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戰國中期起，神仙思想便在楚地及燕齊地區流行。西漢中期以後，方仙道由於方術少驗，受到社會輿論攻擊，僅靠陰陽五行說也顯得理論色彩單薄，同時黃老在政治上日益失勢萎縮，加之確有可供方仙道依附和發揮的神秘主義內涵，黃老學與神仙術遂逐漸結合在了一起。《後漢書·逸民列傳·矯慎》記：“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好黃老，隱遁山穀，因穴為室，仰慕鬆、喬導引之術”，其友人吳蒼不滿矯慎把黃老全然視為仙道，指出“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證，人不睹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矯慎不予理會，“年七十餘，競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雲神仙焉”。這個關於矯慎修仙的傳說，明確地指出黃老帶有行導引術、長生成仙的色彩。
《後漢書·襄楷列傳》記襄楷上桓帝書提到“或言老子人夷而化胡”。人們已經把老子說成是體現自然、支配自然的偉大神力和修煉得道、不斷變化的救世主，並作為祖師予以崇拜。
對黃老的祭祀早在東漢明帝時就已經在黃老學盛行的楚地出現了。《後漢書·楚王英》記載，楚王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後應詔奉送縑帛贖罪。明帝下詔勉之日：“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袁宏《後漢紀》卷十亦謂楚王劉英“晚節喜黃老，修浮屠祠”。對黃老偶像進行膜拜與祭祀，將黃老與浮屠相提並論，已透出黃老的宗教氣味。楚王英建武十五年為王，二十八年就國，“少時好遊俠，交通賓客”，其晚年崇信黃老，固屬個人信仰，然而與其受地方思想熏染不無關聯。楚王英初轄彭城(今徐州)等八城，後明帝特為其益以取慮、昌陽二縣，地在淮河南北，正是戰國後期楚國都城東遷後著力經營之處。《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陳敬王羨》載陳相魏情和陳王劉寵“共祭黃老君，求長生福”。漢桓帝“好神仙事”，對老子禮拜尤勤。《後漢書·襄楷列傳》載：“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王渙列傳》載：“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祠。”《桓帝紀》也記載桓帝曾於延熹八年(165年)正月遣中常侍左倌之苦縣，祠老子；同年十一月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縣，祠老子”；第二年又“親祠黃老於濯龍宮”。從一般的信奉黃老微言，到崇拜祠祀黃老偶像，這已經是近乎宗教了。
早期道教直接繼承了漢代道家和黃老崇拜的傳統，東漢末年張陵創立的天師道，張角創立的太平道都衍生自黃老道。《後漢書·皇甫嵩傳》載：“初，巨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資治通鑒·靈帝紀》光和六年載：“巨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後漢書·劉陶傳》說：“時巨鹿張角偽托大道，妖惑小民。”從宗教上解釋，太平道委托和尊奉的“大道”就是“常治昆侖”的尊神太上老君，即神化的老子。[1]張陵為沛國豐人(今江蘇豐縣)，本為太學生，安帝延光四年(125年)始學道，後於順帝朝入蜀。據明張正常所撰《漢天師世家》，他在順帝漢安元年(142年)在鶴鳴山自稱受太上老君之命，封為天師之位，創立天師道（因其入教需繳納五鬥米，後被蔑稱為五鬥米道）。由其奉老子為太上老君，可知張陵在漢安帝時學道，當是奉黃老道。《三國誌·魏書·張魯傳》言五鬥米道“大都與黃巾相似”，注引《典略》也說道教主張修“使人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五鬥米道實際上對天師道的蔑稱。自古以來，各行各業拜師，都得有見麵禮，這是起碼的規矩和禮節。孔子收弟子亦收束脩，即十條臘肉，但曆史上沒有把儒家叫“臘肉教”。整部《道藏》，並沒有記載天師道弟子自稱為五鬥米道。而五鬥米道的蔑稱，均來自非道家的書籍：
《三國誌·張魯傳》雲：“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鬥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複行之。”這段文字，帶有明顯的輕蔑、詆毀之意。但是尚未有“五鬥米道”的說法。
《三天內解經》雲：“太上以漢順帝時選擇中使，平正六天之治，分別真偽，顯明上三天之氣。以漢安元年壬午歲五月一日，老君於蜀郡渠亭山石室中，與道士張道陵將詣昆侖大治，新出太上。太上謂世人不畏真正而畏邪鬼，因自號為新出老君。即拜張為太玄都正一平氣三天之師，付張正一明威之道……立二十四治，置男女官祭酒，統領三天正法，化民受戶，以五鬥米為信。化民百日，萬戶人來如雲。”由此可見，老君授予天師“正一明威之道”。罷黜六天故氣，顯揚三天正法。所以天師所傳者，實為“正一盟威之道”，而非蔑稱的“五鬥米道”。）
曆代道教徒都稱張陵之道為“天師道”，《太平經》經文是以真人、神人、天師之間問答形式撰寫的。而天師一詞最早見於《莊子·徐無鬼》，其略雲：黃帝至於襄城之野，適遇牧馬童子，遂問“為天下”之道，答以無事，“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於是“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東漢順帝（126－144年）年間，沛國豐（今江蘇省豐縣）人張陵背井離鄉，來到了民風純厚、山川秀麗的蜀地，入居鶴鳴山（在今四川省cd市大邑縣）修煉，以求長生之道。張道陵本博通五經，又熟知盛行於世的黃老之學、讖緯思想與神仙方術，乃據此聲稱太上老君授以新出正一盟威之道，創立了天師道他奉老子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經》）為主要經典。其召神劾鬼、符籙禁咒等道術，均直接繼承了漢代方士的方術。
順帝漢安元年（142年），張陵開始在巴蜀一帶行醫傳道，百姓師從者甚多。張陵死後，其子張衡繼之；張衡死，其子張魯仍傳其道。世稱“三張”，道內則稱“三師”，即“天師”張陵、“嗣師”張衡、“係師”張魯。經過他們祖孫三代的苦心經營，正一道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義、儀式、方術及組織製度。按《正一經》雲：太上親授天師，《太玄經》有二百七十卷，推檢是漢安元年七月得於此經，爾來傳世，乃至今日也。正一者，真一為宗，太上所說。《正一經》雲：正一徧陳三乘。又雲：天師自雲，我受太上老君教以新出道法。王長慮後世改易師法，故撰傳錄文，名為正一，新出之儀，四十二卷。
靈帝中平元年（184年）七月，道教首領——張修在巴郡率眾起義，攻占漢中部分地區，以配合東方太平道策動的黃巾軍大起義。獻帝初平二年（191年），益州牧劉焉委張修為別部司馬，又委張魯為督義司馬，兵合一處，攻打漢中太守蘇固。張修殺蘇固，張魯又殺張修，吞並其部眾。劉焉死，其子劉璋繼位，以張魯不聽調遣，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自立。東漢王朝因忙於在東方剿殺黃巾餘部，無力西討，乃采取懷柔策略，委張魯為鎮南中郎將，領漢寧太守。於是，張魯借機在巴、漢地區推行正一道，並建立起****的政權。[2]後因其民主化為***稱道.
