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淩河之戰還未徹底結束的時候，總督延綏、寧夏和甘肅三邊軍務的楊鶴在臨潼接到了逮捕自己的聖旨----“楊鶴總製全狹，何等事權，乃聽流寇披猖，不行撲滅，塗炭生靈，大負委任，著革了職，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
楊鶴是崇禎二年末以左副都禦史的身份出任三邊總督的，不過到任已經是崇禎三年三四月間的事了，當時陝北的“義軍”大部進入了山西活動，陝西當地僅剩下點燈子（趙勝）、神一元兩支主力“義軍”及少量其他“義軍”還在活躍，因此，楊鶴采取了重點打擊點燈子部“義軍”而招降神一元的策略。
在楊鶴的指揮下，點燈子部最終在崇禎四年九月初，於石樓縣康家山被明軍綏德知州周士奇、守備孫守法所擊敗，點燈子本人也在被俘後被明軍斬首示眾了。
而神一元部一開始並不願意接受楊鶴的招撫，直到崇禎四年年初神一元戰死，其弟神一魁接手“義軍”指揮權後，才因為所部與明軍作戰中屢戰屢敗，動了歸順的念頭。
崇禎四年三月九日，神一魁部向楊鶴投降，三月十六日，楊鶴向神一魁“宣詔赦”並任命神一魁為守備，安置在寧塞，由參將吳宏器加以監管，神部饑民則先後遣散，算是暫時安撫了這股“義軍”。
招降神一魁部的勝利，讓楊鶴認定招撫比進軍剿滅更合適，所以，隨後崇禎四年六月間，楊鶴為了貫徹其招安政策，特意向陝西各州府頒發了“照得從賊之民，或為饑餓難忍，或為脅迫相從，本部院撫順剿逆，一以免地方之禍亂，一以體皇上好生，非得已也；近聞解遣饑民歸回原籍，經過鎮店鄉村，多被居民複行劫殺；凡此舉動，是絕其生活之路，堅其從賊之心···有妄行劫殺，即照殺降律例，究罪抵償，如解散之眾不改前非，仍行槍殺，果有實跡者，許地方人等殺死勿論···各宜仰體德意，實實舉行，毋得容縱，致幹天和”的告示。
正是在楊鶴的再三布置下，分守關內道管西安府參政瞿師庸和分守河西道督理鹽法屯田參政周日強、洛川知縣劉三顧、整飭榆林東路黃甫川等處參政張福臻等陝西官員先後招撫了田近庵、劉道海（劉六）、白柳溪、獨頭虎、金翅鵬、過天星、滿天星、金龍、強虎、鑽天鷂、雲交月等多股小型“義軍”，一時間，陝北的局麵有大好的跡象。
說起來，楊鶴在陝西實施招安政策最初是得到了崇禎皇帝支持的----崇禎四年正月裏，崇禎皇帝在接見入覲監司官員是，就說過“寇也吾赤子，宜招撫之，不可純剿”的話----甚至，為了體現自己對子民的仁愛，崇禎皇帝從十分緊張的國家財政中撥出十萬兩白銀，由禦史吳甡帶往陝西賑饑撫“盜”，以配合楊鶴實施的各種招安。
可問題是，明廷的經費太過緊張了，十萬兩對陝西的救災來說，不過是杯水車薪罷了，以一人一兩分到災民頭上，也不過是能招撫10萬人而已，整個陝西需要救濟的又何止10萬人，更不要說陝西現在缺的是糧食而不是銀子，以鬥米七錢來計算，一兩銀子也就夠災民吃五十天的，所以，一旦糧盡，明廷沒有繼續撫恤手段的話，饑民也就隻能再度“揭竿而起”重新乞活了。
此外，正如楊鶴在文告中揭示的那樣，各地百姓又往往對返鄉的饑民進行截殺----一方麵饑民在“起義”時大量裹挾無辜百姓，對受災不嚴重地區進行劫掠，大大傷害了某些“良民”、“良村”，現在饑民放下武器了，這些“良民”和“良村”自然要進行血腥報複的；另一方麵，官府在招撫“義軍”後，給予了“義軍”大量的遣散費，這也引起了某些貧苦百姓的貪念，所以，為了錢，他們就對返鄉的饑民起了殺心----因此，被招安者很快被現實所再度逼迫，再一次走上了“屯掠”之路。
