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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閎的思想和作為，若窺端倪於他的人生履曆，以下幾點很可以說明問題：
第一，從七歲入讀英國人在澳門開辦的教會學校，一直到二十六歲於耶魯大學畢業，容閎從小到大，接受的教育是完整的“西學”，和“中學”基本不沾邊兒。對“中學”，容閎既沒有什麽深入的理解，也就談不上什麽感情。
第二，容閎是虔誠的基督教徒。
第三，二十四歲那年，在耶魯大學就讀的容閎，加入了美籍。
關卓凡並不懷疑容閎對於祖國的忠誠和感情，不然也不會委以重任，倚為臂膀。但同時，他也承認，容閎這種身份和經曆，使其很難對中國當時的合法政府，抱有真正的尊重。不然，容閎也不會做出這樣的事情——當他有意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時候，先去投靠的，是太平天國，而非朝廷。
當然，容閎的這個特點，對於關卓凡個人來說，在某種意義上，倒並不算是什麽壞事。
可是，若容閎因此而支持“留美幼童”信奉洋教和輕廢“中學”，卻是不能接受的——原時空的朝廷，不論“保守派”還是“洋務派”，包括“留美幼童”最大的支柱李鴻章在內，都不能接受。
關卓凡更加不能接受。
關節點在“留美幼童”的年齡上——這是一把地道的雙刃劍。
自小就接受西方近現代科學、文化的教育，小學、中學、大學“一條龍”讀下來，較之成人後再“放洋”之半路出家，所學自然更加紮實、透徹。思路也更加靈活、開通，更少牽絆，用之於“新政”、“洋務”——中國的近現代化建設，自然更加之得心應手。
在當時中國民智未開、保守勢力強大的背景下，曾國藩、李鴻章、容閎等人。對“留美幼童”的苦心設計，是有著非常特殊的意義的。
可是，事情還有另外一麵：“留美幼童”年紀太小，心智尚遠未成熟，極易受外界的影響，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如何保證他們的族群、國家認同不動搖、不轉移？如何保證成人肄業之後，回到中國的，不是一群“黃皮白心”？
必須承認，對於十來歲的小孩子來說，彼時美國的教育和生活。吸引力十倍於自己的祖國。更加有趣的學問，更加人性的教學，更加平等的人際關係，更加自由奔放的空氣，沒有一個正常的孩子，能夠抵禦住這些無所不在的**。
你不能把他們裝到套子裏——事實上也不可能辦得到，因為你是在人家的學校裏上學、讀書。何況，“增長見聞”——觀察、了解、認識留學目的地。從更先進的社會製度中汲取養分，本來就是設計“留美幼童”的初衷之一。
為此，剛開始的時候。留美幼童不是集中住宿的，而是分散到美國當地幾十戶不同的人家中。
這種做法，就算套以二十一世紀的標準，也是頂“時尚”、頂“先進”的。要知道“留美幼童”可是十九世紀中後期的事兒呀。
既然不能把小孩子裝到套子裏，管理者能做的，就是守住底線了：
一。不入洋教。
二，“西學”、“中學”並重。在美國學校教育之外。從國內派出教員，常駐美國。對小留學生進行相當力度的“中學”教育，以此保證“留美幼童”不忘根本。
朝廷定規：“出洋後，肄習西學仍兼講中學，課以孝經、小學、五經及國朝律例等書，隨資高下，循序漸進；每遇房、虛、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員傳集各童，宣講《聖諭廣訓》，示以尊君親上之義，庶不至囿於異學。”
作為從二十一世紀穿越過來的人，關卓凡本人，對這些“中學”課程，並不感冒。可是，他承認，在當時的環境下，除此之外，並沒有更好的方案，可以保證小留學生們心係祖國，不改族群和國家的認同。
當然，在本時空，事兒落到他的手上了，具體課程設置，自然要略作調整，譬如，那個《聖諭廣訓》，大約會拿下來，換上別的。
