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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張之洞確實是個人才，隻是此時的他，其能尚不為天下人所知——莫說天下人了，就是張之洞自己，也還不真正曉得自己的潛力。但關卓凡作為穿越者，對此卻清清楚楚。
第二，原時空，張之洞大約十年之後，成為“清流”領袖之一。關卓凡現將張之洞從尚未成氣候的“清流”中摘出來，等於在“清流”還在繈褓之中的時候，斷其一肢。哼哼，如此，這個“清流”，還長得大嗎？
第三，分化言路，分化守舊派，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
關卓凡認為，言路上反對新政的人，有不少並不是真正的守舊派，最多算是守舊派的“代言人”。既然隻是“代言人”，如果好處足夠大，又為什麽不能為新政“代言”呢？
反對派之所以成為反對派，有的是因為固有利益受到侵害，但有的僅僅是因為被排除在新生利益之外，如果發現自己也可以從“新政”中獲利，他們又為什麽要反對“新政”呢？
前一段對待言路的政策，關卓凡以“大棒”為主，以為立威。威既已立，就該拋根胡蘿卜了。
這根胡蘿卜一拋出來，其味道之鮮美，已令許多人心旌動搖；不久，關卓凡將發現，這根胡蘿卜的功效，將超出自己最樂觀的估計。
第四，就如關卓凡和左宗棠說的，他未必控製得了沈葆楨，但張之洞一張白紙好畫畫，還不是他關貝子說什麽就是什麽？
這一點很重要，隻有這樣，關卓凡才能夠按照自己的想法，經營福州船政局和福州船政學堂。
原時空左、沈辦的船務，實話實說，關卓凡是不滿意的。
起點太低，太倉促，太粗糙。
福州船政局的正、副監督是兩個法國人，一個叫日意格，一個叫德克碑，總攬一切事務。左宗棠和日、意二人簽了合同，由二人代為招聘一切洋技師、洋教師，議定五年之內，監督造船十六艘，並負責培訓中國工人和學生。合同期滿後，洋籍工匠撤退，船務由中國技師和學堂畢業學生接管。
沈葆楨接任船政大臣之後，蕭規曹隨，馬尾船務基本上是按照左宗棠當初的規劃開展的。
這個規劃，出發點不能說有錯，先當學生，學成當家，問題是，怎麽可能五年功夫就出師？！
那個時代的中國人，不肯放低姿態，老實當學生，紮實學東西，心浮氣躁，總是今天當學生，明天就和老師別苗頭，這種膚淺的自尊、自大，誤事無數！
原時空，左宗棠1866年創辦福州船政局，沈葆楨1867年接手，1874年辭退全部洋匠——嫌人家“挾技居奇，唯利是圖”。
之後，基本上就一直是中國人自己半閉著眼睛瞎折騰了。
還有，日意格、德克碑二人，都是左宗棠的“常捷軍”的洋將，職業軍人出身，並非工業和教育的專才；他們在法國的“層級”不高，社會資源不多，經其手請來的技師、教師，水平其實很有限。老師不高明，教出來的學生又能強到那裏去？
這就是關卓凡說的“起點太低”。
問題是，左宗棠除了日意格、德克碑兩位，也不認識別的什麽洋人了。
十九世紀後半葉，世界造船技術狂飆突進，在這個大背景下，馬尾船廠的技術進步卻極其緩慢，而沈葆楨籌款能力不足，投入不繼，船政內部管理更是混亂，船廠生產日見萎縮。
中法開戰，南洋水師全軍覆沒，馬尾船廠被法國人炸得稀爛。戰後，朝廷便在事實上放棄了福州船政，而將資源向北洋集中。
船廠如此，船政學堂呢？
比船廠還糟糕。
不細表課程設置之粗疏簡陋了，就說一條：作為海軍學校，居然沒有體育課！
在這兒，獅子不能不多說幾句，因為以下部分，對關卓凡今後的軍隊建設、特別是海軍建設，有重大的參考作用——當然，是反麵教材。
