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三年）八月癸亥，上禦煖閣，輔臣成基命等入對。
久之，出禦平台，文武諸臣俱入；諭曰：『袁崇煥付托不效，專事欺隱。市粟謀款不戰，散遣援兵，潛移喇嘛僧入城，卿等已知之；自當依律正法。今特流其妻子、兄弟，餘不問』。
輔臣頓首謝。”
--------《崇禎朝實錄》
崇禎帝查明民科軍事專家的罪責一共有五項，其中第一項是“付托不效，專事欺隱”。
這個罪名怎麽解釋呢？
其實這個罪名說的是，你民科軍事專家口口聲聲說什麽“五年複遼”，結果後金兵卻攻到北京城下，戰爭非但沒有向勝利的方向邁進，卻倒讓身處後方的京畿地區受到了嚴重威脅，這是不是作為前線最高指揮官的民科軍事專家的失誤？
如果單純是後金軍技高一籌也就算了，畢竟戰場上瞬息萬變，民科軍事專家也不是神，不能預料敵人的行動，可民科軍事專家一開始就背著皇帝說什麽“聖心焦慮，聊以是相慰爾”，這是什麽意思？
難道民科軍事專家，不是從一開始就準備欺君罔上嗎？
崇禎帝查出民科軍事專家的第二項罪責是，“市粟”，也就是資寇以糧。
天啟和崇禎年間，中國北方連年天災，百姓啃樹皮，吃草根，甚至出現人吃人慘劇，明廷財政也極度困難，不得不停止了對幾個蒙古部落的糧食資助。
崇禎二年，民科軍事專家兩次上書請求開馬市，以糧資助科爾沁部，遭到崇禎的拒絕，並且警告他“西夷市買貨物，明是接應東夷，藉寇資盜，豈容聽許？”、“西夷通奴，譏防緊要。奏內各夷市買布帛於東，明是接應，何以製奴？著該督撫嚴行禁止。”
民科軍事專家卻認為開了馬市，賣糧給科爾沁部，科爾沁部就不會“誘奴入犯薊遼”了。
崇禎皇帝並沒有同意民科軍事專家將國內好不容易運到寧錦前線的糧食賣給科爾沁人的----或許是默許了----結果，民科軍事專家不待北京同意就把糧食賣給了科爾沁部。
可是馬市開放後不久，就有人發現了問題，證據確鑿的明確告訴民科軍事專家，科爾沁部已經把糧食轉賣給了國中乏糧的後金後，但民科軍事專家依舊不停止賣糧的行為，以至於大明千辛萬苦運到前線的軍糧，成了後金進攻大明的物資保證。
如果說，這還算不上賣國的話，那至少是誤國殃民吧！
崇禎皇帝查明的民科軍事專家的第三項罪責是“謀款不戰”，也就是私自和後金議和。
事實上，民科軍事專家私下裏跟後金議和也不是一回兩回了，早在天啟年間，他就背著明廷，自行派人去後金吊唁努爾哈赤，這就是所謂的“潛移喇嘛僧入城”，結果，被後金騙了一回又一回，還是不知道悔改，不但坐視朝鮮被攻擊，而且還“擅殺大將”，為後金掃除了腹背之敵、心腹之患，這就很難解釋其所作所為了；當然，民科軍事專家未必是為了叛國，更像是在無法完成“五年複遼”的承諾後的孤注一擲，試圖以“兩國議和”的成功消弭了自身的責任，明顯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欺君罔上。
“散遣援兵”這一罪名，其實要分兩點來說，其一，民科軍事專家雖然事先說後金可能會從薊鎮實現突破，卻從兵力有限的薊州抽調兵馬加強錦州防務，並且還汰淘所謂的“弱兵”，結果不但使得薊州防務空虛，而且還讓被汰淘的“弱兵”憤恨，結果正是這些被汰淘的“弱兵”在後金攻打遵化時打開城門，導致了順天巡撫王元雅不得不自殺殉國。
其二，明知道後金已經突破薊州防禦攻入長城以南了，卻不派主力馳援，隻派了一個非嫡係的趙率教送死，並且，第一批援軍已經開到了，民科軍事專家卻讓他們返回原地駐防，結果導致了被朝庭寄與厚望的薊西防線竟不經一戰便完全失效。
也難怪朝野上下懷疑民科軍事專家的行事動機，是不是故意放縱後金軍長驅直入、圍攻京師、逼迫明廷答應城下之盟。
除了以上四項可以公之於眾的罪名外，還有一個不能宣之於口的罪名，那就是遼鎮兵馬隻聽民科軍事專家一人指揮，民科軍事專家一被抓，遼鎮兵馬就逃回山海關了，這TMD已經不是大明的軍隊了，完全是你民科軍事專家的私軍嘛！
