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軍節帥王府今日十分熱鬧，門外雖然林立著大量兵輝甲亮的節帥王府牙兵，卻不影響門內的歡歌笑語。
朱溫雖然不在，他的東平王妃張氏卻在。而今天，正是張氏的生辰。
王妃生辰，大王卻偏偏不在，這讓許多想過府拜見的僚屬們頗為無奈，隻好擺出夫人大陣，通通將自家夫人派出，攜帶厚禮，登門拜訪。
讓李曜意外的是，楊姑娘居然真的帶他來了宣武軍節帥王府。當然，他們來此的名義乃是獻藝。李曜細問之後才知曉，盈香妙坊雖然新創未久，但卻早早在汴州打響了名頭，它雖然是青樓，卻是走的高端路線，坊中不僅歌舞曲藝驚豔汴梁，便是那琴棋書畫，也是極為了得，今日東平王妃生辰，便是特意請盈香妙坊的幾位姑娘前來助興來了。
李曜此刻正坐在盈香妙坊的馬車中往宣武軍節帥王府而去，他再次出乎楊姑娘意外的一次都沒有問自己那些隨從是不是安全，有沒有妥善安置之類，甚至對她能帶這麽大一幫人進入節帥王府也沒有半句好奇、半句質疑。
他坐在一邊，目光沉凝，不喜不怒。旁邊的楊姑娘靜靜地看了他一眼，也低頭不語。
李曜方才被楊姑娘的一席話勾起了思緒，忽然發現以前自己還真沒仔細琢磨朱溫和李克用其實一早都是打著唐氏旗號發展勢力的，隻是朱溫和李克用二人對大唐的感情，的確完全不同。
簡單的說，朱溫事實上毫無忠君之意，而李克用很明顯是有的。
李曜心中揣測，李克用忠君思想的確立，應當也有一個複雜曲折的過程和深厚的曆史背景。世人皆知李克用的先祖本為沙陀人，出自西突厥處月別部，原遊牧於後世新疆東部博格達山以北、巴裏坤湖以東一帶，自唐初以來就與唐廷發生了聯係，多次遣使入貢，先後追隨突厥、回紇、吐蕃等。自唐憲宗元和三年內遷歸唐之後，世居代北，為唐戍邊，防禦回鶻等侵擾。在憲宗時期，還先後參與討伐成德王承宗叛亂，平定淮西吳元濟等割據勢力，世代有功於唐室。至其父李國昌鎮壓龐勳起義有功，獲賜國姓，列入唐室宗籍，授官振武節度使，可謂極盡恩榮。然而乾符三年卻因李克用擅殺大同邊將，引起朝廷討伐，父子雙雙亡命陰山韃靼，落得一個亂臣賊子的惡名，如果不是因為後來中原多故，父子倆恐怕真要落得一個“終老沙堆”、湮沒無聞的悲劇下場。這段慘痛的記憶和教訓在涉世不深的青年李克用心中留下了極為深重的陰影。
後來因為黃巢內亂方殷，李克用父子才獲赦免，有了戴罪立功，東山再起的機會。李克用本人也不負眾望，入關討伐，收複長安，立下首功，得以授土封疆，獲得河東節度使的重任，開始在河東站穩腳跟。可以說李國昌、李克用父子的盛衰榮辱，無不與唐朝王室息息相關。
前後兩相對比，李克用對失而複得的榮譽和地位極為珍惜，他對唐朝皇室也具有矛盾而複雜的雙重心理，既感恩戴德，又充滿畏懼。李曜覺得也正因如此，在這波詭雲譎的唐末政治舞台上，他的忠君行為既有一定思想基礎，同時又對唐廷有所戒備。特別是在與朱溫在上源驛交惡之後，李克用連續對朝廷上表訴冤，均未得到昏庸無能的僖宗的公正對待和處置。嚴酷的現實使他從心底裏認識到，唐室權威已經今非昔比，不能再對朝廷抱有過多的不切實際的幻想，而要憑借自身的實力和軍事鬥爭，才能維護自己的生存與利益。
所以，在上源驛事變之後，他東征西討，四麵出擊，迅速對外擴張勢力範圍，增強自身實力，開始了與朱溫的軍事競爭。然而在文德元年唐昭宗繼位之後，政治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昭宗這位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試圖重振皇權，討伐強藩，殺一儆百，而昧於政治權謀的李克用，卻遭到親近朱溫的朝臣與政敵的政治暗算，被朝廷列為打擊跋扈“強藩”的目標，招致中央政府組織的聯合討伐。這次雖然李克用憑借強大軍事實力，打退了唐朝幾路軍隊的進剿，取得了軍事的勝利，並恢複了被剝奪的官爵封號，但是也使李克用的政治形象嚴重受損，使得他不得不開始重新考慮與朝廷的關係，以免再次陷於政治上的被動。在原先的曆史上，李克用此後在蓋寓、李襲吉、張承業等身邊謀士的精心策劃下，開始處處以尊王忠臣麵目出現，在政治上與朱溫競爭，才在政治權謀的運用上逐步走向成熟。
