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馬案”最吊詭的，還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案件的查辦。
凶犯張文祥，就擒之後，由始至終，未曾動刑——這是極其不正常的。
擺到台麵上的理由，是此等窮凶極惡之徒，既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犯此十惡不赦之案，自然是早就抱了必死之念，打輕了，毫無用處；打重了，隻怕瘐斃獄中——他是第一號的欽命重犯，如是，上上下下，方方麵麵，可怎麽交代的過去？嘿嘿，老兄也是曉得的，不曉得有多少人巴望著封了他的口呢！
主持審訊的漕運總督張之萬、江寧將軍魁玉，都是這樣一個主張。
會審的署理藩司孫衣言、營務處總辦袁保慶，大不以為然，據理力爭：既然“打輕了，毫無用處”，那麽，不打，就更加沒有用處了！凶犯狡悍，不用大刑，單靠軟磨，怎麽可能吐一字之實？
咳咳，凶犯湣不畏死，就算施以大刑，也未必管用啊……
不然！凶犯抱了必死之念是一定的，可是，梟首，一眨眼的事情；淩遲雖苦，也不過一會兒的功夫，熬一熬就過去了。大刑不同！反複勘磨，凶犯再怎麽狡悍，也不免有崩潰的一天！一副夾棍，三根橫木，看似平平無奇，可是，多少英雄好漢，刑場之上，白刃加頸，意氣自如，三木之下，卻問什麽，說什麽！
咳咳，還是要慎重行事，熬刑不過，胡亂攀咬，如之奈何？
……
張之萬和魁玉，反對動刑，除了擔心自己成為馬新貽第二之外，較之孫衣言、袁保慶，畢竟“站得高、看得遠”——真把幕後主使問了出來，可拿他怎麽辦啊？真到了那個時候，才叫“如之奈何”呢！
就這樣一直扯皮扯到了“中央來人”——刑部尚書鄭敦謹，以及最最重要的那一位：回任兩江的曾滌生。
另外，不曉得算不算巧合：鄭敦謹是湘鄉人——不但是湖南人，還是曾國藩的同鄉。
“刺馬案”一出來，慈禧和恭王，就曉得必須叫曾國藩回任兩江了——除了他，誰也擺不平兩江目下的局麵。
曾國藩的回任兩江，是一個明確的信號：朝廷向湘係屈服了。
從此之後，直至清帝遜位，兩江再也沒有脫離過湘係的掌控。
曾國藩既回任兩江，並主持“刺馬案”的審理，則凶犯的沒有幕後主使，便無懸念了——最後，曾國藩、鄭敦謹聯名出奏，說什麽馬新貽嚴辦海盜，張文祥和海盜素有勾連，有激使然，乃行刺馬新貽泄憤，雲雲。
最重要的一句，“實無主使別情。”
張文祥“比照謀反叛逆，淩遲處死，並摘心致祭”，算是對馬新貽多少有了個交代。
對於這份結案的奏折，孫衣言、袁保慶憤然作色，堅決拒絕署名。
“刺馬案”的另一位主審人鄭敦謹，則做了件有清兩百年來他這個級別的官員從未有人做過的事情：結案的奏折一經拜發，立即告病掛冠，且既不等朝廷允準，也不回京複命，直接就從江寧回了湖南湘鄉老家。
可以想見，鄭敦謹雖然是湖南人，但被迫做違心之語，內疚神明，到了一個什麽樣的程度。
刺馬一案，上上下下，曲意彌縫，證明了一件事情：凶犯的背後主使，一定是朝廷不能、不敢加以重罪的人物——除了其人本身不能入以重罪之外，他所代表的勢力，更是朝廷不能、不敢與之翻臉的。
如此一來，誰是這個幕後主使，便呼之欲出了。
關卓凡以為，嫌疑最大的，有兩個，一個是曾國荃，一個是黃翼升。
