潞州兵臨時軍營之中，兩批人馬相視而立，李元審麵色之黑猶如鍋底，看著對麵麵沉如水的馮霸，厲聲喝道：“馮霸！你裹挾兵馬，莫非要造反不成！須知節帥刀下容不得爾等！”
馮霸嗤笑一聲：“李慎思，真難為你能把這話說得這般大義凜然，某家倒想問問，你李將軍莫非沒有造過反？諸位，俺想問大夥兒一句，俺們河北的軍鎮，底下兵將沒有造過反的，有幾個呐？幾年沒有造反的軍鎮，有幾個呐？造反成功的有幾成，造反失敗的有幾成？即便是造反失敗的，也隻有領兵將校被殺，可曾見到朝廷或者節帥府能把全部參加造反的兵將都斬殺的？啊？！”
李元審一時語塞，臉色越發鐵青一片。
說到唐朝，大多數人都必曰“盛唐”，將其與漢朝並列，所謂“強漢盛唐”是也，認為其為中國曆史上最強盛的朝代之一。其實這種說法並沒有錯，唐朝的文治武功及其影響力，是完全配得上這個名聲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唐朝又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就是前後反差巨大，它的恥辱與光榮，可謂是同樣的出類拔萃。所以“盛唐”二字，並不能概括唐朝全貌，相反，這兩個字造成了對唐朝曆史的片麵認識。
事實上，唐朝後一半的曆史是恥辱的曆史，隻是唐朝的恥辱又與晉朝、宋朝這些朝代完全不一樣。正所謂“夷狄之奪，晉宋是也；奸臣之篡，漢唐是也。”唐朝之恥，是來自於內亂，而且亂得空前絕後，沒有哪個朝代的內亂能比得上唐朝。舉個簡單的例子，唐朝的首都長安，一共九次淪陷（當然嚴格來講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但大體可以這麽理解）。這個數字在曆朝曆代中可謂遙遙領先，除此之外，沒有任何一個朝代的首都淪陷次數能達到唐朝的一半。所以僅從這個數字，就能看出唐朝的恥辱有多麽嚴重。
然而在這九次首都淪陷中，有七次是藩鎮導致的。但唐朝的內亂還遠不止藩鎮，此外還有宦官、朋黨、佛教、仙丹，其每一項“指數”，在中國朝代中都差不多可以排在榜首，乃是名副其實的“五毒俱全”。
這樣的話，問題就來了。在別的朝代，首都淪陷，等同於亡國喪鍾，他們首都淪陷次數遠低於唐朝的原因就是一旦淪陷，基本上就玩完了，別說收複京城東山再起，能暫時不死，苟延殘喘多活幾天就算很不錯了。而唐朝這麽一個“五毒俱全”的朝代，雖然首都一次次丟失，但居然還能一次次奪回，並且一堅挺就是一百五十年，更牛的是，這麽糟糕的情況下，它對外能依舊保持相對的強勢，這是為什麽？
其實答案很簡單，就是兩個字：藩鎮。
這並不是什麽新鮮的觀點，早在《新唐書》中就說“唐自中世以後，收功弭亂，常倚鎮兵”。北宋人尹源也說：“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
可惜人們的注意力往往都集中在藩鎮消極一麵，忽略了藩鎮其實也有積極的一麵。趙匡胤就是其中代表，因而才采納了趙普的建議，將“強幹弱枝”作為一個基本國策，其實這麽做未免矯枉過正。你把枝枝蔓蔓全給砍了，那麽黑雲壓城之際，誰來給你遮風擋雨呢？所以大宋朝雖然不為藩鎮頭疼，但卻被遼金蒙元折騰。
尹源就批評這種政策“可以施於無事時，鎮中國，服豪傑心，苟戎夷侵軼，未必能取勝也。”然後對比了唐宋兩朝“唐自中世以來，諸侯皆自募兵訓練，出攻入守，上下一誌，……故所至多有功。……外兵所習尚皆疆場戰鬥勞苦之事，死生之命製之於將，故勇，勇而使之戰則多利。”而宋朝則是“內兵居京師，日享安逸，加之以賞賚，未嚐服甲胄、荷戈戟，不知將帥號令之嚴，故驕，驕而勞之則怨，以之戰則多鈍……今之失，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所以，尹源建議朝廷，部分效仿唐朝“重邊將之任，使專一軍之事”。
尹源的話從側麵說明了為什麽唐朝首都屢次淪陷卻還能堅挺一百五十年，為什麽唐朝後期國力衰弱卻依然能敗吐蕃、複河湟、擊南詔、定安南、驅回鶻。其原因，除了唐朝前期積攢的老本過於雄厚，一時半會揮霍不了之外，藩鎮的存在的確是個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說唐朝之恥，是朝廷之恥，卻未必是中國之恥。
可是在一般人眼裏，“藩鎮”儼然成了分裂割據的代名詞，唐朝後期一百五十年的曆史，就被簡化為四個字：“藩鎮之亂”，甚至於“名存實亡”。
