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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卓凡眼中，左宗棠這一番“英雄欺人”，算是政治鬥爭的經典之作。而且，除了郭嵩燾一個人倒黴，其他幾方，露麵的，沒露麵的，皆大歡喜。
朝廷是受了左宗棠的挾製，才不得不去郭。但有趣的是，兩宮也好，中樞也罷，對左宗棠卻沒有生出真正的意見。
一來，是因為西征已經定了左宗棠，現在正是朝廷借重他的時候；二來，是因為朝廷上下都明白，左宗棠脾氣雖然大，但卻不“結黨”。
左宗棠人緣兒不好。慈禧就對關卓凡說過“沒有人願意和‘左騾子’搭夥計”——這是事實。左宗棠到哪裏都愛壓人一頭，搞得誰都討厭他。但正因為如此，也沒有什麽有力的人物“黨附”他，所以就比較讓朝廷“放心”。
反倒是被左宗棠趕走的郭嵩燾，是曾國藩一脈。向“湘係”收權，是朝廷不宣之於外的既定章程。難得左宗棠肯出這個頭，不然，以郭嵩燾的聲望和績效，動他可不容易。
所以，朝廷遷就左宗棠，其實也是“順水推舟”。
三來，這本來就是一筆交易。
左宗棠並沒有指望蔣益灃在粵撫的位子上呆多久，將來得成所欲之後，蔣益灃就是一枚棄子，放在那裏都無所謂。
對蔣益灃來說，就算以後終究坐不住粵撫這個位子，也沒什麽大不了的，反正本來就是天上掉餡餅。履曆上有了“撫粵”這一筆，假以時日，重新爬到一省長官的位子，並不如何為難。
左宗棠想要拿到西征的差使，希望關卓凡不但不和他爭，反過來還給他支持，自知不可能單靠一份一萬銀子的禮物，加上拍幾句人家姨太太的馬屁，就能達成交易。
通過胡雪岩這個中間人，關卓凡和左宗棠在廣東這塊地盤上達成了默契。左宗棠先“過一手”，關卓凡再來“接盤”。
關卓凡向兩宮皇太後舉薦左宗棠的時候，郭嵩燾尚未去職。左宗棠覺得關卓凡的事情辦得實在光棍漂亮，心中頗為感念，於是加緊“倒郭”。朝中有人好辦事，看看火候差不多了，“上麵”便裝作無可奈何的樣子，依了左宗棠。
對郭嵩燾，關卓凡是抱有歉意的，但他想起這麽幾句話，“於親有虧，於義無悖；於私有慚，於公無愧”。
前兩句可以放到左宗棠身上，後兩句可以放到自己身上。
郭嵩燾，就當你為時代做點犧牲、受點委屈吧。
還有，我會請你再次出山的。
話題回到上海。
電報“形勢一片大好”，郵政的勢頭也相當喜人。
其實，“江蘇驛郵所”就掛在上海電報總局的下麵。鬆江、蘇州、太倉、常州、鎮江五府之間的陸路郵路，鎮江和上海之間的水路郵路，經過一兩個月的“試運營”，很快便運作順暢。
開始的時候，驛郵所隻派送電報和收發信件，到了後來，“郵包”也可以交寄了。
普通民眾對郵政的熱情遠遠超過了電報，潛在的龐大市場需求爆發式地釋放出來，驛郵所的郵件的交寄量，不斷“刷新”主事的楊仕全和邵德生最樂觀的估計。
一年沒到，從開支上來說，“江蘇驛郵所”已經過了盈虧平衡點，而且“增長曲線”高高翹頭，眼見必是一門能賺大錢的生意了。
知道郵政會成功，但成功來得如此之快，還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大夥兒仔細分析，得出一個結論：驛郵所的成功，除了“政府專營”之外，和郵馬、郵車、郵船都掛軒軍中軍的旗子大有關係。
這麵旗子，既是安全保證，也是信心保證。保護郵路暢通，也叫老百姓放心交寄。這筆“無形資產”，不知道要不要算進成本裏麵？
鬆、蘇、太、常、鎮五府的新式郵政，引起了曾國藩的很大興趣。已經說好，過了年，就開通蘇北兩江總督直轄的江寧、淮安、揚州、徐州、海州廳等地郵路，還是由江蘇驛郵所操辦，還是掛軒軍的旗子。