因此就出現了“解散者一二，嘯聚者千百，鄉村打糧，日無寧刻”的局麵，而那些被任命為明朝官員的“義軍”首領，也因為明朝官員的種種“刁難”和提防，不得不選擇重新與明廷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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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郝臨庵、劉六、滿天星、一丈青、李老柴、獨行狼、田近庵等大小“匪首”降而複叛，再度在陝北大地攻城略地，就連神一魁的舊部茹成名等人也出現了不穩的跡象。
楊鶴聞訊後，不敢怠慢，立刻命令神一魁親手殺掉茹成名等人。
但神一魁還未來及動手，便被部下黃友才等裹挾，再次“叛亂”了。
由此，楊鶴招撫的最大成績化為了烏有，雖然明軍稍後的進攻迫使黃友才在殺死神一魁後再次投降，但不久黃友才又再度化身為“匪”，這樣一來，算是徹底宣告了楊鶴招撫政策的失敗。
急於平定山陝之亂的崇禎皇帝，眼見得錢花出去了，結果卻依舊不盡如人意，因此便改變了對招撫政策的信心和態度。
於是乎，主張招撫的楊鶴便失去了存在的價值，進而又因為招撫所浪費的金錢和時間，遭到了崇禎皇帝的清算，就此被逮捕入獄，然後被發配袁州服刑，最後死在了袁州。
總算楊鶴還有一個好孩兒，日後深得崇禎皇帝信任，這才為楊鶴申請下來了官複原職的待遇，並因為搭了賀虎臣寧夏大捷的車，又追授了太子少傅，但這些就是後話了······
楊鶴去職之後，一向主張嚴厲進剿的巡撫延綏等處襄讚軍務的洪承疇被崇禎皇帝任命為新一任的三邊總督，主持對“義軍”的清剿工作，也正是在洪承疇的運籌帷幄下，山陝“義軍”受到了極大的壓力，最終不得不向豫北、豫南等地轉移，從而將明末農民起義擴大到更廣大的地區，進一步鬆動了明王朝的根基、將大明王朝推入了更深的深淵之中······
楊鶴是崇禎二年末以左副都禦史的身份出任三邊總督的，不過到任已經是崇禎三年三四月間的事了，當時陝北的“義軍”大部進入了山西活動，陝西當地僅剩下點燈子（趙勝）、神一元兩支主力“義軍”及少量其他“義軍”還在活躍，因此，楊鶴采取了重點打擊點燈子部“義軍”而招降神一元的策略。
在楊鶴的指揮下，點燈子部最終在崇禎四年九月初，於石樓縣康家山被明軍綏德知州周士奇、守備孫守法所擊敗，點燈子本人也在被俘後被明軍斬首示眾了。
而神一元部一開始並不願意接受楊鶴的招撫，直到崇禎四年年初神一元戰死，其弟神一魁接手“義軍”指揮權後，才因為所部與明軍作戰中屢戰屢敗，動了歸順的念頭。
崇禎四年三月九日，神一魁部向楊鶴投降，三月十六日，楊鶴向神一魁“宣詔赦”並任命神一魁為守備，安置在寧塞，由參將吳宏器加以監管，神部饑民則先後遣散，算是暫時安撫了這股“義軍”。
招降神一魁部的勝利，讓楊鶴認定招撫比進軍剿滅更合適，所以，隨後崇禎四年六月間，楊鶴為了貫徹其招安政策，特意向陝西各州府頒發了“照得從賊之民，或為饑餓難忍，或為脅迫相從，本部院撫順剿逆，一以免地方之禍亂，一以體皇上好生，非得已也；近聞解遣饑民歸回原籍，經過鎮店鄉村，多被居民複行劫殺；凡此舉動，是絕其生活之路，堅其從賊之心···有妄行劫殺，即照殺降律例，究罪抵償，如解散之眾不改前非，仍行槍殺，果有實跡者，許地方人等殺死勿論···各宜仰體德意，實實舉行，毋得容縱，致幹天和”的告示。