十幾萬私軍，而且位置是如此緊要的私軍，你說，朝野上下能不擔心害怕嗎？
所以，如此多的死罪累計在一起，民科軍事專家就隻能是罪無可赦了。
崇禎三年八月癸亥（1630年9月22日），民科軍事專家就被當眾出於了“磔刑”，然後成千上萬的北京市民衝上去分食了民科軍事專家的血肉，以此宣泄對民科軍事專家的滿腔憤怒。
但東林黨人和民科軍事專家的幕僚們卻將民科軍事專家的死視作是閹黨反撲的結果，再加上此前韓爌、錢龍錫等東林黨高層因為受到民科軍事專家的牽連----他們或是民科軍事專家的舉薦人，根據明代舉薦製度要負責連帶責任，要麽曾經跟民科軍事專家私下裏合謀，讓皇帝擔心東林黨是不是要用遼鎮兵馬做些大逆不道的事情----而被罷官免職，所以，為了洗白自身，這些人編造了大量的謊言，為民科軍事專家進行粉飾，倒是攪得輿論紛紛······
鑒於江南和廣東士林還是有很多人為民科軍事專家打抱不平的，考慮到今後少不了還要跟東林黨人對上的朱由崧命令道：“不能讓東林黨人在江南等處一手遮天，傳我的命令下去，各報應該詳細揭露袁承煥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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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乾為難道：“世子爺，慎重啊，這麽做，不但得罪了江南士紳，而且還會引起宮裏的警惕，是不是有些不妥當呢！”
朱由崧想起了自己在北京時被崇禎皇帝詰問的那一幕，便點頭道：“你說的有些道理，這樣吧，不要讓三報出麵，花些錢，多找些小報，但一定要把袁承煥和東林黨的真麵目揭示出來，盡可能的讓更多百姓了解這些人光鮮的背後是何等的汙濁······”
久之，出禦平台，文武諸臣俱入；諭曰：『袁崇煥付托不效，專事欺隱。市粟謀款不戰，散遣援兵，潛移喇嘛僧入城，卿等已知之；自當依律正法。今特流其妻子、兄弟，餘不問』。
輔臣頓首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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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帝查明民科軍事專家的罪責一共有五項，其中第一項是“付托不效，專事欺隱”。
這個罪名怎麽解釋呢？
其實這個罪名說的是，你民科軍事專家口口聲聲說什麽“五年複遼”，結果後金兵卻攻到北京城下，戰爭非但沒有向勝利的方向邁進，卻倒讓身處後方的京畿地區受到了嚴重威脅，這是不是作為前線最高指揮官的民科軍事專家的失誤？
如果單純是後金軍技高一籌也就算了，畢竟戰場上瞬息萬變，民科軍事專家也不是神，不能預料敵人的行動，可民科軍事專家一開始就背著皇帝說什麽“聖心焦慮，聊以是相慰爾”，這是什麽意思？
難道民科軍事專家，不是從一開始就準備欺君罔上嗎？
崇禎帝查出民科軍事專家的第二項罪責是，“市粟”，也就是資寇以糧。
天啟和崇禎年間，中國北方連年天災，百姓啃樹皮，吃草根，甚至出現人吃人慘劇，明廷財政也極度困難，不得不停止了對幾個蒙古部落的糧食資助。
崇禎二年，民科軍事專家兩次上書請求開馬市，以糧資助科爾沁部，遭到崇禎的拒絕，並且警告他“西夷市買貨物，明是接應東夷，藉寇資盜，豈容聽許？”、“西夷通奴，譏防緊要。奏內各夷市買布帛於東，明是接應，何以製奴？著該督撫嚴行禁止。”
民科軍事專家卻認為開了馬市，賣糧給科爾沁部，科爾沁部就不會“誘奴入犯薊遼”了。
崇禎皇帝並沒有同意民科軍事專家將國內好不容易運到寧錦前線的糧食賣給科爾沁人的----或許是默許了----結果，民科軍事專家不待北京同意就把糧食賣給了科爾沁部。
