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是科學城公開展示的福利,足夠吸引全世界的人才趨之若鶩了。


    可能華國給科學家塑造的形象是澹泊名利,無私奉獻。


    實際上科學家和這八個字的相關度並不高,由於大腦發達,他們的欲望甚至比普通人更加強烈。


    尤其是西方國家,西方國家的海洋文化和文藝複興後的思潮演變,決定了他們是一定把自我感受放在首位。


    至於國家民族觀念,可能有,但是在自我利益麵前,可以沒有。


    不然也不會有那麽多德意誌科學家、前俄國的科學家在本國失敗之後,被阿美利肯大批得招攬過去。


    這些科學家在本國失敗之前就陸續有投奔阿美利肯以及其他西方國家的。


    科學城最誘惑的待遇,除了延長壽命之外,還有就是有人工智能助理,能夠幫你完成很多想法上的驗證和論文編寫。


    幾乎能夠負責你一切的日常和研究工作助理,隨著使用磨合,能夠接近百分之百的理解你的意圖。


    對於醉心科研的人來說,他可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探索未知的領域,而不是在一些瑣事上。


    全球每年申請成為科學城永久居民的人數連年激增,從第一年的兩百萬,到今年的兩千萬。


    主要如果是自己申請,至少得是博士。


    而鄭理通過虛擬現實設備掃描判斷出來的,真正具有潛力和資質的人才,則沒有學曆的要求。


    從2000年之後,全球高學曆人才的增長速度是很快的,即便博士學位稀少,全球的博士人數依然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光是華國和阿美利肯,每年新增的博士學位數量,都在七萬個左右。


    當然學位不等於能力,但是對於一個供不應求的崗位來說,設置一定的門檻還是有必要的。


    大企業的崗位是否真的隻有985、211能幹得來?


    顯然不是。


    光是二十一世紀的前二十年,大型央企請的頂級谘詢機構,像麥肯錫之流,為他們做企業轉型改造。


    其中的核心訴求,就是把企業業務拆解,拆解到即便自己把所有人換成中學畢業生,也能做得來。


    所以越是大企業,它的業務越流水線標準化,對個人的能力要求其實是更低的。


    這也是為什麽大廠的代碼要比小廠的代碼維護起來更容易,因為大廠在代碼編寫上有自己的一套規範。


    既然越是大型企業,工作內容反而越簡單,那為什麽要設置門檻?


    因為想來的人太多,通過學曆這一道顯性門檻,來把不符合要求的個體篩選掉。


    但是同樣會有不用符合顯性規則的神仙。


    一般來說你在一份新人入職名單裏,你看到一水的清華北大,然後中間夾雜這寥寥數個燕京本地二本,心裏就應該有數了。


    科學城設置博士作為門檻,倒不是崗位不夠,而是因為這份工作待遇太好,又缺乏明顯的管理考核機製。


    科學研究是本身是厚積薄發的過程,如果你做的問題過於困難,即便每天思考,也可能一輩子沒有結果。


    像張益唐,他如果不是做孿生素數做出了成果,其實也不會有人知道他是一位傑出的數學家。


    在科學城不會有什麽所謂的三年非升即走,沒有結果就需要走。


    即便是三年的考核期,也隻是讓你說一下這三年來的一些思考和階段性成果。


    這三年的考核期是驗證你具備能力和潛力,而不是說需要你發表什麽文章,需要達到多少多少的影響因子。


    這樣的弱約束,從先天上就避免了,以結果為導向而無意義的科研。


    科學城已經運營了大概五年時間。


    在這五年時間裏,外界對科學城的運營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


    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希望加入到科學城去,其中某位大牛在自己的個人博客裏寫道:


    “我很想去獅城的科學城工作。


    科學城的待遇和特殊環境,隻是我想去的因素之一,但是不是決定性因素。


    真正讓我希望去科學城工作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的考核機製,不是以結果為導向的。


    在現代的學術體係裏,是完全的結果崇拜。


    沒有人會在乎你中學時候的成績,沒有人會在乎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


    可能唯一有點用的,是你在博士階段跟的是哪個導師。


    大家在乎的是你發表了什麽論文,發表在什麽期刊上,影響因子是多少。


    至於這些論文本身是否有意義,反而沒有多少人關心。


    每當一個新的方向被發現的時候,所有人關心的是這個方向又能發多少論文,然後能夠在其中獲得多少好處。


    至於真理,科學本身的精神沒有多少人關心。


    大多數科研人員們追求的是寫一篇能夠被接受發表的論文,而非做出一些有價值的東西。


    雖然實際上大多數論文確實沒有實際用途,但是在當今這個時代,這樣的現象正在越來越普遍,追求真理的精神正在逐漸喪失。


    愛因斯坦曾經說過:一個人被迫大量撰寫科學著作,那麽他的學術生涯會產生知識膚淺的風險。


    我在各類學術論壇中接觸過非常多才華橫溢的研究員,他們的思維邏輯非常敏銳,在交談的過程中,他們能夠跟上的我思路,並且給我一些很有啟發的建議。


    但是回去之後我翻了翻他們的論文,大多數,甚至是全部,都沒有意義,隻是數字的無聊堆砌。


    他們的論文和他們個人本身給我留下了截然相反的印象。


    類似的指責在這些年裏層出不窮,雖然學術界一直為這種批評聲辯解聲稱:


    基礎學科的研究是困難、漸進的,像核磁共振掃描技術中用到的輸血和1800年代某本不起眼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文裏提到的輸血方法一樣。


    我們需要大量的反複實驗,才能推倒出足夠有價值的結果。


    這些無用的結果,才能鋪墊出足夠有用的結果。


    但是這些堆砌的無用結果,純粹是把方法進行微調,為了得到想要的數據而一遍又一遍的重複數據真的有必要讓博士甚至是教授們來做嗎?