就像用“盛唐”概括整個唐朝曆史一樣，這種看法也是片麵的，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
藩鎮此物，絕非唐代獨有，藩鎮之亂的曆史也可以說是源遠流長。早在西漢，就有七國之亂；在東漢，有軍閥混戰；在西晉，有八王之亂；甚至於上溯到春秋戰國，其實也都是藩鎮之亂。可就是不知什麽原因，“藩鎮”在後世卻變成了安史之亂到宋朝建國這兩百年曆史的專有名詞，以至於很多人認為藩鎮之亂是唐朝獨有，別無分號，這不得不說是一個極大的誤解。藩鎮的產生和藩鎮之亂的形成，都是有著深刻曆史背景和社會原因的。
其基本的原因就兩個，一是古代通信手段落後；二是中國地大物博。
中國土地麵積廣闊，各地區間的差異很大，而通信手段又很落後，那麽中央如何對地方進行有效控製，就成了一個讓曆代統治者都很糾結的問題。秦朝是郡縣製，漢初是郡國製，後來實行州郡縣三級製。但中央為了防止地方權重難製，就要對地方實力進行削弱，於是乎州郡縣的數目是越來越多，轄區是越來越小，天下州郡縣多得數都數不清。
隋朝統一後廢掉了郡這一級行政單位，實行州（郡）縣二級製。但州縣數目仍然龐大，州的單位論百，縣的單位論千。如果全部由中央直接管轄的話，估計皇帝宰相通通累死也管不過來。
那麽既要對地方進行有效控製，又還要防止地方權重難製，怎麽辦？二者之間形成了尖銳的矛盾。但是隋朝速亡，沒來得及顧及此事，這個令人糾結的問題就擺在了唐朝統治者麵前。如現代通信技術之發達，地方上有什麽事幾分鍾後全國都能知道，可即便如此，倘若廢了省，全國地級以上近三百個市歸中央直接管轄的話，估計中央也是會蛋疼的。
所以在古代，州縣之上另設一級行政單位是必然的選擇，也是唯一的選擇。於是唐代設“道”，宋代叫“路”，元代叫“行省”，然後“省”這個名稱就一直延續到今天。唐代的藩鎮，其實就是由“道”演變而來，所以唐代藩鎮本質上是一級行政單位，等同於今天的省。區別在於唐朝的“省”權利過大，軍事權和行政權統一，所謂“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估摸著，如果今天的省也有這種權利，那也隻好叫做藩鎮。譬如說海峽那邊，撇開某些行政問題不談，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也可以看成是一個藩鎮。
但唐朝的“道”，畢竟不能完全等同於後來的藩鎮，這其中是有一個演變過程的。最初的“道”隻是監察區，而不是行政區，朝廷派人巡視天下，檢查州縣的工作。可既然劃分了統治層次，就要給予相應的層次以相應的權利，否則和沒劃分有什麽區別？劃了一個省，省長一點權利都沒有，那這個省的意義何在？這樣和中央直轄有什麽區別？所以“道”就自然而然的從監察區變成了州縣之上的一級行政實體，通過“道”，朝廷實現對龐大國土的有效控製。
在“道”變成行政實體之後，當時軍政是分開的，武將管軍事，文官管行政，很簡單也很合理。那時候的軍事主官叫“行軍大總管”、“大都督”，再後來叫“節度使”。行政主官名號就更多了，什麽“按察使”、“觀察使”、“采訪使”、“處置使”，這使那使各種使。
看官諸君都知道，唐朝立國前五十年，對外戰爭那是開疆擴土、威風八麵，“天可汗”的名號可不是宣傳儒家思想得來的，那是硬生生打出來的威風。總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滅高麗，武功達於極盛。但不料，兩年後（670年）在大非川被吐蕃重創，積蓄力量後，唐朝於678年再伐吐蕃，結果兵敗承風嶺。
這兩次大敗，迫使唐高宗開始重新思考對外用兵政策。當時朝廷上有三派聲音，一派主張和親罷兵，保境安民；一派主張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還一派主張繼續進攻，一舉滅之。高宗皇帝一時猶豫不決，但最終還是采納了保守派的意見。從此，唐朝對外戰爭的指導思想由“開疆”轉為“守邊”。盡管看上去後來的武則天時期、唐玄宗時期、甚至唐武宗時期，唐朝對外依然保持積極攻勢，但這種進攻其實已經是戰術上的進攻，而不是戰略上的進攻了。簡而言之，就是以進攻為手段，以防守為目的。
因為對外戰爭形勢出現了這樣的變化，在邊境地區，唐朝就廣設軍鎮，劃分戰區。到了玄宗朝，邊境上一共劃分了九個戰區，設立了七八十個軍鎮。戰區這個誰都和道，就相當於今天的軍區和省。到了玄宗朝後期，邊將開始兼任政府行政職位。比如安祿山除了身兼範陽、平盧、河東三大戰區節度使之外，還身兼河北道采訪處置使以及雲中太守。就連史思明，除了平盧兵馬使之外，還兼著北平太守。於是唐代的“道”和“戰區”間的區別，就從此開始變得模糊，最後合二為一，沒有區別。
