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母皇太後在關貝子的房中呆了許久許久,不知道到底說了多少軍國大事?


    房門終於開了,關卓凡出來,傳太後的口諭,叫了玉兒進去,自個在門口候著。


    又過了許久,房門再次打開,玉兒攙著,聖母皇太後儀容端莊,一步一搖地走了出來。


    關卓凡乃恭請聖母皇太後移駕正廳,然後傳膳。


    進完了膳,放賞。


    貝子府的“回賞”很重,太監一千兩,宮女一千兩。


    鑾駕回宮,貝子府闔府跪送。


    到這兒,關卓凡“前扈大臣”的差使就算是辦完了,聖母皇太後的儀從出了柳條胡同口後,他回到府內。


    院子裏一株臘梅冒寒怒放,夭夭灼灼。


    慈禧和自己最後說的一番話,又浮現在他的腦海中。


    “那個姓呂的姨太太,生得到底有多美呢?”


    關卓凡萬料不到她會問這個,腦子裏麵飛快地打了幾個轉,居然是這麽回答的:“比不得太後國色。”


    慈禧撲哧一聲笑了:“你滑頭!”


    歎了一口氣,柔聲說道:“這個女人,你最好不要招惹。”


    我,好像和她還什麽都沒有啊?


    慈禧自管自地說下去:“這個女人命硬,克男人。你想一想,陳玉成、勝保、德興阿,哪一個有好下場?”


    聖母皇太後的聲音愈發溫柔:“我不是吃幹醋。你要女人,多少沒有?可不要誤了自個兒。這個呂氏,離她遠點,給她一個衣食無憂就是了。”


    穴飄了下來,暗香浮動,紅蕊斜枝,那個明豔不可方物的形象嫋嫋地出現在眼前,關卓凡渾身一陣燥熱。


    勝保死後被抄了家,關卓凡求情,朝廷“發還家產”。關卓凡對“勝四嬸”的義務算是盡了。


    還有一位“嬸子”,該拿她怎麽辦呢?


    不知道,忍一忍,從上海回來再說吧。


    第二天,關卓凡便動身赴滬,用的名義是“奉旨觀風巡閱”,還是欽差大臣一枚。


    計劃是先到天津,對軒軍駐地情況做一番考察,然後在大沽口上船,福而下。


    算算日子。到底也沒在北京呆多久。


    白氏、明氏忍淚相送。關卓凡心中老大過意不去。岔開話題,囑咐她們可以開始籌備圖林和小福的婚事。先選定日子,自己從上海回來之後,差不多就是年底了。年關一過,就給他們兩個成親。


    關卓凡離京的第二天,翰林院編修、日講起居注官蔡壽祺上了一道折子,題目叫做“劾議政王貪墨、驕盈、攬權、徇私四事”。


    蔡壽祺的劾折和關卓凡的離京前後腳,關連痕跡明顯。但關卓凡以為,現在還“避嫌”,純屬脫褲子放屁。現在必須效率第一;而且,擺明軍馬,有立威和逼人站隊的作用。以免接下來有過多的人首鼠兩端,把這場仗打成個不勝不敗、不死不活的局麵。


    蔡壽祺的這份折子洋洋灑灑數千言,頭是這麽開的,“為時政偏私,天象示異。人心惶惑,物議沸騰,請旨飭議政王實力奉公,虛衷省過”。


    然後就開始長篇大論“天象示異”。


    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天人感應”是核心之一。“天象示異”代表老天爺對地麵上的政治不滿意,以“異象”做出警告。下麵為政的不改正,老天爺就要發飆了,最嚴重就是換人來幹,“王朝輪替”。


    日蝕、月蝕、地震這種高級別的“異象”不用說了,洪水、暴雨、暴雪、大旱、大風、大霧、冰雹、蝗災、瘟疫、泥石流、沙塵暴等等也在此列,就是“天光晦暗”,即後世之“霧霾”也可以算進去。


