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慶十六年辛未十月十一日亥時，也就是公元1811年11月27日午夜，一個新的生命在湖南湘鄉荷葉塘(今湖南省雙峰縣荷葉鎮)一戶姓曾的殷實人家降生。他便是日後左右中國大局的曾國藩。
添人進口，本為家門喜慶，何況生的是個男孩，因此，接著而來的是闔家歡慶，而最為得意的要算孩子的祖父曾玉屏了。
曾玉屏字星岡，他是曾氏中興、為曾國藩兄弟成長營造了良好家庭環境的關鍵人物，也是後來曾國藩一生為人處世的楷模和心中偶像。曾國藩晚年在為其祖父所撰的《大界墓表》中寫道：“國藩竊觀王考府君威儀言論，實有雄偉非常之概，而終老山林，曾無奇遇重事一發其意。其型於家，式於鄉邑者又率依乎中道，無峻絕可驚之行，獨其生平言有足垂訓來葉者，敢敬述一二，以示後昆。”從這段簡短的字可以清楚地看到，曾國藩對他祖父的思想言論，威儀氣概，辦事作風和持家準則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的。他還經常在給諸弟的書信中提到他們兄弟的威儀風度比起他們祖父星岡公來，百不及一。可惜星岡公生不逢時，終生未能遇到一件“奇遇重事”以顯其能，也沒有什麽“峻絕可驚”的事件以揚其德，以致一生鬱鬱，終老山林。言下之意，如果星岡公晚出生幾十年，遇上鎮壓太平軍這個上好機會，其成功顯赫一定在他曾國藩之上。但星岡公畢竟也有他自己的成就，這就是中興了曾氏家業，而且形成了他獨具特色的處世哲學和治家思想，也就是曾國藩在墓表中宣稱的“足垂訓來葉”的“生平言”。正是這些言，深刻地影響著曾國藩一生安身立命的原則特征和治家理業的個性特點，同時也在相當程度上局限了他的眼光和氣量。
其實星岡公曾玉屏之所以終老山林而不能揚名顯世，主要的問題不在於遇不遇時，而在於他自己的少年荒廢，而其所以荒廢又在於受著曾氏自衡陽開辟以來但知耕耘而不懂詩書的影響和局限。
曾國藩雖然是湘鄉人，但他的祖籍卻在衡陽。他在《大界墓表》中敘述其先世源流說：“府君之先，六世祖曰孟學，初遷湘鄉者也。曾祖曰元吉，別立祀典者也。祖曰輔仁，考竟希。”這裏的府君指的是祖父曾玉屏。從曾玉屏算起，他的第六世祖曾孟學始遷湘鄉，具體時間不詳，曾國藩自己也隻說“國初徙湘鄉”。以曾玉屏為基準，其上六世，至曾國藩又三世，共九世，據此推算，曾孟學遷湘鄉應該在康熙初年。湘鄉曾氏雖然自曾孟學始遷，但曾國藩的先輩們立祀的始祖卻不是曾孟學，而是曾孟學的孫子曾應貞。曾國藩在其所作《祖四世元吉公墓銘》中說明其事由並墓銘的緣起說：“道光歲戊申，家叔父為太高祖考妣置祠宇。其明年，又為修其墳域。乃郵書於京師，命國藩記其原委。”然則“家叔父”何以不為始遷的六世祖立祠而為中間的四世祖立祠呢?曾國藩在墓銘中述其原委說：“公諱應貞，字元吉，遷湘四世祖也。少貧，手致數千金產，室廬數處，盡以予其子，而自置衡邑之靛塘灣田四十畝以老焉。公歿後子孫歲分其租以為常。至嘉慶歲丁巳，家祖及族長尊三、以彰二公，糾族之人議，積一歲之租以為公清明之祀，今所置圳上之田是也，家叔父所修祠宇在焉。”原來曾應貞是湘鄉曾氏第一個發跡的人。因為他生前為自己留了四十畝養老田，死後年積月累，於是就有了祭祀立祠、修墓的物質基礎。其六世祖曾孟學因為沒有這樣的基礎，也就隻好諸事闕如了。
曾應貞因為由貧致富，“手致數千金產”，不僅自己能安度晚年，死後又有專祠祭享，而且六個兒子也各人分得一份可觀的財產。雖然如此，但也沒有誰想到要讀書入仕。不僅湘鄉曾氏如此，衡陽曾氏也不例外，所以曾國藩在《台洲墓表》中說：“吾曾氏由衡陽至湘鄉五六百載，曾無人與於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創獲，何其難也。自國初徙湘鄉，累世力農，至我王考星岡府君，乃大以不學為恥。講求禮製，賓接士，教督我考府君，窮年磨礪，期於有成。”由此可知，曾應貞是湘鄉曾氏經濟基業的開創者，而曾玉屏則是該宗族思想化的開創者，盡管他的開創仍然帶有相當濃厚的土財主氣息。