這樣，江蘇一省的郵路就全通了。
江蘇驛郵所的客戶也包括洋人。法國人皮埃爾辦的“客郵”，交寄量已經大減，這位江蘇驛郵所的前顧問，正在和楊仕全商量，看看兩家的線路能不能夠合並到一起，其實就是希望江蘇驛郵所“收購”他的“客郵”。
看在皮埃爾做過江蘇驛郵所的顧問的份上，不好教會學生餓死老師，趙景賢請過關卓凡的示後，對楊仕全說，價格合理的話，可以談一談的。
接下來是“財經口”了。
新鑄的“蘇洋”一麵世，便在市麵上迅速流通開來。
人們對這種精致、閃亮、“料足”的銀元愛不釋手。開始的時候，頗有人想囤積居奇的。劉郇膏的臬司衙門盯得很緊，狠抓了幾個典型，以儆效尤。待“蘇洋”源源不絕地上市，流通便完全正常了。
“蘇洋”很快便“走出江蘇”，北至北京，南至廣州，都能見到“蘇洋”的身影。
開始的時候，刨去鑄造成本和發行“蘇洋”的銀行、錢莊的傭金，估計有六、七厘的升水。但實際上，蘇洋的價格折成銀價一路走高，一年下來，升水已接近一成。
造成這個情況的原因，說到底還是“供不應求”四字。
老百姓是第一次見到這麽高質量的本國貨幣，“蘇洋”的受歡迎的程度迅速超過了銀塊和銅錢。作為一種“地方貨幣”，“蘇洋”卻事實上開始流通於全國，相對於整個中國的龐大的市場需求，“蘇洋”的供應量自然是不足的。
這種局麵，短期內是不會有實質性的變化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蘇洋的身價還會愈走愈高。
“鑄幣稅”真是一樣美妙的東西。
楊坊的上海關，月入關銀已經過了百萬，且還在不斷增長中，而一年前這個數字還是五十萬；來年即同治四年，也即1865年的關銀，篤定超過一千五百萬兩。
這個數字，非常驚人。有清一代，之前國家歲入的最高峰出現在乾隆朝，大約四千五百萬兩。則單是上海關一處的收入，便等同於整個國賦的三分之一了！
上海關年過千萬是意料中事，但沒想到來的這麽快。
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江蘇、上海的長毛平得最早，因此恢複得也就最快。中國社會經濟特有的“大亂之後強力反彈”的“功能”，在蘇、滬一帶表現得淋漓盡致。
第二個，原時空上海在這個時代的曆史位置和發展走向，本時空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上海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龍頭，對內、對外，都成為一塊巨大的“吸金磁鐵”，資金、人才源源流入。
第三個，關卓凡的推動，大大加速了這一格局的形成。
做生意的人是最**的，“工業園”、“自貿區”雖然還未正式推行，但上高昌、下高昌大興土木是瞞不了人的。這兩塊地意味這什麽，先覺者無不心潮澎湃。自然就有許多人提前入滬，“預留地步”。
軒軍美國查塔努加大捷傳回國內，上海一直處於“上升通道”中的“投資曲線”倏然拔高。之後，隨著亞特蘭大大捷、薩凡納大捷，這條曲線一次又一次“**”。南逆“無條件投降”後，進入上海的資金有了一個爆發式的增長。
江蘇的情況仿佛，隻是程度略遜上海罷了。
用原時空的一句話來說，就是上海已經成為了“最佳投資目的地”。
“蘇洋”的發行，金融環境的改善，也加速了這個進程。
政治的清明，包括廉政專員的設立，亦與之有力焉。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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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卓凡眼中，左宗棠這一番“英雄欺人”，算是政治鬥爭的經典之作。而且，除了郭嵩燾一個人倒黴，其他幾方，露麵的，沒露麵的，皆大歡喜。
