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國不同,一個想要成為世界列強的大日本帝國就必須擁有足夠龐大的殖民地,特別是在中日經貿陷入前所未有的停滯期時。中日經貿戰爭從1908年一直延續至今,從東北蔓延到世界範圍,除了雙方各自的內部市場彼此受關稅的保護外,中日在亞非拉市場的經貿戰爭則是愈加激烈,這場經貿戰爭曆經十五年的發展,對雙方其實都有莫大的好處,刺激雙方民族工業在技術、管理、營銷和產品上都有長足的發展,隻是從最初的日本占據絕對優勢變成了中國逐步占據著較為全麵的優勢。


    就在現在,就在今天,就在這個時代,就在這個大日本帝國大正11年,就在這個中華帝國神武12年。


    身處在日漸強盛到不可一世的中華帝國之旁,日本的危機感遠遠強於整個世界,帝國的疆域是日本的42倍,人口是日本的8倍,經濟總量是日本的10倍,煤鐵銅鋁等主要資源總量更是其數千倍以上。


    日本不能停止發展的步伐,一旦停止就會被中華帝國狠狠的抓在手心裏揉碎,而此時此刻恰恰是中日海軍差距最大的階段。


    日本處於華盛頓條約之後最為輝煌的階段,而帝國海軍則剛剛起步,至少需要十年的時間才能彌補這一差距。


    惡膽陡生的日本開始了一次又更為驚險的冒險策略。


    ……


    宋彪對於政治的敏銳讓他又一次預測成功,與其說日本派遣秋山真之海軍少將過來道歉。不如說是索要中屬新幾內亞的殖民權,日本方麵的最低限度也是要中國以一個合適的價格出售給日本。


    日本方麵還提出,如果中國將原德屬新幾內亞轉交給日本,或者是出售給大日本帝國,大日本帝國可以滿足中華帝國的要求在國內政府公文和外交上禁止使用“支那”一詞。


    歐陽賡內閣在外交上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比唐紹儀內閣時代更強硬,內閣不僅言辭拒絕了日本的無理到荒唐滑稽的要求,也譴責日本的蠻橫無禮。更不會在殖民地問題上做出任何退讓。


    德屬新幾內亞是個什麽地方?


    每年幾十萬噸銅精礦和接近十噸的黃金產量的殖民地,帝國豈能割讓給外國,更怎麽可能割讓給日本。不要小看這個地方,這裏的氣候環境決定了它的優勢,德國殖民期間已經為這裏打下了良好的經濟農業基礎。盛產棕櫚、椰幹、咖啡、可可和橡膠,加上周邊充裕的漁業資源,以及石油天然氣資源,帝國絕對不可能轉讓。


    帝國的一貫方針是竭盡所能“減少進口,增加出口”,而這裏對帝國恰好是一個最好的補充,帝國甚至早已開始了大規模的移民計劃,要在金銅礦資源最為密集的新不列顛島和石油資源密集的新愛爾蘭島占為己有,在未來十年,帝國將逐步向此移民六十萬。並以此為跳板向南太平洋持續輸出更多的人口。


    隨著帝國進入二次工業革命,帝國對於銅的需求增長迅猛,目前世界精銅產量隻有140萬噸,帝國去年的銅產量占世界的17%,新幾內亞銅礦不僅是帝國控製的唯一世界級銅礦。銅精礦的含銅率也遠高於國內的貧銅礦,所以,帝國絕不會作任何形式的退讓。


    中日的新一輪衝突又來了。


    雖然秋山真之寄希望於直接麵見華皇的方式解決這一問題,但皇帝並沒有接見他的安排,隻能在和帝國外相的強硬衝突中黯然回國,誰也未曾預料到這就將是日本國內親華派的徹底衰亡。