曾玉屏之所以能認識到“大以不學為恥”，本身也是經過了一番磨礪的。曾國藩在為他祖父曾玉屏寫的《大界墓表》中引用曾玉屏自己的話說：“吾少耽遊惰，往還湘潭市肆，與裘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寢。長老有譏以浮薄將覆其家者，餘聞而立起自責，貨馬徒行，自是終身未明而起。餘年三十五，始講求農事。”曾玉屏在三十五歲前是個十足的紈絝子弟，經常從荷葉塘老家騎馬去湘潭，與市井的闊少們相追逐。貴在他聞過能改，聽了長老們的一番教訓與譏議，“立起自責”，從此一心力農，而且頗多講求，在農事上有不少自己的獨創。曾國藩家鄉屬丘陵區，不少水田開在坡上，小而分散，所謂“壟峻如梯，田小如瓦”。曾玉屏便“鑿石決壤，開十數畛而通為一”，將小田改造成便於耕作的大田，同時也擴大了實際耕種的麵積。在家庭副業的安排上，更具自己的特色：“種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糞，庸保任之。入而飼豕，出而養魚，彼此雜職之。”這個雇工不多的家庭式小農場，除種田外，還種了兼作豬飼料的蔬菜，同時養豬養魚。雖然“半畦”數量所指並不明確，但在副業安排上，以蔬促豬、以豬促魚的養殖關係似乎比較清楚，這就構成了後來曾國藩總結的“魚、豬、蔬”三大治家法寶的基礎。加上曾玉屏日後認識到讀書的重要，曾國藩又在“蔬”的後麵加了“書”，成為“魚、豬、蔬、書”，終生奉為圭臬。
由於曾玉屏的勤奮，加上他不斷改進經營的思路，家業很快興旺了起來，隨之而來的是他在當地的權威和人望。曾國藩在《大界墓表》中引用曾玉屏自己的話說：“鄉黨戚好，吉則賀，喪則吊，有疾則問，人道之常也，吾必踐焉，必躬焉。財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鄰裏訟爭，吾嚐居間以解兩家之紛。其尤無狀者，厲辭詰責，勢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霆摧的破”之類的形容雖然不免誇張，但曾玉屏好在鄉間管事而且有著一定的威望大致屬實。可惜由於他“少年失學”，粗而無，他的人望，他的權威，乃至他的才能的施展，也隻能在數裏內外的親族本家和近鄰鄉黨中起作用，範圍無法擴大，品位更無法提高，這就是他感悟到“大以不學為恥”的過程和為之付出的代價。
時間是一維性的，曾玉屏無法追回少年時的損失，但他有自己的補救方法，一麵傾心接待人，借他人的聲望來烘托和抬高自己；一麵拚命督促兒子讀書，用兒子的成就來彌補自己的缺陷。《大界墓表》引曾玉屏自己的話說：“吾早歲失學，壯而引為深恥。既令子孫出就名師，又好賓接士，候望音塵，常願通材宿儒接跡吾門，此心乃快。”曾玉屏如何傾心接待士無更多事跡可考，但對兒子讀書期望之殷切卻是有諸多事實證明的。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是曾玉屏的長子，理所當然，曾玉屏首先把希望寄托在長子麟書身上。無奈曾麟書天性鈍拙，讀書極不理想，而曾玉屏矢誌不改，再不會讀也得讀，這就是曾國藩在《台洲墓表》中說的“教督我考府君，窮年磨礪，期於有成”的來曆。畢竟皇天不負苦心人，曾麟書在赴縣學應童子試考了十六次落第之後，於第十七次和自己兒子一起赴考時居然“得補縣學生員”，獲得了俗稱秀才的名號，而這時他已經四十有三了。這次曾國藩幸好未能考中，曾麟書畢竟比兒子早中了一年。這也說明曾麟書確實是勉為其難了。但曾玉屏並不原諒，對他倍加訶責。曾國藩在《台洲墓表》中敘述其事說：“王考氣象尊嚴，凜然難犯。其責府君也尤峻，往往稠人廣坐，厲聲訶斥。或有所不快於他人，亦痛繩長子。”不僅有事訶斥，無事也予痛繩，曾麟書簡直成了他父親的出氣筒。
曾國藩本來還有兩個叔叔，一個早夭，活下來的曾驥雲大概也不是讀書的材料，曾國藩的有關字都未提到他叔叔讀書的事。曾玉屏眼看兒子讀書的希望就要落空，就在這時，曾國藩降生了，而且又有巨蟒入庭的征兆，此時曾玉屏的高興也就可想而知了。因為曾國藩是長孫，自然是第一，又可能曾玉屏於希望孫子輩讀書上進外還望家境更加寬裕，因而以“寬”為孫子名輩，於是曾國藩乳名寬一。
關於曾國藩的出生還流傳著一個蟒蛇精投胎的傳說。
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深夜，曾國藩的曾祖父竟希公忽然看見一條巨蟒在空中盤旋，然後慢慢地靠近自家門，降下來後繞宅爬行一周，進入大門。蟒蛇有吊桶般大，頭進到院子裏許久了，尾巴才漸漸收入，渾身黝黑發光，斑紋耀眼，長長的信子上下顫動，嘶嘶作響，伏在院子裏，直瞪著兩隻晶亮透紅的眼睛。
竟希公大叫一聲坐了起來，嚇出一身冷汗，原來是一場夢!竟希公睡意全無，感到這個夢很蹊蹺，遂披衣走出屋。他信步走著，突見空坪上分明爬著一條大蛇，左右蠕動，似要前行，這回他又被嚇了一跳，但是鎮定後定睛一看，原來是老藤的影子。竟希公從藤影又聯想到剛才的夢，越發覺得稀奇，正在百思不得其解時，老伴兒喜滋滋地跑來告訴他說：“孫子媳婦生了個胖崽!”
