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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團的正使叫做小笠原長行，乃是幕府的“老中”；副使有兩位，一位叫栗本鋤雲，銜頭是“外國奉行”，一位叫小栗忠順，銜頭是“軍艦奉行”。
“老中”是幕府的最高行政長官，輔助征夷大將軍處理一切政務，大致相當於中國的軍機大臣。和軍機大臣一樣，“老中”也不止一位，常設三至四名，地位最高的叫“大老”，猶如中國的軍機領班。不過，“大老”不是常設職位，安政七年，即1860年，“櫻田門之變”中，大老井伊直弼被刺死，之後幕府就沒有再任命“大老”了。
“外國奉行”即相當於“外交部長”，“軍艦奉行”即相當於“海軍部長”。
使團帶來了幕府正式請求中國出兵“助剿”的國書，以及天皇準許幕府向中國提出這個請求的“敕許”；幕府指授使團簽署抵押借款協議的授權書，還有德川家茂寫給關卓凡個人的親筆信。
按照日本的幕藩體製，天皇是不可以直接和外界、當然也包括外國打交道的，什麽話都得幕府和外麵去說，簽了協議，再跑到京都去請天皇“敕許”。
乍一看，這個“幕藩體製”，和近現代國家的君主立憲頗有相似之處：幕府是政府，天皇是國家元首，“虛君”，“敕許”——就是簽個字，不過是履行通過法案的最後程序。
但實際上，兩者根本不是一碼事。
近現代國家的君主立憲，君主和政府是二而為一的，政治體製是一元的，簽署法案是君主的法定義務；但“幕藩體製”是一種純粹的二元政治結構，在法理上，天皇和幕府，京都和江戶，是相互獨立的，簽署法案並不是天皇的法定義務。
事實上，法案沒有天皇的簽署也照樣可以推行；隻是有了天皇的簽署，這個法案理論上才具有完整的效力。
而天皇肯不肯簽署這個法案，即是說天皇聽不聽幕府的話，完全取決於幕府的勢力是否足夠強大。
這個“是否足夠強大”，不是相對於天皇而言，“公家”——即天皇和他周圍的貴族公卿，是沒有自己的武裝的，就是說，“公家”勢力的絕對值，幾百年來都是不變的。
幕府的勢力消長，是相對於“幕藩體製”中的“藩”，即大名們而言的。
江戶時代的早期，幕府對大名占有壓倒性優勢，天皇就很乖，將軍說啥就是說，完全是個橡皮圖章。江戶後期，幕府逐漸走弱，特別是進入十九世紀以來，幕府財政愈來愈困難，“掌控天下”愈來愈力不從心。相反，“雄藩”們，特別是幾個外樣大名，如長州藩、薩摩藩、土佐藩，卻愈來愈強大，此消彼長，天皇開始不聽話了。
究其竟，不過是對於天皇來說，外邊有了強援，可以拿來平衡幕府的勢力；對於“雄藩”來說，可以挾天子而向幕府要求更多的權利。
比如，貝裏“黑船來航”後，永嘉七年，即1854年，日本和美國簽的《日米和親條約》，也即《神奈川條約》，根本就沒經過什麽“天皇敕許”；但到了安政五年，即1858年，要簽《日米修好通商條約》的時候，眾議洶洶，幕府覺得自己一家子吃不住勁兒，就跑去找天皇簽字。
沒想到孝明天皇鬧起了別扭，死活就是不肯簽。最後幕府沒法子，時任“大老”的井伊直弼，在沒有天皇“敕許”的情況下，硬是和美國人簽了約。結果輿論嘩然，政敵借此群起攻之。井伊直弼乃興起“安政大獄”，大肆打壓反對派，也因此種下了日後“櫻田門之變”被刺殺的肇因。
所以，這個“天皇敕許”，不是那麽容易拿到的。特別是第二次長州征伐，和第一次征伐長州頗有不同。第一次征伐長州，是因為長州藩進攻皇宮，地道的“亂臣賊子”，幕府討之，師出有名；這一次頗有人以為師出無名，不能算是“義師”，更何況還要向外國借兵？那不成了“裏通外國”了嗎？
