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擊主要是針對第一道戰壕，但第二道戰壕也遭到了炮擊，不過因為防炮洞的作用現在沒有戰士，傷亡，但是對於這些初上戰場的新兵來說，這炮擊還是讓他們覺得受不了啊，這邊戰壕裏一處防炮洞，那幾個當時挖戰壕也不忘祈禱的戰士正在，吐槽這德國人真是瘋了，來到這個戰場，他們恐怕是沒機會活著走下去了，但是想起古拉格的生活，他們寧願死在戰場上，起碼不用在古拉格去過那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啊，這邊看到同伴還在死死握著自己的十字架，旁邊的戰友開口了，“伊萬，不用那麽緊張，德國佬的炮彈炸不進來的。”這個叫伊萬的戰士開口道：“雅科夫，我不是害怕，而是想起了當初和我們一起在古拉格勞動那些同伴了。”聽到伊萬的話不僅是雅科夫，旁邊的戰士們也心有戚戚焉啊，記得在古拉格裏那時的生活是每一天隨著派班——給囚犯編隊派活兒的過程——正式開始，然後他們列隊出去幹活兒。一聲汽笛或者其他信號將他們叫醒。第二聲汽笛告訴他們，早飯時間結束，勞動將要開始。跟隊的看守和調度員先要檢查囚犯是否到齊，如果到齊，囚犯就被押著去幹活兒。囚犯仍然排成五路縱隊，齊步走向勞動地點。如果路遠，他們將由看守和警犬押送。傍晚返回勞改營的過程幾乎一樣。一個鍾頭的晚飯之後，囚犯再次排隊站好。看守還要一次又一次地清點人數。然後，又一聲汽笛響起，睡覺的時間到了。
這些規定和時間表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恰恰相反，營規隨著時間推移發生變化，通常變得更加嚴厲。整個四十年代，營規越來越嚴厲，勞動時間越來越長，休息的天數越來越少。違規現象繼續出現，尤其是在戰爭期間生產需求增加時。
在德軍入侵後的一九四二年九月，古拉格總局將修建機場設施的囚犯的勞動日正式延長為十二個小時，有一個小時的午飯時間。這一規定全國通用。戰爭期間，維亞特卡勞改營有案可查的勞動日為十六個小時。
而如此繁重的勞動吃的東西卻是每天供應一次或兩次的半升監獄菜湯而且味道令人作嘔；它總是稀得像水一樣，裏麵煮的東西也十分可疑。記得加琳娜?萊溫鬆寫道，這種菜湯用“爛包菜和壞土豆做成，有時放一點豬油，有時放幾個鯡魚頭”。芭芭拉?阿莫納斯回憶說，湯是用“魚或動物的內髒加上一點土豆”做成的。德米特勞改營的負責人拉紮爾?科甘也曾抱怨，“一些炊事員的行為讓人覺得他們好像寧可做豬食也不做蘇聯人吃的飯。”不過，饑餓具有某種強大的驅動力：在正常情況下，這種湯也許難以下咽，但是勞改營——那裏的大部分人經常處於饑餓狀態卻吃得津津有味而且根本就不夠吃啊，同時肮髒、擁擠以及惡劣的衛生條件導致臭蟲虱子泛濫成災。四十年代，古拉格的負責人認識到虱子傳染斑疹傷寒的致命危險，因此，他們硬性規定每十天必須洗一次澡。囚犯進入勞改營時以及之後每隔一段時間，他們的全部衣物應當送到消毒部門蒸煮消毒，以便消滅所有害蟲。如同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囚犯進入勞改營時，無論男女，勞改營的理發員都要為他們剃掉全身的毛發，以後還要定期為他們理發。