張魯號稱“師君”，為天師道道最高首領，又是最高行政長官。初入道者稱“道民”；入道已久，並信道入精深則任“祭酒”，各領部眾，領眾多者稱“治頭大祭酒”。張魯以“治”為管理單位，在其統治區域內，設有二十四治。各治不置長吏，以祭酒管理行政、軍事、宗教等事項。祭酒則為一治道民之本師，並要定期聚會參訪。
張魯以《老子道德經》為正一道主要經典，他教育道徒要互助互愛，“誠信不欺詐”。道徒有病，則“自首其過”。為此，設立“靖廬”，作病人思過修善之所。又設“祭酒”，主要為病人請禱。對犯法之人，不隨便處罰，“三原然後乃行刑”，比孔子的“不二過”要寬容得多。他還命人在境內大路邊建立“義舍”，教人們不要蓄積私財，多餘的米肉交義舍，以供過往之人食用。不過，隻能“量腹取足”，不可多吃多占，“若過多，鬼輒病之”。此外，他還實行禁酒等利民措施。因此，深受境內各族人民的歡迎，使漢中成為下層民眾心中的一方樂土，僅關西民眾從子午穀投奔漢中的就有數萬家。在當時天下大亂、民不聊生的情勢下，張魯據險自治20多年，在政治、思想、軍事等方麵實踐著農民階級渴望的理想王國，這在我國曆史上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的嚐試。
但是，封建統治階級是決不允許農民階級有這麽一塊樂土存在的。獻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在鎮壓了黃巾餘部之後，親率20萬大軍進攻漢中。張魯在陽平關防線被破後，自知力不能敵，遂率眾降曹，從此張魯政權不複存在。然而，由於張魯的降曹，道教傳人及其徒眾並沒有受到多大損害，得以保存實力，繼續在民間從事活動。
西晉武帝泰始（265－274年）時，陳瑞在蜀中傳播道教，“徒眾以千百數”。惠帝永寧元年（301年），李特在青城山道教首範長生的支持下，率領天水、略陽、扶風、始平、武都、陰平六郡流民數萬人，在益州綿竹（今四川省德陽東北）起義。起義軍大敗西晉官軍及地主武裝，進圍cd。惠帝太安二年（303年），李特陣亡，其子李雄繼起，於次年攻下cd，自稱“cd王”，又次年改稱皇帝，國號“大成”，史稱“成漢”。成漢政權據蜀中凡曆六世47年，“事少役稀，百姓富貴，閭門不閉，無相侵盜”，可謂又一塊安樂太平之域，其業績可與張魯時代的漢中政權媲美。
與此同時，隨著張魯家族及其大批教民被迫北遷長安、洛陽、鄴城三輔之地，道教也由巴蜀、漢中一帶向北方及江南廣大地域流傳，並獲得了很大發展。東晉時，道教不僅擁有廣大下層民眾，而且得到了上層豪門士族的崇奉，出現了許多著名的道教世家，如琅琊王氏、孫氏，陳郡謝氏、殷氏，高平郗氏，會稽孔氏，義興周氏，丹陽許氏、葛氏、陶氏，東海鮑氏等，共尊錢塘人杜子恭為首。
杜子恭死後，其弟子琅琊人孫泰繼為道首。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十月，孫泰的侄子孫恩利用司馬元顯征發“樂屬”引起八郡騷動之機，率眾起義。元興元年（402年），孫恩戰敗，與其部下數百人投海而死。其妹夫盧循率領義軍餘部，轉戰浙江、福建、廣東、廣西等地，堅持鬥爭近10年。義熙七年（411年），盧循在交州戰敗，亦投水而死。這是道教策動的最大也是最後一次農民起義。這次起義，參加的群眾有數十萬，曆時13年，縱橫千裏，給腐朽的江南世家豪族勢力以沉重的打擊，加速了東晉王朝的滅亡。
鑒於此，繼起的封建統治集團意識正一道對封建王朝的嚴重威脅，故而決定對其進行正統化改造，以適應封建專製統治的需要，於是出現了由南北朝世家大族出身的寇謙之和陸修靜、陶弘景建立的神仙道教。
到了東晉，天師道又分成了北天師道與南天師道。北天師道
以東漢天師道為主的中國道教，曆經魏、晉和北魏之初，其教理教議和教團的存在與發展，一直處於分散狀態，沒有為官方承認。
北魏寇謙之修道嵩山三十年，為適應曆史潮流，對天師道進行了較為徹底的改革，使道教擺脫了原始宗教的粗陋淺薄的風貌，從而得到北魏朝廷的承認，從民間進入殿堂，寇謙之成為一代宗師。此後，道教不斷得到曆代道教大師的豐富、發展，完善了道教的思想體係和齋醮儀式，使道教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一巧遇異人成興公
寇謙之，字輔真，馮翊萬年（今陝西臨潼）人，生長在一個官宦家庭，父寇修之，官至太守；長兄寇讚，三十歲即為縣令。而寇謙之從小就無心於做官這一條路，一心一意傾心道教，他從家中僅有的道器、道書以及搜求學得的道術中，尋得了無限樂趣。他每天在家裏誦經打坐，煉乳氣功，服藥餌，心想能獲得仙道靈效，可是曆經數年，一如既往，卻依然如故，原身凡體。
寇謙之在家修煉，盡管無效，卻依然堅持。這一天，他到姨母家串門，見到一個叫成公興的幫工，賣力做活，而形貌卻較奇特，身體魁偉，如象用不完的勁兒。征得姨母同意，他帶成公興回到家裏幫活。成公興在寇家幹活，不怕髒不怕累，深得寇家滿意。
有一天，寇謙之用《周脾算經》演算日、月和五大行星運行規程時，老是算不對，心焦火燎；成公興無意到他跟前看看，他很煩地把成公興開銷走了。寇謙之又繼續演算，總是得不出個正確結果來。正在寇謙之愁眉緊縐的時候，成公興又來到他的演算桌旁，誠心誠意地說：“我看到先生的演算方法了。你按我這老粗的辦法算一下看怎樣？”
寇謙之不屑一顧。
“先生不妨一試，不行就算了。”成公興將就著說。
寇謙之看到幫工的好意，抱著試試看的態度，按成公興的運籌方法按步演算，果然心到手順，一口氣算出了“七曜”運行的規程，寇謙之好不高興嗬！這時，再睜眼看看成公興，覺得他是一個奇人！當下就派成公興為師。成公興因辭不就，反倒讓寇謙之收他為弟子，寇謙之莫名其妙，就這樣成公興為寇謙之的弟子，師徒倆共同研道，暗相默契。
原來，成公興是一位仙人的弟子，因火燒仙宮，師傅罰他到民間，勞役七年。成公興以授道來贖罪，七年期滿，就返回仙宮去了。
二嵩山修道三十年托神降授天師位
寇說謙之受道不久，成公興對寇謙之說：“先生如有意學道，當隨公興隱遁深山。”寇謙之欣然同意。於是，潔齋三天，便隨成公興離家修道去了。寇謙之先隨成公興到華山，采得仙藥，服後不饑；不久，師徒勞倆即前往嵩山，潛心修道。
嵩山，居五嶽之中，故稱“中嶽”，屬古都洛陽京畿之地，在登封縣北，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之第六洞天。中嶽後被封神為“中天王”。中嶽有二山七十二峰，以太室山峻極峰、少室山五乳峰為最有名。自漢武帝封禪中嶽之後，中嶽成為仙人道士的修煉之地。成公興、寇謙之踵隨前人，來到嵩山。他們選定太室山中石室住下修煉。成公興將全部修煉秘訣傳給寇謙之，寇謙之聰明好學，日益長進。
成公興在嵩山傳授道法，不覺己到七個年頭，該是自己回歸天宮的時候了。臨別時，成公興再三囑咐寇謙之：“你潛心道教，誌向可嘉，但塵緣未了，七情六欲未斷，難赴仙路，不過，需加勤奮，將來可做帝王之師，亦為大器。”寇謙之聆聽師教，不敢有絲毫怠慢。成公興去後，寇謙之“守誌嵩嶽，精專不懈”，並開始招收弟子，講經施術，弘揚道教。
寇謙之在嵩山修煉達三十年之久，一副道貎岸然的氣派，仙風飄然的神韻，他自知外形可以為國師，但內質上卻空泛無幾，要想更上一層，需在這方麵下功夫。於是，寇謙之決定要從道教本身動真格了。
寇謙之經成公興點化，悟出了上述的道理，為此，他就製作了自己托天神，降授的暢想曲。
北魏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寇謙之在嵩山少室石室托言太上老君在仙人玉女擁護，百靈導從之下，降臨嵩山，告訴謙之說：“往歲，嵩山山神上奏天曹，稱自從天師張道陵去後，地上修道的人無所師授。今有嵩山道士寇謙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堪處師位。吾故來授汝天師之位，賜《雲中音誦新科之誡》（即《老君音誦戒經》）。汝宣吾新科，請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租未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專以禮度為首，而加服食閉煉。”