英國海軍軍官壽爾曾訪問船政學堂，在《田鳧號航行記》中，他這樣評價學堂的學員們：“他們是虛弱孱小的角色，一點精神或雄心也沒有……下了課，他們隻是各處走走發呆……從來不運動，而且不懂得娛樂。大體而言，在佛龕裏被供著，要比在海上警戒，更適合他們。”
這種精神麵貌，原時空多看清末影像的關卓凡承認，確是事實。
壽爾還觀察到，學生們在練習艦上實習時，“不喜歡體力勞動，因為怕弄髒手指”；甚至，連最基本的爬桅杆訓練也不願意做。
究其竟，整個學堂，主事也好，學員也罷，完全不曉得：學堂不是培養“儒生”的，而是培養“軍人”的；畢業後，是要去“打仗”的，而不是去“做官”的。
“培養合格的近代化軍人”的觀念，更是付之闕如。
船廠辦不好，其害止於自身；學堂辦不好，流毒卻是自南洋而北洋，最終幾乎葬送了整個國家。
北洋艦隊的高級將領，除了提督丁汝昌之外，所有的總兵、管帶，全部來自這個福州船政學堂。
就是說，一個陸軍將領，帶著一班從沒有上過一堂體育課的“海軍學堂”畢業生。
北洋艦隊的將領們，大多有留洋英國的經曆，這個，能不能彌補福建船政學堂之不足呢？
讓我們來看看這個“留洋英國”是怎麽回事。
朝廷自船政學堂第一、二期畢業生中，挑選了十二人，以首期海軍留學生身份赴英，擬入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其中通過入學考試、並順利畢業的隻有六人；其餘六人，三人考試失敗，以“上艦實習”結束學業；餘下劉步蟾、林泰曾、蔣超英三人，連入學考試都未參加，亦僅以“上艦實習”結束學業。
詭異的是，留學生監督官李鳳苞向朝廷奏報成績的時候，劉、林、蔣三個卻全入“甲等”；通過入學考試並順利畢業的林永升，竟然被打入最末的“丙等”。
這十二人回國後，李鴻章用了其中九人，做了北洋艦隊的管帶，其中，劉步蟾、林泰曾兩個，日後升任艦隊之左、右翼總兵，掌握艦隊實權。
關卓凡認為，毫不客氣地說，大東溝海戰之敗，在這十二人“畢業”於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之時，便已注定了。
北洋艦隊打不過聯合艦隊，原因不在資金，不在裝備，而在人事。
兩個字：無能。
北洋海軍並不缺錢，後期裝備沒有更新，不是因為誰誰挪用了海軍軍費，而是北洋認為“自守有餘”，早已沒有了更新換代的動力。不然，真以為幾千萬銀子身家的李鴻章找不來這筆錢？
總是被人拿出來說事的速射炮更是扯淡。北洋的大炮巨艦才是海軍發展的主流，日本人是因為買不起這麽大噸位的軍艦，才用速射炮來彌補不足。敵人的發炮速度確實比你快，可你一炮頂敵人好多炮呀！問題是，你為什麽打不中敵人？
看看劉步蟾、林泰曾兩位總兵的表現。
“定遠”艦上，劉步蟾違反最基本的戰術規範，兩軍距離尚遠，便下令提前發炮——作為艦隊指揮，這是不可容忍的錯誤；“鎮遠”艦上，林泰曾從頭至尾，不曾出現在艦長的崗位上，全靠副手楊用霖指揮——等於擅離職守。
舉止失措，草包底子，暴露無遺。
大東溝敗績後，北洋艦隊自旅順撤回威海衛。入港時，“鎮遠”艦觸礁，失去作戰能力——不曉得林曾泰這個艦長是怎麽當的？
林曾泰乃引咎自盡。
其後威海衛之戰，“定遠”艦中魚雷擱淺，充“水炮台”用。數日後，彈藥耗盡，劉步蟾自盡。