可是，大方向不會改變，即以“中學”教育，保證小留學生不變“顏色”。
遺憾的是，容閎就是要挑戰這兩條底線。
“駐洋肄業局”定規：“幼童以三個月一次來局學華文，每次十二人，十四日為滿，逾期則此十二人複歸，再換十二人來。以此輪流，周而複始。”
這個規定，初初的時候，是得到了較為嚴格的執行的，效果也不錯。但是，愈往後，愈是滯礙難行。
個中原因，一是因為留美幼童浸潤“西學”日久，對“中學”興趣日減，甚至到了“厭棄儒學”的程度；二，也是更重要的，作為“駐洋肄業局”主要管理者之一的容閎，不但不堅持既有原則和規定，反而順風縱火，支持學生抵製“中學”。
對此，李鴻章深感憂慮，致信當時的駐美公使陳蘭彬說：“學徒拋荒中學確屬實情，由於蓴甫意見偏執，不欲生徒多習中學，即夏令學館放假後正可溫習，蓴甫獨不謂然。”
蓴甫，容閎的字。
就是說，不但三個月一次的“輪訓”，容閎不支持，甚至學生放暑假了，利用假期補習中文，容閎也從中阻撓。
輕廢“中學”之外，學生紛紛信奉洋教，參加禮拜，而容閎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更是以“信仰自由”為天經地義——朝廷有什麽幹涉的權力？
“留美幼童”本人們，不論“中學”、“西學”孰輕孰重，還是允不允許“宗教信仰自由”，不消說，一邊倒地站在容閎一邊。
至於美國人，自然明裏暗裏，支持容閎——在中國第一批官派留學生中，多發展幾個親美派，甚至“帶路黨”，有什麽不好？
在這兩個問題上，“駐洋肄業局”內部，彼此針對，勢同水火，衍生出來的其餘問題，譬如什麽小留學生變服飾、和美國女孩談戀愛，與這兩個問題相比，都算小case了。
朝廷終於不能不出手幹涉了：將容閎調任駐美副公使，不再兼管“駐洋肄業局”。
做駐美公使，自然是大大升官，但容閎並不領情，他說：
“若專就予一身而言，以區區留學生監督，一躍而為全權公使，是政府以國士遇我，受知遇而不感激，非人情。但以教育計劃言，是予視為最大事業，亦報國之唯一政策。今發軔伊始，植基未固，一旦舍之他去，則繼予後者，誰複能如予之熱心，為學生謀幸福耶？況予與諸學生相處既久，感情之親，不啻家人父子，予去，則此諸生且如孤兒失怙，是惡可者？……請政府收回成命，裨得仍為學生監督，以期始終其事。”
就是說，容閎視自己為“留美幼童”的唯一保護者，中國留美學生的“教育計劃”，是容蓴甫的禁臠，不容他人染指。
朝廷隻好退了一步，在調任容閎至華盛頓出任駐美副公使的同時，“駐洋肄業局”方麵，給予了他一個含糊的“相幫”的權力。
這是一個糟糕的決定。容閎利用這個名義，專門從華盛頓跑到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駐洋肄業局”所在地，繼續指手畫腳，一如其舊。可是，因為他畢竟已經不是“駐洋肄業局”的“總辦”、“幫辦”了，“駐洋肄業局”現管理層極為不滿，積蓄已久的矛盾，終於徹底爆發，不可收拾了。
此時，整個“留美幼童”計劃，已到了無法正常推進的地步，而朝廷明白，即便和容閎破臉，徹底免去他在“駐洋肄業局”內的任何職務和名義權力，也沒有用——容閎對“留美幼童”們的影響以及在整個留學計劃中的作用，是無可移替的。事實上，和美國政府、學校、當地各有力人士打交道，全部都是容閎的首尾。
如果容閎不願意放手，你拿他一點法子也沒有——他是美籍。
到了這個地步，除了自廢武功，已經沒有更好的路子可走了。
“留美幼童”雖半路夭折，但關卓凡認為，這個計劃的初衷極好，縱有難度，經過適度調整，還是很值得在本時空再次實施的。
曆史的教訓必須記取，換了我，該怎麽做呢？
*(未完待續)
ps：大約會有書友抱怨本章“水”——獅子承認，確實是枯燥了一點兒，抱歉。下一章開始，就會比較有趣啦。