但正因為如此，才更要拿到這個“敕許”。今時不同往日，如果沒有這個東東，長州藩更可高呼：“幕府才是亂臣賊子！”
看幕府的國書，言辭懇切，但謙而不卑。裏邊自稱日本為“小國”，而稱中國為“大國”。關卓凡微微一笑，心說這個言下之意，是中、日隻有大、小之分，沒有上、下之別，日本不是中國的藩屬，兩個國家是平等的。
再看德川家茂的親筆信，自稱“弟”，極美關卓凡之功勳，表示要和貝子同心協力，奠定兩國兄弟邦誼萬世不易之基。
關卓凡想，是大國小國還是上國下國，是哥哥弟弟還是老子兒子，咱們打完了仗再說吧。
接見日本使團之前，關卓凡先聽取了徐四霖的匯報。
徐四霖從日本一路陪著使團過來，海路反複，風波出沒，人是更黑也更精悍了。
“我和使團啟程的時候，德川家茂已經到了大阪，建立了將軍行轅，開始籌備征長事宜。德川慶喜則到了京都，出任‘禁裏禦守衛總督’，負責掌握上方情勢。可以說，現在的幕府，已經從江戶搬到了畿內了。”
京都及附近地區稱為“畿內”，大阪也在這個範圍內。江戶距長州藩較遠，畿內則近得多，而且大阪是海港，從大阪出發，可以水陸並進，直逼長州。
所謂“上方”，指的是天皇之所在，就是京都了。
關卓凡微微一笑：“全力以赴啊。”
徐四霖也笑了笑，說道：“是。不僅如此，在此之前，幕府發布將軍敕令，要各藩‘清理內賊’，很是殺了些人。”
這個“內賊”，指的當然是“尊王攘夷”一派。
說來吊詭，劍指幕府，原時空最終陷幕府於滅頂之災的“尊王攘夷”運動，始作俑者，是德川家自己的人。
日本最早的“尊王攘夷”風潮，興於幕府“禦三家”之一的水戶藩，幕後的推手，就是藩主德川齊昭。
這個德川齊昭，就是德川慶喜的老爸。
前文說過，十三代將軍德川家定的繼任人選上，有擁立德川家茂的“南紀派”，和擁立德川慶喜的“一橋派”，最終“南紀派”勝出，德川家茂繼位為十四代將軍。家茂上台後，“一橋派”頗受打壓，包括領袖德川齊昭、德川慶喜父子本人。
所以，水戶藩玩“尊王攘夷”，根本目的是以此削弱“南紀派”的勢力，是出於德川家內部權力鬥爭的需要，既非對天皇有啥特別感情，也非因為他們特別討厭洋人。
敵人支持的，我們就要反對；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支持。這就是日本“尊王攘夷”的最初由來。
上麵提到的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就是“南紀派”的幹將。《日米修好通商條約》簽署後，率先向他發難的，正是德川齊昭為首的“一橋派”。井伊直弼大興“安政大獄”，主要打擊目標，也正是這一班人。
而“櫻田門之變”中刺殺井伊直弼的，是水戶藩的脫藩浪人。
兄弟鬩牆而外侮生，水戶藩沒想到，“尊王攘夷”這把火燒掉的，是整個德川家，自然也包括水戶藩自己。
不需要等到伏見、鳥羽之戰，現在這把火就要燒向水戶藩了。
“尊王攘夷”這個把戲玩到後來，水戶藩的“尊攘派”過於投入，已經忘了本藩“尊攘”的初衷是什麽了，真心實意地“尊王攘夷”起來。而這個時候，德川慶喜、德川家茂哥倆早已達成和解，德川慶喜已經成了幕府的實際話事人——這種情形下，你們還鬧，可不是拆主子的台嗎？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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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團的正使叫做小笠原長行，乃是幕府的“老中”；副使有兩位，一位叫栗本鋤雲，銜頭是“外國奉行”，一位叫小栗忠順，銜頭是“軍艦奉行”。