可是馬市開放後不久，就有人發現了問題，證據確鑿的明確告訴民科軍事專家，科爾沁部已經把糧食轉賣給了國中乏糧的後金後，但民科軍事專家依舊不停止賣糧的行為，以至於大明千辛萬苦運到前線的軍糧，成了後金進攻大明的物資保證。
如果說，這還算不上賣國的話，那至少是誤國殃民吧！
崇禎皇帝查明的民科軍事專家的第三項罪責是“謀款不戰”，也就是私自和後金議和。
事實上，民科軍事專家私下裏跟後金議和也不是一回兩回了，早在天啟年間，他就背著明廷，自行派人去後金吊唁努爾哈赤，這就是所謂的“潛移喇嘛僧入城”，結果，被後金騙了一回又一回，還是不知道悔改，不但坐視朝鮮被攻擊，而且還“擅殺大將”，為後金掃除了腹背之敵、心腹之患，這就很難解釋其所作所為了；當然，民科軍事專家未必是為了叛國，更像是在無法完成“五年複遼”的承諾後的孤注一擲，試圖以“兩國議和”的成功消弭了自身的責任，明顯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欺君罔上。
“散遣援兵”這一罪名，其實要分兩點來說，其一，民科軍事專家雖然事先說後金可能會從薊鎮實現突破，卻從兵力有限的薊州抽調兵馬加強錦州防務，並且還汰淘所謂的“弱兵”，結果不但使得薊州防務空虛，而且還讓被汰淘的“弱兵”憤恨，結果正是這些被汰淘的“弱兵”在後金攻打遵化時打開城門，導致了順天巡撫王元雅不得不自殺殉國。
其二，明知道後金已經突破薊州防禦攻入長城以南了，卻不派主力馳援，隻派了一個非嫡係的趙率教送死，並且，第一批援軍已經開到了，民科軍事專家卻讓他們返回原地駐防，結果導致了被朝庭寄與厚望的薊西防線竟不經一戰便完全失效。
也難怪朝野上下懷疑民科軍事專家的行事動機，是不是故意放縱後金軍長驅直入、圍攻京師、逼迫明廷答應城下之盟。
除了以上四項可以公之於眾的罪名外，還有一個不能宣之於口的罪名，那就是遼鎮兵馬隻聽民科軍事專家一人指揮，民科軍事專家一被抓，遼鎮兵馬就逃回山海關了，這TMD已經不是大明的軍隊了，完全是你民科軍事專家的私軍嘛！
十幾萬私軍，而且位置是如此緊要的私軍，你說，朝野上下能不擔心害怕嗎？
所以，如此多的死罪累計在一起，民科軍事專家就隻能是罪無可赦了。
崇禎三年八月癸亥（1630年9月22日），民科軍事專家就被當眾出於了“磔刑”，然後成千上萬的北京市民衝上去分食了民科軍事專家的血肉，以此宣泄對民科軍事專家的滿腔憤怒。
但東林黨人和民科軍事專家的幕僚們卻將民科軍事專家的死視作是閹黨反撲的結果，再加上此前韓爌、錢龍錫等東林黨高層因為受到民科軍事專家的牽連----他們或是民科軍事專家的舉薦人，根據明代舉薦製度要負責連帶責任，要麽曾經跟民科軍事專家私下裏合謀，讓皇帝擔心東林黨是不是要用遼鎮兵馬做些大逆不道的事情----而被罷官免職，所以，為了洗白自身，這些人編造了大量的謊言，為民科軍事專家進行粉飾，倒是攪得輿論紛紛······
鑒於江南和廣東士林還是有很多人為民科軍事專家打抱不平的，考慮到今後少不了還要跟東林黨人對上的朱由崧命令道：“不能讓東林黨人在江南等處一手遮天，傳我的命令下去，各報應該詳細揭露袁承煥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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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崧想起了自己在北京時被崇禎皇帝詰問的那一幕，便點頭道：“你說的有些道理，這樣吧，不要讓三報出麵，花些錢，多找些小報，但一定要把袁承煥和東林黨的真麵目揭示出來，盡可能的讓更多百姓了解這些人光鮮的背後是何等的汙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