*r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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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閎的思想和作為，若窺端倪於他的人生履曆，以下幾點很可以說明問題：
第一，從七歲入讀英國人在澳門開辦的教會學校，一直到二十六歲於耶魯大學畢業，容閎從小到大，接受的教育是完整的“西學”，和“中學”基本不沾邊兒。對“中學”，容閎既沒有什麽深入的理解，也就談不上什麽感情。
第二，容閎是虔誠的基督教徒。
第三，二十四歲那年，在耶魯大學就讀的容閎，加入了美籍。
關卓凡並不懷疑容閎對於祖國的忠誠和感情，不然也不會委以重任，倚為臂膀。但同時，他也承認，容閎這種身份和經曆，使其很難對中國當時的合法政府，抱有真正的尊重。不然，容閎也不會做出這樣的事情——當他有意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時候，先去投靠的，是太平天國，而非朝廷。
當然，容閎的這個特點，對於關卓凡個人來說，在某種意義上，倒並不算是什麽壞事。
可是，若容閎因此而支持“留美幼童”信奉洋教和輕廢“中學”，卻是不能接受的——原時空的朝廷，不論“保守派”還是“洋務派”，包括“留美幼童”最大的支柱李鴻章在內，都不能接受。
關卓凡更加不能接受。
關節點在“留美幼童”的年齡上——這是一把地道的雙刃劍。
自小就接受西方近現代科學、文化的教育，小學、中學、大學“一條龍”讀下來，較之成人後再“放洋”之半路出家，所學自然更加紮實、透徹。思路也更加靈活、開通，更少牽絆，用之於“新政”、“洋務”——中國的近現代化建設，自然更加之得心應手。
在當時中國民智未開、保守勢力強大的背景下，曾國藩、李鴻章、容閎等人。對“留美幼童”的苦心設計，是有著非常特殊的意義的。
可是，事情還有另外一麵：“留美幼童”年紀太小，心智尚遠未成熟，極易受外界的影響，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如何保證他們的族群、國家認同不動搖、不轉移？如何保證成人肄業之後，回到中國的，不是一群“黃皮白心”？
必須承認，對於十來歲的小孩子來說，彼時美國的教育和生活。吸引力十倍於自己的祖國。更加有趣的學問，更加人性的教學，更加平等的人際關係，更加自由奔放的空氣，沒有一個正常的孩子，能夠抵禦住這些無所不在的**。
你不能把他們裝到套子裏——事實上也不可能辦得到，因為你是在人家的學校裏上學、讀書。何況，“增長見聞”——觀察、了解、認識留學目的地。從更先進的社會製度中汲取養分，本來就是設計“留美幼童”的初衷之一。
為此，剛開始的時候。留美幼童不是集中住宿的，而是分散到美國當地幾十戶不同的人家中。
這種做法，就算套以二十一世紀的標準，也是頂“時尚”、頂“先進”的。要知道“留美幼童”可是十九世紀中後期的事兒呀。
既然不能把小孩子裝到套子裏，管理者能做的，就是守住底線了：
一。不入洋教。
二，“西學”、“中學”並重。在美國學校教育之外。從國內派出教員，常駐美國。對小留學生進行相當力度的“中學”教育，以此保證“留美幼童”不忘根本。
朝廷定規：“出洋後，肄習西學仍兼講中學，課以孝經、小學、五經及國朝律例等書，隨資高下，循序漸進；每遇房、虛、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員傳集各童，宣講《聖諭廣訓》，示以尊君親上之義，庶不至囿於異學。”
作為從二十一世紀穿越過來的人，關卓凡本人，對這些“中學”課程，並不感冒。可是，他承認，在當時的環境下，除此之外，並沒有更好的方案，可以保證小留學生們心係祖國，不改族群和國家的認同。
當然，在本時空，事兒落到他的手上了，具體課程設置，自然要略作調整，譬如，那個《聖諭廣訓》，大約會拿下來，換上別的。
可是，大方向不會改變，即以“中學”教育，保證小留學生不變“顏色”。