竟希公喜不自禁，趕忙走進長孫曾麟書的堂屋去看長曾孫。但見紅燭光下，胖崽白裏透紅，頭臉周正，眼睛微閉，似笑非笑，十分逗人喜愛。在樂得合不攏嘴時，他猛然醒悟：“這孩子莫非就是剛才夢中那條蟒蛇投的胎!”於是，他立即把自己不尋常的夢告訴全家，又領眾人去看藤影。
大家都說一定是蟒蛇精進了家門。竟希公聽後更是喜上眉梢，對身旁的兒子、孫子說：“當年郭子儀降生時，他祖父就曾夢見一條大蟒蛇進門，日後郭子儀果然成了大富大貴的將帥。今夜蟒蛇精進了我們曾家的門，崽伢子又恰好在此時生下，我們曾家或許從此兒身上要發達了，你們一定要好生撫養他!”從此以後，院子裏那株老藤就受到曾家人的格外保護。
就這樣，一傳十、十傳百，曾國藩就被人們認為是蟒蛇精投胎了。
據湘鄉縣荷葉塘一帶傳說，成年後的曾國藩長得和蟒蛇很像：他眼睛呈三角形，總好像要睡覺似的，但卻充滿了光澤，中等身材，走路很重，言語遲緩。不僅如此，他的性格也跟蛇很近似，因為他從小就很記仇，即使是很小的仇恨也記在心中，總要找機會進行報複。比如他9歲時隨父親到桂塘一人家讀書，一天，他與主家小孩發生口角，主人疼愛自己的孩子，將曾國藩罵了一頓，在那裏當塾師的曾麟書也連連向主家道歉。曾國藩把這件事暗自記在心裏，散學時偷偷打破了主家的金魚缸，使水幹魚死，這才消了心頭之恨。還比如他12歲時與小夥伴在神王廟裏玩耍，不小心把神王弄翻在地。父親為此斥責了他，還給神王重新裝了金身。為了不讓他終日嬉遊，父親把他帶到6裏以外的九峰山古鑼坪定慧庵去讀書，每天很早出門，很晚才回來。從此，曾國藩路過神王廟時，常把當做馬騎的竹棍係上繩子，往神王肩上一放，生氣地說：“我到山衝裏讀書去了，你一定要看好我的馬，如果我的馬走了，我一定饒不了你!”連一個神王泥像都不放過，可見曾國藩睚眥必報的心理。因長大後曾國藩有一雙似閉非閉的三角眼，且個性內向，把什麽事都擱在心裏暗中盤算，因此人們就給他起了個“閉眼蛇”的外號，可見他始終與蛇有著不解之緣。
正因為竟希公這個夢，曾家對這個剛出生的孩子寄予了厚望。他的祖父曾星岡四處請客報喜，還要大辦“三朝酒”。
“三朝”那天，親朋都來祝賀，所帶禮物花樣很多，應有盡有。中午時分，一位私塾先生手捧一個大紅包姍姍來遲。他是曾麟書的老朋友，因年紀較大，雖然後到，可“後來居上”，被推為上座。
收禮的賬房先生看這位老先生送來的大紅包紅綢上書寫著“風吹花長”四個大字，不解其意，就去問曾麟書。曾麟書讀過很多書，一看就覺得不對勁，因為湖南湘鄉有個風俗習慣：買了小豬，經常用“風吹夜長，日長千斤，夜長萬兩”來表達良好願望，這位老朋友難道把自己的兒子比作“小豬”了?
私塾先生知道大家不明白“風吹花長”的含義，就高聲說：“今天是曾麟書兄貴子‘三朝’的大喜日子，我送這四個字的意思是：風風傍麒麟子；吹吹到貴府來；花花童年十五；長長大坐八台。怎麽樣，算得上‘禮輕情義重’吧!”