    日本的貪婪。以及他們必須維持的擴張主義使得原本就因為經貿戰爭而長期處於冷戰狀態的中日關係再起風雲。


    在秋山真之離開後不久,日本派遣兩艘戰列艦進駐澳大利亞代管的莫爾茲比港,帝國則命令在中屬新幾內亞的駐軍一級戒備,同時也準備派遣兩艘震旦級戰列艦前往萊城港駐防。


    在軍艦即將駛出青島海軍基地之前,中央軍部總參謀長蔣方震、海軍參謀總長薩鎮冰、海軍大臣宋文翽一同前往中央宮的辦公廳向皇帝宋彪稟告這一事件的最新情況,並且等待皇帝的最終下令。


    他們三人的神情都是異常的嚴肅和緊張,因為他們所要對峙的日本海軍在主力艦上保持著帝國的三倍級別。


    書麵報告是海軍參謀總長薩鎮冰親自所寫,畢恭畢敬的雙手奉上給皇帝陛下,此刻在他的內心深處,也是充滿了一種莫名的害怕,擔心皇帝決議采取更為激烈的對抗方式。


    身為帝國的海軍參謀總長,薩鎮冰很清楚帝國海軍還根本不是日本海軍的對手,雖然說帝國已經擁有兩艘奧匈帝國的聯合力量級戰列艦和四艘震旦級戰列艦,因為噸位較小,總排水量噸位加起來才11.4萬噸(英製),僅相當於日軍的1/3。


    日本海軍擁有6艘三萬噸級以上排水量的超無畏艦,4艘超過2.5萬噸級排水量的超無畏艦,如果加上還未正式拆解的德國賠償的拿騷級和日本自造的薩摩級、攝津級,中日雙方海軍的差距就是4倍。


    這仗顯然是不能打的。


    帝國陸軍是世界第一流的,可海軍遠弱於日本也是不爭的事實,帝國海軍當然也有長遠的雄偉計劃,但這種立足長遠的大計劃在眼前這個階段恰好處於一個最為真空的時期。


    根據華盛頓條約,帝國海軍將擁有最高27.5萬噸(英製)的主力艦排水量總噸位指標,雖然總量小於日本的38.5萬噸,但是帝國被允許後續增造兩艘3.5萬噸級戰列艦,並且允許使用16英寸的主炮。


    最為補充協議。帝國海軍在航母建造的總噸位限製上,和日本保持同樣的8.5萬噸(英噸)標準,憑借帝國的空軍和飛機工業優勢,這將在某程度上進一步拉近帝國海軍和日本海軍之間的差距。


    隻是按照帝國海軍部的計劃,這一差距最終是要在1935年左右才會被彌補,而帝國海軍在未來十年中都不具備挑戰日本在西太平洋海軍霸權的實力。對於這一點,宋彪、蔣方震、薩鎮冰、宋文翽四人都是很清楚的。因為這一決策是他們共同作出的。


    宋彪看著海軍情報部提供的各種最新情報,日本海軍已經全麵戒嚴,這代表日本海軍做好了戰鬥的準備。而這一切都不過日本又一個蓄謀已久的陰謀。


    他很清楚日本想要打帝國海軍很久了,隻是過去總沒有機會,現在則終於找到了。


    此時的日本大約也有著政策的混亂。一邊是內閣想得到中屬新幾內亞,一邊是海軍瘋狂和夢寐以求同中國海軍交戰,一戰擊敗中國海軍,再一次通過戰爭索賠奠定日本才是亞洲唯一海軍霸主的地位,再一次奪回被日本陸軍丟失的國運和在中國的所有特權。


    當宋彪在這裏翻閱各種情報時,蔣方震、宋文翽和薩鎮冰心裏都充滿了緊張,他們很清楚,震旦號和旅順號一旦出港就很可能像鎮遠、定遠那樣,出去就再也回不來了。


    大家心裏都很掙紮,既不想將新幾內亞割讓給日本。但也不想冒險和日本海軍決戰。


    宋彪何嚐不知道帝國海軍還處於搖籃期,如今不過剛剛學會了走路,而日本早已磨刀霍霍的等待已久,然而真正逼迫日本采取著這種強硬姿態的原因正來自於英美的對日妥協,而日本自身也確實是沒有選擇。想要發展,除了用瘋狂的挑釁姿態爭取利益之外,它幾乎沒有其他的選擇。


