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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文祥的《密陳大計疏》，也是光緒元年，即1875年的事情。
漢、滿各自最有洞察力的兩個人，同時認識到了，中國在製度層麵和西方諸強的巨大差距；而郭嵩燾還認識到了：不同的經濟基礎，決定不同的上層建築。這一點，郭嵩燾的見地，又過於文祥了。
郭嵩燾對於關卓凡“另起爐灶”的設想，感覺猶如看見了另一個自己從濃霧中走了出來——就是那種腦子中有隱約的形象，口中卻難以名狀，結果被人家明明白白活生生地擺在了眼前的感覺。
那份痛快和驚喜，無可言語！
正是！原先的那個“製度”，既然已經腐敗不堪，也不知道如何變戲法叫它煥然一新，索性完全不搭理他；在旁邊建立一個全新的“製度”，你過你的，我過我的。
在這個過程中，一點一點抽舊“製度”的血，慢慢地“陰幹”他，等到新“製度”茁壯長大了，舊“製度”也就自然死掉了！
最緊要當然是不要叫新“製度”感染舊“製度”的病菌，大家離得如此之近，如何做成功的“隔離”？
關鍵有兩個。
一個是用人，要分得清“新人”和“舊人”，新“製度”一定要用“新人”。
一個是新“製度”裏邊，要有足夠的新鮮空氣，保證“新人”不會“泄氣”而變成“舊人”。
這方麵，郭嵩燾是有切膚之痛的。
就是他赴山東煙台等地。查辦隱匿侵吞貿易稅收的那一次。
郭嵩燾在當地設局抽厘，可是用人不當，他任命的厘局紳董私自增加了名目，大肆盤剝商旅，竟至發生福山縣的商民怒搗厘局、打死紳董的事情，這也成為僧王和文煜攻訐他的重要口實。
這個事件，正好成為郭嵩燾品評肅順的那段話的絕好注腳。
郭嵩燾談及此事，長歎一聲。說道：“真正是‘請君入甕’！”
曾國藩對郭嵩燾有一個評價，是“難堪繁劇”，意思是郭嵩燾隻適合出主意當高參，不適合做政務官。
這個評價，關卓凡認為，隻說對了一半。
郭嵩燾有書生氣是真的，可絕非沒有任事之能。他不論在山東還是廣東，清理積弊、整頓政務，都是立竿見影。而郭嵩燾的“問題”。也正是他不論到哪兒，總要“清理積弊、整頓政務”，也就因此得罪當時當地的官場。包括處理不好和上官的關係。
在天津。和僧格林沁不睦；在山東，和文煜不和；在廣東，和瑞麟不搭調，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是說，以郭嵩燾的性格和見識，在舊“體製”中。確實“難堪繁劇”。
在新“體製”中呢？
郭嵩燾這種人，難道還嫌太多不成？
何況，在關卓凡的設想中，“顧問委員會”實行“垂直管理”，並不需要和北京的其他衙門發生過多的聯係。“顧問委員會”聯係的對象，主要是各地的“新政”。
“顧問委員會”需要的權力。由關卓凡出麵，拿過來交到“主任委員”手裏。
所以，應該可以揚郭嵩燾所長，避郭嵩燾所短。
郭嵩燾的“出身”，對“顧問委員會”早期的工作，也有特別的幫助。
一般認為，郭嵩燾出身曾國藩幕中。但是，郭嵩燾絕非曾的普通幕僚，他在湘係中，有超然而獨特的地位。
郭嵩燾的年紀，雖然小曾國藩七歲，但兩個人卻算是“同學”，他們都曾在嶽麓書院讀書，時間上是有交集的。
最重要的是，曾國藩的“出山”，是郭嵩燾一力促成。
洪楊亂起，文宗敕令丁憂在籍的曾國藩興辦團練，曾國藩猶豫不決。郭嵩燾幾度登門，反複勸說，曾國藩終為所動，出麵創辦湘軍。
