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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跡端麗娟秀,是女子的字,但不是呂氏的,呂氏僅是粗通文墨,可寫不了這麽漂亮的字;行文流暢平順,語氣抑揚吞吐,很符合呂氏的特殊身份,不過不失,十分得體,這番文筆,更非呂氏所能。


    必是有人代筆了。


    果然,最後注明,此信為“辦理屋契之伍廷芳先生之夫人伍何妙齡女士代筆”。


    關卓凡眼睛一亮,伍廷芳?何妙齡?原來是他!嗯,又遇到原時空的名人了。


    伍廷芳,號秩庸,廣東新會人,香港聖保羅書院畢業,現任香港高等法院譯員。


    原時空,伍廷芳後成為獲準在香港執業的第一位華人律師,李鴻章延為首席法律顧問,經手中法談判、中日談判,曾出任清國駐歐美多國公使,簽訂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平等條約《中墨通商條約》。


    辛亥之後,伍廷芳作為南方的全權代表,和北方的唐紹儀一起,主持南北和議,達成協議,迫清帝遜位。


    這個時候的伍廷芳,二十三歲,還隻是香港高等法院的一個小譯員。他去年剛剛結婚,娶何進善牧師長女妙齡為妻。


    呂氏到了香港,安頓下來之後,先要置業。她看上了位於太平山半山區的一處宅子,價錢合宜,但想要入手的時候,卻發現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半山區起宅,港英當局把持極嚴,這個時代,原則上是不售予華人的,但曉得呂氏的身份後,港府立即“特事特辦”,予以批準。


    第二個問題,這所宅子的屋契不全,前後兩任屋主糾纏不清,這個。就連政府也是頭痛的。


    伍廷芳得知此事後,自告奮勇,出麵為呂氏奔走。他也真好本事,這件案子連禦用大律師都覺棘手。伍廷芳卻沒花多少時間,便漂漂亮亮地辦了下來。夫妻倆亦因此和呂氏成了好朋友。


    屋契之事,關卓凡是知道的,他在香港的“辦事處”已經向他匯報過了,隻是沒說辦這件事情的人叫做伍廷芳。


    關卓凡想,這個伍廷芳,拿來給張之洞做助手,豈非最佳人選?


    伍廷芳願不願意呢?當然願意,如此主動巴結,報效之心昭然啊。


    這件事情就這麽定了下來。


    *


    *


    徐四霖從日本回來了。


    他到埠上海。不暇稍息,換船北上,天津下船,乘車進京。


    徐四霖趕在城門關閉之前進了北京,來不及安頓。先到柳條胡同貝子府報到。


    關卓凡立即接見。


    徐四霖一副風塵仆仆的樣子,一眼看去,就知道是連軸轉的舟車勞頓,關卓凡含笑說道:“子綏,辛苦了!”


    徐四霖請了安,落座之後先灌了一盅茶,喘勻了氣。開始報告日本的情形。


    長州藩的內戰,勝負已分。不出關卓凡所料,“正義派”大獲全勝,“俗論黨”一敗塗地。


    徐四霖歎了一口氣,說道:“曉得‘正義派’能贏,可沒想到這麽快!從高杉晉作功山寺舉兵。到兩派決戰於繪堂,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勝負便已分出了!藩廳的鎮撫軍固然戰意不足,但亦絕非不堪一擊,這‘諸隊’的實力確實可觀!”


    “現在長州藩政。全由‘正義派’把持,長州境內,已全然沒有了‘佐幕’的聲音,是一邊倒的‘倒幕’了!”