李曜覺得原先曆史上李克用的尊王，起初固然也有與朱溫抗衡的策略需要的一麵，然而後來隨著朱溫的遷都弑君與篡唐自代的變本加厲，李克用在策略需要之外，的確也開始表現出比較自覺的忠君思想。同時李克用的這種變化也是與李曄對待藩鎮政策的調整與變化分不開的。
因為昭宗雖然剛剛即位之時過於激進、衝動，但他畢竟是一個發憤圖強、具有一定政治抱負的君主，他即位之初的軍事削藩政策，因為觸及像河東這樣強藩的利益，而最終引發其與朝廷的公開軍事對抗。然而自大順元年受宰相張濬等左右發動討伐李克用失利之後，昭宗便吸取了這次深刻教訓，放棄了原來的軍事削藩政策，改而采取以藩製藩的製衡政策。隨後，他一直在晉梁這兩個最強大藩鎮的衝突中扮演著調解人的角色，多次下詔協調晉梁之間的軍事衝突。特別在晉梁之爭前期，朱溫在軍事上逐步占據絕對優勢，李克用漸漸走向下風的時刻，昭宗的這種調解政策，對緩解李克用所麵臨的軍事壓力，為晉贏得寶貴的喘息休整之機，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在多次勤王行動中，昭宗也對李克用也多所倚重，褒獎有加，以致在後來最危機的時刻，昭宗甚至一度欲前往河東避難，投靠李克用，這更加充分地表現出了他對李克用的信任。
鑒於這些原因或者說背景，應該說在李克用內心深處，對昭宗是充滿了感激之情的。正因如此，所以當天複四年四月，朱溫挾持昭宗遷都洛陽時，李克用才會奉詔泣下，仰天長歎：“乘輿不複西矣!”這個時候，他大概已經隱約預感到凶多吉少。同年八月昭宗被弑的噩耗傳到晉陽，李克用更是“南向痛哭，三軍縞素”。而在朱溫篡唐自立為帝後，王建等致書李克用，勸他各自稱帝一方時，他更堅決表示其家“經事兩朝，受恩三代……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對這種頗具誘惑力的建議斷然予以拒絕。因此李曜認為，李克用的忠君思想還是有比較長期的思想和感情基礎的。
後來李克用的繼任者李存勖上台以後，形勢已經今非昔比。這時大唐已經滅亡，李存勖對於唐朝皇室也缺乏其父李克用那樣直接的感情基礎，而且在其遊牧民族的觀念中，身為唐室賜姓，繼承大統也是理所當然的權力(就譬如養子也擁有繼承權是一個道理)，所以建號稱帝就成為順理成章的選擇。加之當時晉梁之爭鏖戰方酣，勝負難分，在此決戰時刻，也亟需早正大位，以鼓舞士氣人心。在這一背景下，李存勖遂決定建號登基，承繼大統。
然而即便如此，晉的內部對此認識也並不完全統一。就在李存勖積極籌備稱帝前夕，監軍老臣、重要謀士張承業仍然極力主張立唐室後人為帝，反對李存勖自稱皇帝。為此他不顧老邁，扶病從晉陽趕到魏州向李存勖進諫說：“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複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王何不先滅朱氏，複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後而立之……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在勸說無效後，這位為李克用全心全意打理後勤政務的老臣失望地返回晉陽，竟然絕食而死，以示最大的抗議。
張承業的保守觀念固然未免顯得有點愚忠和迂腐，但卻正說明奉唐正統和忠於唐室的思想在晉方與梁方的整個軍事鬥爭中，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