曾滌生最終變成曾文正，始作俑者，是郭筠仙。
郭嵩燾於左宗棠，也大致起到了類似的作用。
郭嵩燾，實在是時代風向最敏銳的感知者。
“顧問委員會”的第一樁差使，是籌辦“奉恩基金”。關卓凡打的算盤，除了“贖買”宗室對“新政”的支持外，他還要通過“奉恩基金”，實現一樁同樣重大的圖謀：控製所有“新政”的企業的財務。
因為“奉恩基金”的來源，是從各地新式工礦的盈利中抽成；而要抽成，首先就要弄清楚你有多少盈利，就是說，要盤你的帳。
如此，就掌握了新式工礦的財務。
關卓凡決定，新辦企業，一律采用西法財務製度，就是“損益表”、“資產負債表”那一套。
原時空的洋務，辦的不倫不類，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財務製度老舊混亂，缺乏符合近現代企業製度的“數目字管理”，多少資源的浪費，多少人在其中上下其手，都根源於此。
建立了統一的近現代財務製度，企業自己才清楚到底賺了多少，虧了多少；而關貝子呢，也才好查你們的賬。
還有，現在的中國，西法財務人才是奇缺的，哪兒有呢？
上海的洋行裏有。
上海的廣方言館的西洋會計科裏有。
廣方言館下麵的“會計速成學校”裏有。
嘿嘿，現在曉得俺多麽高瞻遠矚了吧。以後中國的新式企業裏，管財務算賬的，都是從俺那疙瘩出來的人。
原時空那些名字響當當的企業，現在大多還沒有開辦。話說在前麵，而不是中途插進去，事情就好辦的多。新的財務製度的推行，應該不會受到太大的阻力。
但如果有人不理解甚至反對，郭嵩燾的“出身”就會起到一定的作用，因為辦這些企業的，除了“軒係”，不是湘，就是淮。
用郭嵩燾有大把的道理和好處，但也是有隱患的，最大的隱患，是他的和左宗棠的恩怨。
這兩個人，都是意氣用事的人，同時，也都不是仰承上官鼻息的人，不是關卓凡說一句“你們別鬧了”，就會乖乖坐下來合作無間的。
這個心結，不能係得太久，不然遲早誤事的。
既然意氣用事，就是性情中人，由此突破，未嚐不能演一出“將相和”。
關卓凡說道：“筠仙，我知道左季高對不起你！”
關卓凡舉薦左宗棠西征，為左宗棠擺平洋人銀行、籌借洋款的事情，也已經傳到了北京，則關逸軒和左季高的關係不言自明。郭嵩燾不能在關卓凡麵前詆詈左宗棠，隻好沉默不語。
關卓凡說道：“左季高給我寫信，說起這件事情，有這麽幾句話，嗯，‘於親有虧，於義無悖；於私有慚，於公無愧’——他曉得對你不起，‘於親’、‘於私’，都說不過去，隻好以‘義’、以‘公’來自況了”。
郭嵩燾輕輕地“嘿”了一聲。
關卓凡繼續說道：“‘左騾子’的心腸還沒有變成石頭——且不論他的心腸是硬是軟，左季高的眼光可從來是好的，筠仙，你曉得他是怎麽品論你的？”
郭嵩燾還真想知道，自己這個生平第一位“冤家”，人前人後，是如何講說自己的？
關卓凡微笑著說道：“左季高說，‘筠仙大才，非一省一地之格局。粵撫之位於筠仙，猶龍困淺灘。某驅郭去粵，乃驅龍入海也！’”
郭嵩燾心頭大震，心裏五味雜陳，不知道說什麽好？
關卓凡說道：“左季高確乎‘英雄欺人’，但唯有英雄能識英雄！筠仙，說起來，我倒要謝一謝‘左騾子’——非如此，你我又何能在此相見？”
說罷大笑。
郭嵩燾既感動，又尷尬。心裏想，難道就此“放過”左宗棠？又好像太“便宜”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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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文祥的《密陳大計疏》，也是光緒元年，即1875年的事情。