劉步蟾、林泰曾的悲壯結局，證明他們都不是貪生怕死之輩，但這並不能減輕因為他們的無能而對國家造成的傷害。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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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張之洞確實是個人才，隻是此時的他，其能尚不為天下人所知——莫說天下人了，就是張之洞自己，也還不真正曉得自己的潛力。但關卓凡作為穿越者，對此卻清清楚楚。
第二，原時空，張之洞大約十年之後，成為“清流”領袖之一。關卓凡現將張之洞從尚未成氣候的“清流”中摘出來，等於在“清流”還在繈褓之中的時候，斷其一肢。哼哼，如此，這個“清流”，還長得大嗎？
第三，分化言路，分化守舊派，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
關卓凡認為，言路上反對新政的人，有不少並不是真正的守舊派，最多算是守舊派的“代言人”。既然隻是“代言人”，如果好處足夠大，又為什麽不能為新政“代言”呢？
反對派之所以成為反對派，有的是因為固有利益受到侵害，但有的僅僅是因為被排除在新生利益之外，如果發現自己也可以從“新政”中獲利，他們又為什麽要反對“新政”呢？
前一段對待言路的政策，關卓凡以“大棒”為主，以為立威。威既已立，就該拋根胡蘿卜了。
這根胡蘿卜一拋出來，其味道之鮮美，已令許多人心旌動搖；不久，關卓凡將發現，這根胡蘿卜的功效，將超出自己最樂觀的估計。
第四，就如關卓凡和左宗棠說的，他未必控製得了沈葆楨，但張之洞一張白紙好畫畫，還不是他關貝子說什麽就是什麽？
這一點很重要，隻有這樣，關卓凡才能夠按照自己的想法，經營福州船政局和福州船政學堂。
原時空左、沈辦的船務，實話實說，關卓凡是不滿意的。
起點太低，太倉促，太粗糙。
福州船政局的正、副監督是兩個法國人，一個叫日意格，一個叫德克碑，總攬一切事務。左宗棠和日、意二人簽了合同，由二人代為招聘一切洋技師、洋教師，議定五年之內，監督造船十六艘，並負責培訓中國工人和學生。合同期滿後，洋籍工匠撤退，船務由中國技師和學堂畢業學生接管。
沈葆楨接任船政大臣之後，蕭規曹隨，馬尾船務基本上是按照左宗棠當初的規劃開展的。
這個規劃，出發點不能說有錯，先當學生，學成當家，問題是，怎麽可能五年功夫就出師？！
那個時代的中國人，不肯放低姿態，老實當學生，紮實學東西，心浮氣躁，總是今天當學生，明天就和老師別苗頭，這種膚淺的自尊、自大，誤事無數！
原時空，左宗棠1866年創辦福州船政局，沈葆楨1867年接手，1874年辭退全部洋匠——嫌人家“挾技居奇，唯利是圖”。
之後，基本上就一直是中國人自己半閉著眼睛瞎折騰了。
還有，日意格、德克碑二人，都是左宗棠的“常捷軍”的洋將，職業軍人出身，並非工業和教育的專才；他們在法國的“層級”不高，社會資源不多，經其手請來的技師、教師，水平其實很有限。老師不高明，教出來的學生又能強到那裏去？
這就是關卓凡說的“起點太低”。
問題是，左宗棠除了日意格、德克碑兩位，也不認識別的什麽洋人了。
十九世紀後半葉，世界造船技術狂飆突進，在這個大背景下，馬尾船廠的技術進步卻極其緩慢，而沈葆楨籌款能力不足，投入不繼，船政內部管理更是混亂，船廠生產日見萎縮。
中法開戰，南洋水師全軍覆沒，馬尾船廠被法國人炸得稀爛。戰後，朝廷便在事實上放棄了福州船政，而將資源向北洋集中。
船廠如此，船政學堂呢？
比船廠還糟糕。
不細表課程設置之粗疏簡陋了，就說一條：作為海軍學校，居然沒有體育課！
在這兒，獅子不能不多說幾句，因為以下部分，對關卓凡今後的軍隊建設、特別是海軍建設，有重大的參考作用——當然，是反麵教材。