自此，寇謙之以“天師”身份，宣揚道教，並對“天師道”進行“三整頓”。使天師道以新的麵貌在世間傳播。北魏明帝泰常八年（公元423年），正當秋高氣爽、晴空萬裏的金秋季節，寇謙之端坐石室，正誦《老君音誦誡經》，忽然少室山顛，雲蒸霞蔚，靈光普照，在五彩繽紛的雲上端坐著一位神仙，這是老君玄孫，上師李譜文降臨。寇謙之立即走出石室，仰望拜謁。上師說：“受老君之命，特為授汝能‘劾召百神’，定‘壇位禮拜，衣冠儀式’的《錄圖真經》，並傳授銷煉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望謹慎奉持，輔佐北方泰平真君。”
自此，寇謙之以“國師”的身份，到處遊說，自認為躋身朝廷，給道教爭地位的時機己經到來。
也就在這一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繼皇帝位。十月，初冬來臨，寇謙之臥居嵩山三十年的雄厚資本積累成了，他戴著“天師”桂冠，離開嵩山施展抱負，而做他的“國師”美夢了。
三宰相引薦躍身國師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始堯元年（公元424年），寇謙之懷著異常高興的心情，走下嵩山，風塵仆仆地北上北魏都城（今山西大同），獻上他的傑作——道書。誰知出於所料，皇帝讓他暫住在一個叫張曜的家***其衣食把他養了起來。
寇謙之不甘閑住，他四處打聽能和皇帝接近的人，終於找到了一個得力的支持者，那就是太武帝的左光祿大夫，著名大儒白馬公崔浩。
崔浩，字伯淵，清河人，為北方第一大族，崔浩一支，更為顯中之顯，尤出眾望。崔浩之父崔宏，有輔佐之才，官至天部大人，封為白馬公，為北魏先朝重臣。崔浩自幼養尊處優，又生得“纖妍結白，如美婦人”，少好文字，博覽經史，陰陽五行，百家之言，莫不精通，深研義理，出類拔萃。他承繼父業，入仕朝廷。從道武帝到明元帝，己官至左光祿大夫，父子均為朝廷近臣。太武帝即位，更是軍國大事主謀者之一，因他主張利用漢人，實行漢製治國，得罪部分鮮卑貴臣，太武帝迫於眾議，讓崔浩暫且去官在家，而大凡國事，必決崔浩。寇謙之選中崔浩，是最合適的意中人。而崔浩是想借助寇謙之的道教，拉攏太武帝；借助皇權，實行漢化主張。於是，崔浩上書極力推薦寇謙之。先讚太武帝聖德清明，再捧寇謙之如神如仙，蒞臨北魏，為上天之吉兆。聖上應天承命，不會受到世俗的幹擾而順天應命的。
果然奏效，太武帝聞奏十分高興，立刻派人將“天師”接到宮中，並派人奉皇帛、犧牲，南下祭祀嵩山，還將寇謙之在嵩山的弟子，接到平城。於是“天師”“帝師”，一齊擁來；宣布天下，顯揚新法，道業大盛。
寇謙之在宮中辟穀不***神奕奕；扶乩請神，天相多多；畫符鎮災，希冀太平；講經論道，施術弘教，深得太武帝的器重。
寇謙之居帝師之位，便發布遵老君訓誡改革天師道。同時，考慮到大魏治國必須用儒學，而自己幼不好儒，成為缺陷；現在應急起直追，請教大儒崔浩，崔浩有求必應，急需應用，稍稍彌補了自己的儒學空白的短處。崔、寇二人用儒道治國的方略，在朝中逐漸得到了落實。
寇謙之為了取得皇帝的信任便大顯神手，積極參加北魏的軍事行動。始光二年（公元425年），大夏王赫連勃勃病亡，其子赫連昌繼位。對是否西伐大夏，朝臣意見不一。崔浩主戰，長孫嵩主和，太武帝傾向主戰，意誌不堅定，特請來寇謙之“天師”決定吉凶。寇謙之首先同意崔浩的意見，又自認為大夏曆來窮兵擴戰，民心不安；又新喪國君，政局不穩。如出兵征伐，定會一石三鳥，會取勝而歸的。於是，寇謙之在宮中，大作法事，祈禱勝利。後對太武帝說：“此戰必克，陛下以武應天運，當以兵定九州，後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
太武帝十分高興，於是親率一萬八千輕騎西征，結果大挫西夏元氣，俘敵軍數萬，繳獲牲畜十幾萬頭，虜夏人萬餘家，凱旋而歸。
寇謙之以其道術、法術、和權術、謀術，連連相扣，術術應手，終於在鮮皓卑族的大魏，站穩了腳跟，實現了“國師”之夢。如願以償了。
四推行新道法道運不圓滿
寇謙之改革後的新天師道，在北魏轟轟烈烈發展著。
太武帝崇奉天師，顯揚新法，並下詔給寇謙之及其弟子授予高官顯爵，寇謙之謝絕了。太武帝下令對寇謙之處以方外之禮，於是，讓“天師及其弟子，並列在王公之上，不聽稱臣”。
太武帝還下令，為寇謙之師徒勞在京城東南（象征嵩山）修建了五層高的道壇，遵其新經之製，取名“玄都壇”。住道士一百二十人，朝廷供給衣食。道士、道徒每日“齋肅祈請，六時禮拜”，每月舉行一次“廚會”，有數千人參加，費用有國家供給。
太延六年（公元440年），太武帝還根據寇謙之的建議，改元“太平真君”，後又寇謙之所請，親自至道壇受符籙。自此，北魏曆代皇帝即位時，都至道壇受符籙，成為一種法製，依此作為鮮卑拓跋部統治漢族的一種依據。如文成帝拓跋浚於興光元年（公元454年），“至道壇，登受圖籙”。獻文帝拓跋弘於天安元年（公元466年），“幸道壇，親受符籙”。
寇謙之去北魏平城以前，朝廷多信佛教；寇謙之的新天師道得到太武帝崇奉之後，自然影響到佛教的發展，但當時太武帝對佛教並無惡意。後來，太武帝發現僧尼不守清規，幹些傷風敗俗的事，遭到太武帝的怨恨，才下令禁僧俗來往。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發現長安佛寺僧人與起兵反魏的胡人蓋吳有關，下令誅殺長安沙門。第二年，下詔各州殺僧人，毀佛像，禁民信佛。一時，北魏佛教受到摧毀性打擊而衰敗。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滅佛事件的“太武滅佛”。
然而，寇謙之對太武帝滅佛活動，不太熱心，甚至反對。他認為道教己處於國教地位，佛教己無力相爭，沒必要排佛；他認為新天師道吸收不少佛教義理。道佛互相融合，可以共處，根本沒有發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他更認識到以太子晃為首的鮮卑貴族崇佛抑道；排佛過於激烈，勢必影響政局不穩，不利道教。所以，對於執意滅佛的崔浩，多次爭辯利害得失，崔浩不聽。崔浩想施展用儒家思想來治國，削弱貴族勢力；寇謙之意識到這可能逞一時之快，而最終會招致殺身之禍，前景相當嚴重。
寇謙之不僅想到崔浩的未來災難，也想到了他自己的現狀，他以太武帝名義修建“靜輪天宮”因“必令其高不聞雞鳴狗吠之聲，欲上與天神交接，功役萬計，終年不成”，而招致皇太子一幫人的非議；“寇謙之想以無止境的時間，辦不可能辦到的事，費損財力，疲勞百姓，恐怕不太合適吧？”太武帝也認為無不有理，寇謙之很清楚這個內情。他還意識到他所招收的新老弟子，入京城之後，個個貪圖享受，無所長進，自己己年過八十，道教後繼無人，靜輪天宮，己曆時十八年，而竣工無期，這使得寇謙之己力不從心了。他是否感到大限將至，有一天他對弟子們說：
“當我寇謙之在世之日，你們可以求得榮華富貴，一旦我去世，這靜輪天宮真難修成嗬！”
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寇謙之預言不久的夜裏，在尚未完工的靜輪天宮裏悄悄仙去了，享年八十三歲。
兩年後，崔浩奉命纂修國史，太子晃為報“天佛”一箭之仇，先表麵讚同他秉筆直書；國史修成後，又借口崔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將其誅殺，並盡戮其族。崔浩之死，正被寇謙之在預言言中。
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迫於壓力，太武帝下令拆除靜輪天宮。
太平真君十二年，太武帝突然終止“真君”年號，改元“正平”。十個月後，太武帝被近侍殺死。因太子晃早死，由皇太孫濬即位，是為文成帝。年僅十二歲的小皇帝立即宣布解除廢佛令，恢複佛教。
寇謙之死後，他的弟子中卻沒有一個成名的！盡管天師道仍在活動著。
此後，北魏的新皇帝登基，照祖宗舊例，親登道壇，接受符籙。
北魏孝文帝元宏元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將道壇由城南遷至南郊，定員由一百二十人減至九十人。孝文帝遷至洛陽後，一照舊例，在洛陽城南新建道場，定員為一百零六人。
北魏孝武帝元修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孝靜帝元善見由洛陽遷都鄴城，建立東魏，在鄴城南建立道場，定員仍為一百零六人。
東魏武定六年（公元548年），高澄把持朝政，奏請取消道壇。