    現在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大量工作正在被人工智能取代,學術界是否能夠提供一些低端崗位給普通人,讓更多的人參與到學術中來呢?


    科學城完全的尊重個體,不是以論文為導向,更不是以結果為導向的方式,我認為是一個有利於科學家思考一些真正有價值問題的地方。”


    其實論文為導向,所有科研人員追求的是發論文,而不是我對什麽問題感興趣,我想要探索真理,想要把對世界認識的邊界推到更遠的地方。


    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學術界的績效考核,需要有一套機製去評估教授、研究人員和博士生的工作到底做的怎麽樣。


    如果說科學是一顆參天大樹,那麽低的果實已經被前人采摘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大多都是非常難采摘的果實。


    比如之前我把一個有價值的問題思考出結果,可能隻需要花三到五年時間,正好是一個博士從入學到畢業的周期。


    我在這五年時間裏,能夠做出一個有價值的結果,發一篇有意義的論文,然後順利畢業。


    但是現在我同樣要在大概五年時間裏發表博士論文,但是低矮能夠在五年裏摘到的果實沒了,其他的果實可能需要花十五年甚至更久才能摘到。


    這時候又麵臨了畢業的時間壓力。


    那我隻能選擇一些沒有意義但是能夠發論文的結果來做。


    然後博士畢業出來之後就是博士後,助教,幾乎每個頭銜都伴隨著績效考核和時間壓力。


    這也是為什麽學術界好像越來越難做出好結果,大量沒有意義的論文充斥著各類期刊。


    科研的難度變了,考核機製卻一直沒有發生改變。


    這個問題不是華國獨有的問題,是全球學術界共同麵臨的難題。


    隻是和華國相比好一些的地方在於,國外的學術界在畢業進入高校後,成為terack考察序列裏的一員,這個績效考核的壓力不會很大。


    同時你在完成之後,是真的能夠拿到編製,成為終身教授的。


    而國內定的績效考核壓力大不說,還有可能明明說好的考核任務,可能因為後麵幾年招到的青年教師更優秀,然後突然把給你的條件變了。


    國外有兩個崗位,那就招兩個人,製定terack考核計劃。


    國內是有兩個崗位,那我招兩百個人,這兩百個人好好廝殺吧,廝殺出來的勝利者,我還有可能再給換了。


    這樣的養蠱環境下,不搞數據修飾不搞唯論文論才怪呢。


    你花時間去搞有價值的問題,那就等著三年時間沒有做出結果然後被畢業吧。


    科學城正式開始運行之後,申請人數裏最多的就是華國人了。


    科學城的考核機製對從養蠱裏殺出一條血路來的人來說,簡直不要太容易。


    而且對於華國的科學家來說,隻要你成為了教授,是可以同時在多個地方任職的。


    像西財經濟學院之前的院長dybvig,拿了202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在西財任職的時候每年就隻來一個月。


    而科學城的約束是非常弱的,幾乎可以說沒有約束。


    他們可以在本國工作,想來獅城的時候再來。


    科學城的研究員實際上相當於一個準入資質,獲得之後能夠隨時進入科學城,享受對應的福利待遇。


    鄭理並不在乎你是在哪裏做出來的成果。


    你在華國還是在阿美利肯,還是在英格蘭做出來好的有價值的研究成果,科學城都會認可。


    當然這裏的研究成果需要是你本人做的,你本人的貢獻至少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由於最終的成果認證需要回科學城進行,早在十多年前鄭理就弄了一套真相係統給華國用,更別說在自己的老巢了。


    通過欺騙來侵占別人的學術成果,想要在人工智能麵前蒙混過關,屬於是想多了。


    在2039年,很多大學或者機構,都會認可科學城給的判斷。


    也就是說他們學校等待獲得編製崗位的青年學者,即便還沒有完成相關考核任務,但是他們通過了科學城的考核成為了正式的永久居民。


    那麽高校或者機構會自動認可其獲得編製,成為帶編教師。


    對於青年學者來說,也算是多了一條路。


    高校養蠱卷不過其他卷王,也許能從科學城那裏殺出一條血路來。


    在二十一世紀三十年代的最後一年,即便是華國,也能夠給底層民眾提供比較完善的基本福利保障。


    同時服務業的工資大幅度提升,導致大多數人,工作三個月可以玩九個月。


    也就是說,如果不考慮未來,他們能夠每年隻工作三個月。


    其實也不是不考慮未來,依然會考慮未來。


    隻是他們把對未來的期待和幻想,放在了虛擬世界,希望借助剩下的九個月,在虛擬世界裏有所收獲。


    這是華國的情況,其他發達國家情況更是如此。


    像北歐國家,不工作和工作沒有太多區別,反正都是政府買單。


    甚至一些激進的政客提出了,所有人都不應該工作,他上台之後大家需要付費才能上班。


    至於錢哪裏來,所有企業國家所有,然後少量雇傭第三世界的人來工作。


    當然對於現在來說還太激進了,因為維持城市基本運轉,還有一些服務業還是需要真人來做。


    但是像外賣送餐,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聲稱將在五年內通過機器人解決這個問題。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底層的生活質量前所未有的高。


    也就還有大量華國人,秉信學習是唯一的出路,在學術道路上卷。


    國外在學術這個領域上卷的,大多都是有錢人,要麽是自發的興趣愛好,要麽是家庭的引導。


    國外的上層家庭,敏銳的意識到,未來其實是人類傳統權力階層和外來法師共同分享權力。


    法師,明麵上也就隻有梅林。


    梅林表現出來的傾向,明顯是格外推崇學術,所以他們試圖在這一領域投入一些微不足道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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