由此可見，正是在玄宗朝後期，邊將權利膨脹，軍政合一，導致戰區開始變身藩鎮。
安祿山於是野心暴漲，一悶棍將唐朝砸的暈頭轉向，所以安史之亂其實就是藩鎮叛亂。由於當時中原兵少而且弱，為了抵禦叛軍，朝廷隻好在中原地區廣設戰區。命節度使自行招兵買馬，臨時成立各種草台領導班子，其政府和軍隊的所有消費由“當路自供”。於是乎，安祿山起兵前，全國九大戰區；起兵後，全國沒有一個地方不是戰區；安祿山起兵前，全國就他這一個真正的藩鎮；而起兵後，全國幾乎沒有一個地方不是藩鎮。
巍巍大唐，總共有多少個藩鎮？李吉甫的《元和國計薄》統計為四十八個，《新唐書·方鎮表》統計為四十二個，可見不同時期，藩鎮的數目是有變化的，總之就是四十多個。後世有曆史學家將這四十多個藩鎮分為了四個類型：
其一為“割據型”，以魏博、成德、盧龍為代表，曆史上號稱“河北三鎮”，屬於安史老巢的安史餘黨，此外也曾有少數藩鎮短暫加入割據行列。
其二為“防遏型”，以河東、宣武、義武、義成、昭義、武寧等為代表，這類主要在中原地區。安史之亂期間，中原藩鎮與叛軍廝殺最為激烈，所以安史之亂後，這些藩鎮繼續擔負著保衛京師，威懾河朔的任務，也是後來削藩戰爭的主力。
其三為“禦邊型”，以涇原、邠寧、鄜坊、鳳翔、西川等為代表，這類藩鎮主要位於西北西南邊疆，負責抵禦外敵入寇。
其四為“財賦型”，指浙東、浙西、江南、淮南、福建等東南藩鎮，這類藩鎮是唐朝的命根，為朝廷提供賦稅，也對朝廷最為忠心。
通過這個分類，可以看出，藩鎮割據其實隻是極少數藩鎮的行為，主要是河北三鎮，列入《新唐書·藩鎮傳》裏去的，也不過八個而已，隻是唐代藩鎮總數的零頭。而且據統計，從安史之亂平定的廣德元年（公元763年）到王仙芝、黃巢起兵的乾符元年（公元874年），這111年間發生藩鎮動亂足足有171起，但其中與中央對抗的還不到三十起，其餘的都是藩鎮內亂，多數便是士兵殺逐主帥。由此可見“藩鎮之亂”確實是唐朝後半段曆史的主要特征，但“藩鎮之亂”並不等同於“分裂割據”；也可見藩鎮內部生變，殺逐主帥幾乎已成常態，主帥們一個弄不好，就有可能被其麾下將校殺之、廢之。
當時經過七年苦戰，安史之亂被平定了，但這個平定並不是由唐朝武力打平的。朝廷奉行的是姑息政策，所謂平叛其實多半是靠與叛軍達成妥協來實現的，叛軍被打敗了，被招安了，但並沒有被消滅。朝廷不僅對外姑息，對內也姑息。平叛期間，平盧節度使死了，朝廷不是新派人接任，而是先派人去軍中“體察民情”，看看士兵們想立誰，就把旌節授給誰。這個麻煩很大，唐朝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而始。從此，士兵殺逐主帥司空見慣，甚至發展到“變易主帥，有同兒戲”、“優獎小不如意，則舉族被害”這種駭人聽聞的程度。
為了平定安史之亂，朝廷放任權力下移，以至於“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天子聽命於藩鎮，藩鎮聽命於將士”。
寶應元年（公元762年）十月，唐廷官軍向叛軍發起最後進攻，不久後便攻入叛軍老巢河北。叛將田承嗣，張忠誌，薛嵩，李懷仙等舉手投降，朝廷將其原地任命為節度使，安史亂遂號稱平定。但是河北割據，長達二百年的藩鎮動亂史卻由此拉開了序幕。雖然絕大多數藩鎮不是割據型，絕大多數藩鎮動亂也不是對抗中央，但割據藩鎮與中央的較量卻決定了曆史的走向。
而李曜之所以看不上李曄這個死後被諡為“昭宗”的大唐天子，原因就在於這個莽撞天子數次輕易動兵，結果又屢屢失敗，終於讓唐廷中央最後一絲威嚴消失殆盡，大唐夕陽西下，再無升起。
其實李曜跟許多後世人的觀點都不同，他認為唐朝的藩鎮除了在最末期之外，別的時候隻要中央稍有能力、威望，大多還算是聽話的。最關鍵的是，有那麽一批藩鎮不僅聽話，還相當有能力，若是利用得好，唐朝是足以延續輝煌的。
當初安史剛平，吐蕃就趁唐廷不備，溜到長安旅遊了半個月，致使代宗皇帝很不情願的去陝州度假兩個月。之後吐蕃也不讓代宗消停，連年入寇。
但是事實證明，雖然吐蕃趁亂攫取了唐朝大片領土，甚至還一度攻陷了長安，卻並不是因為他們強大，真正關鍵的是因為唐朝軍事力量無暇顧及。一旦唐朝軍力西顧，吐蕃還是無法應付，他們隻在長安待了十五天就被趕了出去。其後雖然連年入寇，但也全部失敗而回，無功而返，一點便宜都沒有占到。