“老中”是幕府的最高行政長官，輔助征夷大將軍處理一切政務，大致相當於中國的軍機大臣。和軍機大臣一樣，“老中”也不止一位，常設三至四名，地位最高的叫“大老”，猶如中國的軍機領班。不過，“大老”不是常設職位，安政七年，即1860年，“櫻田門之變”中，大老井伊直弼被刺死，之後幕府就沒有再任命“大老”了。
“外國奉行”即相當於“外交部長”，“軍艦奉行”即相當於“海軍部長”。
使團帶來了幕府正式請求中國出兵“助剿”的國書，以及天皇準許幕府向中國提出這個請求的“敕許”；幕府指授使團簽署抵押借款協議的授權書，還有德川家茂寫給關卓凡個人的親筆信。
按照日本的幕藩體製，天皇是不可以直接和外界、當然也包括外國打交道的，什麽話都得幕府和外麵去說，簽了協議，再跑到京都去請天皇“敕許”。
乍一看，這個“幕藩體製”，和近現代國家的君主立憲頗有相似之處：幕府是政府，天皇是國家元首，“虛君”，“敕許”——就是簽個字，不過是履行通過法案的最後程序。
但實際上，兩者根本不是一碼事。
近現代國家的君主立憲，君主和政府是二而為一的，政治體製是一元的，簽署法案是君主的法定義務；但“幕藩體製”是一種純粹的二元政治結構，在法理上，天皇和幕府，京都和江戶，是相互獨立的，簽署法案並不是天皇的法定義務。
事實上，法案沒有天皇的簽署也照樣可以推行；隻是有了天皇的簽署，這個法案理論上才具有完整的效力。
而天皇肯不肯簽署這個法案，即是說天皇聽不聽幕府的話，完全取決於幕府的勢力是否足夠強大。
這個“是否足夠強大”，不是相對於天皇而言，“公家”——即天皇和他周圍的貴族公卿，是沒有自己的武裝的，就是說，“公家”勢力的絕對值，幾百年來都是不變的。
幕府的勢力消長，是相對於“幕藩體製”中的“藩”，即大名們而言的。
江戶時代的早期，幕府對大名占有壓倒性優勢，天皇就很乖，將軍說啥就是說，完全是個橡皮圖章。江戶後期，幕府逐漸走弱，特別是進入十九世紀以來，幕府財政愈來愈困難，“掌控天下”愈來愈力不從心。相反，“雄藩”們，特別是幾個外樣大名，如長州藩、薩摩藩、土佐藩，卻愈來愈強大，此消彼長，天皇開始不聽話了。
究其竟，不過是對於天皇來說，外邊有了強援，可以拿來平衡幕府的勢力；對於“雄藩”來說，可以挾天子而向幕府要求更多的權利。
比如，貝裏“黑船來航”後，永嘉七年，即1854年，日本和美國簽的《日米和親條約》，也即《神奈川條約》，根本就沒經過什麽“天皇敕許”；但到了安政五年，即1858年，要簽《日米修好通商條約》的時候，眾議洶洶，幕府覺得自己一家子吃不住勁兒，就跑去找天皇簽字。
沒想到孝明天皇鬧起了別扭，死活就是不肯簽。最後幕府沒法子，時任“大老”的井伊直弼，在沒有天皇“敕許”的情況下，硬是和美國人簽了約。結果輿論嘩然，政敵借此群起攻之。井伊直弼乃興起“安政大獄”，大肆打壓反對派，也因此種下了日後“櫻田門之變”被刺殺的肇因。
所以，這個“天皇敕許”，不是那麽容易拿到的。特別是第二次長州征伐，和第一次征伐長州頗有不同。第一次征伐長州，是因為長州藩進攻皇宮，地道的“亂臣賊子”，幕府討之，師出有名；這一次頗有人以為師出無名，不能算是“義師”，更何況還要向外國借兵？那不成了“裏通外國”了嗎？