朝廷是受了左宗棠的挾製，才不得不去郭。但有趣的是，兩宮也好，中樞也罷，對左宗棠卻沒有生出真正的意見。
一來，是因為西征已經定了左宗棠，現在正是朝廷借重他的時候；二來，是因為朝廷上下都明白，左宗棠脾氣雖然大，但卻不“結黨”。
左宗棠人緣兒不好。慈禧就對關卓凡說過“沒有人願意和‘左騾子’搭夥計”——這是事實。左宗棠到哪裏都愛壓人一頭，搞得誰都討厭他。但正因為如此，也沒有什麽有力的人物“黨附”他，所以就比較讓朝廷“放心”。
反倒是被左宗棠趕走的郭嵩燾，是曾國藩一脈。向“湘係”收權，是朝廷不宣之於外的既定章程。難得左宗棠肯出這個頭，不然，以郭嵩燾的聲望和績效，動他可不容易。
所以，朝廷遷就左宗棠，其實也是“順水推舟”。
三來，這本來就是一筆交易。
左宗棠並沒有指望蔣益灃在粵撫的位子上呆多久，將來得成所欲之後，蔣益灃就是一枚棄子，放在那裏都無所謂。
對蔣益灃來說，就算以後終究坐不住粵撫這個位子，也沒什麽大不了的，反正本來就是天上掉餡餅。履曆上有了“撫粵”這一筆，假以時日，重新爬到一省長官的位子，並不如何為難。
左宗棠想要拿到西征的差使，希望關卓凡不但不和他爭，反過來還給他支持，自知不可能單靠一份一萬銀子的禮物，加上拍幾句人家姨太太的馬屁，就能達成交易。
通過胡雪岩這個中間人，關卓凡和左宗棠在廣東這塊地盤上達成了默契。左宗棠先“過一手”，關卓凡再來“接盤”。
關卓凡向兩宮皇太後舉薦左宗棠的時候，郭嵩燾尚未去職。左宗棠覺得關卓凡的事情辦得實在光棍漂亮，心中頗為感念，於是加緊“倒郭”。朝中有人好辦事，看看火候差不多了，“上麵”便裝作無可奈何的樣子，依了左宗棠。
對郭嵩燾，關卓凡是抱有歉意的，但他想起這麽幾句話，“於親有虧，於義無悖；於私有慚，於公無愧”。
前兩句可以放到左宗棠身上，後兩句可以放到自己身上。
郭嵩燾，就當你為時代做點犧牲、受點委屈吧。
還有，我會請你再次出山的。
話題回到上海。
電報“形勢一片大好”，郵政的勢頭也相當喜人。
其實，“江蘇驛郵所”就掛在上海電報總局的下麵。鬆江、蘇州、太倉、常州、鎮江五府之間的陸路郵路，鎮江和上海之間的水路郵路，經過一兩個月的“試運營”，很快便運作順暢。
開始的時候，驛郵所隻派送電報和收發信件，到了後來，“郵包”也可以交寄了。
普通民眾對郵政的熱情遠遠超過了電報，潛在的龐大市場需求爆發式地釋放出來，驛郵所的郵件的交寄量，不斷“刷新”主事的楊仕全和邵德生最樂觀的估計。
一年沒到，從開支上來說，“江蘇驛郵所”已經過了盈虧平衡點，而且“增長曲線”高高翹頭，眼見必是一門能賺大錢的生意了。
知道郵政會成功，但成功來得如此之快，還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大夥兒仔細分析，得出一個結論：驛郵所的成功，除了“政府專營”之外，和郵馬、郵車、郵船都掛軒軍中軍的旗子大有關係。
這麵旗子，既是安全保證，也是信心保證。保護郵路暢通，也叫老百姓放心交寄。這筆“無形資產”，不知道要不要算進成本裏麵？
鬆、蘇、太、常、鎮五府的新式郵政，引起了曾國藩的很大興趣。已經說好，過了年，就開通蘇北兩江總督直轄的江寧、淮安、揚州、徐州、海州廳等地郵路，還是由江蘇驛郵所操辦，還是掛軒軍的旗子。
這樣，江蘇一省的郵路就全通了。