原來私塾先生玩的是“藏頭詩”的把戲，這在當時農村，算得上是上佳之禮物了。正是這一係列的“吉祥”之兆和祝福，曾家對曾國藩寄予了厚望，給他取乳名叫寬一，名子城，字伯涵，子城就是“望子成龍”的意思。
曾麟書希望曾國藩“成龍”，這很自然，可直接把孩子的乳名采取“諧音”的方式來寄托自己的願望還不多見，因為竟希公夢見蟒蛇而取這樣的名字，就大有深意了。
也許曾國藩真的和蟒蛇有緣，後來還有一個蛇救他命的故事。在他7歲那年的正月，母親帶著他和妹妹國蕙坐著小漁劃子到外婆家去拜年。遠道來接的表哥江貴握著雙槳，慢悠悠地劃著，河水清澈，水中遊魚曆曆可數。這是曾國藩第一次出遠門，心裏特別高興，他不停地把手伸到水中，試圖捉到一兩條小魚。母親看到後顯得很緊張，怕他掉到河裏去。突然，母親看到一條大蛇向船邊遊來。“蛇!”她驚叫一聲，腳一滑，倒在船邊。船一歪，曾國藩掉進了水中。母親驚呆了，江貴正要下河去救，卻見曾國藩兩手死命地抓住一根樹幹，急得哇哇大叫。船劃過去後，竟毫不費力地就將他拉了上來，江貴說：“表弟福大命大，將來必定大有出息。”母親疑惑地說：“明明看見一條大水蛇遊來，怎麽會是一段樹幹呢?一定是那條水蛇變成樹幹救了我兒的命，我兒真是蟒蛇精投的胎呀!”
在現在看來這些蛇精投胎也好，蛇精救命也好，都是子虛烏有的牽強附會，曾國藩一出生就被罩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因而他的家人認為他絕非凡夫俗子，一定要悉心培養，使之將來能夠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後來曾國藩的人生經曆也證明了他的祖輩們的良苦用心沒有白費。
曾國藩出生時的中國已進入了一個曆史的低潮，這是自朱明建國(1368年)以來，四百餘年之間，中國社會首次因受到西方勢力的衝擊而發生根本動搖的時代。而在西方勢力鳴槍開炮正式入侵之前，清朝皇權統治下的中華帝國，已經由盛而衰，敗象橫生，處處展露出危機。無論在政治、經濟、軍事乃至倫理道德等方麵，都呈現出一片沒落破敗的景象，然而更危險的是，清廷朝野對於本身危險處境的無知。雖有少數留心時代變遷的士大夫發出警世勸時的言論，不幸卻被多數人所忽視，至少並未引起當權者的注意。
因此，從乾隆朝後半期以來，各地的民變一天多似一天，各種災變連年不斷，外國侵略者的腳步愈來愈近，老百姓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困苦，甚至連政府的財政也一年比一年艱難。然而，北京城裏的權貴們，各省的封疆大臣、贓官汙吏，以及窮鄉僻壤的地主豪紳、靠與官吏勾結而獲暴利的富商大賈……所有一切在社會上享有特權的分子，他們照樣過著飲酒、聽戲、抽鴉片、豪賭、宿娼、納妾等奢侈糜爛的生活。仿佛社會大眾所受的煎熬，國家的艱難，完全與他們無關似的；他們那醇酒美人、紙醉金迷的生活，似乎可以子子孫孫永無休止地過下去。
曾國藩就是在這種社會大環境下出生的，曾家是一個普通的耕讀之家，生活不算寬裕，根本算不上什麽名門望族。曾國藩後來曾說：“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來，無以學業發明者。”曾國藩的父親叫曾麟書，母親江氏對他早年的影響極大。江氏是湘鄉江沛霖之女，出嫁後人稱江夫人。
江夫人的乳名叫“憐妹子”，說起這一稱謂還有一段掌故。在重男輕女、溺嬰風俗很盛的時代，許多女嬰生下來就被遺棄了。江夫人出生後，她父親江沛霖將她偷偷丟到床下，想讓她凍餓而死，可到半夜一看，她竟然還活著。江沛霖心中大驚，自責說：“可憐的孩子，罪過在我，你不該死呀!”就這樣，江氏活了下來，因為她被凍了大半夜，家人都很可憐她，因此起乳名叫“憐妹子”。
江氏容貌秀麗，少時就跟母親學會了紡花、加工麻線，養成了勤勞、節儉的好習慣，而且樣樣都能幹，還認得一些字。曾國藩的祖父曾星岡與江沛霖早有交情，嘉慶十一年(1806)他請人為自己16歲的兒子曾麟書做媒，嘉慶十三年(1808)“憐妹子”嫁入曾家。當時，曾家經濟尚不寬裕，江氏與曾麟書成婚後，謹守曾門家訓，操持家務克勤克儉，曾家漸漸興旺起來。因此後來有人說，曾家的升官發財是江夫人的“仙女袒膚”所致。
江夫人的賢惠更是出名，侍奉公婆十分殷勤，即使是阿公晚年臥床3年，她與丈夫日夜輪流守護在床邊，毫無怨言。後來曾國藩讚言：母親“來曾門，事舅姑四十餘年，造次必躬，在視必恪，賓祭之儀，百方檢飭”。江夫人所生五男四女，“尺布寸縷，皆一手拮據”。曾麟書常以“人眾家貧為慮”，而江夫人總以“好作自強之言”相勸。