    整個世界範圍內能夠爭奪的殖民地都已經有了主人,荷蘭在印尼的殖民地雖然較弱,但有英國的庇護,東邊又是根本無法得罪的美國。日本隻能向中國冒險一搏以爭取利益的最大化。


    宋彪沉默的思考著這一問題。


    宋文翽終於忍不住的和宋彪提議道:“皇上,也許日本並無意開戰,畢竟剛簽署了《華盛頓條約》,他們此時就掀起新一輪的海戰就是徹底要逼迫我國推出條約,其他各國也不會容許的吧?”


    宋彪微微嗯了一聲,隨即又糾正道:“很難說,我觀英美等國對日本的寬容和同情,很大程度上還是因為我國擴張的太快,即便是美國這樣的準盟友和法國這樣的盟友,他們對我國實際上也存在著一種希望進行遏製的心態。應該說,日本是抓住了這個時機,我們確實是靠陸軍逼迫英國作出很多的讓步,但是英國怎麽會甘心呢,我想英國對於日本的此次強硬姿態是支持的,否則不會將港口讓給日本駐紮,這本身就已經表明了英國的態度。”


    宋文翽問道:“皇上,那我們該如何應對,是否要請美國和法國出麵協調?”


    宋彪不置可否。


    他在簽署華盛頓條約之前就考慮過從美國購買四艘戰列艦應急,反正美國也要解體這一部分的戰列艦,最終還是因為僥幸心理還放棄了此事,現在就遭到了報應。


    因為美國對日本作出了重大讓步,從西太平洋的各個海軍基地撤出,這就導致美國現在也無力製止這一事態。


    深思熟慮了一段時間後,宋彪推測目前的國際環境還是比較穩定的,各國固然有一定的利用日本牽製帝國的心思,卻未必真的希望撕毀《華盛頓條約》。


    特別是對美國而言,隻是一旦讓美國介入此事,結局也變得很難說。


    考慮到這一點,宋彪和蔣方震吩咐道:“暫時不用派遣戰列艦進入南洋,將空軍全軍進入二級戒備,第215師從福建轉調至新不列顛島……五個空軍師調入東北軍部,208和210兩個師調入平壤區,讓空軍做好舊型號解封檢修,隨時準備重新服役,213師從南昌調入台灣。其他各師陸續轉調沿海,新增216至220五個空軍師的編製,做好進入東北和朝鮮地區的準備工作,同時增加重型轟炸機的投產速度,在瓊州灣海域秘密進行一場空軍針對軍艦的轟炸演習,實驗此前的各種相關研究和新式魚雷技術。”


    聽到這番吩咐,蔣方震三人就明白皇帝是要用帝國優勢的空軍力量和日本對抗。由於在一戰期間出口了大量的飛機,帝國的飛機工業規模和水平一直保持在世界領先程度,擁有沈陽飛機、遠東福克和上海寇蒂斯三家著名的飛機製造公司。同法國、美國的合作也異常密切,最近幾年則又大幅度和德國一起進行秘密合作。


    這一點是日本所無法企及的。


    受中蘇戰爭的影響,帝國目前仍然保持了15個空軍師的正規編製。各省巡防軍也保留一個航空巡邏支隊,帝國的空軍編製受陸軍影響較大,每個空軍師保持兩個空軍戰鬥團、一個轟炸團和兩個地勤團,每個空軍團保持三個航空支隊,每個支隊30-35架戰鬥機。