北齊文宣帝高洋天寶六年（公元555年），道佛論爭，道教失敗。文宣帝下令廢除道教，於是齊境無道士，寇謙之的新天師道教團，至此便煙消雲散。[2]
南天道師
陸修靜（406～477）為南朝宋著名道士，早期道教的重要建設者。字元德，吳興東遷（今浙江吳興東）人。三國吳丞相陸凱之後裔。少宗儒學，博通墳籍，旁究象緯。又性喜道術，精研玉書。及長，好方外遊，遺棄妻子，入山修道。初隱雲夢，繼棲仙都。為搜求道書，尋訪仙蹤，乃遍遊名山，聲名遠播。宋元嘉（424～453）末，陸修靜市藥至京師，宋文帝劉義隆欽其道風，召入內宮，講理說法。時太後王氏雅信黃老，降母後之尊，執門徒之禮。後因避太初之亂南遊。於大明五年（461），至廬山，在東南瀑布岩下營造精廬，隱居修道。宋明帝劉彧即位，思弘道教，泰始三年（467）召見於華林園延賢館，“先生鹿巾謁帝而升，天子肅然增敬，躬自問道，谘求宗極。先生標闡玄門，敷釋流統，莫非妙範，帝心悅焉”。明帝乃於北郊天印山築崇虛館以居之。在此期間，他“大敞法門，深弘典奧，朝野注意，道俗歸心。道教之興，於斯為盛”。元徽五年（477）卒，時年七十二歲。弟子奉其靈柩還廬山。詔諡簡寂先生，以廬山舊居為簡寂館。宋徽宗宣和（1119～1125）間，封為丹元真人。其弟子最著者為孫遊嶽、李果之等。
整頓和改革
東晉南朝時期，道教在組織形式上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主要表現是祭酒製的衰落和道官製度的興起。祭酒製度為早期道教之舊製，其基本特征是“立治置職”，道官祭酒“領戶化民”，實行****之統治。為實現道官祭酒與道民的統屬關係，天師道製定了三會日、宅錄和繳納命信等製度。規定在三會之日，道民必須到本師治所參加宗教活動，登記檢查“宅錄命籍”（近似封建國家編戶齊民的戶籍簿），聽道官宣布科禁，考校功過。道官憑此向天曹啟告，請天神守宅之官保護道民家口安全，禳災卻禍。自魏初天師道北遷至晉宋之際，出現了組織混亂，科律廢弛的嚴重局麵。當時許多道民在三會之日不赴師治參加集會，不報戶籍，不交租米命信。一些道官更“妄相置署，不擇其人，佩籙惟多，受治惟多，受治惟大，爭先競勝，更相高下”，“縱橫顛倒，亂雜互起，以積釁之身，佩虛偽之治籙。身無戒律，不順教令，越科破禁，輕道賤法。恣貪欲之性，而耽酒食，背盟威清約之正教，向邪僻襖巫之倒法”。祭酒製度的腐朽敗落，就失去了“清約治民”，使“道化宣流，家國太平”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陸修靜乃提出一套整頓和改革的措施。
首先，陸修靜禁止道官自行署職，實行按級晉升的製度。他認為，普通民眾須有功德，才能受籙為道民；道民受籙之後，有功者才能升遷。從受十將軍籙依次升至受五十將軍籙，再從籙吏依次晉升散氣道士、別治道官、下治道官、配治道官，以及下、中、上八治道官。其最高者，即“能明煉道氣，救濟一切，消滅鬼氣，使萬姓歸伏”的道師，才能拜署上八治中的陽平、鹿堂、鶴鳴三治道職。強調“采求道官，勿以人負官，勿以官負人”的組織措施。為健全三會日製度，他重申，三會日“民各投集本治師，當改治錄籍，落死上生，隱實口數，正定名簿。三宣五令，令民知法。其日，天官地神鹹會師治，對校文書。師民皆當清靜肅然，不得飲酒食肉，嘩言笑。會竟，民還家，當以聞科禁威儀教敕大小，務共奉行”。同時，他還針對“宅錄”製度嚴重混亂的狀況，規定每年三會日之最後一日，作為登記、審核宅錄的最後期限，其日，每個道民都須齎閾胖簾臼χ嗡，由本師給以注籍，以便道官“領戶化民”。
第二，陸修靜十分重視道教齋儀的作用，認為“齋直是求道之本”，主張“身為殺盜淫動，故役之以禮拜；口有惡言，綺妄兩舌，故課之以誦經；心有貪欲嗔恚之念，故使之以思神。用此三法，洗心淨行，心行精至，齋之義也。”他在總結前代齋儀的基礎上，製定了“九齋十二法”的齋醮體係。並撰述一係列齋戒儀範之書。他汲取儒家的封建禮法、道德規範以及佛教的“三業清淨”的思想，從而使道教齋法不僅有了係統的儀式戒科，而且使齋戒儀範的理論更加完備。
第三，陸修靜不僅整頓組織、完善齋醮儀式而且還對道教經典進行整理和分類。他早年便注意采訪搜集道教經典，曾“南詣衡湘、九嶷，訪南真（魏夫人）之遺跡；西至峨眉、西城，尋清虛（王褒）之高躅”。元嘉十四年（437），即著手刊正《靈寶經》，編撰《靈寶經目》。泰始三年（467）從廬山入京，居崇虛館，又得當時朝廷收藏的楊羲、許謐手書上清經真訣。相傳由鮑靚所造之《大有三皇經》亦為其所得。於是他“總括三洞”，校理卷數目錄，於泰始七年奉敕撰《三洞經書目錄》獻上。據雲，陸修靜共著錄道家經書並藥方、符圖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內一千九十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宮”。針對當時《靈寶經》錯亂糅雜，使後來學者難辨真偽，“視聽者疑惑，修味者悶煩”的情況，於是對之整理考證，編成了《靈寶經目》一書，從而大大地推動了靈寶派的發展。陸修靜在整理道教經典的同時，又創造了三洞四輔十二類的道教典籍分類體係，為隋唐以後曆代整理道書，編修“道藏”所沿用。
陸修靜一生著作甚豐，有關齋戒儀範者尤多。劉大彬《茅山誌》謂其“著齋戒儀範百餘卷”，今《正統道藏》存有《太上洞玄靈寶眾簡文》《洞玄靈寶五感文》《陸先生道門科略》《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洞玄靈寶齋說光燭戒罰燈祝願儀》各一卷。另有《靈寶經目序》《古法宿啟建齋儀》《道德經雜說》《三洞經書目錄》《陸先生答問道義》《陸先生黃順之問答》，均佚。《靈寶道士自修盟真齋立成儀》《三元齋儀》、《然燈禮祝威儀》《金籙齋儀》《玉籙齋儀》《九幽齋儀》《解考齋儀》《塗炭齋儀》等也已亡佚，某些內容散見於《無上黃籙大齋成立儀》中。《通誌·諸子類·道家略》中著錄有《服禦五芽道引元精經》《升元步虛章》《靈寶步虛詞》《步虛洞章》等。在唐法琳《辯正論》中，尚見其著有《必然論》《榮隱論》《遂通論》《歸根論》《明法論》《自然因緣論》《五符論》《三門論》等，《破邪論》中又見其著有《對沙門記》。
過去的學者大多將南朝以及唐代的道教主流誤解為上清派(茅山宗)，其最大的原因在於將唐代的李渤“真係”(《雲笈七箋》卷5)所記上清經篆的傳授次序以及元代的劉大彬《茅山誌》(hy304)中記載的茅山宗師脈譜，誤解為是講述上清派(茅山宗)的譜係。由於將從東晉的楊羲到唐代的李含光等這些人物的脈譜，誤解成上清派(茅山宗)的譜係，因而陸修靜、王遠知、潘師正、司馬承禎、李含光等都被看作是上清派(茅山宗)的道士。其結果，導致了東晉末以後，江南一帶的道教主流是上清派(茅山宗)，到了唐代上清派(茅山宗)還是主流這一誤解的產生和流行。
將“真係”、《茅山誌》的上清經篆的傳授譜係誤解為講述上清派譜係的根本原因，是在於對道教的三洞學說沒有充分理解。許多道教學者片麵地相信上清經篆的傳授隻在上清派(茅山宗)中進行，實際上，上清經篆的傳授也在提倡三洞學說的天師道中進行。劉宋的天師道依據三洞學說，把過去的葛氏道、上清派所傳授的靈寶經、《三皇經》、上清經吸收到自己的教義之內，將三洞部的所有道書尊奉為天師道的道書，此事可以由劉宋天師道裏存有“三歸依戒”這一事實得到明確證明。天師道的三歸依戒要求信徒歸依三寶即道寶、經寶和師寶，三寶是指道寶的太上無極大道，經寶的三十六部尊經，師寶的太上老君。這裏所說的經寶三十六部尊經是指三洞十二部的道書，所以歸依三寶即是歸依道寶的無極大道，經寶的三洞十二部的所有道書，以及師寶的太上老君。因此，劉宋天師道當然也崇尚上清經、靈寶經以及《三皇經》。而且天師道的法位製度一旦完備，便出現了於道士法位中修成上清經的道士洞真法師、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以及三洞法師(參照《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5·法次儀的“正一法位”)。而上清經策在這些法師那兒也得到了傳授和掌握[7]。