在曾家的發達史上，江夫人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她用自己勤勞而又智慧的雙手支撐著十幾口人的大家庭，在她的身上有堅韌、剛強的可貴品質。她與丈夫幾十年相濡以沫，如果沒有她的操勞和堅強，生活恐怕早就難以為繼了。
曾國藩一生繼承了他母親剛強的性格，敢於與困難周旋，有股衝天的倔強勁兒。直到晚年，他仍說：“‘倔強’二字卻不可少，功業章，皆須此二字貫注其中，皆從此二字做出。”又說他們兄弟稟母德居多，好處就是天性的“倔強”。
添人進口，本為家門喜慶，何況生的是個男孩，因此，接著而來的是闔家歡慶，而最為得意的要算孩子的祖父曾玉屏了。
曾玉屏字星岡，他是曾氏中興、為曾國藩兄弟成長營造了良好家庭環境的關鍵人物，也是後來曾國藩一生為人處世的楷模和心中偶像。曾國藩晚年在為其祖父所撰的《大界墓表》中寫道：“國藩竊觀王考府君威儀言論，實有雄偉非常之概，而終老山林，曾無奇遇重事一發其意。其型於家，式於鄉邑者又率依乎中道，無峻絕可驚之行，獨其生平言有足垂訓來葉者，敢敬述一二，以示後昆。”從這段簡短的字可以清楚地看到，曾國藩對他祖父的思想言論，威儀氣概，辦事作風和持家準則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的。他還經常在給諸弟的書信中提到他們兄弟的威儀風度比起他們祖父星岡公來，百不及一。可惜星岡公生不逢時，終生未能遇到一件“奇遇重事”以顯其能，也沒有什麽“峻絕可驚”的事件以揚其德，以致一生鬱鬱，終老山林。言下之意，如果星岡公晚出生幾十年，遇上鎮壓太平軍這個上好機會，其成功顯赫一定在他曾國藩之上。但星岡公畢竟也有他自己的成就，這就是中興了曾氏家業，而且形成了他獨具特色的處世哲學和治家思想，也就是曾國藩在墓表中宣稱的“足垂訓來葉”的“生平言”。正是這些言，深刻地影響著曾國藩一生安身立命的原則特征和治家理業的個性特點，同時也在相當程度上局限了他的眼光和氣量。
其實星岡公曾玉屏之所以終老山林而不能揚名顯世，主要的問題不在於遇不遇時，而在於他自己的少年荒廢，而其所以荒廢又在於受著曾氏自衡陽開辟以來但知耕耘而不懂詩書的影響和局限。
曾國藩雖然是湘鄉人，但他的祖籍卻在衡陽。他在《大界墓表》中敘述其先世源流說：“府君之先，六世祖曰孟學，初遷湘鄉者也。曾祖曰元吉，別立祀典者也。祖曰輔仁，考竟希。”這裏的府君指的是祖父曾玉屏。從曾玉屏算起，他的第六世祖曾孟學始遷湘鄉，具體時間不詳，曾國藩自己也隻說“國初徙湘鄉”。以曾玉屏為基準，其上六世，至曾國藩又三世，共九世，據此推算，曾孟學遷湘鄉應該在康熙初年。湘鄉曾氏雖然自曾孟學始遷，但曾國藩的先輩們立祀的始祖卻不是曾孟學，而是曾孟學的孫子曾應貞。曾國藩在其所作《祖四世元吉公墓銘》中說明其事由並墓銘的緣起說：“道光歲戊申，家叔父為太高祖考妣置祠宇。其明年，又為修其墳域。乃郵書於京師，命國藩記其原委。”然則“家叔父”何以不為始遷的六世祖立祠而為中間的四世祖立祠呢?曾國藩在墓銘中述其原委說：“公諱應貞，字元吉，遷湘四世祖也。少貧，手致數千金產，室廬數處，盡以予其子，而自置衡邑之靛塘灣田四十畝以老焉。公歿後子孫歲分其租以為常。至嘉慶歲丁巳，家祖及族長尊三、以彰二公，糾族之人議，積一歲之租以為公清明之祀，今所置圳上之田是也，家叔父所修祠宇在焉。”原來曾應貞是湘鄉曾氏第一個發跡的人。因為他生前為自己留了四十畝養老田，死後年積月累，於是就有了祭祀立祠、修墓的物質基礎。其六世祖曾孟學因為沒有這樣的基礎，也就隻好諸事闕如了。
曾應貞因為由貧致富，“手致數千金產”，不僅自己能安度晚年，死後又有專祠祭享，而且六個兒子也各人分得一份可觀的財產。雖然如此，但也沒有誰想到要讀書入仕。不僅湘鄉曾氏如此，衡陽曾氏也不例外，所以曾國藩在《台洲墓表》中說：“吾曾氏由衡陽至湘鄉五六百載，曾無人與於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創獲，何其難也。自國初徙湘鄉，累世力農，至我王考星岡府君，乃大以不學為恥。講求禮製，賓接士，教督我考府君，窮年磨礪，期於有成。”由此可知，曾應貞是湘鄉曾氏經濟基業的開創者，而曾玉屏則是該宗族思想化的開創者，盡管他的開創仍然帶有相當濃厚的土財主氣息。
