟弟顯等年輕人在馬球場上縱橫馳騁,也可以一個人獨坐在靜室裏譜曲弄琴。


    正是因為他交遊太廣,日後被廢時連累了一大票人。


    對於控製欲極強的母親,賢一直心存反感,並且不在意讓這種情緒當眾流露。


    監國處政,務必表現得和母後不同,仿佛隻有這樣,才能證明自己的存在。


    麵對這一波波攻勢,武後氣定神閑,見招拆招,半步不退。


    對於高宗,她繼續采取孤立政策,不容任何危險人物接近高宗施加影響。


    上元二年七月,也就是新太子立後的頭一個月,即將皇三子杞王上金解往澧州安置。


    降至儀鳳元年,蕭淑妃之子素節因為很久沒有見到父親,作《忠孝論》讓倉曹參軍張柬之偷偷送入宮希望呈獻給高宗,不料被武後見到,嫌惡更甚,誣他收受賄賂,降封翻陽王,安置於袁州。


    第二年又進一步將這位高危人物禁錮終身,改於嶽州安置。


    順便提一下,這是張柬之第一次在曆史舞台上登台亮相,給武後的印象很不好,他這一輩子都在做讓武後不滿意的事情,到最後終於將武後趕下了寶座。


    武後對於二位庶子的處理,當與太子賢新立而境界有關,也可視為她希望能確立母後權威的處置措施。


    不過對於高宗,武後仍然表現得十分賢惠體貼,隻是她把溫柔織成一張密密的網,力圖將高宗與外界隔離起來。


    對於賢,武後的辦法就多了,怎麽說也是母子君臣,大條道理好講。


    先是讓北門學士送了兩本《少陽正範》和《孝子傳》,教導他該怎麽做個聽話的乖兒子,接著又親自寫了若幹封信,指責賢的不孝。


    可是賢也不是個省油的燈,你會寫書,他也會寫書,《少陽正範》和《孝子傳》接過來就順手扔一邊去,借著注《後漢書》的機會指桑罵槐,曆數後漢太後臨朝、外戚專權如何導致國勢傾頹,暗諷武後輔政及重用諸武。


    一門心思想教育兒子的武後,一不留神被兒子給教育了,這口氣怎麽咽得下!當下指使東宮官員告發太子失德,醉心聲色犬馬,唐代享樂主義盛行,要在這方麵找岔子,一抓一個準。


    太子賢精力旺盛外加胃口奇佳,男女通吃百無禁忌,雖然已是三子之父,仍然頗好***,寵愛一個叫做趙道生的卑賤戶奴,與之同寢同處,親密如情侶。


    (這位趙道生大約就是電視劇《大明宮詞》合歡的原型,不過編劇順手給栽到了太子弘的頭上_跳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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