漢、滿各自最有洞察力的兩個人，同時認識到了，中國在製度層麵和西方諸強的巨大差距；而郭嵩燾還認識到了：不同的經濟基礎，決定不同的上層建築。這一點，郭嵩燾的見地，又過於文祥了。
郭嵩燾對於關卓凡“另起爐灶”的設想，感覺猶如看見了另一個自己從濃霧中走了出來——就是那種腦子中有隱約的形象，口中卻難以名狀，結果被人家明明白白活生生地擺在了眼前的感覺。
那份痛快和驚喜，無可言語！
正是！原先的那個“製度”，既然已經腐敗不堪，也不知道如何變戲法叫它煥然一新，索性完全不搭理他；在旁邊建立一個全新的“製度”，你過你的，我過我的。
在這個過程中，一點一點抽舊“製度”的血，慢慢地“陰幹”他，等到新“製度”茁壯長大了，舊“製度”也就自然死掉了！
最緊要當然是不要叫新“製度”感染舊“製度”的病菌，大家離得如此之近，如何做成功的“隔離”？
關鍵有兩個。
一個是用人，要分得清“新人”和“舊人”，新“製度”一定要用“新人”。
一個是新“製度”裏邊，要有足夠的新鮮空氣，保證“新人”不會“泄氣”而變成“舊人”。
這方麵，郭嵩燾是有切膚之痛的。
就是他赴山東煙台等地。查辦隱匿侵吞貿易稅收的那一次。
郭嵩燾在當地設局抽厘，可是用人不當，他任命的厘局紳董私自增加了名目，大肆盤剝商旅，竟至發生福山縣的商民怒搗厘局、打死紳董的事情，這也成為僧王和文煜攻訐他的重要口實。
這個事件，正好成為郭嵩燾品評肅順的那段話的絕好注腳。
郭嵩燾談及此事，長歎一聲。說道：“真正是‘請君入甕’！”
曾國藩對郭嵩燾有一個評價，是“難堪繁劇”，意思是郭嵩燾隻適合出主意當高參，不適合做政務官。
這個評價，關卓凡認為，隻說對了一半。
郭嵩燾有書生氣是真的，可絕非沒有任事之能。他不論在山東還是廣東，清理積弊、整頓政務，都是立竿見影。而郭嵩燾的“問題”。也正是他不論到哪兒，總要“清理積弊、整頓政務”，也就因此得罪當時當地的官場。包括處理不好和上官的關係。
在天津。和僧格林沁不睦；在山東，和文煜不和；在廣東，和瑞麟不搭調，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是說，以郭嵩燾的性格和見識，在舊“體製”中。確實“難堪繁劇”。
在新“體製”中呢？
郭嵩燾這種人，難道還嫌太多不成？
何況，在關卓凡的設想中，“顧問委員會”實行“垂直管理”，並不需要和北京的其他衙門發生過多的聯係。“顧問委員會”聯係的對象，主要是各地的“新政”。
“顧問委員會”需要的權力。由關卓凡出麵，拿過來交到“主任委員”手裏。
所以，應該可以揚郭嵩燾所長，避郭嵩燾所短。
郭嵩燾的“出身”，對“顧問委員會”早期的工作，也有特別的幫助。
一般認為，郭嵩燾出身曾國藩幕中。但是，郭嵩燾絕非曾的普通幕僚，他在湘係中，有超然而獨特的地位。
郭嵩燾的年紀，雖然小曾國藩七歲，但兩個人卻算是“同學”，他們都曾在嶽麓書院讀書，時間上是有交集的。
最重要的是，曾國藩的“出山”，是郭嵩燾一力促成。
洪楊亂起，文宗敕令丁憂在籍的曾國藩興辦團練，曾國藩猶豫不決。郭嵩燾幾度登門，反複勸說，曾國藩終為所動，出麵創辦湘軍。
曾滌生最終變成曾文正，始作俑者，是郭筠仙。