    總之,所有的自然災害都可以歸攏進“天象示異”。


    還有,冬天打雷、夏天下雪、花花們反季節開放,也算。


    還有,河水變顏色、泉水從地下冒出,也算。


    還有,哪兒生了個“雙頭人”,即後世所謂“連體嬰兒”,也算。


    這種神經兮兮的理論,在某種特定的情況下,居然也有它的效驗。


    比如王朝後期,財政枯竭,政治**,行政能力愈發低下,防災、抗災的能力就跟著降低,包括無力進行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維護,中國最主要的兩種自然災害——一個澇、一個旱,便愈發頻繁。


    王朝後期,動亂增加,戰爭進一步破壞了防災、抗災的能力,自然災害隨之大幅度增加,“大戰之後有大災”不是虛言。


    現在的清朝正是已進入“後期模式”,甚至有開啟“末世模式”的跡象。


    其實,就算太平盛世,中國這麽大,又有哪年沒有各種各樣的自然災害?


    所以,隻要有“政治需要”,這種所謂“天象示警”,什麽時候都是一抓一大把。


    蔡壽祺建議以此為突破口,關卓凡以為很有道理。


    因為在“天人感應”的理論中,宰相“燮理陰陽”,所以,既然“天象示異”,那麽就是“宰相之責”了。


    當朝“宰相”是誰?可不是什麽“大學士”。清朝後期的“大學士”,基本上就僅僅是個榮譽銜頭了,有位置,沒實權。


    實際的“宰相”,是“軍機處領班”,就是恭王了。


    嗯,奕?先生,你要為所有的自然災害、包括洛陽李某家裏的那個“雙頭人”負責任啊。


    那麽,宰相出了什麽問題叫老天爺這麽不高興呢?


    這就是折子的題目裏的那四件事了,“貪墨、驕盈、攬權、徇私”。


    這套邏輯,非常完美,關卓凡想,以後最好不要有人往我身上用。


    當然是搞封建迷信,可在封建王朝不搞封建迷信搞啥呀?等我真上了位再推動科學昌明吧。


    蔡壽祺羅列了一大堆“天象示異”,看的慈禧和慈安心驚膽戰——兩位禦姐可是信這個的。


    趕快往下看,老六都做了些啥呀,整得“上麵”發那麽大的火?


    “貪墨、驕盈、攬權、徇私四事”中的重點是“貪墨”。


    劾人“貪墨”要有證據,不然就沒有什麽殺傷力了。


    有沒有呢?有,就是恭王府的“門包”製度。


    其實哪個王公重臣的門房都是收“門包”的,但別人的“門包”是落在“門房”個人腰包裏的;而恭王府的“門包”,王府要從中“分成”。


    這個主意是恭王的老丈人桂良替他想出來的。恭王府開支浩繁,入不敷出,恭王頗以為苦,於是桂良獻計,派“賬房”到“門房”坐著,客人給“門房”的“紅包”,一律先收上來,然後再將其中部分返還“門房”,其餘的,留在賬房。


    以前給五兩的,現在就得給十兩。因為如果還給五兩,落到門房自個手中,就隻有二兩、三兩,這個門,你還想進去嗎?


    給十兩門房也不會有更好的臉色,因為落到他手裏的還是五兩。


    大夥兒既知道恭王府有這麽個規矩,給門房紅包等於“孝敬”恭王,還能落下個名字,自然而然,恭王府的“門包”的“行情”就愈漲愈高,有的人甚至一掏就是一張一百兩的票子。


    這種情況下,返還給門房的,就不止五兩了,會多一些,大概十兩八兩的樣子。


    於是,真正把“小額納賄”變成了公開的“製度”。


    恭王每天接見的客人是有數的,且都是高級官員。大多數低級的官員是由王府的長史接待的。很多時候根本無人接待,純粹過來打個花呼哨,就為了給門房送個“紅包”,在恭王府賬房那兒留個名字。


    到了後來,情況發展到這種地步:該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的事,也先來恭王府“報到”,給了“門包”,再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這個“製度”確實解決了恭王的開支問題,但卻給不少清苦的中下級官員造成了不小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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