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2）
不得不知的三百六十五宗靈異事件 作者：蔣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中國人都有一種“家”的情懷，所以一旦逃難，必定是舉步維艱，中國人把最大的財富都融入在一張房產證上了，所以，逃難在中國人的概念當中隻是“背井離鄉”，換而言之，我還是要回來的。所以，逃難更多的是“隨波逐流”，沒有明確的定向，大家說哪裏安全，我就跟著大部隊走唄。所以在中國人的印象中，逃難的“門檻”非常高，我們看過電影裏的很多場景，城市都淪陷了，很多人都不願意逃跑，等在那邊，寧可與“家”共存亡。我去往哪個城市，我發展的再成功，都是有異鄉人的符號，隻有回到自個兒的家，上了自家的坑兒，那才叫真正的回家。中國那麽大呢，要找個安全的地方躲起來，相對而言，還是比較容易的，可要讓你產生有家的感覺，那是千難萬難，所以國人一般沒有“逃亡”的概念，是在萬不得已了，真正的戰爭禍害危及到自身和家人的安全了，那才有逃難的想法。所以在國人的概念中，你要真心逃難，門檻其實並不高，關鍵的是在於你邁不過心中那“家”的門檻。這是精神層麵上的。但在國際社會上，真正的逃難其門檻就相對較高。逃難就等同於搬家，他們沒有“戶籍”這個概念，就今天我可以是北京人，明天我不高興了，來個南遷，就能成為上海人、廣州人。這一來，逃難就有了門檻。總想去往最好的地方，反正搬一次家嘛，總希望一步到位。於是一到逃難時刻，幾個特定的“優良”城市就成為了人們的首選，前往目的地，無非就是公共交通，那可真所謂是一票難求。就拿貝魯特來說吧，它是首都，是人們認為最安全的地方，那大家都把貝魯特視為逃難的首選之地，那自然而然的，前往貝魯特的交通就一票難求了。
可以這麽說：當時能從德利穆塞逃難至貝魯特的，那就是有點能力的，至少能搞到車票的。這逃難的31人中，大部分都不容許你拖家帶口的，相當於我跑出去了，卻把親人丟在了德利穆塞。看似有點殘忍，但在人性的麵前，這是一種不得不屈服於現實的悲哀，一張車票，對於全家人來說，就是全部的希望和寄托。
但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逃亡貝魯特的人們，並沒有因為來到首都而得到安全的保障，恰恰相反，1982年的9月16日，成為了這些逃亡人真正災難的開始——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
有關這次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至今還有很多人對這宗時間進行推諉，有的人憑借這次屠殺得到了財富，有的人憑借這次屠殺得到了地位，有的人憑借這次屠殺得到了權力的鞏固，唯獨沒有人因為這次屠殺而得到罪有應得的處罰！
大家來看看這次屠殺過後，那些“儈子手”們得到了怎樣的處罰：1982年12月16日（事後的三個月），聯合國代表大會譴責了這一屠殺事件並將其定性為種族清洗。在對相關譴責聲明進行的投票中，123個國家投了讚成票，沒有國家投反對票。22個國家投棄權票，12個國家未投票。譴責......就是對那些儈子手們最大的懲罰。就如同一個殺人凶手，在大庭廣眾之下，殺了很多人，然後給出的正確裁決是：你殺人是不對的，我們要唾罵你。僅此而已！
那這次屠殺的真正指使者是誰呢？我們大概的回顧一下這個曆史片段：黎巴嫩內戰爆發後，於1982年8月23日，黎巴嫩基督教民兵領導人巴希爾·傑馬耶勒被選舉為黎巴嫩總統，正當大家以為新總統誕生了，國家內戰能得以停戰的時候，可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這名新總統就被炸死在他的總統府中，以此為導火索，長槍黨在以色列的扶持下，開始了“清剿行動”。在9月14日至15日夜間，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埃坦飛抵貝魯特。到達貝魯特後他直奔黎巴嫩長槍黨總部，要求長槍黨領導層下達總動員.令以準備參與即將到來的以色列國防軍對貝魯特西部的進攻。他還命令他們在所有他們控製的地方實行宵禁並委派一名聯絡官常駐以色列國防軍前方指揮所。他告訴長槍黨的領導們以色列國防軍不會進入難民營，但長槍黨必須進駐進去。長槍黨的領導告訴埃坦總動員.令需要他們花24小時來安排。在9月15日，同樣已經抵達貝魯特的以色列國防部長沙龍在前線指揮部與埃坦匯合。以色列的前線準備設在一棟距離夏蒂拉難民營西南200米遠的5層建築物內。與會的高級軍官還有沙龍的助手艾維·杜達伊、以色列軍事情報局主管約書亞·薩蓋、辛貝特領導人亞伯拉罕·沙洛姆、以色列國防軍副總參謀長摩西·利維將軍及其他高級軍官。這些軍官一致認定黎巴嫩長槍黨必須進入難民營。