而相比西北邊鎮的防禦政策，西南邊鎮則對吐蕃采取了攻勢，戰績也比西北邊鎮輝煌。比如“擊吐蕃於西山……攘地數百裏”、“追擊於大度河外……吐蕃、南詔饑寒隕於崖穀死者**萬人。”這種記載，遍布史書。在抵禦吐蕃入寇的作戰中，渾瑊、馬燧、李晟等新一代將領也嶄露頭角，並且這些將領在德宗朝的削藩平叛戰爭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過可惜的是，德宗早年雖然頗有太宗之風，可後期遭到失敗後，卻成了柏楊口中的“豬皇帝”，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遺憾。好在其後的憲宗倒是頗有建樹，削藩相對成功——此皆前事，隻為承上啟下，不再贅述。
言歸正傳，馮霸一句話問得李元審語塞，當下也不等李元審找到說辭，立刻冷笑一聲：“天下大勢如此，一旦節帥不仁不義，我等為將校，就不得不為麾下士卒弟兄謀一條生路。如今李克恭貪婪暴戾，身為潞帥，心止河東，竟思將我等潞州兵馬拱手送往晉陽！須知朝廷已然決定征伐李克用，屆時天兵北伐，我潞州若是依靠沙陀，焉有幸免之理？我今號召諸位同袍起事，不過是帶大夥爭一條活路罷了！李將軍若是不肯，那便放馬一戰，看我馮霸究竟怕不怕你！”
李元審大怒，環視眾人：“爾等俱是李某麾下兒郎，今日亦要持刃向我？”
馮霸身後兵士有些躁動，馮霸立刻高喊一聲：“李元審！你若不為那沙陀人效命，願意帶領大夥兒殺回潞州，則我等仍願奉你為主將！”
李元審怒道：“某若不願，爾等便要如何？”
馮霸心中得意，李元審果然還是中了他的計策，當下冷然一笑：“若是不願，便是心不在潞州，我等潞州之人，不願去往他地，落個死不歸家的下場！你既不念同鄉之誼、同袍之情，某亦不能罔顧麾下將士，今日便叫你知道什麽叫歸師勿遏！”
馮霸說著，一隻手舉起，而後狠狠往前一放，他身後的士卒眼見得李元審到這個時候還“執迷不悟”，堅決要跟李克用、李克恭一條心，早已失去耐心，多年的長官威嚴和情麵也顧不得了，當下各自一挺橫刀，踏著整齊的點鼓步伐，逐漸逼近！
由於雙方距離較近，因而都沒有張弓的意思，雖然唐軍製式裝備中就有“具弓一、矢三十、胡祿（箭囊）一”的說法，但並不是呆板的每到臨戰都一定先射一陣箭雨，然後揮刀上前。如眼下這般情形，若是張弓射箭，對方必然加速衝鋒，彼時自己的箭雨不一定能射殺多少穿了盔甲的敵人，但對方的橫刀卻是步戰利器，基本上可以說是一刀一個，刀刀不必落空，那樣的話，戰局立即就是一邊倒了。
眼下雙方的人數是五百比三百，說起來倒都是後院將，隻是這後院將雖為牙兵，卻因為潞州並非禦邊藩鎮，不產良馬，是以都是步軍。唐軍步軍的主要近戰兵器便是橫刀，橫刀為近身肉搏利器，即後世所謂“唐樣大刀”，刀身窄而較少微彎，是後來日本刀的鼻祖。還有一樣在後世頗為出名的兵器，便是陌刀。陌刀可謂是唐軍步戰大殺器，也稱拍刀，為長柄兩刃刀，長約三米，類似三尖兩刃刀，主要是精銳的士兵使用，威力很大，唐軍名將李嗣業便是陌刀好手。陌刀如果列陣前進，史書形容為“如牆推進，人馬俱碎”，甚至李嗣業一個人使用陌刀，史書記載也是“當嗣業刀者，人馬俱碎”，可見陌刀威力絕倫。不過可惜的是，時至今日的大唐，國力虛耗過甚，陌刀軍已經極少極少，而潞州更是完全沒有。眼下雙方都是出自一軍，裝備也是一模一樣：右手橫刀出鞘，左手手牌(一種方形盾)護身，不過甲裝都不甚好，而且均非製式，差距較大。有些人身上的甲裝殘缺破損，有些人幹脆沒有披甲，遠不是電視劇裏那種人人甲裝齊全的模樣。實際上，唐軍最盛時期，大約有80%軍隊可以全身披甲，這在封建時代實在是極大的實力體現，真正大部分朝代都隻能做到兵器供給，披甲是很難保障的。就如同眼前的後院將，身為潞州牙兵，一鎮精銳，披甲率估摸也頂多就是20%-25%左右，而且沒有新甲，都是有破損未能完全修複的舊貨。如今這正在對陣的八百人裏，全身甲胄齊全的，隻有四個人：李元審、馮霸和另外兩名小校安建與紀綱。
李元審見事情已經無法善了，也發了狠，同樣把手一揮，手下軍士也與對方一般無二地橫刀出鞘！
由於本是輕裝趕往晉陽，鳴金擊鼓都無人為之，這一場戰鬥，注定是亂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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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個肥喏：“收藏紅票都是寶，諸君一個不可少……”