    一戰、二戰的空軍和二戰後期的差別是非常大的,就目前而言,特別是經過中蘇戰爭的檢驗後,帝國空軍的編製整體上是比較適應現階段的戰爭需求。


    如果是遭遇大規模的戰爭,各空軍團的下屬航空支隊會從三個激增到十個這樣的大規模空戰極限,而飛行和地勤人員的儲備也保持在世界上最為領先的水平。


    如果日本不能理解帝國的空軍優勢。盲目出擊和妄圖勒索要挾,帝國隻能主動出擊,用空軍優勢和陸軍優勢向日本證明帝國的實力。


    在作出一係列的軍事部署後,宋彪相信他對日本的警告已是很充分了,如果日本無視這些警告。下一步就必然是新的中日戰爭。


    在帝國空軍開始頻繁調動後,日本也仿佛是忽然才明白中國再也不是過去的那個滿清帝國,中華帝國根本無意作出任何形式的退讓,甚至不惜付諸全麵的戰爭。這樣的結果讓日本頗感意外,雖然在海軍上擁有絕對優勢,考慮到中法同盟和其他因素的影響。日本也必須考慮清楚。


    因為日本要求帝國轉讓德屬新幾內亞,以及派遣兩艘伊勢級戰列艦前往莫爾茲比港威脅帝國的事情被稱之為中日伊勢事件,在帝國第215空軍師進駐新不列顛島後,缺乏足夠空軍支持的日軍被迫將兩艘伊勢級戰列艦撤回本土。


    日本蓄謀已久的伊勢事件就這樣變成了一場中國空軍和日本海軍的較量,因為對中國空軍在中蘇戰爭中的大規模使用和不可逆轉的戰術優勢,日本就在中日兩國的暗戰中無聲無息的結束了伊勢事件。


    伊勢事件結束後,日本政府不再繼續向帝國提及新幾內亞問題,轉而重新要求簽署一份對日本更為有利的新的中日通商條約,但還是在政府公文和社會中繼續使用“支那”蔑稱中國,毫無道歉的想法,帝國外交部追究的意圖也同樣淡化,中日仿佛是進入了一種新的冷戰階段,隻是伊勢事件又一次的加深兩國冷戰的程度,從政府到民族都充滿了寒冷如冰窟一般的敵視意識。


    幾天之後,宋彪還是和往常一樣很早就到辦公廳處理公務。


    汪兆銘一大清早就為他準備了一份特殊的來自日本的《朝日新聞》,並為此準備了翻譯稿,這樣的安排有些超乎常規,也不在汪兆銘的職權範圍內。


    宋彪還是將這一份一周前的《朝日新聞》晨報翻譯稿看完,這時才明白汪兆銘的用意,原來那一天的《朝日新聞》刊登了日本新任海軍副大臣秋山真之海軍少將的文章《我們到底得罪了誰?》。


    汪兆銘的翻譯基本忠於原文的用詞,並且具有一種散文詩般的隨筆行文風格,讀完之後讓人感慨唏噓不已。


    秋山真之在文章的第一行如此寫道——當我接受高橋首相的委托前往支那之前,我就預感到這將是一次糟糕的公務之行,結果還真是如此呢,讓我這樣的人也感到沮喪和傷心。


    “回國之後的我在海軍本部的那間樺木門板後的寬敞的辦公室裏痛哭流涕,關起門。所以沒有人知道我內心究竟有多麽的痛苦和哀悼,也許我知道我們不會和支那帝國冒險開戰,但我還是很難過,一個人的在海軍本部的深夜裏,曾經在日本海戰期間也呼呼大睡的我也輾轉難眠,我總是不停的想帝國和支那為何要走到今天這樣的令人傷心欲絕的地步?”


    “我們要求得到殖民地,因為每一個國家都有權讓國家富強。讓人民幸福,這是每一個國家的權利,我和兄長都一樣最為崇拜的維新哲人福澤諭吉先生如此說。我們也深信如此,可世界是殘酷的總是逼迫我們這個民族麵臨最為痛苦的局麵。”