江蘇驛郵所的客戶也包括洋人。法國人皮埃爾辦的“客郵”，交寄量已經大減，這位江蘇驛郵所的前顧問，正在和楊仕全商量，看看兩家的線路能不能夠合並到一起，其實就是希望江蘇驛郵所“收購”他的“客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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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鑄的“蘇洋”一麵世，便在市麵上迅速流通開來。
人們對這種精致、閃亮、“料足”的銀元愛不釋手。開始的時候，頗有人想囤積居奇的。劉郇膏的臬司衙門盯得很緊，狠抓了幾個典型，以儆效尤。待“蘇洋”源源不絕地上市，流通便完全正常了。
“蘇洋”很快便“走出江蘇”，北至北京，南至廣州，都能見到“蘇洋”的身影。
開始的時候，刨去鑄造成本和發行“蘇洋”的銀行、錢莊的傭金，估計有六、七厘的升水。但實際上，蘇洋的價格折成銀價一路走高，一年下來，升水已接近一成。
造成這個情況的原因，說到底還是“供不應求”四字。
老百姓是第一次見到這麽高質量的本國貨幣，“蘇洋”的受歡迎的程度迅速超過了銀塊和銅錢。作為一種“地方貨幣”，“蘇洋”卻事實上開始流通於全國，相對於整個中國的龐大的市場需求，“蘇洋”的供應量自然是不足的。
這種局麵，短期內是不會有實質性的變化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蘇洋的身價還會愈走愈高。
“鑄幣稅”真是一樣美妙的東西。
楊坊的上海關，月入關銀已經過了百萬，且還在不斷增長中，而一年前這個數字還是五十萬；來年即同治四年，也即1865年的關銀，篤定超過一千五百萬兩。
這個數字，非常驚人。有清一代，之前國家歲入的最高峰出現在乾隆朝，大約四千五百萬兩。則單是上海關一處的收入，便等同於整個國賦的三分之一了！
上海關年過千萬是意料中事，但沒想到來的這麽快。
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江蘇、上海的長毛平得最早，因此恢複得也就最快。中國社會經濟特有的“大亂之後強力反彈”的“功能”，在蘇、滬一帶表現得淋漓盡致。
第二個，原時空上海在這個時代的曆史位置和發展走向，本時空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上海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龍頭，對內、對外，都成為一塊巨大的“吸金磁鐵”，資金、人才源源流入。
第三個，關卓凡的推動，大大加速了這一格局的形成。
做生意的人是最**的，“工業園”、“自貿區”雖然還未正式推行，但上高昌、下高昌大興土木是瞞不了人的。這兩塊地意味這什麽，先覺者無不心潮澎湃。自然就有許多人提前入滬，“預留地步”。
軒軍美國查塔努加大捷傳回國內，上海一直處於“上升通道”中的“投資曲線”倏然拔高。之後，隨著亞特蘭大大捷、薩凡納大捷，這條曲線一次又一次“**”。南逆“無條件投降”後，進入上海的資金有了一個爆發式的增長。
江蘇的情況仿佛，隻是程度略遜上海罷了。
用原時空的一句話來說，就是上海已經成為了“最佳投資目的地”。
“蘇洋”的發行，金融環境的改善，也加速了這個進程。
政治的清明，包括廉政專員的設立，亦與之有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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