馮霸嗤笑一聲：“李慎思，真難為你能把這話說得這般大義凜然，某家倒想問問，你李將軍莫非沒有造過反？諸位，俺想問大夥兒一句，俺們河北的軍鎮，底下兵將沒有造過反的，有幾個呐？幾年沒有造反的軍鎮，有幾個呐？造反成功的有幾成，造反失敗的有幾成？即便是造反失敗的，也隻有領兵將校被殺，可曾見到朝廷或者節帥府能把全部參加造反的兵將都斬殺的？啊？！”
李元審一時語塞，臉色越發鐵青一片。
說到唐朝，大多數人都必曰“盛唐”，將其與漢朝並列，所謂“強漢盛唐”是也，認為其為中國曆史上最強盛的朝代之一。其實這種說法並沒有錯，唐朝的文治武功及其影響力，是完全配得上這個名聲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唐朝又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就是前後反差巨大，它的恥辱與光榮，可謂是同樣的出類拔萃。所以“盛唐”二字，並不能概括唐朝全貌，相反，這兩個字造成了對唐朝曆史的片麵認識。
事實上，唐朝後一半的曆史是恥辱的曆史，隻是唐朝的恥辱又與晉朝、宋朝這些朝代完全不一樣。正所謂“夷狄之奪，晉宋是也；奸臣之篡，漢唐是也。”唐朝之恥，是來自於內亂，而且亂得空前絕後，沒有哪個朝代的內亂能比得上唐朝。舉個簡單的例子，唐朝的首都長安，一共九次淪陷（當然嚴格來講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但大體可以這麽理解）。這個數字在曆朝曆代中可謂遙遙領先，除此之外，沒有任何一個朝代的首都淪陷次數能達到唐朝的一半。所以僅從這個數字，就能看出唐朝的恥辱有多麽嚴重。
然而在這九次首都淪陷中，有七次是藩鎮導致的。但唐朝的內亂還遠不止藩鎮，此外還有宦官、朋黨、佛教、仙丹，其每一項“指數”，在中國朝代中都差不多可以排在榜首，乃是名副其實的“五毒俱全”。
這樣的話，問題就來了。在別的朝代，首都淪陷，等同於亡國喪鍾，他們首都淪陷次數遠低於唐朝的原因就是一旦淪陷，基本上就玩完了，別說收複京城東山再起，能暫時不死，苟延殘喘多活幾天就算很不錯了。而唐朝這麽一個“五毒俱全”的朝代，雖然首都一次次丟失，但居然還能一次次奪回，並且一堅挺就是一百五十年，更牛的是，這麽糟糕的情況下，它對外能依舊保持相對的強勢，這是為什麽？
其實答案很簡單，就是兩個字：藩鎮。
這並不是什麽新鮮的觀點，早在《新唐書》中就說“唐自中世以後，收功弭亂，常倚鎮兵”。北宋人尹源也說：“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
可惜人們的注意力往往都集中在藩鎮消極一麵，忽略了藩鎮其實也有積極的一麵。趙匡胤就是其中代表，因而才采納了趙普的建議，將“強幹弱枝”作為一個基本國策，其實這麽做未免矯枉過正。你把枝枝蔓蔓全給砍了，那麽黑雲壓城之際，誰來給你遮風擋雨呢？所以大宋朝雖然不為藩鎮頭疼，但卻被遼金蒙元折騰。
尹源就批評這種政策“可以施於無事時，鎮中國，服豪傑心，苟戎夷侵軼，未必能取勝也。”然後對比了唐宋兩朝“唐自中世以來，諸侯皆自募兵訓練，出攻入守，上下一誌，……故所至多有功。……外兵所習尚皆疆場戰鬥勞苦之事，死生之命製之於將，故勇，勇而使之戰則多利。”而宋朝則是“內兵居京師，日享安逸，加之以賞賚，未嚐服甲胄、荷戈戟，不知將帥號令之嚴，故驕，驕而勞之則怨，以之戰則多鈍……今之失，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所以，尹源建議朝廷，部分效仿唐朝“重邊將之任，使專一軍之事”。
尹源的話從側麵說明了為什麽唐朝首都屢次淪陷卻還能堅挺一百五十年，為什麽唐朝後期國力衰弱卻依然能敗吐蕃、複河湟、擊南詔、定安南、驅回鶻。其原因，除了唐朝前期積攢的老本過於雄厚，一時半會揮霍不了之外，藩鎮的存在的確是個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說唐朝之恥，是朝廷之恥，卻未必是中國之恥。
可是在一般人眼裏，“藩鎮”儼然成了分裂割據的代名詞，唐朝後期一百五十年的曆史，就被簡化為四個字：“藩鎮之亂”，甚至於“名存實亡”。
就像用“盛唐”概括整個唐朝曆史一樣，這種看法也是片麵的，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