    “明治四十四年的朝鮮半島戰敗之後,我被迫結束了自己所熱愛的旅順艦隊司令官的職務。回國擔任海軍士官學校的校長,在傷碎心的命令艦隊啟航離開的那一刻,我仿佛就已經看到民族苦疾的開端。在此之前,我大約是在喜歡住在中國的大和人,我喜歡他們那些愚昧而單純的辛勤的人們,我喜歡曾經的那位東三省的總督,後來的支那帝國的皇帝宋陛下,那時的他更多的還隻是一名單純的軍人,總有著戰術和戰略上敏銳思維,以及驚人的戰術創新和新穎進步的現代戰爭思想。在有限的交往中,即便是我這樣的海軍軍人也總能在和他的交談中受益良多。所以,我總喜歡說他才是亞洲的軍神,他厲害的連我那位從小就傲慢自大的不可一世的兄長閣下也敬佩的無話可說。當我離開旅順之後,即便是身為海軍士官學校的校長。我每年也總會找各種機會去支那,想著辦法的能見到他,哪怕隻是和他簡單聊著天氣那種無聊的話題。”


    “我知道這位支那皇帝陛下總是在變,變的更為陌生,依舊犀利的堪稱亞洲陸軍之神,卻高高在上藐視諸生。以至於我再也不能解讀他的內心,在有限的幾次見麵中,透過他的雙眼,我所能看到的除了高貴之外就隻有冷漠和無情,我總是會堅持閱讀他筆名之下的所有支那中央社評,雖然我知道那些文章中有許多都是他的幕僚所寫的,但終究還是能代表他的思想。”


    “我們討厭他自身神武陛下,那是我們討厭他的最大因素,但每當我整理他的社評和他在支那國內的公開言論,我還是會驚訝的以為他簡直就是神武陛下再世的那種皇帝閣下,他似乎很擅長,也很喜歡在保持支那文化和傳統精髓的基礎上大幅度的西化,我總覺得這是支那國在過去十年間快速變強的最主要的原因。”


    “很多時候,我總是非常的傷心,不是因為我和他的友誼日漸冷淡到了幾乎無法見麵的地步,而是自從他登基以來,中國在對世界開放之時卻將我們日本排斥在外,這也不難解釋,眾所周知他的父母和家族都死於我們的士兵之手,而我們總是一次次的否認這一點,也拒絕向他和他的民族道歉。”


    “天啊!”


    “每當我建議軍部就此道歉而遭到上下一致的斥責和惡毒的批評時,我就會驚訝的想我們到底是怎麽了,我們的心靈生病了嗎?難道我們不知道我們所做過的一切嗎,難道我們不知道那位皇帝是亞洲之軍神和統治著四億人口的皇帝嗎?我總是一次次的責問自己的早已不堪折磨的靈魂,難道我們真的有必要如此傲慢嗎?傲慢的到失去理智和人性的程度嗎?”


    “以我對支那和我們的了解,我們兩個民族都是那種喜歡將責任歸罪於別人的群體,我們總是相信自己是無辜的正義的。所以我們拒絕道歉,我們不道歉,支那也從對我們道歉。他們從沒有意識到他們傷害了我們,我們也未曾意識過這一點,所以,事情總是在無止境的變得更加糟糕。”


    “在大正年的時候,隻要我們翻開報紙都是討厭支那的報道,他們一次次的針對我們調整關稅,將我們更好於他們的產品拒絕在國門之外,不準許他們的國民享受到更便宜和實惠的生活。他們還一次次的針對我們在國內減稅,使得自己的產品在國際上更為廉價,哪怕他們的產品總是有著這種和那種的問題。在我們為他們培養了那麽多人才,以至於支那內閣中有一半的人曾經在日本留學。有超過七成的陸軍中高級軍官畢業於陸士,在東三省新政的五年期間,我們更敞開雙臂為他們所需要的一切人才,在東三省為他們創辦學校,然後做夢一般期望亞洲的兩個國家一起騰飛,團結一致對抗盎格魯人,結果卻是這樣嗎?我們所作的一切努力都隻是讓他們將我們排斥在外嗎?在我們為他們做了這麽多。歐洲人欺負了他們那麽多年,他們卻將我們排斥在外,張開雙臂擁抱歐洲?”