公元923年四月己巳（二十五日），李存勖在魏州即皇帝位，因係唐室賜姓，並隸於鄭王宗籍，所以李存勖按照沙陀舊俗，自稱唐室後裔，以唐朝的合法正統繼承人自居，建國號大唐（史稱後唐），改元同光。以魏州為興唐府，置東京，以太原府為西京，以鎮州為真定府置北都。
毫無疑問，李存勖在魏州建號登基，是在正麵戰場晉梁決戰處於膠著狀態，全局形勢尚不明朗的大背景之下，采取的一項重要的政治攻勢，對樹立自身的正統形象，爭取盟友，爭取民心，鼓舞士氣，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而反觀朱溫，他對待唐室的態度則更為複雜一些。他早年懷抱出人頭地的雄心，投身黃巢起亂軍，南征北戰，從普通一兵成長為一方統帥，雖然暫時身背亂臣賊子的惡名，但是成王敗寇，前途無人可以逆料。然而黃巢軍的內部矛盾和唐軍的頑強圍剿，使他感到凶多吉少，經過審時度勢，他毅然在關鍵時刻反戈相向，叛降唐軍。隨後李克用統率的沙陀鐵騎南下勤王，如摧枯拉朽，使得黃巢亂軍迅速歸於覆滅。雖然李克用的赫赫武功使朱溫的叛降之功相形見絀，但卻也使他幸運地贏得這次人生押寶，被朝廷授以宣武節度使的重任，開始在中原地區站穩腳跟並積極發展自己的勢力範圍。本來他和李克用曾是並肩戰鬥的友軍，而且李克用在鎮壓黃巢之亂中對他還有臨危救難之恩，然而由於不甘居於人下的性格使然，使他在上源驛之宴上臨時決策，毅然發難，試圖以偷襲暗算的卑劣手段除掉自己將來最有力的競爭對手，從此與李克用結下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至死未休。
雖然在上源驛之宴後，襲殺李克用未能得手，但是透過這個事件的後續處理，朱溫似乎也看到了朝廷軟弱無能的本質，從此開始肆無忌憚地走上對外擴張的道路。當然，在其羽翼未豐之時，他仍然繼續打著尊王的旗號，時刻以勤王救駕、匡扶唐室的忠臣形象自我標榜，並在朝廷之中尋求內援。朱溫的手段仍然比較高明，因為他的主要借助對象是朝臣張濬、崔胤等，而李克用最初則主要借助宦官楊複恭等，這裏頭又牽扯到大唐朝廷固有的南北司之爭，以及天子李曄本人對宰相朝臣信賴有加等等原因，無須細思。總之雙方都打著尊王的旗號，力圖為自己取得政治和軍事上的合法外衣與優勢地位。
早在光啟元年底，李克用與河中王重榮聯手，攻擊大宦官田令孜與關中軍閥李昌符、朱玫，逼進長安，田令孜挾持僖宗逃難漢中，朱玫在長安擁立襄王李煴唐肅宗玄孫監國，遙尊逃亡蜀中的唐僖宗為太上皇，並遣使者攜詔書至梁，試圖獲得朱溫的擁護與支持(前文有敘)。這實際是朱玫一手策劃的一場宮廷政變。當時李克用已經移檄諸道，號召討逆勤王，宦官首領楊複恭也懸賞緝拿朱玫。朱溫聞變之後，審時度勢，認為襄王李媼不能長久，故果斷將偽詔“焚之於庭”，宣稱繼續效忠僖宗，這與其說是他的忠心，毋寧說是在形勢不明之下朱溫與李克用競爭的政治策略博弈而已。
想到這裏，李曜忽然明白過來，前年由朝廷發起的圍剿河東的聯合軍事行動，使李克用在政治與軍事上一度陷於極大的被動，這件事算起來，隻怕起因就是朱溫串通其它藩鎮，暗結宰相張濬，策劃組織的。
總而言之，在天複四年四月昭宗東遷洛陽之前，朱溫也和李克用一樣，都是以勤王救駕、匡扶唐室的忠臣形象出現的，而且在政治策略的運用上，朱溫還較李克用略勝一籌，雖然連年征戰，卻並未引起外界很大的惡感，在朝廷內部，“囂張跋扈，蠻夷匪氣”的李克用顯然比朱溫受到的指責要多得多。然而當他受崔胤挑唆，大殺唐室宦官和朝臣之時，朱溫取唐室而代之的企圖已經昭然若揭，特別是弑殺昭宗和篡代唐室之後，朱溫的行徑就引起了比較廣泛的公憤和不滿。