曾玉屏之所以能認識到“大以不學為恥”，本身也是經過了一番磨礪的。曾國藩在為他祖父曾玉屏寫的《大界墓表》中引用曾玉屏自己的話說：“吾少耽遊惰，往還湘潭市肆，與裘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寢。長老有譏以浮薄將覆其家者，餘聞而立起自責，貨馬徒行，自是終身未明而起。餘年三十五，始講求農事。”曾玉屏在三十五歲前是個十足的紈絝子弟，經常從荷葉塘老家騎馬去湘潭，與市井的闊少們相追逐。貴在他聞過能改，聽了長老們的一番教訓與譏議，“立起自責”，從此一心力農，而且頗多講求，在農事上有不少自己的獨創。曾國藩家鄉屬丘陵區，不少水田開在坡上，小而分散，所謂“壟峻如梯，田小如瓦”。曾玉屏便“鑿石決壤，開十數畛而通為一”，將小田改造成便於耕作的大田，同時也擴大了實際耕種的麵積。在家庭副業的安排上，更具自己的特色：“種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糞，庸保任之。入而飼豕，出而養魚，彼此雜職之。”這個雇工不多的家庭式小農場，除種田外，還種了兼作豬飼料的蔬菜，同時養豬養魚。雖然“半畦”數量所指並不明確，但在副業安排上，以蔬促豬、以豬促魚的養殖關係似乎比較清楚，這就構成了後來曾國藩總結的“魚、豬、蔬”三大治家法寶的基礎。加上曾玉屏日後認識到讀書的重要，曾國藩又在“蔬”的後麵加了“書”，成為“魚、豬、蔬、書”，終生奉為圭臬。
由於曾玉屏的勤奮，加上他不斷改進經營的思路，家業很快興旺了起來，隨之而來的是他在當地的權威和人望。曾國藩在《大界墓表》中引用曾玉屏自己的話說：“鄉黨戚好，吉則賀，喪則吊，有疾則問，人道之常也，吾必踐焉，必躬焉。財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鄰裏訟爭，吾嚐居間以解兩家之紛。其尤無狀者，厲辭詰責，勢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霆摧的破”之類的形容雖然不免誇張，但曾玉屏好在鄉間管事而且有著一定的威望大致屬實。可惜由於他“少年失學”，粗而無，他的人望，他的權威，乃至他的才能的施展，也隻能在數裏內外的親族本家和近鄰鄉黨中起作用，範圍無法擴大，品位更無法提高，這就是他感悟到“大以不學為恥”的過程和為之付出的代價。
時間是一維性的，曾玉屏無法追回少年時的損失，但他有自己的補救方法，一麵傾心接待人，借他人的聲望來烘托和抬高自己；一麵拚命督促兒子讀書，用兒子的成就來彌補自己的缺陷。《大界墓表》引曾玉屏自己的話說：“吾早歲失學，壯而引為深恥。既令子孫出就名師，又好賓接士，候望音塵，常願通材宿儒接跡吾門，此心乃快。”曾玉屏如何傾心接待士無更多事跡可考，但對兒子讀書期望之殷切卻是有諸多事實證明的。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是曾玉屏的長子，理所當然，曾玉屏首先把希望寄托在長子麟書身上。無奈曾麟書天性鈍拙，讀書極不理想，而曾玉屏矢誌不改，再不會讀也得讀，這就是曾國藩在《台洲墓表》中說的“教督我考府君，窮年磨礪，期於有成”的來曆。畢竟皇天不負苦心人，曾麟書在赴縣學應童子試考了十六次落第之後，於第十七次和自己兒子一起赴考時居然“得補縣學生員”，獲得了俗稱秀才的名號，而這時他已經四十有三了。這次曾國藩幸好未能考中，曾麟書畢竟比兒子早中了一年。這也說明曾麟書確實是勉為其難了。但曾玉屏並不原諒，對他倍加訶責。曾國藩在《台洲墓表》中敘述其事說：“王考氣象尊嚴，凜然難犯。其責府君也尤峻，往往稠人廣坐，厲聲訶斥。或有所不快於他人，亦痛繩長子。”不僅有事訶斥，無事也予痛繩，曾麟書簡直成了他父親的出氣筒。
曾國藩本來還有兩個叔叔，一個早夭，活下來的曾驥雲大概也不是讀書的材料，曾國藩的有關字都未提到他叔叔讀書的事。曾玉屏眼看兒子讀書的希望就要落空，就在這時，曾國藩降生了，而且又有巨蟒入庭的征兆，此時曾玉屏的高興也就可想而知了。因為曾國藩是長孫，自然是第一，又可能曾玉屏於希望孫子輩讀書上進外還望家境更加寬裕，因而以“寬”為孫子名輩，於是曾國藩乳名寬一。
關於曾國藩的出生還流傳著一個蟒蛇精投胎的傳說。
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一日(1811年11月26日)深夜，曾國藩的曾祖父竟希公忽然看見一條巨蟒在空中盤旋，然後慢慢地靠近自家門，降下來後繞宅爬行一周，進入大門。蟒蛇有吊桶般大，頭進到院子裏許久了，尾巴才漸漸收入，渾身黝黑發光，斑紋耀眼，長長的信子上下顫動，嘶嘶作響，伏在院子裏，直瞪著兩隻晶亮透紅的眼睛。
竟希公大叫一聲坐了起來，嚇出一身冷汗，原來是一場夢!竟希公睡意全無，感到這個夢很蹊蹺，遂披衣走出屋。他信步走著，突見空坪上分明爬著一條大蛇，左右蠕動，似要前行，這回他又被嚇了一跳，但是鎮定後定睛一看，原來是老藤的影子。竟希公從藤影又聯想到剛才的夢，越發覺得稀奇，正在百思不得其解時，老伴兒喜滋滋地跑來告訴他說：“孫子媳婦生了個胖崽!”