藩鎮此物，絕非唐代獨有，藩鎮之亂的曆史也可以說是源遠流長。早在西漢，就有七國之亂；在東漢，有軍閥混戰；在西晉，有八王之亂；甚至於上溯到春秋戰國，其實也都是藩鎮之亂。可就是不知什麽原因，“藩鎮”在後世卻變成了安史之亂到宋朝建國這兩百年曆史的專有名詞，以至於很多人認為藩鎮之亂是唐朝獨有，別無分號，這不得不說是一個極大的誤解。藩鎮的產生和藩鎮之亂的形成，都是有著深刻曆史背景和社會原因的。
其基本的原因就兩個，一是古代通信手段落後；二是中國地大物博。
中國土地麵積廣闊，各地區間的差異很大，而通信手段又很落後，那麽中央如何對地方進行有效控製，就成了一個讓曆代統治者都很糾結的問題。秦朝是郡縣製，漢初是郡國製，後來實行州郡縣三級製。但中央為了防止地方權重難製，就要對地方實力進行削弱，於是乎州郡縣的數目是越來越多，轄區是越來越小，天下州郡縣多得數都數不清。
隋朝統一後廢掉了郡這一級行政單位，實行州（郡）縣二級製。但州縣數目仍然龐大，州的單位論百，縣的單位論千。如果全部由中央直接管轄的話，估計皇帝宰相通通累死也管不過來。
那麽既要對地方進行有效控製，又還要防止地方權重難製，怎麽辦？二者之間形成了尖銳的矛盾。但是隋朝速亡，沒來得及顧及此事，這個令人糾結的問題就擺在了唐朝統治者麵前。如現代通信技術之發達，地方上有什麽事幾分鍾後全國都能知道，可即便如此，倘若廢了省，全國地級以上近三百個市歸中央直接管轄的話，估計中央也是會蛋疼的。
所以在古代，州縣之上另設一級行政單位是必然的選擇，也是唯一的選擇。於是唐代設“道”，宋代叫“路”，元代叫“行省”，然後“省”這個名稱就一直延續到今天。唐代的藩鎮，其實就是由“道”演變而來，所以唐代藩鎮本質上是一級行政單位，等同於今天的省。區別在於唐朝的“省”權利過大，軍事權和行政權統一，所謂“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估摸著，如果今天的省也有這種權利，那也隻好叫做藩鎮。譬如說海峽那邊，撇開某些行政問題不談，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也可以看成是一個藩鎮。
但唐朝的“道”，畢竟不能完全等同於後來的藩鎮，這其中是有一個演變過程的。最初的“道”隻是監察區，而不是行政區，朝廷派人巡視天下，檢查州縣的工作。可既然劃分了統治層次，就要給予相應的層次以相應的權利，否則和沒劃分有什麽區別？劃了一個省，省長一點權利都沒有，那這個省的意義何在？這樣和中央直轄有什麽區別？所以“道”就自然而然的從監察區變成了州縣之上的一級行政實體，通過“道”，朝廷實現對龐大國土的有效控製。
在“道”變成行政實體之後，當時軍政是分開的，武將管軍事，文官管行政，很簡單也很合理。那時候的軍事主官叫“行軍大總管”、“大都督”，再後來叫“節度使”。行政主官名號就更多了，什麽“按察使”、“觀察使”、“采訪使”、“處置使”，這使那使各種使。
看官諸君都知道，唐朝立國前五十年，對外戰爭那是開疆擴土、威風八麵，“天可汗”的名號可不是宣傳儒家思想得來的，那是硬生生打出來的威風。總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滅高麗，武功達於極盛。但不料，兩年後（670年）在大非川被吐蕃重創，積蓄力量後，唐朝於678年再伐吐蕃，結果兵敗承風嶺。
這兩次大敗，迫使唐高宗開始重新思考對外用兵政策。當時朝廷上有三派聲音，一派主張和親罷兵，保境安民；一派主張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還一派主張繼續進攻，一舉滅之。高宗皇帝一時猶豫不決，但最終還是采納了保守派的意見。從此，唐朝對外戰爭的指導思想由“開疆”轉為“守邊”。盡管看上去後來的武則天時期、唐玄宗時期、甚至唐武宗時期，唐朝對外依然保持積極攻勢，但這種進攻其實已經是戰術上的進攻，而不是戰略上的進攻了。簡而言之，就是以進攻為手段，以防守為目的。
因為對外戰爭形勢出現了這樣的變化，在邊境地區，唐朝就廣設軍鎮，劃分戰區。到了玄宗朝，邊境上一共劃分了九個戰區，設立了七八十個軍鎮。戰區這個誰都和道，就相當於今天的軍區和省。到了玄宗朝後期，邊將開始兼任政府行政職位。比如安祿山除了身兼範陽、平盧、河東三大戰區節度使之外，還身兼河北道采訪處置使以及雲中太守。就連史思明，除了平盧兵馬使之外，還兼著北平太守。於是唐代的“道”和“戰區”間的區別，就從此開始變得模糊，最後合二為一，沒有區別。