湘係中，曾國荃的地位，自然高於黃翼升，不過，曾老九多少還是有一定的“政治覺悟”的，他若真要做這樣的事情，不會不和他老哥商量，而他老哥一定不會同意，如此一來，所謀就多半不能成事。
所以，扒拉來，扒拉去，黃翼升的嫌疑最大。
如果趙景賢赴江寧本任之後，對湘軍的散兵遊勇，如馬新貽之“抓住了，該枷的枷，該杖的杖，該明正典刑的，明正典型”，那麽，就無法排除蹈馬新貽的覆轍的可能性，而且，這個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前頭已經說了，江寧的情形，本時空的洪緒元年，較之原時空的同治八年，並無實質性的不同。
不同的是雙方掌握的武力的對比。
湘軍屢加裁撤，台麵上的武力，較之軒軍，已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了。
但是，絕對的武力不代表絕對的安全。
馬新貽是怎麽死的？他在江寧練了幾營新兵，那一天，例行校閱之後，步行回署——校場就是署西的箭道，同總督署幾乎就是一門之隔。就在馬新貽即將進入署西門之時，張文祥突然閃出，一刀刺進了馬的胸膛。
一邊是校場，一邊是總督署，身旁還有督標中軍副將、傳令官、戈什哈等一眾武裝隨從，關防還能再嚴密些嗎？兀自擋不住有心人的博浪一擊！
張文祥其人，仔細想一想，真正是個叫人毛骨悚然的人物。
身手的迅捷淩厲，尚在其次，關鍵是這份視死如歸，思之令人驚心！
這個“死”，不是“引頸一快”那麽簡單，如果上了刑場，其所被者，是千刀萬剮，是最痛苦的一種死法——這一層，張文祥受命之初，必是明了的了。
而且，這個案子，凶犯一定要有切實的口供，一定要明正典刑，才算了結，才算有以塞天下悠悠之口，所以，張文祥被捕之後，不能自殺，不能瘐斃——張之萬、魁玉的擔憂，根本就是多慮，因為凶犯的幕後主使，根本就不要“殺人滅口”——張文祥必須上刑場，熬那痛苦無比的“魚鱗剮”，這一層，受命之初，他應該也是明了的。
還有，雖然事實上未對張文祥動刑，但可以想見，事前，張文祥本人也好，其幕後主使也好，都有足夠把握，張文祥能夠熬得住大刑的勘磨。
能找到這樣的一個人，成其事，赴其死，其幕後主使的能量，豈不令人心驚？
關卓凡自己，都不禁要掂量掂量：如果要做同樣的一件事，我能不能找得到同樣的一個人？
必須承認一個事實：湘軍雖已裁撤，但至少在江寧一帶，湘係的勢力，依舊深厚無比。
不過，認真說起來，目下的湘係，真正可以呼風喚雨、如心使臂的地盤，也隻剩下江寧這一塊了。
若以長江為界，江蘇大致可以分為江南、江北，或者蘇南、蘇北；以此為基礎，江蘇的局麵，原本是一分為二的：
蘇南的大半——鎮江、常州、蘇州、太倉、鬆江，歸江蘇巡撫管轄，是軒係的勢力範圍；蘇北——徐州、海州、淮安、揚州、通州，以及蘇南的江寧，歸兩江總督直轄，是湘係的勢力範圍。
伊克桑殺李世忠，既揭開了兩淮鹽務整頓的序幕，同時，也從安徽入手，不顯山、不露水的開始了對湘係外緣勢力的剪除；之後，趙景賢帶軒軍入駐揚州，兩淮鹽務整頓，正式大舉展開。
趙景賢在關卓凡的支持下，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兩年下來，除了鹽務整頓本身卓有成效之外，朝廷——或者說軒係，也借鹽務整頓，事實上從湘係手中收回了揚州以北的“失地”。
隨著地盤的不斷縮小，湘係——尤其是曾國藩的嫡係，其實已經對朝廷、軒係以及關卓凡、趙景賢本人，累積了相當多的不滿，隻是因為關卓凡手段高明，軟硬兼施，“曾係”才一直下不定翻臉的決心。