如果天師道也實行上清經之傳授，那麽“真係”、《茅山誌》所記載的道士之中就可能有天師道道士的存在。因此，若對各個道士的思想和事跡進行調查確認，其多數則是天師道的道士。例如，劉宋的陸修靜，查閱《陸先生道門科略》(hylll9)，顯然是將東漢的張陵(張道陵)仰奉為祖師的天師道道士。而且陸修靜倡導三洞學說一事可以明確地從“靈寶經目序”(《雲笈七箋》卷4)、《洞玄靈寶五感文》(hyl268)中獲知。就是說，陸修靜是天師道的道士，同時也是三洞學說的信徒。其他如“真係”記載的唐代王遠知、潘師正、司馬承禎、李含光，還有《茅山誌》所記載的在此之後的黃宗元、孫知清等茅山宗師也都是天師道的道士。
劉宋天師道提倡三洞學說，意義極大。若天師道尊奉所有的三洞部的道書，那麽，不論是《上清經》、《靈寶經》、還是《三皇經》，其所述教義，都將包攝於天師道之中。陸修靜的《洞玄靈寶五感文》基於三洞學說，對三洞部道書所說齋戒進行分類解說，其中包括《上清經》的上清齋、《靈寶經》的靈寶齋、《三皇經》的三皇齋以及天師道獨有的三元塗炭齋和指教齋，陸修靜將所有這些齋都看成是當時天師道所實踐的齋。這樣，劉宋天師道通過提倡三洞學說，迅速擴大了其教法範圍，使得天師道一家就足以與佛教相抗衡。因此，天師道將自己的教義稱作“道教”，來對抗佛教。於是，“道教”這一宗教才在中國曆史上首次成立了。“道教”本來是指以三洞學說為基礎的天師道的教義[7]。
從上述可知，對三洞學說的不同理解，就會導致對整個道教史的看法的不同。唐代道教的主流是上清派這一誤解，也正是由於對三洞學說及其倡導者的思想沒有正確理解所致。道教是由劉宋時期的天師道，於5世紀中葉創立提倡的宗教，劉宋以降至南宋末，道教的主流是天師道，金末元初王重陽創立的全真道加入了道教之後，直到現代，天師道和全真道構成了道教的二大流派。
《後漢書·襄楷列傳》記襄楷上桓帝書提到“或言老子人夷而化胡”。人們已經把老子說成是體現自然、支配自然的偉大神力和修煉得道、不斷變化的救世主，並作為祖師予以崇拜。
對黃老的祭祀早在東漢明帝時就已經在黃老學盛行的楚地出現了。《後漢書·楚王英》記載，楚王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後應詔奉送縑帛贖罪。明帝下詔勉之日：“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袁宏《後漢紀》卷十亦謂楚王劉英“晚節喜黃老，修浮屠祠”。對黃老偶像進行膜拜與祭祀，將黃老與浮屠相提並論，已透出黃老的宗教氣味。楚王英建武十五年為王，二十八年就國，“少時好遊俠，交通賓客”，其晚年崇信黃老，固屬個人信仰，然而與其受地方思想熏染不無關聯。楚王英初轄彭城(今徐州)等八城，後明帝特為其益以取慮、昌陽二縣，地在淮河南北，正是戰國後期楚國都城東遷後著力經營之處。《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陳敬王羨》載陳相魏情和陳王劉寵“共祭黃老君，求長生福”。漢桓帝“好神仙事”，對老子禮拜尤勤。《後漢書·襄楷列傳》載：“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王渙列傳》載：“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祠。”《桓帝紀》也記載桓帝曾於延熹八年(165年)正月遣中常侍左倌之苦縣，祠老子；同年十一月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縣，祠老子”；第二年又“親祠黃老於濯龍宮”。從一般的信奉黃老微言，到崇拜祠祀黃老偶像，這已經是近乎宗教了。
早期道教直接繼承了漢代道家和黃老崇拜的傳統，東漢末年張陵創立的天師道，張角創立的太平道都衍生自黃老道。《後漢書·皇甫嵩傳》載：“初，巨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資治通鑒·靈帝紀》光和六年載：“巨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後漢書·劉陶傳》說：“時巨鹿張角偽托大道，妖惑小民。”從宗教上解釋，太平道委托和尊奉的“大道”就是“常治昆侖”的尊神太上老君，即神化的老子。[1]張陵為沛國豐人(今江蘇豐縣)，本為太學生，安帝延光四年(125年)始學道，後於順帝朝入蜀。據明張正常所撰《漢天師世家》，他在順帝漢安元年(142年)在鶴鳴山自稱受太上老君之命，封為天師之位，創立天師道（因其入教需繳納五鬥米，後被蔑稱為五鬥米道）。由其奉老子為太上老君，可知張陵在漢安帝時學道，當是奉黃老道。《三國誌·魏書·張魯傳》言五鬥米道“大都與黃巾相似”，注引《典略》也說道教主張修“使人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五鬥米道實際上對天師道的蔑稱。自古以來，各行各業拜師，都得有見麵禮，這是起碼的規矩和禮節。孔子收弟子亦收束脩，即十條臘肉，但曆史上沒有把儒家叫“臘肉教”。整部《道藏》，並沒有記載天師道弟子自稱為五鬥米道。而五鬥米道的蔑稱，均來自非道家的書籍：
《三國誌·張魯傳》雲：“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鬥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複行之。”這段文字，帶有明顯的輕蔑、詆毀之意。但是尚未有“五鬥米道”的說法。
《三天內解經》雲：“太上以漢順帝時選擇中使，平正六天之治，分別真偽，顯明上三天之氣。以漢安元年壬午歲五月一日，老君於蜀郡渠亭山石室中，與道士張道陵將詣昆侖大治，新出太上。太上謂世人不畏真正而畏邪鬼，因自號為新出老君。即拜張為太玄都正一平氣三天之師，付張正一明威之道……立二十四治，置男女官祭酒，統領三天正法，化民受戶，以五鬥米為信。化民百日，萬戶人來如雲。”由此可見，老君授予天師“正一明威之道”。罷黜六天故氣，顯揚三天正法。所以天師所傳者，實為“正一盟威之道”，而非蔑稱的“五鬥米道”。）
曆代道教徒都稱張陵之道為“天師道”，《太平經》經文是以真人、神人、天師之間問答形式撰寫的。而天師一詞最早見於《莊子·徐無鬼》，其略雲：黃帝至於襄城之野，適遇牧馬童子，遂問“為天下”之道，答以無事，“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於是“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東漢順帝（126－144年）年間，沛國豐（今江蘇省豐縣）人張陵背井離鄉，來到了民風純厚、山川秀麗的蜀地，入居鶴鳴山（在今四川省cd市大邑縣）修煉，以求長生之道。張道陵本博通五經，又熟知盛行於世的黃老之學、讖緯思想與神仙方術，乃據此聲稱太上老君授以新出正一盟威之道，創立了天師道他奉老子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經》）為主要經典。其召神劾鬼、符籙禁咒等道術，均直接繼承了漢代方士的方術。
順帝漢安元年（142年），張陵開始在巴蜀一帶行醫傳道，百姓師從者甚多。張陵死後，其子張衡繼之；張衡死，其子張魯仍傳其道。世稱“三張”，道內則稱“三師”，即“天師”張陵、“嗣師”張衡、“係師”張魯。經過他們祖孫三代的苦心經營，正一道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義、儀式、方術及組織製度。按《正一經》雲：太上親授天師，《太玄經》有二百七十卷，推檢是漢安元年七月得於此經，爾來傳世，乃至今日也。正一者，真一為宗，太上所說。《正一經》雲：正一徧陳三乘。又雲：天師自雲，我受太上老君教以新出道法。王長慮後世改易師法，故撰傳錄文，名為正一，新出之儀，四十二卷。
靈帝中平元年（184年）七月，道教首領——張修在巴郡率眾起義，攻占漢中部分地區，以配合東方太平道策動的黃巾軍大起義。獻帝初平二年（191年），益州牧劉焉委張修為別部司馬，又委張魯為督義司馬，兵合一處，攻打漢中太守蘇固。張修殺蘇固，張魯又殺張修，吞並其部眾。劉焉死，其子劉璋繼位，以張魯不聽調遣，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自立。東漢王朝因忙於在東方剿殺黃巾餘部，無力西討，乃采取懷柔策略，委張魯為鎮南中郎將，領漢寧太守。於是，張魯借機在巴、漢地區推行正一道，並建立起****的政權。[2]後因其民主化為***稱道.