竟希公喜不自禁，趕忙走進長孫曾麟書的堂屋去看長曾孫。但見紅燭光下，胖崽白裏透紅，頭臉周正，眼睛微閉，似笑非笑，十分逗人喜愛。在樂得合不攏嘴時，他猛然醒悟：“這孩子莫非就是剛才夢中那條蟒蛇投的胎!”於是，他立即把自己不尋常的夢告訴全家，又領眾人去看藤影。
大家都說一定是蟒蛇精進了家門。竟希公聽後更是喜上眉梢，對身旁的兒子、孫子說：“當年郭子儀降生時，他祖父就曾夢見一條大蟒蛇進門，日後郭子儀果然成了大富大貴的將帥。今夜蟒蛇精進了我們曾家的門，崽伢子又恰好在此時生下，我們曾家或許從此兒身上要發達了，你們一定要好生撫養他!”從此以後，院子裏那株老藤就受到曾家人的格外保護。
就這樣，一傳十、十傳百，曾國藩就被人們認為是蟒蛇精投胎了。
據湘鄉縣荷葉塘一帶傳說，成年後的曾國藩長得和蟒蛇很像：他眼睛呈三角形，總好像要睡覺似的，但卻充滿了光澤，中等身材，走路很重，言語遲緩。不僅如此，他的性格也跟蛇很近似，因為他從小就很記仇，即使是很小的仇恨也記在心中，總要找機會進行報複。比如他9歲時隨父親到桂塘一人家讀書，一天，他與主家小孩發生口角，主人疼愛自己的孩子，將曾國藩罵了一頓，在那裏當塾師的曾麟書也連連向主家道歉。曾國藩把這件事暗自記在心裏，散學時偷偷打破了主家的金魚缸，使水幹魚死，這才消了心頭之恨。還比如他12歲時與小夥伴在神王廟裏玩耍，不小心把神王弄翻在地。父親為此斥責了他，還給神王重新裝了金身。為了不讓他終日嬉遊，父親把他帶到6裏以外的九峰山古鑼坪定慧庵去讀書，每天很早出門，很晚才回來。從此，曾國藩路過神王廟時，常把當做馬騎的竹棍係上繩子，往神王肩上一放，生氣地說：“我到山衝裏讀書去了，你一定要看好我的馬，如果我的馬走了，我一定饒不了你!”連一個神王泥像都不放過，可見曾國藩睚眥必報的心理。因長大後曾國藩有一雙似閉非閉的三角眼，且個性內向，把什麽事都擱在心裏暗中盤算，因此人們就給他起了個“閉眼蛇”的外號，可見他始終與蛇有著不解之緣。
正因為竟希公這個夢，曾家對這個剛出生的孩子寄予了厚望。他的祖父曾星岡四處請客報喜，還要大辦“三朝酒”。
“三朝”那天，親朋都來祝賀，所帶禮物花樣很多，應有盡有。中午時分，一位私塾先生手捧一個大紅包姍姍來遲。他是曾麟書的老朋友，因年紀較大，雖然後到，可“後來居上”，被推為上座。
收禮的賬房先生看這位老先生送來的大紅包紅綢上書寫著“風吹花長”四個大字，不解其意，就去問曾麟書。曾麟書讀過很多書，一看就覺得不對勁，因為湖南湘鄉有個風俗習慣：買了小豬，經常用“風吹夜長，日長千斤，夜長萬兩”來表達良好願望，這位老朋友難道把自己的兒子比作“小豬”了?
私塾先生知道大家不明白“風吹花長”的含義，就高聲說：“今天是曾麟書兄貴子‘三朝’的大喜日子，我送這四個字的意思是：風風傍麒麟子；吹吹到貴府來；花花童年十五；長長大坐八台。怎麽樣，算得上‘禮輕情義重’吧!”
原來私塾先生玩的是“藏頭詩”的把戲，這在當時農村，算得上是上佳之禮物了。正是這一係列的“吉祥”之兆和祝福，曾家對曾國藩寄予了厚望，給他取乳名叫寬一，名子城，字伯涵，子城就是“望子成龍”的意思。
曾麟書希望曾國藩“成龍”，這很自然，可直接把孩子的乳名采取“諧音”的方式來寄托自己的願望還不多見，因為竟希公夢見蟒蛇而取這樣的名字，就大有深意了。
也許曾國藩真的和蟒蛇有緣，後來還有一個蛇救他命的故事。在他7歲那年的正月，母親帶著他和妹妹國蕙坐著小漁劃子到外婆家去拜年。遠道來接的表哥江貴握著雙槳，慢悠悠地劃著，河水清澈，水中遊魚曆曆可數。這是曾國藩第一次出遠門，心裏特別高興，他不停地把手伸到水中，試圖捉到一兩條小魚。母親看到後顯得很緊張，怕他掉到河裏去。突然，母親看到一條大蛇向船邊遊來。“蛇!”她驚叫一聲，腳一滑，倒在船邊。船一歪，曾國藩掉進了水中。母親驚呆了，江貴正要下河去救，卻見曾國藩兩手死命地抓住一根樹幹，急得哇哇大叫。船劃過去後，竟毫不費力地就將他拉了上來，江貴說：“表弟福大命大，將來必定大有出息。”母親疑惑地說：“明明看見一條大水蛇遊來，怎麽會是一段樹幹呢?一定是那條水蛇變成樹幹救了我兒的命，我兒真是蟒蛇精投的胎呀!”