(本章完)
凶犯張文祥，就擒之後，由始至終，未曾動刑——這是極其不正常的。
擺到台麵上的理由，是此等窮凶極惡之徒，既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犯此十惡不赦之案，自然是早就抱了必死之念，打輕了，毫無用處；打重了，隻怕瘐斃獄中——他是第一號的欽命重犯，如是，上上下下，方方麵麵，可怎麽交代的過去？嘿嘿，老兄也是曉得的，不曉得有多少人巴望著封了他的口呢！
主持審訊的漕運總督張之萬、江寧將軍魁玉，都是這樣一個主張。
會審的署理藩司孫衣言、營務處總辦袁保慶，大不以為然，據理力爭：既然“打輕了，毫無用處”，那麽，不打，就更加沒有用處了！凶犯狡悍，不用大刑，單靠軟磨，怎麽可能吐一字之實？
咳咳，凶犯湣不畏死，就算施以大刑，也未必管用啊……
不然！凶犯抱了必死之念是一定的，可是，梟首，一眨眼的事情；淩遲雖苦，也不過一會兒的功夫，熬一熬就過去了。大刑不同！反複勘磨，凶犯再怎麽狡悍，也不免有崩潰的一天！一副夾棍，三根橫木，看似平平無奇，可是，多少英雄好漢，刑場之上，白刃加頸，意氣自如，三木之下，卻問什麽，說什麽！
咳咳，還是要慎重行事，熬刑不過，胡亂攀咬，如之奈何？
……
張之萬和魁玉，反對動刑，除了擔心自己成為馬新貽第二之外，較之孫衣言、袁保慶，畢竟“站得高、看得遠”——真把幕後主使問了出來，可拿他怎麽辦啊？真到了那個時候，才叫“如之奈何”呢！
就這樣一直扯皮扯到了“中央來人”——刑部尚書鄭敦謹，以及最最重要的那一位：回任兩江的曾滌生。
另外，不曉得算不算巧合：鄭敦謹是湘鄉人——不但是湖南人，還是曾國藩的同鄉。
“刺馬案”一出來，慈禧和恭王，就曉得必須叫曾國藩回任兩江了——除了他，誰也擺不平兩江目下的局麵。
曾國藩的回任兩江，是一個明確的信號：朝廷向湘係屈服了。
從此之後，直至清帝遜位，兩江再也沒有脫離過湘係的掌控。
曾國藩既回任兩江，並主持“刺馬案”的審理，則凶犯的沒有幕後主使，便無懸念了——最後，曾國藩、鄭敦謹聯名出奏，說什麽馬新貽嚴辦海盜，張文祥和海盜素有勾連，有激使然，乃行刺馬新貽泄憤，雲雲。
最重要的一句，“實無主使別情。”
張文祥“比照謀反叛逆，淩遲處死，並摘心致祭”，算是對馬新貽多少有了個交代。
對於這份結案的奏折，孫衣言、袁保慶憤然作色，堅決拒絕署名。
“刺馬案”的另一位主審人鄭敦謹，則做了件有清兩百年來他這個級別的官員從未有人做過的事情：結案的奏折一經拜發，立即告病掛冠，且既不等朝廷允準，也不回京複命，直接就從江寧回了湖南湘鄉老家。
可以想見，鄭敦謹雖然是湖南人，但被迫做違心之語，內疚神明，到了一個什麽樣的程度。
刺馬一案，上上下下，曲意彌縫，證明了一件事情：凶犯的背後主使，一定是朝廷不能、不敢加以重罪的人物——除了其人本身不能入以重罪之外，他所代表的勢力，更是朝廷不能、不敢與之翻臉的。
如此一來，誰是這個幕後主使，便呼之欲出了。
關卓凡以為，嫌疑最大的，有兩個，一個是曾國荃，一個是黃翼升。
湘係中，曾國荃的地位，自然高於黃翼升，不過，曾老九多少還是有一定的“政治覺悟”的，他若真要做這樣的事情，不會不和他老哥商量，而他老哥一定不會同意，如此一來，所謀就多半不能成事。
所以，扒拉來，扒拉去，黃翼升的嫌疑最大。