正是在楊鶴的再三布置下，分守關內道管西安府參政瞿師庸和分守河西道督理鹽法屯田參政周日強、洛川知縣劉三顧、整飭榆林東路黃甫川等處參政張福臻等陝西官員先後招撫了田近庵、劉道海（劉六）、白柳溪、獨頭虎、金翅鵬、過天星、滿天星、金龍、強虎、鑽天鷂、雲交月等多股小型“義軍”，一時間，陝北的局麵有大好的跡象。
說起來，楊鶴在陝西實施招安政策最初是得到了崇禎皇帝支持的----崇禎四年正月裏，崇禎皇帝在接見入覲監司官員是，就說過“寇也吾赤子，宜招撫之，不可純剿”的話----甚至，為了體現自己對子民的仁愛，崇禎皇帝從十分緊張的國家財政中撥出十萬兩白銀，由禦史吳甡帶往陝西賑饑撫“盜”，以配合楊鶴實施的各種招安。
可問題是，明廷的經費太過緊張了，十萬兩對陝西的救災來說，不過是杯水車薪罷了，以一人一兩分到災民頭上，也不過是能招撫10萬人而已，整個陝西需要救濟的又何止10萬人，更不要說陝西現在缺的是糧食而不是銀子，以鬥米七錢來計算，一兩銀子也就夠災民吃五十天的，所以，一旦糧盡，明廷沒有繼續撫恤手段的話，饑民也就隻能再度“揭竿而起”重新乞活了。
此外，正如楊鶴在文告中揭示的那樣，各地百姓又往往對返鄉的饑民進行截殺----一方麵饑民在“起義”時大量裹挾無辜百姓，對受災不嚴重地區進行劫掠，大大傷害了某些“良民”、“良村”，現在饑民放下武器了，這些“良民”和“良村”自然要進行血腥報複的；另一方麵，官府在招撫“義軍”後，給予了“義軍”大量的遣散費，這也引起了某些貧苦百姓的貪念，所以，為了錢，他們就對返鄉的饑民起了殺心----因此，被招安者很快被現實所再度逼迫，再一次走上了“屯掠”之路。
因此就出現了“解散者一二，嘯聚者千百，鄉村打糧，日無寧刻”的局麵，而那些被任命為明朝官員的“義軍”首領，也因為明朝官員的種種“刁難”和提防，不得不選擇重新與明廷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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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鶴聞訊後，不敢怠慢，立刻命令神一魁親手殺掉茹成名等人。
但神一魁還未來及動手，便被部下黃友才等裹挾，再次“叛亂”了。
由此，楊鶴招撫的最大成績化為了烏有，雖然明軍稍後的進攻迫使黃友才在殺死神一魁後再次投降，但不久黃友才又再度化身為“匪”，這樣一來，算是徹底宣告了楊鶴招撫政策的失敗。
急於平定山陝之亂的崇禎皇帝，眼見得錢花出去了，結果卻依舊不盡如人意，因此便改變了對招撫政策的信心和態度。
於是乎，主張招撫的楊鶴便失去了存在的價值，進而又因為招撫所浪費的金錢和時間，遭到了崇禎皇帝的清算，就此被逮捕入獄，然後被發配袁州服刑，最後死在了袁州。
總算楊鶴還有一個好孩兒，日後深得崇禎皇帝信任，這才為楊鶴申請下來了官複原職的待遇，並因為搭了賀虎臣寧夏大捷的車，又追授了太子少傅，但這些就是後話了······
楊鶴去職之後，一向主張嚴厲進剿的巡撫延綏等處襄讚軍務的洪承疇被崇禎皇帝任命為新一任的三邊總督，主持對“義軍”的清剿工作，也正是在洪承疇的運籌帷幄下，山陝“義軍”受到了極大的壓力，最終不得不向豫北、豫南等地轉移，從而將明末農民起義擴大到更廣大的地區，進一步鬆動了明王朝的根基、將大明王朝推入了更深的深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