英國海軍軍官壽爾曾訪問船政學堂，在《田鳧號航行記》中，他這樣評價學堂的學員們：“他們是虛弱孱小的角色，一點精神或雄心也沒有……下了課，他們隻是各處走走發呆……從來不運動，而且不懂得娛樂。大體而言，在佛龕裏被供著，要比在海上警戒，更適合他們。”
這種精神麵貌，原時空多看清末影像的關卓凡承認，確是事實。
壽爾還觀察到，學生們在練習艦上實習時，“不喜歡體力勞動，因為怕弄髒手指”；甚至，連最基本的爬桅杆訓練也不願意做。
究其竟，整個學堂，主事也好，學員也罷，完全不曉得：學堂不是培養“儒生”的，而是培養“軍人”的；畢業後，是要去“打仗”的，而不是去“做官”的。
“培養合格的近代化軍人”的觀念，更是付之闕如。
船廠辦不好，其害止於自身；學堂辦不好，流毒卻是自南洋而北洋，最終幾乎葬送了整個國家。
北洋艦隊的高級將領，除了提督丁汝昌之外，所有的總兵、管帶，全部來自這個福州船政學堂。
就是說，一個陸軍將領，帶著一班從沒有上過一堂體育課的“海軍學堂”畢業生。
北洋艦隊的將領們，大多有留洋英國的經曆，這個，能不能彌補福建船政學堂之不足呢？
讓我們來看看這個“留洋英國”是怎麽回事。
朝廷自船政學堂第一、二期畢業生中，挑選了十二人，以首期海軍留學生身份赴英，擬入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其中通過入學考試、並順利畢業的隻有六人；其餘六人，三人考試失敗，以“上艦實習”結束學業；餘下劉步蟾、林泰曾、蔣超英三人，連入學考試都未參加，亦僅以“上艦實習”結束學業。
詭異的是，留學生監督官李鳳苞向朝廷奏報成績的時候，劉、林、蔣三個卻全入“甲等”；通過入學考試並順利畢業的林永升，竟然被打入最末的“丙等”。
這十二人回國後，李鴻章用了其中九人，做了北洋艦隊的管帶，其中，劉步蟾、林泰曾兩個，日後升任艦隊之左、右翼總兵，掌握艦隊實權。
關卓凡認為，毫不客氣地說，大東溝海戰之敗，在這十二人“畢業”於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之時，便已注定了。
北洋艦隊打不過聯合艦隊，原因不在資金，不在裝備，而在人事。
兩個字：無能。
北洋海軍並不缺錢，後期裝備沒有更新，不是因為誰誰挪用了海軍軍費，而是北洋認為“自守有餘”，早已沒有了更新換代的動力。不然，真以為幾千萬銀子身家的李鴻章找不來這筆錢？
總是被人拿出來說事的速射炮更是扯淡。北洋的大炮巨艦才是海軍發展的主流，日本人是因為買不起這麽大噸位的軍艦，才用速射炮來彌補不足。敵人的發炮速度確實比你快，可你一炮頂敵人好多炮呀！問題是，你為什麽打不中敵人？
看看劉步蟾、林泰曾兩位總兵的表現。
“定遠”艦上，劉步蟾違反最基本的戰術規範，兩軍距離尚遠，便下令提前發炮——作為艦隊指揮，這是不可容忍的錯誤；“鎮遠”艦上，林泰曾從頭至尾，不曾出現在艦長的崗位上，全靠副手楊用霖指揮——等於擅離職守。
舉止失措，草包底子，暴露無遺。
大東溝敗績後，北洋艦隊自旅順撤回威海衛。入港時，“鎮遠”艦觸礁，失去作戰能力——不曉得林曾泰這個艦長是怎麽當的？
林曾泰乃引咎自盡。
其後威海衛之戰，“定遠”艦中魚雷擱淺，充“水炮台”用。數日後，彈藥耗盡，劉步蟾自盡。
劉步蟾、林泰曾的悲壯結局，證明他們都不是貪生怕死之輩，但這並不能減輕因為他們的無能而對國家造成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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