張魯號稱“師君”，為天師道道最高首領，又是最高行政長官。初入道者稱“道民”；入道已久，並信道入精深則任“祭酒”，各領部眾，領眾多者稱“治頭大祭酒”。張魯以“治”為管理單位，在其統治區域內，設有二十四治。各治不置長吏，以祭酒管理行政、軍事、宗教等事項。祭酒則為一治道民之本師，並要定期聚會參訪。
張魯以《老子道德經》為正一道主要經典，他教育道徒要互助互愛，“誠信不欺詐”。道徒有病，則“自首其過”。為此，設立“靖廬”，作病人思過修善之所。又設“祭酒”，主要為病人請禱。對犯法之人，不隨便處罰，“三原然後乃行刑”，比孔子的“不二過”要寬容得多。他還命人在境內大路邊建立“義舍”，教人們不要蓄積私財，多餘的米肉交義舍，以供過往之人食用。不過，隻能“量腹取足”，不可多吃多占，“若過多，鬼輒病之”。此外，他還實行禁酒等利民措施。因此，深受境內各族人民的歡迎，使漢中成為下層民眾心中的一方樂土，僅關西民眾從子午穀投奔漢中的就有數萬家。在當時天下大亂、民不聊生的情勢下，張魯據險自治20多年，在政治、思想、軍事等方麵實踐著農民階級渴望的理想王國，這在我國曆史上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的嚐試。
但是，封建統治階級是決不允許農民階級有這麽一塊樂土存在的。獻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在鎮壓了黃巾餘部之後，親率20萬大軍進攻漢中。張魯在陽平關防線被破後，自知力不能敵，遂率眾降曹，從此張魯政權不複存在。然而，由於張魯的降曹，道教傳人及其徒眾並沒有受到多大損害，得以保存實力，繼續在民間從事活動。
西晉武帝泰始（265－274年）時，陳瑞在蜀中傳播道教，“徒眾以千百數”。惠帝永寧元年（301年），李特在青城山道教首範長生的支持下，率領天水、略陽、扶風、始平、武都、陰平六郡流民數萬人，在益州綿竹（今四川省德陽東北）起義。起義軍大敗西晉官軍及地主武裝，進圍cd。惠帝太安二年（303年），李特陣亡，其子李雄繼起，於次年攻下cd，自稱“cd王”，又次年改稱皇帝，國號“大成”，史稱“成漢”。成漢政權據蜀中凡曆六世47年，“事少役稀，百姓富貴，閭門不閉，無相侵盜”，可謂又一塊安樂太平之域，其業績可與張魯時代的漢中政權媲美。
與此同時，隨著張魯家族及其大批教民被迫北遷長安、洛陽、鄴城三輔之地，道教也由巴蜀、漢中一帶向北方及江南廣大地域流傳，並獲得了很大發展。東晉時，道教不僅擁有廣大下層民眾，而且得到了上層豪門士族的崇奉，出現了許多著名的道教世家，如琅琊王氏、孫氏，陳郡謝氏、殷氏，高平郗氏，會稽孔氏，義興周氏，丹陽許氏、葛氏、陶氏，東海鮑氏等，共尊錢塘人杜子恭為首。
杜子恭死後，其弟子琅琊人孫泰繼為道首。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十月，孫泰的侄子孫恩利用司馬元顯征發“樂屬”引起八郡騷動之機，率眾起義。元興元年（402年），孫恩戰敗，與其部下數百人投海而死。其妹夫盧循率領義軍餘部，轉戰浙江、福建、廣東、廣西等地，堅持鬥爭近10年。義熙七年（411年），盧循在交州戰敗，亦投水而死。這是道教策動的最大也是最後一次農民起義。這次起義，參加的群眾有數十萬，曆時13年，縱橫千裏，給腐朽的江南世家豪族勢力以沉重的打擊，加速了東晉王朝的滅亡。
鑒於此，繼起的封建統治集團意識正一道對封建王朝的嚴重威脅，故而決定對其進行正統化改造，以適應封建專製統治的需要，於是出現了由南北朝世家大族出身的寇謙之和陸修靜、陶弘景建立的神仙道教。
到了東晉，天師道又分成了北天師道與南天師道。北天師道
以東漢天師道為主的中國道教，曆經魏、晉和北魏之初，其教理教議和教團的存在與發展，一直處於分散狀態，沒有為官方承認。
北魏寇謙之修道嵩山三十年，為適應曆史潮流，對天師道進行了較為徹底的改革，使道教擺脫了原始宗教的粗陋淺薄的風貌，從而得到北魏朝廷的承認，從民間進入殿堂，寇謙之成為一代宗師。此後，道教不斷得到曆代道教大師的豐富、發展，完善了道教的思想體係和齋醮儀式，使道教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一巧遇異人成興公
寇謙之，字輔真，馮翊萬年（今陝西臨潼）人，生長在一個官宦家庭，父寇修之，官至太守；長兄寇讚，三十歲即為縣令。而寇謙之從小就無心於做官這一條路，一心一意傾心道教，他從家中僅有的道器、道書以及搜求學得的道術中，尋得了無限樂趣。他每天在家裏誦經打坐，煉乳氣功，服藥餌，心想能獲得仙道靈效，可是曆經數年，一如既往，卻依然如故，原身凡體。
寇謙之在家修煉，盡管無效，卻依然堅持。這一天，他到姨母家串門，見到一個叫成公興的幫工，賣力做活，而形貌卻較奇特，身體魁偉，如象用不完的勁兒。征得姨母同意，他帶成公興回到家裏幫活。成公興在寇家幹活，不怕髒不怕累，深得寇家滿意。
有一天，寇謙之用《周脾算經》演算日、月和五大行星運行規程時，老是算不對，心焦火燎；成公興無意到他跟前看看，他很煩地把成公興開銷走了。寇謙之又繼續演算，總是得不出個正確結果來。正在寇謙之愁眉緊縐的時候，成公興又來到他的演算桌旁，誠心誠意地說：“我看到先生的演算方法了。你按我這老粗的辦法算一下看怎樣？”
寇謙之不屑一顧。
“先生不妨一試，不行就算了。”成公興將就著說。
寇謙之看到幫工的好意，抱著試試看的態度，按成公興的運籌方法按步演算，果然心到手順，一口氣算出了“七曜”運行的規程，寇謙之好不高興嗬！這時，再睜眼看看成公興，覺得他是一個奇人！當下就派成公興為師。成公興因辭不就，反倒讓寇謙之收他為弟子，寇謙之莫名其妙，就這樣成公興為寇謙之的弟子，師徒倆共同研道，暗相默契。
原來，成公興是一位仙人的弟子，因火燒仙宮，師傅罰他到民間，勞役七年。成公興以授道來贖罪，七年期滿，就返回仙宮去了。
二嵩山修道三十年托神降授天師位
寇說謙之受道不久，成公興對寇謙之說：“先生如有意學道，當隨公興隱遁深山。”寇謙之欣然同意。於是，潔齋三天，便隨成公興離家修道去了。寇謙之先隨成公興到華山，采得仙藥，服後不饑；不久，師徒勞倆即前往嵩山，潛心修道。
嵩山，居五嶽之中，故稱“中嶽”，屬古都洛陽京畿之地，在登封縣北，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之第六洞天。中嶽後被封神為“中天王”。中嶽有二山七十二峰，以太室山峻極峰、少室山五乳峰為最有名。自漢武帝封禪中嶽之後，中嶽成為仙人道士的修煉之地。成公興、寇謙之踵隨前人，來到嵩山。他們選定太室山中石室住下修煉。成公興將全部修煉秘訣傳給寇謙之，寇謙之聰明好學，日益長進。
成公興在嵩山傳授道法，不覺己到七個年頭，該是自己回歸天宮的時候了。臨別時，成公興再三囑咐寇謙之：“你潛心道教，誌向可嘉，但塵緣未了，七情六欲未斷，難赴仙路，不過，需加勤奮，將來可做帝王之師，亦為大器。”寇謙之聆聽師教，不敢有絲毫怠慢。成公興去後，寇謙之“守誌嵩嶽，精專不懈”，並開始招收弟子，講經施術，弘揚道教。
寇謙之在嵩山修煉達三十年之久，一副道貎岸然的氣派，仙風飄然的神韻，他自知外形可以為國師，但內質上卻空泛無幾，要想更上一層，需在這方麵下功夫。於是，寇謙之決定要從道教本身動真格了。
寇謙之經成公興點化，悟出了上述的道理，為此，他就製作了自己托天神，降授的暢想曲。
北魏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寇謙之在嵩山少室石室托言太上老君在仙人玉女擁護，百靈導從之下，降臨嵩山，告訴謙之說：“往歲，嵩山山神上奏天曹，稱自從天師張道陵去後，地上修道的人無所師授。今有嵩山道士寇謙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堪處師位。吾故來授汝天師之位，賜《雲中音誦新科之誡》（即《老君音誦戒經》）。汝宣吾新科，請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租未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專以禮度為首，而加服食閉煉。”
自此，寇謙之以“天師”身份，宣揚道教，並對“天師道”進行“三整頓”。使天師道以新的麵貌在世間傳播。北魏明帝泰常八年（公元423年），正當秋高氣爽、晴空萬裏的金秋季節，寇謙之端坐石室，正誦《老君音誦誡經》，忽然少室山顛，雲蒸霞蔚，靈光普照，在五彩繽紛的雲上端坐著一位神仙，這是老君玄孫，上師李譜文降臨。寇謙之立即走出石室，仰望拜謁。上師說：“受老君之命，特為授汝能‘劾召百神’，定‘壇位禮拜，衣冠儀式’的《錄圖真經》，並傳授銷煉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望謹慎奉持，輔佐北方泰平真君。”
自此，寇謙之以“國師”的身份，到處遊說，自認為躋身朝廷，給道教爭地位的時機己經到來。