這並不奇怪，因為無論在藩鎮還是民間，人們在感情上都還對唐室抱有不同程度的留戀，取而代之的條件並未完全成熟，這也是此前龐勳、黃巢兩次起義都能被並無多強實力的唐廷先後鎮壓的社會心理因素之一。然而朱溫卻因自己的出身閱曆和知識思想的局限，沒有曹操那種長期“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見識與雅量，更沒有司馬懿父子曆經三代苦心經營終於取代曹氏的政治耐心。雖然他在自己羽翼未豐之時，也一度打起尊王、勤王的旗號，作為發展壯大自我的政治策略，然而一旦感覺自己的實力已然足夠強大，他就本能地不願再屈居人下，不再隻滿足於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是要取而代之，自己來稱孤道寡，這也是古代帝王思想在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影響所至。
更可笑的是在篡代過程中，朱溫表現得太過操之過急，根本無視傳統與禮儀，手段殘忍，無所不用其極，連續弑殺昭宗、哀宗兩代皇帝，以及皇後與大批皇室成員，還有大量士族、朝臣、宦官，甚至連為自己篡代弑君立下汗馬功勞的心腹也殺掉滅口。雖然改朝換代最終成功，也暫時得到了某一些藩鎮名義上的擁戴，但卻招致了外部反對派更為激烈和堅決的反抗，也引起了內部的一係列反對和叛亂。更嚴重的是，在輿論上迅速使自己陷於眾矢之的、千夫所指的不利地位。這種政治形勢和人心向背的逆轉，也是導致梁的軍事形勢盛極而衰，很快就開始走向被動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曜心中清楚，朱溫之所以缺乏像曹操和司馬懿那樣的政治謀略，也是與他的個人出身及其個性、閱曆等分不開的。他出身於宋州碭山縣午溝裏的一個耕讀之家，其父親朱誠“平生讀書，不登一第”，以五經教授於鄉裏，是個典型的失意文人，在朱溫童年時代即早逝，對朱溫的成長影響不大。其母早年為生活所迫，挾其兄弟三人，傭工異鄉，寄人籬下。
早年卑賤屈辱的地位和生活，使得朱溫潛意識之中滋長著有朝一日出人頭地、揚眉吐氣的渴望，並逐漸形成了他敢於冒險、無拘無束、不願循規蹈矩的叛逆性格。是以青少年時代的朱溫，既不肯讀書，也不願力農，史稱其“既壯，不事生業，以雄勇自負”。好在他命好，值唐末大亂之際，生逢其時的朱溫，在乾符四年與兄朱存毅然投入黃巢亂軍，從此轉戰南北，屢立戰功，官至黃巢大齊政權的同州防禦使，到中和二年倒戈降唐，又被任命為宣武節度使，直到兼並群雄，發展成為當時最強大的藩鎮。
朱溫個人奮鬥和發展的巨大成功，大概使他更相信事在人為。他最初參加亂軍之時，其目標就是針對大唐朝廷，所以他對唐廷並沒有什麽忠君愛國等傳統思想的束縛和顧忌。恰恰相反，鄉村流氓的卑賤出身、闖蕩江湖的冒險個性和豐富的人生閱曆，更使他在思想深處充滿了對傳統秩序的仇恨與蔑視，他的大殺宦官與朝臣，大殺門閥士族，大殺皇帝與皇室成員，無一不是這種叛逆思想的過激反映。當年陳勝吳廣“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呼喊，在千載之後的朱溫這裏再次得到了共鳴。天下從來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一旦時機成熟，條件具備，人人皆可得而有之。這是他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取大唐而自代的重要思想基礎。
或許，朱溫聽過並相信那句名言：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
“站住！前方車駕，所載何人？”
隨著一聲喝問，李曜從思緒中被驚醒。他轉頭看了楊姑娘一眼，露出一抹笑容。
楊姑娘瞥了他一眼，早已明白李曜的心思，當下撇撇嘴，並不答話，隻是朝身邊已然不知何時趕回的竹韻看了一眼。
竹韻拿出一張請帖，從車中鑽了出去。李曜便聽見竹韻說道：“這位太尉，盈香妙坊受邀前來為王妃、諸位夫人獻上歌舞丹青。”