在領導人傑馬耶勒遇刺身亡之後，黎巴嫩長槍黨一直在尋求報複的機會。在9月15日，薩布拉和夏蒂拉已經被以色列軍隊包圍。以色列軍隊在難民營的出入口設置檢查站，還將一些多層建築用作為觀察哨。在這些被以色列利用的建築物中，根據時代周刊的報道，7層高的科威特大使館可以對薩布拉和夏蒂拉進行“暢通無阻且一覽無餘”的觀察。數小時後，以色列的坦克開始炮擊薩布拉和夏蒂拉地區。次日早上，第六份關於進攻貝魯特西部的命令被下達。這份命令強調：“不要進入巴勒斯坦難民營，難民營內的搜尋和清除工作將由黎巴嫩長槍黨和黎巴嫩軍隊來完成。”
從這段文字描述中，不難看出，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實則是長槍黨的一次有計劃、有扶持的報複行動......（未完待續）
可以這麽說：當時能從德利穆塞逃難至貝魯特的，那就是有點能力的，至少能搞到車票的。這逃難的31人中，大部分都不容許你拖家帶口的，相當於我跑出去了，卻把親人丟在了德利穆塞。看似有點殘忍，但在人性的麵前，這是一種不得不屈服於現實的悲哀，一張車票，對於全家人來說，就是全部的希望和寄托。
但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逃亡貝魯特的人們，並沒有因為來到首都而得到安全的保障，恰恰相反，1982年的9月16日，成為了這些逃亡人真正災難的開始——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
有關這次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至今還有很多人對這宗時間進行推諉，有的人憑借這次屠殺得到了財富，有的人憑借這次屠殺得到了地位，有的人憑借這次屠殺得到了權力的鞏固，唯獨沒有人因為這次屠殺而得到罪有應得的處罰！
大家來看看這次屠殺過後，那些“儈子手”們得到了怎樣的處罰：1982年12月16日（事後的三個月），聯合國代表大會譴責了這一屠殺事件並將其定性為種族清洗。在對相關譴責聲明進行的投票中，123個國家投了讚成票，沒有國家投反對票。22個國家投棄權票，12個國家未投票。譴責......就是對那些儈子手們最大的懲罰。就如同一個殺人凶手，在大庭廣眾之下，殺了很多人，然後給出的正確裁決是：你殺人是不對的，我們要唾罵你。僅此而已！
那這次屠殺的真正指使者是誰呢？我們大概的回顧一下這個曆史片段：黎巴嫩內戰爆發後，於1982年8月23日，黎巴嫩基督教民兵領導人巴希爾·傑馬耶勒被選舉為黎巴嫩總統，正當大家以為新總統誕生了，國家內戰能得以停戰的時候，可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這名新總統就被炸死在他的總統府中，以此為導火索，長槍黨在以色列的扶持下，開始了“清剿行動”。在9月14日至15日夜間，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埃坦飛抵貝魯特。到達貝魯特後他直奔黎巴嫩長槍黨總部，要求長槍黨領導層下達總動員.令以準備參與即將到來的以色列國防軍對貝魯特西部的進攻。他還命令他們在所有他們控製的地方實行宵禁並委派一名聯絡官常駐以色列國防軍前方指揮所。他告訴長槍黨的領導們以色列國防軍不會進入難民營，但長槍黨必須進駐進去。長槍黨的領導告訴埃坦總動員.令需要他們花24小時來安排。在9月15日，同樣已經抵達貝魯特的以色列國防部長沙龍在前線指揮部與埃坦匯合。以色列的前線準備設在一棟距離夏蒂拉難民營西南200米遠的5層建築物內。與會的高級軍官還有沙龍的助手艾維·杜達伊、以色列軍事情報局主管約書亞·薩蓋、辛貝特領導人亞伯拉罕·沙洛姆、以色列國防軍副總參謀長摩西·利維將軍及其他高級軍官。這些軍官一致認定黎巴嫩長槍黨必須進入難民營。
在領導人傑馬耶勒遇刺身亡之後，黎巴嫩長槍黨一直在尋求報複的機會。在9月15日，薩布拉和夏蒂拉已經被以色列軍隊包圍。以色列軍隊在難民營的出入口設置檢查站，還將一些多層建築用作為觀察哨。在這些被以色列利用的建築物中，根據時代周刊的報道，7層高的科威特大使館可以對薩布拉和夏蒂拉進行“暢通無阻且一覽無餘”的觀察。數小時後，以色列的坦克開始炮擊薩布拉和夏蒂拉地區。次日早上，第六份關於進攻貝魯特西部的命令被下達。這份命令強調：“不要進入巴勒斯坦難民營，難民營內的搜尋和清除工作將由黎巴嫩長槍黨和黎巴嫩軍隊來完成。”
從這段文字描述中，不難看出，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實則是長槍黨的一次有計劃、有扶持的報複行動......（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