在現在看來這些蛇精投胎也好，蛇精救命也好，都是子虛烏有的牽強附會，曾國藩一出生就被罩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因而他的家人認為他絕非凡夫俗子，一定要悉心培養，使之將來能夠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後來曾國藩的人生經曆也證明了他的祖輩們的良苦用心沒有白費。
曾國藩出生時的中國已進入了一個曆史的低潮，這是自朱明建國(1368年)以來，四百餘年之間，中國社會首次因受到西方勢力的衝擊而發生根本動搖的時代。而在西方勢力鳴槍開炮正式入侵之前，清朝皇權統治下的中華帝國，已經由盛而衰，敗象橫生，處處展露出危機。無論在政治、經濟、軍事乃至倫理道德等方麵，都呈現出一片沒落破敗的景象，然而更危險的是，清廷朝野對於本身危險處境的無知。雖有少數留心時代變遷的士大夫發出警世勸時的言論，不幸卻被多數人所忽視，至少並未引起當權者的注意。
因此，從乾隆朝後半期以來，各地的民變一天多似一天，各種災變連年不斷，外國侵略者的腳步愈來愈近，老百姓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困苦，甚至連政府的財政也一年比一年艱難。然而，北京城裏的權貴們，各省的封疆大臣、贓官汙吏，以及窮鄉僻壤的地主豪紳、靠與官吏勾結而獲暴利的富商大賈……所有一切在社會上享有特權的分子，他們照樣過著飲酒、聽戲、抽鴉片、豪賭、宿娼、納妾等奢侈糜爛的生活。仿佛社會大眾所受的煎熬，國家的艱難，完全與他們無關似的；他們那醇酒美人、紙醉金迷的生活，似乎可以子子孫孫永無休止地過下去。
曾國藩就是在這種社會大環境下出生的，曾家是一個普通的耕讀之家，生活不算寬裕，根本算不上什麽名門望族。曾國藩後來曾說：“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來，無以學業發明者。”曾國藩的父親叫曾麟書，母親江氏對他早年的影響極大。江氏是湘鄉江沛霖之女，出嫁後人稱江夫人。
江夫人的乳名叫“憐妹子”，說起這一稱謂還有一段掌故。在重男輕女、溺嬰風俗很盛的時代，許多女嬰生下來就被遺棄了。江夫人出生後，她父親江沛霖將她偷偷丟到床下，想讓她凍餓而死，可到半夜一看，她竟然還活著。江沛霖心中大驚，自責說：“可憐的孩子，罪過在我，你不該死呀!”就這樣，江氏活了下來，因為她被凍了大半夜，家人都很可憐她，因此起乳名叫“憐妹子”。
江氏容貌秀麗，少時就跟母親學會了紡花、加工麻線，養成了勤勞、節儉的好習慣，而且樣樣都能幹，還認得一些字。曾國藩的祖父曾星岡與江沛霖早有交情，嘉慶十一年(1806)他請人為自己16歲的兒子曾麟書做媒，嘉慶十三年(1808)“憐妹子”嫁入曾家。當時，曾家經濟尚不寬裕，江氏與曾麟書成婚後，謹守曾門家訓，操持家務克勤克儉，曾家漸漸興旺起來。因此後來有人說，曾家的升官發財是江夫人的“仙女袒膚”所致。
江夫人的賢惠更是出名，侍奉公婆十分殷勤，即使是阿公晚年臥床3年，她與丈夫日夜輪流守護在床邊，毫無怨言。後來曾國藩讚言：母親“來曾門，事舅姑四十餘年，造次必躬，在視必恪，賓祭之儀，百方檢飭”。江夫人所生五男四女，“尺布寸縷，皆一手拮據”。曾麟書常以“人眾家貧為慮”，而江夫人總以“好作自強之言”相勸。
在曾家的發達史上，江夫人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她用自己勤勞而又智慧的雙手支撐著十幾口人的大家庭，在她的身上有堅韌、剛強的可貴品質。她與丈夫幾十年相濡以沫，如果沒有她的操勞和堅強，生活恐怕早就難以為繼了。
曾國藩一生繼承了他母親剛強的性格，敢於與困難周旋，有股衝天的倔強勁兒。直到晚年，他仍說：“‘倔強’二字卻不可少，功業章，皆須此二字貫注其中，皆從此二字做出。”又說他們兄弟稟母德居多，好處就是天性的“倔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