朱溫雖然不在，他的東平王妃張氏卻在。而今天，正是張氏的生辰。
王妃生辰，大王卻偏偏不在，這讓許多想過府拜見的僚屬們頗為無奈，隻好擺出夫人大陣，通通將自家夫人派出，攜帶厚禮，登門拜訪。
讓李曜意外的是，楊姑娘居然真的帶他來了宣武軍節帥王府。當然，他們來此的名義乃是獻藝。李曜細問之後才知曉，盈香妙坊雖然新創未久，但卻早早在汴州打響了名頭，它雖然是青樓，卻是走的高端路線，坊中不僅歌舞曲藝驚豔汴梁，便是那琴棋書畫，也是極為了得，今日東平王妃生辰，便是特意請盈香妙坊的幾位姑娘前來助興來了。
李曜此刻正坐在盈香妙坊的馬車中往宣武軍節帥王府而去，他再次出乎楊姑娘意外的一次都沒有問自己那些隨從是不是安全，有沒有妥善安置之類，甚至對她能帶這麽大一幫人進入節帥王府也沒有半句好奇、半句質疑。
他坐在一邊，目光沉凝，不喜不怒。旁邊的楊姑娘靜靜地看了他一眼，也低頭不語。
李曜方才被楊姑娘的一席話勾起了思緒，忽然發現以前自己還真沒仔細琢磨朱溫和李克用其實一早都是打著唐氏旗號發展勢力的，隻是朱溫和李克用二人對大唐的感情，的確完全不同。
簡單的說，朱溫事實上毫無忠君之意，而李克用很明顯是有的。
李曜心中揣測，李克用忠君思想的確立，應當也有一個複雜曲折的過程和深厚的曆史背景。世人皆知李克用的先祖本為沙陀人，出自西突厥處月別部，原遊牧於後世新疆東部博格達山以北、巴裏坤湖以東一帶，自唐初以來就與唐廷發生了聯係，多次遣使入貢，先後追隨突厥、回紇、吐蕃等。自唐憲宗元和三年內遷歸唐之後，世居代北，為唐戍邊，防禦回鶻等侵擾。在憲宗時期，還先後參與討伐成德王承宗叛亂，平定淮西吳元濟等割據勢力，世代有功於唐室。至其父李國昌鎮壓龐勳起義有功，獲賜國姓，列入唐室宗籍，授官振武節度使，可謂極盡恩榮。然而乾符三年卻因李克用擅殺大同邊將，引起朝廷討伐，父子雙雙亡命陰山韃靼，落得一個亂臣賊子的惡名，如果不是因為後來中原多故，父子倆恐怕真要落得一個“終老沙堆”、湮沒無聞的悲劇下場。這段慘痛的記憶和教訓在涉世不深的青年李克用心中留下了極為深重的陰影。
後來因為黃巢內亂方殷，李克用父子才獲赦免，有了戴罪立功，東山再起的機會。李克用本人也不負眾望，入關討伐，收複長安，立下首功，得以授土封疆，獲得河東節度使的重任，開始在河東站穩腳跟。可以說李國昌、李克用父子的盛衰榮辱，無不與唐朝王室息息相關。
前後兩相對比，李克用對失而複得的榮譽和地位極為珍惜，他對唐朝皇室也具有矛盾而複雜的雙重心理，既感恩戴德，又充滿畏懼。李曜覺得也正因如此，在這波詭雲譎的唐末政治舞台上，他的忠君行為既有一定思想基礎，同時又對唐廷有所戒備。特別是在與朱溫在上源驛交惡之後，李克用連續對朝廷上表訴冤，均未得到昏庸無能的僖宗的公正對待和處置。嚴酷的現實使他從心底裏認識到，唐室權威已經今非昔比，不能再對朝廷抱有過多的不切實際的幻想，而要憑借自身的實力和軍事鬥爭，才能維護自己的生存與利益。
所以，在上源驛事變之後，他東征西討，四麵出擊，迅速對外擴張勢力範圍，增強自身實力，開始了與朱溫的軍事競爭。然而在文德元年唐昭宗繼位之後，政治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昭宗這位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試圖重振皇權，討伐強藩，殺一儆百，而昧於政治權謀的李克用，卻遭到親近朱溫的朝臣與政敵的政治暗算，被朝廷列為打擊跋扈“強藩”的目標，招致中央政府組織的聯合討伐。這次雖然李克用憑借強大軍事實力，打退了唐朝幾路軍隊的進剿，取得了軍事的勝利，並恢複了被剝奪的官爵封號，但是也使李克用的政治形象嚴重受損，使得他不得不開始重新考慮與朝廷的關係，以免再次陷於政治上的被動。在原先的曆史上，李克用此後在蓋寓、李襲吉、張承業等身邊謀士的精心策劃下，開始處處以尊王忠臣麵目出現，在政治上與朱溫競爭，才在政治權謀的運用上逐步走向成熟。