    “所以。我們有理由憎恨他們的愚蠢。”


    “隻是我們回首過去,當我們在日清戰爭之後向他們索要2億兩白銀的巨額賠償,以至於將清國逼入絕境的時候。我們是否考慮過一切源頭在於我們太急切的渴望強大和富有?”


    “現在當他們強大了,毫不客氣的將他們排斥在外,就像是一個卑鄙的人利用了鄰居之後就將他踢出酒宴一樣討厭,但他們確實是強大了,這倒是一個不可爭議的事實。也許我這麽說會遭到很多的反對,我們總是會報道他們的醜陋和愚昧一如過去,連最標榜公正的幾家報紙也喜歡用‘支那豬’這樣的詞匯形容他們,但對於他們從美國購買了兩台一萬英噸壓水機的事情卻不願意做任何報道,對於他們自己生產了戰列艦的事大加批評,說他們在挑釁我們。說他們其實都是靠歐洲人的幫助,其實他們連螺絲都無法造的很好,可據我所知,他們現在已經做好了在自造的超無畏艦上使用自造的蒸汽輪機和可能在十五英寸口徑以上的三聯裝主炮。我們總是批評他們在歐洲人的幫助下生產飛機和坦克,沒有歐洲人的施舍和幫助。他們就將一無所是,還是那種最愚昧的‘支那豬’,但他們確實是一戰中最大的飛機製造國,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當他們航空戰鬥團抵達德屬新幾內亞時,我們海軍也完全沒有應對之策。當我們討論這件事的時候,一位總是很蠢的笨蛋將領居然說隻要加裝幾挺高射炮就可以解決那些飛機。我反問他帝國是否有自造的高射炮,還是要和法國購買,而法國是否會出售給我們?即便法國願意出售的話,我們大約需要買多少才能抵擋幾千架,甚至是一萬架的轟炸機?”


    “沒有人回答,當整個海軍本部一片沉默無聲的時候,我感覺到的卻是更深的痛苦!”


    “經曆了這麽多,我總是在深夜裏和朋友一起談論這些讓人傷心的事,我總是會說如果他們意識到我們是亞洲人,我們也意識到他們是亞洲人,雙方就會化解所有的憎恨,然後變成很好的朋友。”


    “每一個國家都有權讓國家富強,讓民眾幸福,這是每一個國家的權利!”


    “影響我的一生的那位思想家如此說過,我也深以為是,但我總是在問,為什麽我們沒有發展的空間,我們需要出售產品的地方,我們需要資源,隻有這樣,我們才能變得更為富強,才能讓民眾幸福,這是我們的權利。這同樣也是支那的權利,但支那為什麽要剝奪我們的這個權利,回首過去,我們總是有做錯的地方,他們也是如此,現在已經到了一個雙方都必須認錯的時候,假如我們還想領導亞洲的話,我想我們也許應該先道歉。”


    “關於那種‘即便對支那道歉也不可能得到原諒和公平條件’的話,或許是正確的呢,我也從不否認,但假如我們不勇敢的麵對自己的內心,勇敢的去做一次嚐試,我們怎麽會知道結果呢?”


    “我想我知道,其實也有其他的人知道,至少我那位總是喜歡教訓我的兄長和我們的朋友都知道帝國已經到了必須改變的時候,我得正視一個真正的現實,一個連歐洲人都很清楚的現實,那就是支那國在過去十年間已經成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之一,即便他們的海軍還很弱小,但要不了多少年,他們就會成為世界上最強的海軍國之一。”


    “我想我知道,其實也有更多的人知道,如果我們現在不做點什麽事情的話,我們就會被身邊的這個42倍疆域於我國的帝國撕碎,但絕對不是像前幾個月的那種挑釁行為。那樣隻會讓兩個亞洲帝國之間的事情變得更加糟糕。”


    “隻是,假如我們連向那位統治半個亞洲的皇帝陛下道歉的勇氣都沒有,我們還能做什麽事情讓日本找回富強的機會呢?”