同時古拉格裏還有一群人那就是律賊。都是吃人不吐骨頭的人渣而且是終極人渣啊，當初由於內戰連年不休，很多地方陷入秩序真空，武裝匪幫們便更加茁壯成長起來，在一些地方甚至能控製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不過到20年代布爾什維克站穩腳跟後，這些老一代的犯罪分子被“契卡”的秘密警察趕盡殺絕。一批批匪幫被裝車送往古拉格，在那裏度過漫長的服刑生涯。這批人就是後世遍布整個蘇聯黑手黨的祖宗，這群從頭到尾以殺人搶劫為生的武裝匪幫，他們的對手從契卡到現在內務部再到以後的克格勃，曾經捷爾任斯基的契卡戰士把他們扔到寒冷的西伯利亞，以為西伯利亞的嚴寒可以把這群人渣趕盡殺絕，但實際上這種缺乏監督的地方正是律賊最為適應的土壤，普通的犯人進去很快就會被他們騎在頭上，所謂的勞動改造對律賊從來不起作用，律賊群體中有紀律，絕對不和政府妥協，也絕對不會接受勞動改造！
律賊不幹活不接受勞動改造，其他的犯人就必須多勞動才能完成整體的勞動指標，大律賊其實和古拉格的管理員差不多，隻不過一個管理勞動任務。一個管理犯人群體。對於這群堅決不和政府合作的律賊群體，其實就算是古拉格的看守也沒有好辦法。古拉格畢竟是一個勞動改造機構，生產任務要完成，槍斃一個兩個倒是可以。槍斃一個群體就會完不成勞動指標，雙方的對抗已經持續了現在。
曾幾何時，內務部以為自己贏了，消滅了這個群體，而那因為律賊已經改變了和他們對抗的方式。不少人願意參軍也是因為哪怕上戰場死了也比在古拉格受罪強啊，而且功勞大可以赦免，再不濟經曆過戰火的洗禮，他們也不會害怕那些王八蛋了！
這邊在觀察的安德烈也是想到了古拉格，記得據內務人民委員部一名憤怒的檢查人員說，一九四○年十二月到達阿塞拜疆裏海勞改營的犯人也是“露天睡在潮濕的地上”。直到一九五五年，一些勞改營的囚犯仍然住在帳篷裏。即使囚犯建成了營房，它們也是一成不變、非常簡陋的木頭房屋。莫斯科對營房的設計作出了硬性的規定，木頭建成的長方形營房，沒有塗抹灰漿的板壁，用泥巴堵塞的裂縫，裏麵一排排地擺滿了質量同樣低劣的床鋪。有時有一張簡易的桌子，有時沒有。有時有幾條可以坐的長凳，有時沒有。
在科雷馬和其他缺乏木材的地區，囚犯用同樣廉價的石頭同樣倉促地建造營房。在那些地方，沒有保暖材料可以使用，隻能采取古老的辦法。在拍攝於一九四五年冬天的沃爾庫塔勞改營營房的照片上，幾乎看不見那些營房：營房的屋頂成尖角狀，但是非常低矮，這樣一來，營房四周的積雪將有助於防寒。營房常常不是正規的房屋，而是地窖或“地洞”。
古拉格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地獄啊，而眼前的慘烈戰場則是一個煉獄啊，不過此時的安德烈不知道將來他親手結束了古拉格的曆史，但是現在安德烈隻想到的是作戰了。
這些規定和時間表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恰恰相反，營規隨著時間推移發生變化，通常變得更加嚴厲。整個四十年代，營規越來越嚴厲，勞動時間越來越長，休息的天數越來越少。違規現象繼續出現，尤其是在戰爭期間生產需求增加時。
在德軍入侵後的一九四二年九月，古拉格總局將修建機場設施的囚犯的勞動日正式延長為十二個小時，有一個小時的午飯時間。這一規定全國通用。戰爭期間，維亞特卡勞改營有案可查的勞動日為十六個小時。