也就在這一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繼皇帝位。十月，初冬來臨，寇謙之臥居嵩山三十年的雄厚資本積累成了，他戴著“天師”桂冠，離開嵩山施展抱負，而做他的“國師”美夢了。
三宰相引薦躍身國師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始堯元年（公元424年），寇謙之懷著異常高興的心情，走下嵩山，風塵仆仆地北上北魏都城（今山西大同），獻上他的傑作——道書。誰知出於所料，皇帝讓他暫住在一個叫張曜的家***其衣食把他養了起來。
寇謙之不甘閑住，他四處打聽能和皇帝接近的人，終於找到了一個得力的支持者，那就是太武帝的左光祿大夫，著名大儒白馬公崔浩。
崔浩，字伯淵，清河人，為北方第一大族，崔浩一支，更為顯中之顯，尤出眾望。崔浩之父崔宏，有輔佐之才，官至天部大人，封為白馬公，為北魏先朝重臣。崔浩自幼養尊處優，又生得“纖妍結白，如美婦人”，少好文字，博覽經史，陰陽五行，百家之言，莫不精通，深研義理，出類拔萃。他承繼父業，入仕朝廷。從道武帝到明元帝，己官至左光祿大夫，父子均為朝廷近臣。太武帝即位，更是軍國大事主謀者之一，因他主張利用漢人，實行漢製治國，得罪部分鮮卑貴臣，太武帝迫於眾議，讓崔浩暫且去官在家，而大凡國事，必決崔浩。寇謙之選中崔浩，是最合適的意中人。而崔浩是想借助寇謙之的道教，拉攏太武帝；借助皇權，實行漢化主張。於是，崔浩上書極力推薦寇謙之。先讚太武帝聖德清明，再捧寇謙之如神如仙，蒞臨北魏，為上天之吉兆。聖上應天承命，不會受到世俗的幹擾而順天應命的。
果然奏效，太武帝聞奏十分高興，立刻派人將“天師”接到宮中，並派人奉皇帛、犧牲，南下祭祀嵩山，還將寇謙之在嵩山的弟子，接到平城。於是“天師”“帝師”，一齊擁來；宣布天下，顯揚新法，道業大盛。
寇謙之在宮中辟穀不***神奕奕；扶乩請神，天相多多；畫符鎮災，希冀太平；講經論道，施術弘教，深得太武帝的器重。
寇謙之居帝師之位，便發布遵老君訓誡改革天師道。同時，考慮到大魏治國必須用儒學，而自己幼不好儒，成為缺陷；現在應急起直追，請教大儒崔浩，崔浩有求必應，急需應用，稍稍彌補了自己的儒學空白的短處。崔、寇二人用儒道治國的方略，在朝中逐漸得到了落實。
寇謙之為了取得皇帝的信任便大顯神手，積極參加北魏的軍事行動。始光二年（公元425年），大夏王赫連勃勃病亡，其子赫連昌繼位。對是否西伐大夏，朝臣意見不一。崔浩主戰，長孫嵩主和，太武帝傾向主戰，意誌不堅定，特請來寇謙之“天師”決定吉凶。寇謙之首先同意崔浩的意見，又自認為大夏曆來窮兵擴戰，民心不安；又新喪國君，政局不穩。如出兵征伐，定會一石三鳥，會取勝而歸的。於是，寇謙之在宮中，大作法事，祈禱勝利。後對太武帝說：“此戰必克，陛下以武應天運，當以兵定九州，後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
太武帝十分高興，於是親率一萬八千輕騎西征，結果大挫西夏元氣，俘敵軍數萬，繳獲牲畜十幾萬頭，虜夏人萬餘家，凱旋而歸。
寇謙之以其道術、法術、和權術、謀術，連連相扣，術術應手，終於在鮮皓卑族的大魏，站穩了腳跟，實現了“國師”之夢。如願以償了。
四推行新道法道運不圓滿
寇謙之改革後的新天師道，在北魏轟轟烈烈發展著。
太武帝崇奉天師，顯揚新法，並下詔給寇謙之及其弟子授予高官顯爵，寇謙之謝絕了。太武帝下令對寇謙之處以方外之禮，於是，讓“天師及其弟子，並列在王公之上，不聽稱臣”。
太武帝還下令，為寇謙之師徒勞在京城東南（象征嵩山）修建了五層高的道壇，遵其新經之製，取名“玄都壇”。住道士一百二十人，朝廷供給衣食。道士、道徒每日“齋肅祈請，六時禮拜”，每月舉行一次“廚會”，有數千人參加，費用有國家供給。
太延六年（公元440年），太武帝還根據寇謙之的建議，改元“太平真君”，後又寇謙之所請，親自至道壇受符籙。自此，北魏曆代皇帝即位時，都至道壇受符籙，成為一種法製，依此作為鮮卑拓跋部統治漢族的一種依據。如文成帝拓跋浚於興光元年（公元454年），“至道壇，登受圖籙”。獻文帝拓跋弘於天安元年（公元466年），“幸道壇，親受符籙”。
寇謙之去北魏平城以前，朝廷多信佛教；寇謙之的新天師道得到太武帝崇奉之後，自然影響到佛教的發展，但當時太武帝對佛教並無惡意。後來，太武帝發現僧尼不守清規，幹些傷風敗俗的事，遭到太武帝的怨恨，才下令禁僧俗來往。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發現長安佛寺僧人與起兵反魏的胡人蓋吳有關，下令誅殺長安沙門。第二年，下詔各州殺僧人，毀佛像，禁民信佛。一時，北魏佛教受到摧毀性打擊而衰敗。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滅佛事件的“太武滅佛”。
然而，寇謙之對太武帝滅佛活動，不太熱心，甚至反對。他認為道教己處於國教地位，佛教己無力相爭，沒必要排佛；他認為新天師道吸收不少佛教義理。道佛互相融合，可以共處，根本沒有發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他更認識到以太子晃為首的鮮卑貴族崇佛抑道；排佛過於激烈，勢必影響政局不穩，不利道教。所以，對於執意滅佛的崔浩，多次爭辯利害得失，崔浩不聽。崔浩想施展用儒家思想來治國，削弱貴族勢力；寇謙之意識到這可能逞一時之快，而最終會招致殺身之禍，前景相當嚴重。
寇謙之不僅想到崔浩的未來災難，也想到了他自己的現狀，他以太武帝名義修建“靜輪天宮”因“必令其高不聞雞鳴狗吠之聲，欲上與天神交接，功役萬計，終年不成”，而招致皇太子一幫人的非議；“寇謙之想以無止境的時間，辦不可能辦到的事，費損財力，疲勞百姓，恐怕不太合適吧？”太武帝也認為無不有理，寇謙之很清楚這個內情。他還意識到他所招收的新老弟子，入京城之後，個個貪圖享受，無所長進，自己己年過八十，道教後繼無人，靜輪天宮，己曆時十八年，而竣工無期，這使得寇謙之己力不從心了。他是否感到大限將至，有一天他對弟子們說：
“當我寇謙之在世之日，你們可以求得榮華富貴，一旦我去世，這靜輪天宮真難修成嗬！”
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寇謙之預言不久的夜裏，在尚未完工的靜輪天宮裏悄悄仙去了，享年八十三歲。
兩年後，崔浩奉命纂修國史，太子晃為報“天佛”一箭之仇，先表麵讚同他秉筆直書；國史修成後，又借口崔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將其誅殺，並盡戮其族。崔浩之死，正被寇謙之在預言言中。
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迫於壓力，太武帝下令拆除靜輪天宮。
太平真君十二年，太武帝突然終止“真君”年號，改元“正平”。十個月後，太武帝被近侍殺死。因太子晃早死，由皇太孫濬即位，是為文成帝。年僅十二歲的小皇帝立即宣布解除廢佛令，恢複佛教。
寇謙之死後，他的弟子中卻沒有一個成名的！盡管天師道仍在活動著。
此後，北魏的新皇帝登基，照祖宗舊例，親登道壇，接受符籙。
北魏孝文帝元宏元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將道壇由城南遷至南郊，定員由一百二十人減至九十人。孝文帝遷至洛陽後，一照舊例，在洛陽城南新建道場，定員為一百零六人。
北魏孝武帝元修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孝靜帝元善見由洛陽遷都鄴城，建立東魏，在鄴城南建立道場，定員仍為一百零六人。
東魏武定六年（公元548年），高澄把持朝政，奏請取消道壇。
北齊文宣帝高洋天寶六年（公元555年），道佛論爭，道教失敗。文宣帝下令廢除道教，於是齊境無道士，寇謙之的新天師道教團，至此便煙消雲散。[2]
南天道師
陸修靜（406～477）為南朝宋著名道士，早期道教的重要建設者。字元德，吳興東遷（今浙江吳興東）人。三國吳丞相陸凱之後裔。少宗儒學，博通墳籍，旁究象緯。又性喜道術，精研玉書。及長，好方外遊，遺棄妻子，入山修道。初隱雲夢，繼棲仙都。為搜求道書，尋訪仙蹤，乃遍遊名山，聲名遠播。宋元嘉（424～453）末，陸修靜市藥至京師，宋文帝劉義隆欽其道風，召入內宮，講理說法。時太後王氏雅信黃老，降母後之尊，執門徒之禮。後因避太初之亂南遊。於大明五年（461），至廬山，在東南瀑布岩下營造精廬，隱居修道。宋明帝劉彧即位，思弘道教，泰始三年（467）召見於華林園延賢館，“先生鹿巾謁帝而升，天子肅然增敬，躬自問道，谘求宗極。先生標闡玄門，敷釋流統，莫非妙範，帝心悅焉”。明帝乃於北郊天印山築崇虛館以居之。在此期間，他“大敞法門，深弘典奧，朝野注意，道俗歸心。道教之興，於斯為盛”。元徽五年（477）卒，時年七十二歲。弟子奉其靈柩還廬山。詔諡簡寂先生，以廬山舊居為簡寂館。宋徽宗宣和（1119～1125）間，封為丹元真人。其弟子最著者為孫遊嶽、李果之等。