但正因為如此，才更要拿到這個“敕許”。今時不同往日，如果沒有這個東東，長州藩更可高呼：“幕府才是亂臣賊子！”
看幕府的國書，言辭懇切，但謙而不卑。裏邊自稱日本為“小國”，而稱中國為“大國”。關卓凡微微一笑，心說這個言下之意，是中、日隻有大、小之分，沒有上、下之別，日本不是中國的藩屬，兩個國家是平等的。
再看德川家茂的親筆信，自稱“弟”，極美關卓凡之功勳，表示要和貝子同心協力，奠定兩國兄弟邦誼萬世不易之基。
關卓凡想，是大國小國還是上國下國，是哥哥弟弟還是老子兒子，咱們打完了仗再說吧。
接見日本使團之前，關卓凡先聽取了徐四霖的匯報。
徐四霖從日本一路陪著使團過來，海路反複，風波出沒，人是更黑也更精悍了。
“我和使團啟程的時候，德川家茂已經到了大阪，建立了將軍行轅，開始籌備征長事宜。德川慶喜則到了京都，出任‘禁裏禦守衛總督’，負責掌握上方情勢。可以說，現在的幕府，已經從江戶搬到了畿內了。”
京都及附近地區稱為“畿內”，大阪也在這個範圍內。江戶距長州藩較遠，畿內則近得多，而且大阪是海港，從大阪出發，可以水陸並進，直逼長州。
所謂“上方”，指的是天皇之所在，就是京都了。
關卓凡微微一笑：“全力以赴啊。”
徐四霖也笑了笑，說道：“是。不僅如此，在此之前，幕府發布將軍敕令，要各藩‘清理內賊’，很是殺了些人。”
這個“內賊”，指的當然是“尊王攘夷”一派。
說來吊詭，劍指幕府，原時空最終陷幕府於滅頂之災的“尊王攘夷”運動，始作俑者，是德川家自己的人。
日本最早的“尊王攘夷”風潮，興於幕府“禦三家”之一的水戶藩，幕後的推手，就是藩主德川齊昭。
這個德川齊昭，就是德川慶喜的老爸。
前文說過，十三代將軍德川家定的繼任人選上，有擁立德川家茂的“南紀派”，和擁立德川慶喜的“一橋派”，最終“南紀派”勝出，德川家茂繼位為十四代將軍。家茂上台後，“一橋派”頗受打壓，包括領袖德川齊昭、德川慶喜父子本人。
所以，水戶藩玩“尊王攘夷”，根本目的是以此削弱“南紀派”的勢力，是出於德川家內部權力鬥爭的需要，既非對天皇有啥特別感情，也非因為他們特別討厭洋人。
敵人支持的，我們就要反對；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支持。這就是日本“尊王攘夷”的最初由來。
上麵提到的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就是“南紀派”的幹將。《日米修好通商條約》簽署後，率先向他發難的，正是德川齊昭為首的“一橋派”。井伊直弼大興“安政大獄”，主要打擊目標，也正是這一班人。
而“櫻田門之變”中刺殺井伊直弼的，是水戶藩的脫藩浪人。
兄弟鬩牆而外侮生，水戶藩沒想到，“尊王攘夷”這把火燒掉的，是整個德川家，自然也包括水戶藩自己。
不需要等到伏見、鳥羽之戰，現在這把火就要燒向水戶藩了。
“尊王攘夷”這個把戲玩到後來，水戶藩的“尊攘派”過於投入，已經忘了本藩“尊攘”的初衷是什麽了，真心實意地“尊王攘夷”起來。而這個時候，德川慶喜、德川家茂哥倆早已達成和解，德川慶喜已經成了幕府的實際話事人——這種情形下，你們還鬧，可不是拆主子的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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