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財以養民為先，李正陽實乃今日之劉士安公也！”王摶聽完王笉的敘述，猛然一拍大腿，激動道：“此子若願赴京為官，某願拱手相位，便是為其驅馳奔走，又何妨哉！”
即便王笉深知李曜那些辦法的厲害，卻也沒料到王摶居然這般失態，不禁開解道：“叔父何必這般？正陽兄雖也忠心大唐，然則畢竟是並帥螟蛉，昔年被並帥一手簡拔於草莽，以他君子之風，隻怕是不肯離並帥而至長安的。”
她哪裏知道，王摶在今時也以理財聞名，他所最敬佩的，便是方才他口中的劉晏劉士安。他聽了李曜在軍械監所安排的一切之後，震撼極大，開口便將李曜擺在了與劉晏一個層麵上，這足可以證明他對李曜那些辦法的認可。
劉晏是唐中期最為傑出的經濟改革家和政治家，曾先後兩次身居相位，總領全國財賦，為國理財二十餘年。劉晏從政的時間正是大唐從盛世走向衰落的轉折期，戰亂不止，兵連禍接，人口減少，土地荒蕪，百業凋敝，國家賦稅來源大為減少。而與此同時，各級官吏相互勾結，渾水摸魚，中飽私囊，“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朝綱大壞。在這樣的曆史環境下，劉晏為國理財，勤於事功，實施了一係列的財政改革措施，為安史之亂後的唐朝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而李曜呢？如今也不過是個尚未上任的區區洺州刺史罷了。
王摶最佩服劉晏的地方，可以用八個字來形容：勤政愛民，廉潔自律。劉晏曾同時身兼京兆尹、戶部侍郎、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等職務。作為朝廷的重要官員，倘若不能勤政，廉政更無從談起。後來《新唐書·劉晏傳》評價他時說：“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一日中決之。”就是說劉晏工作特別勤奮，事情無論大小，當日事，當日畢，絕不拖到第二天。他勤於公務，有時候連騎馬走路都在籌算賬目。代宗時期，劉晏在原來分管的諸項事務上又增加了漕運要務。他親自到運河沿線考察，對漕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譬如組織疏浚河道，采取分段運輸，打造堅固漕船，改進漕糧包裝，訓練運糧軍士。“見一水不通，願荷鍤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路過曹州老家時，也沒顧上回去看看，竟與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一般。在他的治理下，運河糧船的運輸速度明顯加快，損耗減少，運費降低，成功地解決了東南糧餉西北運輸、京城糧食供應緊缺的問題。——須知這個問題在古代，那可是事關國本的大問題，這件事出了問題，就如同一個人大動脈堵塞，其後果不言而喻。
而李曜，王摶雖未親見，但他在一邊連打勝仗，將一支新軍練得“不弱黑鴉”的同時，還一邊以“潤物細無聲”之態，將當初那瀕臨破產倒閉——當然當時沒有這個詞——的河東軍械監發展到如此震撼人心的巨大規模，不僅一力包攬河東軍備，而且悄然插手河東各類民生，說李曜不勤政，誰信？
至於廉政，愛民就是最大的廉政。當年，作為主抓經濟工作的宰相，劉晏掌握著全國錢糧，他首先考慮的是百姓的疾苦，施行的各項舉措也充分體現了他“理財以愛民為先”的原則。劉晏認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隻要老百姓生活得好，人口得到發展繁衍，賦稅自然就能增加。因此，他的財政改革主要著眼於發展生產、安定民生。他提出：“王者愛人，不在賜予，當使之耕耘織紝。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他始終力主盡量減輕農民負擔，反對橫征暴斂。在不苛稅於民的前提下，劉晏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依靠的是市場途徑和商業手段。一是“取人不怨”，通過控製物資和市場物價等經濟手段取得財政收入。二是“因民所急而稅”，選擇人們日常所需的商品課稅，因其稅源充足，穩定可靠，可以達到廣收薄斂的效果。如改革鹽政，寓稅於價，使“官收厚利而民不知貴”。劉晏特別強調賦稅持平，根據不同年情調節賦稅，保證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緩和了社會矛盾。同時他又撥專款儲購穀物，這樣不僅災害之年賑災濟貧有了可靠的保證，還可以利用倉儲之糧作為後盾，向市場投放商品糧，以防“穀賤傷農”、“穀貴傷民”。