李曜覺得原先曆史上李克用的尊王，起初固然也有與朱溫抗衡的策略需要的一麵，然而後來隨著朱溫的遷都弑君與篡唐自代的變本加厲，李克用在策略需要之外，的確也開始表現出比較自覺的忠君思想。同時李克用的這種變化也是與李曄對待藩鎮政策的調整與變化分不開的。
因為昭宗雖然剛剛即位之時過於激進、衝動，但他畢竟是一個發憤圖強、具有一定政治抱負的君主，他即位之初的軍事削藩政策，因為觸及像河東這樣強藩的利益，而最終引發其與朝廷的公開軍事對抗。然而自大順元年受宰相張濬等左右發動討伐李克用失利之後，昭宗便吸取了這次深刻教訓，放棄了原來的軍事削藩政策，改而采取以藩製藩的製衡政策。隨後，他一直在晉梁這兩個最強大藩鎮的衝突中扮演著調解人的角色，多次下詔協調晉梁之間的軍事衝突。特別在晉梁之爭前期，朱溫在軍事上逐步占據絕對優勢，李克用漸漸走向下風的時刻，昭宗的這種調解政策，對緩解李克用所麵臨的軍事壓力，為晉贏得寶貴的喘息休整之機，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在多次勤王行動中，昭宗也對李克用也多所倚重，褒獎有加，以致在後來最危機的時刻，昭宗甚至一度欲前往河東避難，投靠李克用，這更加充分地表現出了他對李克用的信任。
鑒於這些原因或者說背景，應該說在李克用內心深處，對昭宗是充滿了感激之情的。正因如此，所以當天複四年四月，朱溫挾持昭宗遷都洛陽時，李克用才會奉詔泣下，仰天長歎：“乘輿不複西矣!”這個時候，他大概已經隱約預感到凶多吉少。同年八月昭宗被弑的噩耗傳到晉陽，李克用更是“南向痛哭，三軍縞素”。而在朱溫篡唐自立為帝後，王建等致書李克用，勸他各自稱帝一方時，他更堅決表示其家“經事兩朝，受恩三代……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對這種頗具誘惑力的建議斷然予以拒絕。因此李曜認為，李克用的忠君思想還是有比較長期的思想和感情基礎的。
後來李克用的繼任者李存勖上台以後，形勢已經今非昔比。這時大唐已經滅亡，李存勖對於唐朝皇室也缺乏其父李克用那樣直接的感情基礎，而且在其遊牧民族的觀念中，身為唐室賜姓，繼承大統也是理所當然的權力(就譬如養子也擁有繼承權是一個道理)，所以建號稱帝就成為順理成章的選擇。加之當時晉梁之爭鏖戰方酣，勝負難分，在此決戰時刻，也亟需早正大位，以鼓舞士氣人心。在這一背景下，李存勖遂決定建號登基，承繼大統。
然而即便如此，晉的內部對此認識也並不完全統一。就在李存勖積極籌備稱帝前夕，監軍老臣、重要謀士張承業仍然極力主張立唐室後人為帝，反對李存勖自稱皇帝。為此他不顧老邁，扶病從晉陽趕到魏州向李存勖進諫說：“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複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王何不先滅朱氏，複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後而立之……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在勸說無效後，這位為李克用全心全意打理後勤政務的老臣失望地返回晉陽，竟然絕食而死，以示最大的抗議。
張承業的保守觀念固然未免顯得有點愚忠和迂腐，但卻正說明奉唐正統和忠於唐室的思想在晉方與梁方的整個軍事鬥爭中，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