遺憾的是，容閎就是要挑戰這兩條底線。
“駐洋肄業局”定規：“幼童以三個月一次來局學華文，每次十二人，十四日為滿，逾期則此十二人複歸，再換十二人來。以此輪流，周而複始。”
這個規定，初初的時候，是得到了較為嚴格的執行的，效果也不錯。但是，愈往後，愈是滯礙難行。
個中原因，一是因為留美幼童浸潤“西學”日久，對“中學”興趣日減，甚至到了“厭棄儒學”的程度；二，也是更重要的，作為“駐洋肄業局”主要管理者之一的容閎，不但不堅持既有原則和規定，反而順風縱火，支持學生抵製“中學”。
對此，李鴻章深感憂慮，致信當時的駐美公使陳蘭彬說：“學徒拋荒中學確屬實情，由於蓴甫意見偏執，不欲生徒多習中學，即夏令學館放假後正可溫習，蓴甫獨不謂然。”
蓴甫，容閎的字。
就是說，不但三個月一次的“輪訓”，容閎不支持，甚至學生放暑假了，利用假期補習中文，容閎也從中阻撓。
輕廢“中學”之外，學生紛紛信奉洋教，參加禮拜，而容閎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更是以“信仰自由”為天經地義——朝廷有什麽幹涉的權力？
“留美幼童”本人們，不論“中學”、“西學”孰輕孰重，還是允不允許“宗教信仰自由”，不消說，一邊倒地站在容閎一邊。
至於美國人，自然明裏暗裏，支持容閎——在中國第一批官派留學生中，多發展幾個親美派，甚至“帶路黨”，有什麽不好？
在這兩個問題上，“駐洋肄業局”內部，彼此針對，勢同水火，衍生出來的其餘問題，譬如什麽小留學生變服飾、和美國女孩談戀愛，與這兩個問題相比，都算小case了。
朝廷終於不能不出手幹涉了：將容閎調任駐美副公使，不再兼管“駐洋肄業局”。
做駐美公使，自然是大大升官，但容閎並不領情，他說：
“若專就予一身而言，以區區留學生監督，一躍而為全權公使，是政府以國士遇我，受知遇而不感激，非人情。但以教育計劃言，是予視為最大事業，亦報國之唯一政策。今發軔伊始，植基未固，一旦舍之他去，則繼予後者，誰複能如予之熱心，為學生謀幸福耶？況予與諸學生相處既久，感情之親，不啻家人父子，予去，則此諸生且如孤兒失怙，是惡可者？……請政府收回成命，裨得仍為學生監督，以期始終其事。”
就是說，容閎視自己為“留美幼童”的唯一保護者，中國留美學生的“教育計劃”，是容蓴甫的禁臠，不容他人染指。
朝廷隻好退了一步，在調任容閎至華盛頓出任駐美副公使的同時，“駐洋肄業局”方麵，給予了他一個含糊的“相幫”的權力。
這是一個糟糕的決定。容閎利用這個名義，專門從華盛頓跑到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駐洋肄業局”所在地，繼續指手畫腳，一如其舊。可是，因為他畢竟已經不是“駐洋肄業局”的“總辦”、“幫辦”了，“駐洋肄業局”現管理層極為不滿，積蓄已久的矛盾，終於徹底爆發，不可收拾了。
此時，整個“留美幼童”計劃，已到了無法正常推進的地步，而朝廷明白，即便和容閎破臉，徹底免去他在“駐洋肄業局”內的任何職務和名義權力，也沒有用——容閎對“留美幼童”們的影響以及在整個留學計劃中的作用，是無可移替的。事實上，和美國政府、學校、當地各有力人士打交道，全部都是容閎的首尾。
如果容閎不願意放手，你拿他一點法子也沒有——他是美籍。
到了這個地步，除了自廢武功，已經沒有更好的路子可走了。
“留美幼童”雖半路夭折，但關卓凡認為，這個計劃的初衷極好，縱有難度，經過適度調整，還是很值得在本時空再次實施的。
曆史的教訓必須記取，換了我，該怎麽做呢？
*(未完待續)
ps：大約會有書友抱怨本章“水”——獅子承認，確實是枯燥了一點兒，抱歉。下一章開始，就會比較有趣啦。
*r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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