    “在這個同樣和過去一般痛苦而無法入睡的清冷深夜,我就這樣的問自己,此時此刻,大正11年夏初的某一天,我也想問問其他人。”


    宋彪將整篇文章都很仔細的看完。內心也受到了極大的觸動,他忽然意識到了一個清醒的人活在沉睡而即將的世界裏是多麽痛苦的事情。


    秋山真之會痛苦,恰是因為他醒著。


    宋彪沉默的哀歎一聲。為曾經的這位朋友和日本國內僅有這幾位知華派感到痛苦,自從中日經貿大戰在1913年基本分出勝負,日本產品大規模的離開中國市場。日本和中國的民間往來就幾乎中斷。


    中國還是會向日本派遣留學生,由於環境急劇惡化,現在也派遣的越來越少,兩國的交流越來越少,如果從庫頁島計算,兩國的領土已經接壤,如果從東西琉球算起,兩國隻是相距三百公裏的海峽,兩國的交往卻已經近乎是徹底的中斷了。


    雙方再也不了解對方,片麵的去想對方。都以為自己是對的。


    真正敲打了宋彪心靈的則是秋山真之引用福澤諭吉的那句話——每一個國家都有權讓國家富強,讓民族幸福,這是每一個國家的權利!


    他對此已是無話可說。


    日本的國內市場太小,而中國的國內市場是日本的十幾倍,帝國的經濟、工業的發展又有不同的邏輯和方式。雖然兩國的勞動力資源都差不多的廉價,但是中國擁有雄厚於日本幾千倍的物產資源。


    中日經貿戰爭從開始的那一刻就已經注定了結局。


    一戰期間,歐洲工業大幅度衰落,中日的產品都仿佛有著無限的市場空間,隻有這幾年是日本在大正年間的繁榮時刻,從1921年開始。中日經貿戰爭又開始變得更為激烈,雙方都在固守本國市場的基礎上在東南亞、非洲、中東、歐美大麵積的廝殺。


    當日本連大部分的生產原材料都要從中國進口,這就注定日本在這場戰爭中處於劣勢,而且日本為了維持軍費所采取的高稅政策,中國則因為財政寬裕采取輕稅政策,導致雙方的差距進一步拉大。


    中國的工業規劃和扶持政策,以及更為寬鬆的人才引入計劃同時使得中國工業在技術上提升迅猛,從一戰開始就有計劃的不斷提升和擴大,在1921年的這個分水嶺,除了造船業,雙方的差距已被進一步擴大到日本難以追趕的地步。


    即使是造船業,中國除了3萬噸級以上的戰列艦還存在劣勢外,在商船、發動機、鍋爐和船用鋼領域都已經超過了日本,當日本還需要從英國進口炮鋼和特型船鋼、主炮時,中華帝國已經基本實現了自產化和出口。


    日本現在隻剩下了保護性最強的軍工業作為帝國的支柱,中國卻已經在油脂化工、工業陶瓷、煤化工、染料、化肥、電氣、內燃機等領域都擁有了和德國競爭的實力,在紡織、食品工業也日益逼近英法,在汽車、石油化工、機床、冶金、通信領域向美國衝擊,在飛機、電氣化鐵路、專用機床等新興領域則已經和德美英法具備抗衡的實力。


    在從美國聯合機床公司進口了兩台萬噸水壓機用於汽車、飛機、蒸汽輪機、承軸和船舶的製造後,中國也在遠東機床總公司挑戰12500英噸的水壓機和更多的超重型鏜銑床。


    日本和中國的差距越來越大,日本卻從未真正的意識到這一點,他們還是在用十年前,甚至是甲午戰爭之前的眼光在看待中國。


    這或許有情可原,在1911年之前,中日每年來往的人次超過四十萬,在1913年之後,中日每年來往的人次已經降低到不足兩萬,其中絕大多數還都隻是軍政方和教育界的來往。


    這是一個可怕的事情。


    或許是宋彪一手造成的。


    宋彪也是在以一種公平的心態看完了秋山真之的這篇《我們到底得罪了誰?》,他才意識到這一點,也許中日之間目前的各種問題中,他要占到一半的責任,正是他無情冷漠的將日本踢出中國,也關閉了日本知華派和親華派的未來,使得他們日漸衰落,再也無法對日本產生正麵的影響。


    宋彪也難免有些難過的歎息一聲,和一直陪同在身邊等待他讀完全文的汪兆銘問道:“你花了多久翻譯這篇文章?”