由此可見，正是在玄宗朝後期，邊將權利膨脹，軍政合一，導致戰區開始變身藩鎮。
安祿山於是野心暴漲，一悶棍將唐朝砸的暈頭轉向，所以安史之亂其實就是藩鎮叛亂。由於當時中原兵少而且弱，為了抵禦叛軍，朝廷隻好在中原地區廣設戰區。命節度使自行招兵買馬，臨時成立各種草台領導班子，其政府和軍隊的所有消費由“當路自供”。於是乎，安祿山起兵前，全國九大戰區；起兵後，全國沒有一個地方不是戰區；安祿山起兵前，全國就他這一個真正的藩鎮；而起兵後，全國幾乎沒有一個地方不是藩鎮。
巍巍大唐，總共有多少個藩鎮？李吉甫的《元和國計薄》統計為四十八個，《新唐書·方鎮表》統計為四十二個，可見不同時期，藩鎮的數目是有變化的，總之就是四十多個。後世有曆史學家將這四十多個藩鎮分為了四個類型：
其一為“割據型”，以魏博、成德、盧龍為代表，曆史上號稱“河北三鎮”，屬於安史老巢的安史餘黨，此外也曾有少數藩鎮短暫加入割據行列。
其二為“防遏型”，以河東、宣武、義武、義成、昭義、武寧等為代表，這類主要在中原地區。安史之亂期間，中原藩鎮與叛軍廝殺最為激烈，所以安史之亂後，這些藩鎮繼續擔負著保衛京師，威懾河朔的任務，也是後來削藩戰爭的主力。
其三為“禦邊型”，以涇原、邠寧、鄜坊、鳳翔、西川等為代表，這類藩鎮主要位於西北西南邊疆，負責抵禦外敵入寇。
其四為“財賦型”，指浙東、浙西、江南、淮南、福建等東南藩鎮，這類藩鎮是唐朝的命根，為朝廷提供賦稅，也對朝廷最為忠心。
通過這個分類，可以看出，藩鎮割據其實隻是極少數藩鎮的行為，主要是河北三鎮，列入《新唐書·藩鎮傳》裏去的，也不過八個而已，隻是唐代藩鎮總數的零頭。而且據統計，從安史之亂平定的廣德元年（公元763年）到王仙芝、黃巢起兵的乾符元年（公元874年），這111年間發生藩鎮動亂足足有171起，但其中與中央對抗的還不到三十起，其餘的都是藩鎮內亂，多數便是士兵殺逐主帥。由此可見“藩鎮之亂”確實是唐朝後半段曆史的主要特征，但“藩鎮之亂”並不等同於“分裂割據”；也可見藩鎮內部生變，殺逐主帥幾乎已成常態，主帥們一個弄不好，就有可能被其麾下將校殺之、廢之。
當時經過七年苦戰，安史之亂被平定了，但這個平定並不是由唐朝武力打平的。朝廷奉行的是姑息政策，所謂平叛其實多半是靠與叛軍達成妥協來實現的，叛軍被打敗了，被招安了，但並沒有被消滅。朝廷不僅對外姑息，對內也姑息。平叛期間，平盧節度使死了，朝廷不是新派人接任，而是先派人去軍中“體察民情”，看看士兵們想立誰，就把旌節授給誰。這個麻煩很大，唐朝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而始。從此，士兵殺逐主帥司空見慣，甚至發展到“變易主帥，有同兒戲”、“優獎小不如意，則舉族被害”這種駭人聽聞的程度。
為了平定安史之亂，朝廷放任權力下移，以至於“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天子聽命於藩鎮，藩鎮聽命於將士”。
寶應元年（公元762年）十月，唐廷官軍向叛軍發起最後進攻，不久後便攻入叛軍老巢河北。叛將田承嗣，張忠誌，薛嵩，李懷仙等舉手投降，朝廷將其原地任命為節度使，安史亂遂號稱平定。但是河北割據，長達二百年的藩鎮動亂史卻由此拉開了序幕。雖然絕大多數藩鎮不是割據型，絕大多數藩鎮動亂也不是對抗中央，但割據藩鎮與中央的較量卻決定了曆史的走向。
而李曜之所以看不上李曄這個死後被諡為“昭宗”的大唐天子，原因就在於這個莽撞天子數次輕易動兵，結果又屢屢失敗，終於讓唐廷中央最後一絲威嚴消失殆盡，大唐夕陽西下，再無升起。
其實李曜跟許多後世人的觀點都不同，他認為唐朝的藩鎮除了在最末期之外，別的時候隻要中央稍有能力、威望，大多還算是聽話的。最關鍵的是，有那麽一批藩鎮不僅聽話，還相當有能力，若是利用得好，唐朝是足以延續輝煌的。
當初安史剛平，吐蕃就趁唐廷不備，溜到長安旅遊了半個月，致使代宗皇帝很不情願的去陝州度假兩個月。之後吐蕃也不讓代宗消停，連年入寇。
但是事實證明，雖然吐蕃趁亂攫取了唐朝大片領土，甚至還一度攻陷了長安，卻並不是因為他們強大，真正關鍵的是因為唐朝軍事力量無暇顧及。一旦唐朝軍力西顧，吐蕃還是無法應付，他們隻在長安待了十五天就被趕了出去。其後雖然連年入寇，但也全部失敗而回，無功而返，一點便宜都沒有占到。