    徐四霖又把新上的茶水喝了一大口,然後說道:“‘正義派’大勝,‘諸隊’的主力是‘力士隊’,這支‘力士隊’的‘總督’——就是隊伍的頭領,叫做伊藤俊輔。這個人我以前沒有怎麽聽說過,這次不哼不哈地突然就冒了出來,今後倒要留意。”


    聽到“伊藤俊輔”這個名字,關卓凡臉上的肌肉微微**了一下,心裏說:這個人,我倒是聽說過。


    和中國人一樣,有身份的日本人,除了“名”之外,還有“字”、“號”,“俊輔”是此人的“字”,此人的“名”是:博文。


    伊藤博文。


    伊藤桑,你終於冒出來了。


    原時空的賬,本時空咱們好好算一算。


    徐四霖說道:“有這麽個說法,伊藤俊輔此人,和高杉晉作、桂小五郎不一樣,早早地就不‘攘夷’了。這幾年沒怎麽聽說這個人,是因為他偷偷地跑到了英國,學習軍事去了。這次算是學成歸國,一鳴驚人。”


    徐四霖的情報,並不百分百準確。伊藤博文、山尾庸三、井上勝、井上馨、遠藤謹助,後世所謂“長州五傑”,在英國領事的幫助下,扮成英國水手,輾轉偷渡英倫,入讀倫敦大學。他們的導師叫做亞曆山大.威廉姆遜,是一位化學家。因此,伊藤等學的是近代的科學技術,不是軍事。


    伊藤博文歸國,也不是什麽“學成”,而是為了調停日本和英法美荷四國的矛盾。不過沒有成功,長州還是如期“攘夷”,終於招來四國炮擊下關。


    關卓凡感慨,日本人真是絕對實用主義的“菊與刀”兩麵族群,一邊熱血沸騰的高喊“攘夷”,一邊不肯閉上西望的眼睛。伊藤等人留學英倫,不是個人行為,而是藩政所派,隻是為瞞幕府和天下人耳目,才用了“偷渡”的奇葩法子。


    而英國人為培養“帶路黨”,也算是煞費苦心了。


    徐四霖說道:“‘諸隊’如此強悍,以卑職之見,一個重要緣故,是其錄用升遷,不問身份、門閥,這在日本,是開天辟地的頭一遭。”


    這個見地,非常到位。


    徐四霖繼續說道:“不過,高杉晉作此人,真正通達人情,他用人雖然不講出身,但隊員的袖印,卻有‘武士’和‘匹夫’之別——這個‘匹夫’,是指那些沒有武士功名的商人、農夫,如此,就算是維持了武士的顏麵。因此,不論貴賤賢愚,都願意為他賣命。”


    關卓凡點頭,心想,高杉晉作所為,具體而微,詮釋了什麽才是最易收功的改革:既大力激發新生階層的能量,又在一定程度上維護舊有階層的權益,以便最大限度地減少改革的阻力。


    這個人,不可輕敵。


    徐四霖說道:“高杉晉作現在身兼數職,一個是‘用所役國政方’,負責政務;一個是‘海軍興隆用掛’,負責海軍;一個是‘越荷方頭人座’,負責和日本其他藩國的貿易。可以說是政、軍、財大權集於一身。”


    關卓凡心中微動,長州本來人才鼎盛,但幾位重要人物歿於“禁門之變”,人才已略覺窘迫,現高杉晉作被迫多頭“兼職”,看來,沒有了最核心的桂小五郎,長州的人事還是受到了相當的影響。


    徐四霖皺著眉頭說道:“長州藩和英國人的交往愈來愈深!打敗‘俗論黨’後,高杉晉作曾經想出國考察,但那個英國軍火商古拉伯,卻對高杉說,現在風雲變幻,大局未定,主政者不宜遠行;應該留下來提倡‘開國’,這樣,軍火接濟,源源不斷,對抗幕府,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關卓凡聽得懂古拉伯的潛台詞:長州藩應向英國“一麵倒”。


    徐四霖說道:“這兩年,英國拉攏長州、薩摩等西南諸藩,頗有一點效用,這一點,請貝子爺留意。”


    關卓凡心裏說,我早就留意了。


    上海的船廠、福州的船廠、福州造船學堂、福州海軍學堂,之所以都和英國人進行“全方位”合作;還有,購買“翁貝托國王號”和“杜裏奧號”,等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征伐日本的時候,希望英國不會有所幹涉,至少在幕、長之間,中、日之間,保持一個中立的態度。


    薩摩藩那邊呢?


    *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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