整頓和改革
東晉南朝時期，道教在組織形式上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主要表現是祭酒製的衰落和道官製度的興起。祭酒製度為早期道教之舊製，其基本特征是“立治置職”，道官祭酒“領戶化民”，實行****之統治。為實現道官祭酒與道民的統屬關係，天師道製定了三會日、宅錄和繳納命信等製度。規定在三會之日，道民必須到本師治所參加宗教活動，登記檢查“宅錄命籍”（近似封建國家編戶齊民的戶籍簿），聽道官宣布科禁，考校功過。道官憑此向天曹啟告，請天神守宅之官保護道民家口安全，禳災卻禍。自魏初天師道北遷至晉宋之際，出現了組織混亂，科律廢弛的嚴重局麵。當時許多道民在三會之日不赴師治參加集會，不報戶籍，不交租米命信。一些道官更“妄相置署，不擇其人，佩籙惟多，受治惟多，受治惟大，爭先競勝，更相高下”，“縱橫顛倒，亂雜互起，以積釁之身，佩虛偽之治籙。身無戒律，不順教令，越科破禁，輕道賤法。恣貪欲之性，而耽酒食，背盟威清約之正教，向邪僻襖巫之倒法”。祭酒製度的腐朽敗落，就失去了“清約治民”，使“道化宣流，家國太平”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陸修靜乃提出一套整頓和改革的措施。
首先，陸修靜禁止道官自行署職，實行按級晉升的製度。他認為，普通民眾須有功德，才能受籙為道民；道民受籙之後，有功者才能升遷。從受十將軍籙依次升至受五十將軍籙，再從籙吏依次晉升散氣道士、別治道官、下治道官、配治道官，以及下、中、上八治道官。其最高者，即“能明煉道氣，救濟一切，消滅鬼氣，使萬姓歸伏”的道師，才能拜署上八治中的陽平、鹿堂、鶴鳴三治道職。強調“采求道官，勿以人負官，勿以官負人”的組織措施。為健全三會日製度，他重申，三會日“民各投集本治師，當改治錄籍，落死上生，隱實口數，正定名簿。三宣五令，令民知法。其日，天官地神鹹會師治，對校文書。師民皆當清靜肅然，不得飲酒食肉，嘩言笑。會竟，民還家，當以聞科禁威儀教敕大小，務共奉行”。同時，他還針對“宅錄”製度嚴重混亂的狀況，規定每年三會日之最後一日，作為登記、審核宅錄的最後期限，其日，每個道民都須齎閾胖簾臼χ嗡，由本師給以注籍，以便道官“領戶化民”。
第二，陸修靜十分重視道教齋儀的作用，認為“齋直是求道之本”，主張“身為殺盜淫動，故役之以禮拜；口有惡言，綺妄兩舌，故課之以誦經；心有貪欲嗔恚之念，故使之以思神。用此三法，洗心淨行，心行精至，齋之義也。”他在總結前代齋儀的基礎上，製定了“九齋十二法”的齋醮體係。並撰述一係列齋戒儀範之書。他汲取儒家的封建禮法、道德規範以及佛教的“三業清淨”的思想，從而使道教齋法不僅有了係統的儀式戒科，而且使齋戒儀範的理論更加完備。
第三，陸修靜不僅整頓組織、完善齋醮儀式而且還對道教經典進行整理和分類。他早年便注意采訪搜集道教經典，曾“南詣衡湘、九嶷，訪南真（魏夫人）之遺跡；西至峨眉、西城，尋清虛（王褒）之高躅”。元嘉十四年（437），即著手刊正《靈寶經》，編撰《靈寶經目》。泰始三年（467）從廬山入京，居崇虛館，又得當時朝廷收藏的楊羲、許謐手書上清經真訣。相傳由鮑靚所造之《大有三皇經》亦為其所得。於是他“總括三洞”，校理卷數目錄，於泰始七年奉敕撰《三洞經書目錄》獻上。據雲，陸修靜共著錄道家經書並藥方、符圖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內一千九十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宮”。針對當時《靈寶經》錯亂糅雜，使後來學者難辨真偽，“視聽者疑惑，修味者悶煩”的情況，於是對之整理考證，編成了《靈寶經目》一書，從而大大地推動了靈寶派的發展。陸修靜在整理道教經典的同時，又創造了三洞四輔十二類的道教典籍分類體係，為隋唐以後曆代整理道書，編修“道藏”所沿用。
陸修靜一生著作甚豐，有關齋戒儀範者尤多。劉大彬《茅山誌》謂其“著齋戒儀範百餘卷”，今《正統道藏》存有《太上洞玄靈寶眾簡文》《洞玄靈寶五感文》《陸先生道門科略》《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洞玄靈寶齋說光燭戒罰燈祝願儀》各一卷。另有《靈寶經目序》《古法宿啟建齋儀》《道德經雜說》《三洞經書目錄》《陸先生答問道義》《陸先生黃順之問答》，均佚。《靈寶道士自修盟真齋立成儀》《三元齋儀》、《然燈禮祝威儀》《金籙齋儀》《玉籙齋儀》《九幽齋儀》《解考齋儀》《塗炭齋儀》等也已亡佚，某些內容散見於《無上黃籙大齋成立儀》中。《通誌·諸子類·道家略》中著錄有《服禦五芽道引元精經》《升元步虛章》《靈寶步虛詞》《步虛洞章》等。在唐法琳《辯正論》中，尚見其著有《必然論》《榮隱論》《遂通論》《歸根論》《明法論》《自然因緣論》《五符論》《三門論》等，《破邪論》中又見其著有《對沙門記》。
過去的學者大多將南朝以及唐代的道教主流誤解為上清派(茅山宗)，其最大的原因在於將唐代的李渤“真係”(《雲笈七箋》卷5)所記上清經篆的傳授次序以及元代的劉大彬《茅山誌》(hy304)中記載的茅山宗師脈譜，誤解為是講述上清派(茅山宗)的譜係。由於將從東晉的楊羲到唐代的李含光等這些人物的脈譜，誤解成上清派(茅山宗)的譜係，因而陸修靜、王遠知、潘師正、司馬承禎、李含光等都被看作是上清派(茅山宗)的道士。其結果，導致了東晉末以後，江南一帶的道教主流是上清派(茅山宗)，到了唐代上清派(茅山宗)還是主流這一誤解的產生和流行。
將“真係”、《茅山誌》的上清經篆的傳授譜係誤解為講述上清派譜係的根本原因，是在於對道教的三洞學說沒有充分理解。許多道教學者片麵地相信上清經篆的傳授隻在上清派(茅山宗)中進行，實際上，上清經篆的傳授也在提倡三洞學說的天師道中進行。劉宋的天師道依據三洞學說，把過去的葛氏道、上清派所傳授的靈寶經、《三皇經》、上清經吸收到自己的教義之內，將三洞部的所有道書尊奉為天師道的道書，此事可以由劉宋天師道裏存有“三歸依戒”這一事實得到明確證明。天師道的三歸依戒要求信徒歸依三寶即道寶、經寶和師寶，三寶是指道寶的太上無極大道，經寶的三十六部尊經，師寶的太上老君。這裏所說的經寶三十六部尊經是指三洞十二部的道書，所以歸依三寶即是歸依道寶的無極大道，經寶的三洞十二部的所有道書，以及師寶的太上老君。因此，劉宋天師道當然也崇尚上清經、靈寶經以及《三皇經》。而且天師道的法位製度一旦完備，便出現了於道士法位中修成上清經的道士洞真法師、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以及三洞法師(參照《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5·法次儀的“正一法位”)。而上清經策在這些法師那兒也得到了傳授和掌握[7]。
如果天師道也實行上清經之傳授，那麽“真係”、《茅山誌》所記載的道士之中就可能有天師道道士的存在。因此，若對各個道士的思想和事跡進行調查確認，其多數則是天師道的道士。例如，劉宋的陸修靜，查閱《陸先生道門科略》(hylll9)，顯然是將東漢的張陵(張道陵)仰奉為祖師的天師道道士。而且陸修靜倡導三洞學說一事可以明確地從“靈寶經目序”(《雲笈七箋》卷4)、《洞玄靈寶五感文》(hyl268)中獲知。就是說，陸修靜是天師道的道士，同時也是三洞學說的信徒。其他如“真係”記載的唐代王遠知、潘師正、司馬承禎、李含光，還有《茅山誌》所記載的在此之後的黃宗元、孫知清等茅山宗師也都是天師道的道士。
劉宋天師道提倡三洞學說，意義極大。若天師道尊奉所有的三洞部的道書，那麽，不論是《上清經》、《靈寶經》、還是《三皇經》，其所述教義，都將包攝於天師道之中。陸修靜的《洞玄靈寶五感文》基於三洞學說，對三洞部道書所說齋戒進行分類解說，其中包括《上清經》的上清齋、《靈寶經》的靈寶齋、《三皇經》的三皇齋以及天師道獨有的三元塗炭齋和指教齋，陸修靜將所有這些齋都看成是當時天師道所實踐的齋。這樣，劉宋天師道通過提倡三洞學說，迅速擴大了其教法範圍，使得天師道一家就足以與佛教相抗衡。因此，天師道將自己的教義稱作“道教”，來對抗佛教。於是，“道教”這一宗教才在中國曆史上首次成立了。“道教”本來是指以三洞學說為基礎的天師道的教義[7]。
從上述可知，對三洞學說的不同理解，就會導致對整個道教史的看法的不同。唐代道教的主流是上清派這一誤解，也正是由於對三洞學說及其倡導者的思想沒有正確理解所致。道教是由劉宋時期的天師道，於5世紀中葉創立提倡的宗教，劉宋以降至南宋末，道教的主流是天師道，金末元初王重陽創立的全真道加入了道教之後，直到現代，天師道和全真道構成了道教的二大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