而李曜與之相比又如何呢？他將其在軍械監所推行的那一係列辦法歸納為“推動生產，刺激消費”，這八個字經過王笉的解釋，王摶之所以立刻便將李曜當成第二個劉晏，對李曜的觀感瞬間從欣賞轉為敬佩。何也？正是因為推動生產就是提高民間的生產能力，而要想推動，則必然要由軍械監牽頭，主動想辦法幫百姓一把，這本身便是一種愛民了。至於刺激消費，百姓手頭的物資豐富之後，必然要拿去換取其他生產生活用品，商業流通量就會增大，其所在地必然更有生氣。李曜那一係列辦法最終得到收益之處，也正在此。然而這一收入，百姓的負擔並未加重多少，反而因為商業流通順暢而獲得了更多的好處。李曜的做法，與劉晏當初所希望的，正是如出一轍。
而且李曜還不同於過去的理財能人，方才王笉曾經提到李曜的一個觀點，讓王摶耳目一新，乃是十二個字：“興農以固，興商以富，興工以強。”這一點王摶自認為暫時還未曾想得透徹，隻是李曜的意思他卻已然明白，李曜似乎認為賺錢不該隻在農民頭上打主意，而要先使商業發達，在商業上想辦法。至於興工以強，他自然沒能如李曜那般看得透徹，隻是大體上猜到李曜所說的“工”，就是指軍械監的所謂“產能”。王摶隱約覺得，李曜之能，甚至可能更勝劉晏當年！
再便是自律了。當初劉晏身為宰相，手握財權，經理的國家錢糧數千萬計，但他的個人生活極其簡樸。他家的房子矮小簡陋，沒有仆人婢女，家務事都由家人料理。他早晨上朝，隻在路上買兩個燒餅邊走邊吃，就算是一頓早飯了。王摶還知道這樣一個故事：劉晏去拜訪他的大舅哥尚書右丞李虞，至其寢室，見門簾太破，就偷量了尺寸，編了個粗竹門簾想送過去。但是劉晏“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想想看，就是這樣普通的生活用品，送給自己的親戚尚且難以啟齒，誰能想象這樣一個人會去行賄受賄？果然，劉晏後來遭陷害之後，朝廷清查其家產，發現“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劉晏被殺後，百姓無不為他喊冤，並刻石以傳。再後來，唐德宗對劉晏的冤情有所覺察，錄用晏之子孫繼續為國效力。
至於李曜，其自律與否，王摶的確不知，但他卻知道李曜“散家財以募兵”之事。李曜的家財具體有多少雖然沒法詳查，但就王笉所言，李曜募兵之後家無餘財，而實際上他募兵不過千員，想來家底也並不厚實。更關鍵的是李曜這支兵並非他自己的私兵，而是正經的河東軍，所以王摶基本可以斷定李曜對錢財並不甚看重。——如若不然，以李曜掌握軍械監的便利，他哪怕要成為河東第一巨富，怕不也隻是反手之間罷了，何至於此？
王摶忽然沉思起來，王笉知道他已經有所思慮，也不去打擾，隻是靜靜佇立一旁，等這位叔父發話。
良久，王摶才緩緩道：“待李正陽洺州上任，某欲覓一良機，於之相會。嫣然，此事你可願為某轉達李兵部？”
王笉嫣然一笑：“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即便王笉深知李曜那些辦法的厲害，卻也沒料到王摶居然這般失態，不禁開解道：“叔父何必這般？正陽兄雖也忠心大唐，然則畢竟是並帥螟蛉，昔年被並帥一手簡拔於草莽，以他君子之風，隻怕是不肯離並帥而至長安的。”
她哪裏知道，王摶在今時也以理財聞名，他所最敬佩的，便是方才他口中的劉晏劉士安。他聽了李曜在軍械監所安排的一切之後，震撼極大，開口便將李曜擺在了與劉晏一個層麵上，這足可以證明他對李曜那些辦法的認可。
劉晏是唐中期最為傑出的經濟改革家和政治家，曾先後兩次身居相位，總領全國財賦，為國理財二十餘年。劉晏從政的時間正是大唐從盛世走向衰落的轉折期，戰亂不止，兵連禍接，人口減少，土地荒蕪，百業凋敝，國家賦稅來源大為減少。而與此同時，各級官吏相互勾結，渾水摸魚，中飽私囊，“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朝綱大壞。在這樣的曆史環境下，劉晏為國理財，勤於事功，實施了一係列的財政改革措施，為安史之亂後的唐朝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而李曜呢？如今也不過是個尚未上任的區區洺州刺史罷了。
王摶最佩服劉晏的地方，可以用八個字來形容：勤政愛民，廉潔自律。劉晏曾同時身兼京兆尹、戶部侍郎、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等職務。作為朝廷的重要官員，倘若不能勤政，廉政更無從談起。後來《新唐書·劉晏傳》評價他時說：“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一日中決之。”就是說劉晏工作特別勤奮，事情無論大小，當日事，當日畢，絕不拖到第二天。他勤於公務，有時候連騎馬走路都在籌算賬目。代宗時期，劉晏在原來分管的諸項事務上又增加了漕運要務。他親自到運河沿線考察，對漕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譬如組織疏浚河道，采取分段運輸，打造堅固漕船，改進漕糧包裝，訓練運糧軍士。“見一水不通，願荷鍤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路過曹州老家時，也沒顧上回去看看，竟與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一般。在他的治理下，運河糧船的運輸速度明顯加快，損耗減少，運費降低，成功地解決了東南糧餉西北運輸、京城糧食供應緊缺的問題。——須知這個問題在古代，那可是事關國本的大問題，這件事出了問題，就如同一個人大動脈堵塞，其後果不言而喻。