而如此繁重的勞動吃的東西卻是每天供應一次或兩次的半升監獄菜湯而且味道令人作嘔；它總是稀得像水一樣，裏麵煮的東西也十分可疑。記得加琳娜?萊溫鬆寫道，這種菜湯用“爛包菜和壞土豆做成，有時放一點豬油，有時放幾個鯡魚頭”。芭芭拉?阿莫納斯回憶說，湯是用“魚或動物的內髒加上一點土豆”做成的。德米特勞改營的負責人拉紮爾?科甘也曾抱怨，“一些炊事員的行為讓人覺得他們好像寧可做豬食也不做蘇聯人吃的飯。”不過，饑餓具有某種強大的驅動力：在正常情況下，這種湯也許難以下咽，但是勞改營——那裏的大部分人經常處於饑餓狀態卻吃得津津有味而且根本就不夠吃啊，同時肮髒、擁擠以及惡劣的衛生條件導致臭蟲虱子泛濫成災。四十年代，古拉格的負責人認識到虱子傳染斑疹傷寒的致命危險，因此，他們硬性規定每十天必須洗一次澡。囚犯進入勞改營時以及之後每隔一段時間，他們的全部衣物應當送到消毒部門蒸煮消毒，以便消滅所有害蟲。如同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囚犯進入勞改營時，無論男女，勞改營的理發員都要為他們剃掉全身的毛發，以後還要定期為他們理發。
同時古拉格裏還有一群人那就是律賊。都是吃人不吐骨頭的人渣而且是終極人渣啊，當初由於內戰連年不休，很多地方陷入秩序真空，武裝匪幫們便更加茁壯成長起來，在一些地方甚至能控製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不過到20年代布爾什維克站穩腳跟後，這些老一代的犯罪分子被“契卡”的秘密警察趕盡殺絕。一批批匪幫被裝車送往古拉格，在那裏度過漫長的服刑生涯。這批人就是後世遍布整個蘇聯黑手黨的祖宗，這群從頭到尾以殺人搶劫為生的武裝匪幫，他們的對手從契卡到現在內務部再到以後的克格勃，曾經捷爾任斯基的契卡戰士把他們扔到寒冷的西伯利亞，以為西伯利亞的嚴寒可以把這群人渣趕盡殺絕，但實際上這種缺乏監督的地方正是律賊最為適應的土壤，普通的犯人進去很快就會被他們騎在頭上，所謂的勞動改造對律賊從來不起作用，律賊群體中有紀律，絕對不和政府妥協，也絕對不會接受勞動改造！
律賊不幹活不接受勞動改造，其他的犯人就必須多勞動才能完成整體的勞動指標，大律賊其實和古拉格的管理員差不多，隻不過一個管理勞動任務。一個管理犯人群體。對於這群堅決不和政府合作的律賊群體，其實就算是古拉格的看守也沒有好辦法。古拉格畢竟是一個勞動改造機構，生產任務要完成，槍斃一個兩個倒是可以。槍斃一個群體就會完不成勞動指標，雙方的對抗已經持續了現在。
曾幾何時，內務部以為自己贏了，消滅了這個群體，而那因為律賊已經改變了和他們對抗的方式。不少人願意參軍也是因為哪怕上戰場死了也比在古拉格受罪強啊，而且功勞大可以赦免，再不濟經曆過戰火的洗禮，他們也不會害怕那些王八蛋了！
這邊在觀察的安德烈也是想到了古拉格，記得據內務人民委員部一名憤怒的檢查人員說，一九四○年十二月到達阿塞拜疆裏海勞改營的犯人也是“露天睡在潮濕的地上”。直到一九五五年，一些勞改營的囚犯仍然住在帳篷裏。即使囚犯建成了營房，它們也是一成不變、非常簡陋的木頭房屋。莫斯科對營房的設計作出了硬性的規定，木頭建成的長方形營房，沒有塗抹灰漿的板壁，用泥巴堵塞的裂縫，裏麵一排排地擺滿了質量同樣低劣的床鋪。有時有一張簡易的桌子，有時沒有。有時有幾條可以坐的長凳，有時沒有。
在科雷馬和其他缺乏木材的地區，囚犯用同樣廉價的石頭同樣倉促地建造營房。在那些地方，沒有保暖材料可以使用，隻能采取古老的辦法。在拍攝於一九四五年冬天的沃爾庫塔勞改營營房的照片上，幾乎看不見那些營房：營房的屋頂成尖角狀，但是非常低矮，這樣一來，營房四周的積雪將有助於防寒。營房常常不是正規的房屋，而是地窖或“地洞”。
古拉格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地獄啊，而眼前的慘烈戰場則是一個煉獄啊，不過此時的安德烈不知道將來他親手結束了古拉格的曆史，但是現在安德烈隻想到的是作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