如果趙景賢赴江寧本任之後，對湘軍的散兵遊勇，如馬新貽之“抓住了，該枷的枷，該杖的杖，該明正典刑的，明正典型”，那麽，就無法排除蹈馬新貽的覆轍的可能性，而且，這個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前頭已經說了，江寧的情形，本時空的洪緒元年，較之原時空的同治八年，並無實質性的不同。
不同的是雙方掌握的武力的對比。
湘軍屢加裁撤，台麵上的武力，較之軒軍，已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了。
但是，絕對的武力不代表絕對的安全。
馬新貽是怎麽死的？他在江寧練了幾營新兵，那一天，例行校閱之後，步行回署——校場就是署西的箭道，同總督署幾乎就是一門之隔。就在馬新貽即將進入署西門之時，張文祥突然閃出，一刀刺進了馬的胸膛。
一邊是校場，一邊是總督署，身旁還有督標中軍副將、傳令官、戈什哈等一眾武裝隨從，關防還能再嚴密些嗎？兀自擋不住有心人的博浪一擊！
張文祥其人，仔細想一想，真正是個叫人毛骨悚然的人物。
身手的迅捷淩厲，尚在其次，關鍵是這份視死如歸，思之令人驚心！
這個“死”，不是“引頸一快”那麽簡單，如果上了刑場，其所被者，是千刀萬剮，是最痛苦的一種死法——這一層，張文祥受命之初，必是明了的了。
而且，這個案子，凶犯一定要有切實的口供，一定要明正典刑，才算了結，才算有以塞天下悠悠之口，所以，張文祥被捕之後，不能自殺，不能瘐斃——張之萬、魁玉的擔憂，根本就是多慮，因為凶犯的幕後主使，根本就不要“殺人滅口”——張文祥必須上刑場，熬那痛苦無比的“魚鱗剮”，這一層，受命之初，他應該也是明了的。
還有，雖然事實上未對張文祥動刑，但可以想見，事前，張文祥本人也好，其幕後主使也好，都有足夠把握，張文祥能夠熬得住大刑的勘磨。
能找到這樣的一個人，成其事，赴其死，其幕後主使的能量，豈不令人心驚？
關卓凡自己，都不禁要掂量掂量：如果要做同樣的一件事，我能不能找得到同樣的一個人？
必須承認一個事實：湘軍雖已裁撤，但至少在江寧一帶，湘係的勢力，依舊深厚無比。
不過，認真說起來，目下的湘係，真正可以呼風喚雨、如心使臂的地盤，也隻剩下江寧這一塊了。
若以長江為界，江蘇大致可以分為江南、江北，或者蘇南、蘇北；以此為基礎，江蘇的局麵，原本是一分為二的：
蘇南的大半——鎮江、常州、蘇州、太倉、鬆江，歸江蘇巡撫管轄，是軒係的勢力範圍；蘇北——徐州、海州、淮安、揚州、通州，以及蘇南的江寧，歸兩江總督直轄，是湘係的勢力範圍。
伊克桑殺李世忠，既揭開了兩淮鹽務整頓的序幕，同時，也從安徽入手，不顯山、不露水的開始了對湘係外緣勢力的剪除；之後，趙景賢帶軒軍入駐揚州，兩淮鹽務整頓，正式大舉展開。
趙景賢在關卓凡的支持下，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兩年下來，除了鹽務整頓本身卓有成效之外，朝廷——或者說軒係，也借鹽務整頓，事實上從湘係手中收回了揚州以北的“失地”。
隨著地盤的不斷縮小，湘係——尤其是曾國藩的嫡係，其實已經對朝廷、軒係以及關卓凡、趙景賢本人，累積了相當多的不滿，隻是因為關卓凡手段高明，軟硬兼施，“曾係”才一直下不定翻臉的決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