而相比西北邊鎮的防禦政策，西南邊鎮則對吐蕃采取了攻勢，戰績也比西北邊鎮輝煌。比如“擊吐蕃於西山……攘地數百裏”、“追擊於大度河外……吐蕃、南詔饑寒隕於崖穀死者**萬人。”這種記載，遍布史書。在抵禦吐蕃入寇的作戰中，渾瑊、馬燧、李晟等新一代將領也嶄露頭角，並且這些將領在德宗朝的削藩平叛戰爭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過可惜的是，德宗早年雖然頗有太宗之風，可後期遭到失敗後，卻成了柏楊口中的“豬皇帝”，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遺憾。好在其後的憲宗倒是頗有建樹，削藩相對成功——此皆前事，隻為承上啟下，不再贅述。
言歸正傳，馮霸一句話問得李元審語塞，當下也不等李元審找到說辭，立刻冷笑一聲：“天下大勢如此，一旦節帥不仁不義，我等為將校，就不得不為麾下士卒弟兄謀一條生路。如今李克恭貪婪暴戾，身為潞帥，心止河東，竟思將我等潞州兵馬拱手送往晉陽！須知朝廷已然決定征伐李克用，屆時天兵北伐，我潞州若是依靠沙陀，焉有幸免之理？我今號召諸位同袍起事，不過是帶大夥爭一條活路罷了！李將軍若是不肯，那便放馬一戰，看我馮霸究竟怕不怕你！”
李元審大怒，環視眾人：“爾等俱是李某麾下兒郎，今日亦要持刃向我？”
馮霸身後兵士有些躁動，馮霸立刻高喊一聲：“李元審！你若不為那沙陀人效命，願意帶領大夥兒殺回潞州，則我等仍願奉你為主將！”
李元審怒道：“某若不願，爾等便要如何？”
馮霸心中得意，李元審果然還是中了他的計策，當下冷然一笑：“若是不願，便是心不在潞州，我等潞州之人，不願去往他地，落個死不歸家的下場！你既不念同鄉之誼、同袍之情，某亦不能罔顧麾下將士，今日便叫你知道什麽叫歸師勿遏！”
馮霸說著，一隻手舉起，而後狠狠往前一放，他身後的士卒眼見得李元審到這個時候還“執迷不悟”，堅決要跟李克用、李克恭一條心，早已失去耐心，多年的長官威嚴和情麵也顧不得了，當下各自一挺橫刀，踏著整齊的點鼓步伐，逐漸逼近！
由於雙方距離較近，因而都沒有張弓的意思，雖然唐軍製式裝備中就有“具弓一、矢三十、胡祿（箭囊）一”的說法，但並不是呆板的每到臨戰都一定先射一陣箭雨，然後揮刀上前。如眼下這般情形，若是張弓射箭，對方必然加速衝鋒，彼時自己的箭雨不一定能射殺多少穿了盔甲的敵人，但對方的橫刀卻是步戰利器，基本上可以說是一刀一個，刀刀不必落空，那樣的話，戰局立即就是一邊倒了。
眼下雙方的人數是五百比三百，說起來倒都是後院將，隻是這後院將雖為牙兵，卻因為潞州並非禦邊藩鎮，不產良馬，是以都是步軍。唐軍步軍的主要近戰兵器便是橫刀，橫刀為近身肉搏利器，即後世所謂“唐樣大刀”，刀身窄而較少微彎，是後來日本刀的鼻祖。還有一樣在後世頗為出名的兵器，便是陌刀。陌刀可謂是唐軍步戰大殺器，也稱拍刀，為長柄兩刃刀，長約三米，類似三尖兩刃刀，主要是精銳的士兵使用，威力很大，唐軍名將李嗣業便是陌刀好手。陌刀如果列陣前進，史書形容為“如牆推進，人馬俱碎”，甚至李嗣業一個人使用陌刀，史書記載也是“當嗣業刀者，人馬俱碎”，可見陌刀威力絕倫。不過可惜的是，時至今日的大唐，國力虛耗過甚，陌刀軍已經極少極少，而潞州更是完全沒有。眼下雙方都是出自一軍，裝備也是一模一樣：右手橫刀出鞘，左手手牌(一種方形盾)護身，不過甲裝都不甚好，而且均非製式，差距較大。有些人身上的甲裝殘缺破損，有些人幹脆沒有披甲，遠不是電視劇裏那種人人甲裝齊全的模樣。實際上，唐軍最盛時期，大約有80%軍隊可以全身披甲，這在封建時代實在是極大的實力體現，真正大部分朝代都隻能做到兵器供給，披甲是很難保障的。就如同眼前的後院將，身為潞州牙兵，一鎮精銳，披甲率估摸也頂多就是20%-25%左右，而且沒有新甲，都是有破損未能完全修複的舊貨。如今這正在對陣的八百人裏，全身甲胄齊全的，隻有四個人：李元審、馮霸和另外兩名小校安建與紀綱。
李元審見事情已經無法善了，也發了狠，同樣把手一揮，手下軍士也與對方一般無二地橫刀出鞘！
由於本是輕裝趕往晉陽，鳴金擊鼓都無人為之，這一場戰鬥，注定是亂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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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個肥喏：“收藏紅票都是寶，諸君一個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