公元923年四月己巳（二十五日），李存勖在魏州即皇帝位，因係唐室賜姓，並隸於鄭王宗籍，所以李存勖按照沙陀舊俗，自稱唐室後裔，以唐朝的合法正統繼承人自居，建國號大唐（史稱後唐），改元同光。以魏州為興唐府，置東京，以太原府為西京，以鎮州為真定府置北都。
毫無疑問，李存勖在魏州建號登基，是在正麵戰場晉梁決戰處於膠著狀態，全局形勢尚不明朗的大背景之下，采取的一項重要的政治攻勢，對樹立自身的正統形象，爭取盟友，爭取民心，鼓舞士氣，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而反觀朱溫，他對待唐室的態度則更為複雜一些。他早年懷抱出人頭地的雄心，投身黃巢起亂軍，南征北戰，從普通一兵成長為一方統帥，雖然暫時身背亂臣賊子的惡名，但是成王敗寇，前途無人可以逆料。然而黃巢軍的內部矛盾和唐軍的頑強圍剿，使他感到凶多吉少，經過審時度勢，他毅然在關鍵時刻反戈相向，叛降唐軍。隨後李克用統率的沙陀鐵騎南下勤王，如摧枯拉朽，使得黃巢亂軍迅速歸於覆滅。雖然李克用的赫赫武功使朱溫的叛降之功相形見絀，但卻也使他幸運地贏得這次人生押寶，被朝廷授以宣武節度使的重任，開始在中原地區站穩腳跟並積極發展自己的勢力範圍。本來他和李克用曾是並肩戰鬥的友軍，而且李克用在鎮壓黃巢之亂中對他還有臨危救難之恩，然而由於不甘居於人下的性格使然，使他在上源驛之宴上臨時決策，毅然發難，試圖以偷襲暗算的卑劣手段除掉自己將來最有力的競爭對手，從此與李克用結下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至死未休。
雖然在上源驛之宴後，襲殺李克用未能得手，但是透過這個事件的後續處理，朱溫似乎也看到了朝廷軟弱無能的本質，從此開始肆無忌憚地走上對外擴張的道路。當然，在其羽翼未豐之時，他仍然繼續打著尊王的旗號，時刻以勤王救駕、匡扶唐室的忠臣形象自我標榜，並在朝廷之中尋求內援。朱溫的手段仍然比較高明，因為他的主要借助對象是朝臣張濬、崔胤等，而李克用最初則主要借助宦官楊複恭等，這裏頭又牽扯到大唐朝廷固有的南北司之爭，以及天子李曄本人對宰相朝臣信賴有加等等原因，無須細思。總之雙方都打著尊王的旗號，力圖為自己取得政治和軍事上的合法外衣與優勢地位。
早在光啟元年底，李克用與河中王重榮聯手，攻擊大宦官田令孜與關中軍閥李昌符、朱玫，逼進長安，田令孜挾持僖宗逃難漢中，朱玫在長安擁立襄王李煴唐肅宗玄孫監國，遙尊逃亡蜀中的唐僖宗為太上皇，並遣使者攜詔書至梁，試圖獲得朱溫的擁護與支持(前文有敘)。這實際是朱玫一手策劃的一場宮廷政變。當時李克用已經移檄諸道，號召討逆勤王，宦官首領楊複恭也懸賞緝拿朱玫。朱溫聞變之後，審時度勢，認為襄王李媼不能長久，故果斷將偽詔“焚之於庭”，宣稱繼續效忠僖宗，這與其說是他的忠心，毋寧說是在形勢不明之下朱溫與李克用競爭的政治策略博弈而已。
想到這裏，李曜忽然明白過來，前年由朝廷發起的圍剿河東的聯合軍事行動，使李克用在政治與軍事上一度陷於極大的被動，這件事算起來，隻怕起因就是朱溫串通其它藩鎮，暗結宰相張濬，策劃組織的。
總而言之，在天複四年四月昭宗東遷洛陽之前，朱溫也和李克用一樣，都是以勤王救駕、匡扶唐室的忠臣形象出現的，而且在政治策略的運用上，朱溫還較李克用略勝一籌，雖然連年征戰，卻並未引起外界很大的惡感，在朝廷內部，“囂張跋扈，蠻夷匪氣”的李克用顯然比朱溫受到的指責要多得多。然而當他受崔胤挑唆，大殺唐室宦官和朝臣之時，朱溫取唐室而代之的企圖已經昭然若揭，特別是弑殺昭宗和篡代唐室之後，朱溫的行徑就引起了比較廣泛的公憤和不滿。