郭嵩燾於左宗棠，也大致起到了類似的作用。
郭嵩燾，實在是時代風向最敏銳的感知者。
“顧問委員會”的第一樁差使，是籌辦“奉恩基金”。關卓凡打的算盤，除了“贖買”宗室對“新政”的支持外，他還要通過“奉恩基金”，實現一樁同樣重大的圖謀：控製所有“新政”的企業的財務。
因為“奉恩基金”的來源，是從各地新式工礦的盈利中抽成；而要抽成，首先就要弄清楚你有多少盈利，就是說，要盤你的帳。
如此，就掌握了新式工礦的財務。
關卓凡決定，新辦企業，一律采用西法財務製度，就是“損益表”、“資產負債表”那一套。
原時空的洋務，辦的不倫不類，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財務製度老舊混亂，缺乏符合近現代企業製度的“數目字管理”，多少資源的浪費，多少人在其中上下其手，都根源於此。
建立了統一的近現代財務製度，企業自己才清楚到底賺了多少，虧了多少；而關貝子呢，也才好查你們的賬。
還有，現在的中國，西法財務人才是奇缺的，哪兒有呢？
上海的洋行裏有。
上海的廣方言館的西洋會計科裏有。
廣方言館下麵的“會計速成學校”裏有。
嘿嘿，現在曉得俺多麽高瞻遠矚了吧。以後中國的新式企業裏，管財務算賬的，都是從俺那疙瘩出來的人。
原時空那些名字響當當的企業，現在大多還沒有開辦。話說在前麵，而不是中途插進去，事情就好辦的多。新的財務製度的推行，應該不會受到太大的阻力。
但如果有人不理解甚至反對，郭嵩燾的“出身”就會起到一定的作用，因為辦這些企業的，除了“軒係”，不是湘，就是淮。
用郭嵩燾有大把的道理和好處，但也是有隱患的，最大的隱患，是他的和左宗棠的恩怨。
這兩個人，都是意氣用事的人，同時，也都不是仰承上官鼻息的人，不是關卓凡說一句“你們別鬧了”，就會乖乖坐下來合作無間的。
這個心結，不能係得太久，不然遲早誤事的。
既然意氣用事，就是性情中人，由此突破，未嚐不能演一出“將相和”。
關卓凡說道：“筠仙，我知道左季高對不起你！”
關卓凡舉薦左宗棠西征，為左宗棠擺平洋人銀行、籌借洋款的事情，也已經傳到了北京，則關逸軒和左季高的關係不言自明。郭嵩燾不能在關卓凡麵前詆詈左宗棠，隻好沉默不語。
關卓凡說道：“左季高給我寫信，說起這件事情，有這麽幾句話，嗯，‘於親有虧，於義無悖；於私有慚，於公無愧’——他曉得對你不起，‘於親’、‘於私’，都說不過去，隻好以‘義’、以‘公’來自況了”。
郭嵩燾輕輕地“嘿”了一聲。
關卓凡繼續說道：“‘左騾子’的心腸還沒有變成石頭——且不論他的心腸是硬是軟，左季高的眼光可從來是好的，筠仙，你曉得他是怎麽品論你的？”
郭嵩燾還真想知道，自己這個生平第一位“冤家”，人前人後，是如何講說自己的？
關卓凡微笑著說道：“左季高說，‘筠仙大才，非一省一地之格局。粵撫之位於筠仙，猶龍困淺灘。某驅郭去粵，乃驅龍入海也！’”
郭嵩燾心頭大震，心裏五味雜陳，不知道說什麽好？
關卓凡說道：“左季高確乎‘英雄欺人’，但唯有英雄能識英雄！筠仙，說起來，我倒要謝一謝‘左騾子’——非如此，你我又何能在此相見？”
說罷大笑。
郭嵩燾既感動，又尷尬。心裏想，難道就此“放過”左宗棠？又好像太“便宜”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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