而李曜，王摶雖未親見，但他在一邊連打勝仗，將一支新軍練得“不弱黑鴉”的同時，還一邊以“潤物細無聲”之態，將當初那瀕臨破產倒閉——當然當時沒有這個詞——的河東軍械監發展到如此震撼人心的巨大規模，不僅一力包攬河東軍備，而且悄然插手河東各類民生，說李曜不勤政，誰信？
至於廉政，愛民就是最大的廉政。當年，作為主抓經濟工作的宰相，劉晏掌握著全國錢糧，他首先考慮的是百姓的疾苦，施行的各項舉措也充分體現了他“理財以愛民為先”的原則。劉晏認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隻要老百姓生活得好，人口得到發展繁衍，賦稅自然就能增加。因此，他的財政改革主要著眼於發展生產、安定民生。他提出：“王者愛人，不在賜予，當使之耕耘織紝。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他始終力主盡量減輕農民負擔，反對橫征暴斂。在不苛稅於民的前提下，劉晏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依靠的是市場途徑和商業手段。一是“取人不怨”，通過控製物資和市場物價等經濟手段取得財政收入。二是“因民所急而稅”，選擇人們日常所需的商品課稅，因其稅源充足，穩定可靠，可以達到廣收薄斂的效果。如改革鹽政，寓稅於價，使“官收厚利而民不知貴”。劉晏特別強調賦稅持平，根據不同年情調節賦稅，保證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緩和了社會矛盾。同時他又撥專款儲購穀物，這樣不僅災害之年賑災濟貧有了可靠的保證，還可以利用倉儲之糧作為後盾，向市場投放商品糧，以防“穀賤傷農”、“穀貴傷民”。
而李曜與之相比又如何呢？他將其在軍械監所推行的那一係列辦法歸納為“推動生產，刺激消費”，這八個字經過王笉的解釋，王摶之所以立刻便將李曜當成第二個劉晏，對李曜的觀感瞬間從欣賞轉為敬佩。何也？正是因為推動生產就是提高民間的生產能力，而要想推動，則必然要由軍械監牽頭，主動想辦法幫百姓一把，這本身便是一種愛民了。至於刺激消費，百姓手頭的物資豐富之後，必然要拿去換取其他生產生活用品，商業流通量就會增大，其所在地必然更有生氣。李曜那一係列辦法最終得到收益之處，也正在此。然而這一收入，百姓的負擔並未加重多少，反而因為商業流通順暢而獲得了更多的好處。李曜的做法，與劉晏當初所希望的，正是如出一轍。
而且李曜還不同於過去的理財能人，方才王笉曾經提到李曜的一個觀點，讓王摶耳目一新，乃是十二個字：“興農以固，興商以富，興工以強。”這一點王摶自認為暫時還未曾想得透徹，隻是李曜的意思他卻已然明白，李曜似乎認為賺錢不該隻在農民頭上打主意，而要先使商業發達，在商業上想辦法。至於興工以強，他自然沒能如李曜那般看得透徹，隻是大體上猜到李曜所說的“工”，就是指軍械監的所謂“產能”。王摶隱約覺得，李曜之能，甚至可能更勝劉晏當年！
再便是自律了。當初劉晏身為宰相，手握財權，經理的國家錢糧數千萬計，但他的個人生活極其簡樸。他家的房子矮小簡陋，沒有仆人婢女，家務事都由家人料理。他早晨上朝，隻在路上買兩個燒餅邊走邊吃，就算是一頓早飯了。王摶還知道這樣一個故事：劉晏去拜訪他的大舅哥尚書右丞李虞，至其寢室，見門簾太破，就偷量了尺寸，編了個粗竹門簾想送過去。但是劉晏“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想想看，就是這樣普通的生活用品，送給自己的親戚尚且難以啟齒，誰能想象這樣一個人會去行賄受賄？果然，劉晏後來遭陷害之後，朝廷清查其家產，發現“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劉晏被殺後，百姓無不為他喊冤，並刻石以傳。再後來，唐德宗對劉晏的冤情有所覺察，錄用晏之子孫繼續為國效力。
至於李曜，其自律與否，王摶的確不知，但他卻知道李曜“散家財以募兵”之事。李曜的家財具體有多少雖然沒法詳查，但就王笉所言，李曜募兵之後家無餘財，而實際上他募兵不過千員，想來家底也並不厚實。更關鍵的是李曜這支兵並非他自己的私兵，而是正經的河東軍，所以王摶基本可以斷定李曜對錢財並不甚看重。——如若不然，以李曜掌握軍械監的便利，他哪怕要成為河東第一巨富，怕不也隻是反手之間罷了，何至於此？
王摶忽然沉思起來，王笉知道他已經有所思慮，也不去打擾，隻是靜靜佇立一旁，等這位叔父發話。
良久，王摶才緩緩道：“待李正陽洺州上任，某欲覓一良機，於之相會。嫣然，此事你可願為某轉達李兵部？”
王笉嫣然一笑：“固所願也，不敢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