這並不奇怪，因為無論在藩鎮還是民間，人們在感情上都還對唐室抱有不同程度的留戀，取而代之的條件並未完全成熟，這也是此前龐勳、黃巢兩次起義都能被並無多強實力的唐廷先後鎮壓的社會心理因素之一。然而朱溫卻因自己的出身閱曆和知識思想的局限，沒有曹操那種長期“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見識與雅量，更沒有司馬懿父子曆經三代苦心經營終於取代曹氏的政治耐心。雖然他在自己羽翼未豐之時，也一度打起尊王、勤王的旗號，作為發展壯大自我的政治策略，然而一旦感覺自己的實力已然足夠強大，他就本能地不願再屈居人下，不再隻滿足於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是要取而代之，自己來稱孤道寡，這也是古代帝王思想在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影響所至。
更可笑的是在篡代過程中，朱溫表現得太過操之過急，根本無視傳統與禮儀，手段殘忍，無所不用其極，連續弑殺昭宗、哀宗兩代皇帝，以及皇後與大批皇室成員，還有大量士族、朝臣、宦官，甚至連為自己篡代弑君立下汗馬功勞的心腹也殺掉滅口。雖然改朝換代最終成功，也暫時得到了某一些藩鎮名義上的擁戴，但卻招致了外部反對派更為激烈和堅決的反抗，也引起了內部的一係列反對和叛亂。更嚴重的是，在輿論上迅速使自己陷於眾矢之的、千夫所指的不利地位。這種政治形勢和人心向背的逆轉，也是導致梁的軍事形勢盛極而衰，很快就開始走向被動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曜心中清楚，朱溫之所以缺乏像曹操和司馬懿那樣的政治謀略，也是與他的個人出身及其個性、閱曆等分不開的。他出身於宋州碭山縣午溝裏的一個耕讀之家，其父親朱誠“平生讀書，不登一第”，以五經教授於鄉裏，是個典型的失意文人，在朱溫童年時代即早逝，對朱溫的成長影響不大。其母早年為生活所迫，挾其兄弟三人，傭工異鄉，寄人籬下。
早年卑賤屈辱的地位和生活，使得朱溫潛意識之中滋長著有朝一日出人頭地、揚眉吐氣的渴望，並逐漸形成了他敢於冒險、無拘無束、不願循規蹈矩的叛逆性格。是以青少年時代的朱溫，既不肯讀書，也不願力農，史稱其“既壯，不事生業，以雄勇自負”。好在他命好，值唐末大亂之際，生逢其時的朱溫，在乾符四年與兄朱存毅然投入黃巢亂軍，從此轉戰南北，屢立戰功，官至黃巢大齊政權的同州防禦使，到中和二年倒戈降唐，又被任命為宣武節度使，直到兼並群雄，發展成為當時最強大的藩鎮。
朱溫個人奮鬥和發展的巨大成功，大概使他更相信事在人為。他最初參加亂軍之時，其目標就是針對大唐朝廷，所以他對唐廷並沒有什麽忠君愛國等傳統思想的束縛和顧忌。恰恰相反，鄉村流氓的卑賤出身、闖蕩江湖的冒險個性和豐富的人生閱曆，更使他在思想深處充滿了對傳統秩序的仇恨與蔑視，他的大殺宦官與朝臣，大殺門閥士族，大殺皇帝與皇室成員，無一不是這種叛逆思想的過激反映。當年陳勝吳廣“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呼喊，在千載之後的朱溫這裏再次得到了共鳴。天下從來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一旦時機成熟，條件具備，人人皆可得而有之。這是他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取大唐而自代的重要思想基礎。
或許，朱溫聽過並相信那句名言：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
“站住！前方車駕，所載何人？”
隨著一聲喝問，李曜從思緒中被驚醒。他轉頭看了楊姑娘一眼，露出一抹笑容。
楊姑娘瞥了他一眼，早已明白李曜的心思，當下撇撇嘴，並不答話，隻是朝身邊已然不知何時趕回的竹韻看了一眼。
竹韻拿出一張請帖，從車中鑽了出去。李曜便聽見竹韻說道：“這位太尉，盈香妙坊受邀前來為王妃、諸位夫人獻上歌舞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