    汪兆銘畢恭畢敬的答道:“回稟皇上,臣下隻用了一天的時間就翻譯完了,因為覺得這樣的文章最好是有原文,所以等到今天讓駐日本公使館送來了急件原文才呈交給皇上。不過,據最新的情報所知,秋山真之少將似乎已經因為這篇文章觸怒日本軍方和內閣的**派高層,已被勒令退出內閣,據說連海軍都不打算留他繼續服役。”


    宋彪很驚訝的問道:“這麽慘?”


    汪兆銘答道:“是啊,確實很糟糕,臣下倒以為除了使用蔑稱之外,他這篇文章也許還算是很公正客觀的,對我們也有一些啟發。日本固然再不好,我們也沒有必要逼的這麽緊迫。”


    宋彪想了想,道:“我們做的確實不對,但我們沒有別的選擇。‘每一個國家都有權讓國家富強,讓民族幸福,這是每一個國家的權利’,我們隻是在行駛自己的權利罷了,難道我們還有義務給日本同等的權利在我國分享富強嗎?秋山的反思還不夠徹底,如果日本將自己定位在荷蘭、比利時這樣的國家,采取輕稅和有限的低軍費政策,他們完全可以發展的更好。發展是每一個國家的權利,但每個國家都沒有權利剝奪其他國家的同等權利,不能靠輸出商品和占領殖民地及他國市場來滿足自己,這也是我們推行重法愛民之國策,以推動國民普遍富裕為基礎國策的原因,隻要人民都富裕了,國內市場才能擴大,企業才能擴大,國家才能更加富強。”


    關於宋彪最後所說的這番話,在歐陽賡總理強硬推行《限田法案》和《勞工保護法案》之時,國內就已經做過了全麵的大爭論,如今幾乎人人都知道這個道理。


    國家要強,人民當先富。


    日本隻是搞反了這個道理。


    汪兆銘頓首道:“皇上聖明。”


    宋彪想了想,卻道:“其實道理就在《勸學》中的這一句話,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隻是如何從現代世界觀的角度去解讀這句話而已。秋山真之的聰慧,以及他的境界很大程度上都源自於福澤諭吉,所以我們才說思想家是最重要的,思想才能指導行動,可我們的現代思想家又在哪裏呢?”


    汪兆銘當即答道:“臣下以為皇上才是當今帝國的思想家,正是有了皇上才有了今日帝國之富強,皇上一言一行都在指導著帝國的發展。”


    宋彪微微的哦了一聲,卻道:“我恐怕還不算是啊。現在的帝國發展的很好,但還遠遠不夠好,因為我們還是缺乏福澤諭吉那樣的思想家。我們總是說要隆禮尊賢,可我們還是遲遲未能等到真正的中國的新思想家。這需要時間,因為我們需要的是能夠真正解讀西方,又精通國學的大思想家,隻有這樣的大思想家才能解答中國各種問題的根源。我們總是再說現代化,實際上是我們怯弱的不敢承認現代化就是西方化,我們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借著光複中華的口號大幅度西化而已,隻是在此基礎上保證了國學的一些基礎,隻是這還不夠,我們西方化的程度遠遠不夠,我們國學複興的程度同樣遠遠不夠。隆禮尊賢,重法愛民,說的很容易,做起來卻真的很難很難。”


    汪兆銘聽了這番話就不敢再拍皇帝的馬屁,可他一直都覺得皇帝思想雖然不堪稱孔孟荀那樣的地位,卻也實用,足以領導帝國之富強,足以領導帝國實現中華複興的偉大重任。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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