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略帶神經質的中華朝上層，從地球另一端來的博雷利等歐洲訪客，顯然更懂得享受這一次值得載入史冊的偉大旅行。中華帝國的繁華與中華文明的精湛，不斷地衝擊著這群海上來客。這其間既有對強盛文明的敬意，亦有出於不同文化背景的微詞。事實上，在船隊停靠廣州城的第一天起，隨行的每一個歐洲訪客無一例外地都發覺自己儼然像是到達了另一個星球。
是的，另一個星球。雖然早在歐洲之時博雷利教授等人就已經接觸過了像楊紹清、龔紫軒等等之類的黃皮膚東方人。在語言方麵天分頗高的惠耿斯教授，甚至還在船上學會了一點點帶有濃重廣東口音的漢語。那個時候的黃皮膚東方人，準確的說是漢人，在這些歐洲學者眼中，舉止瀟灑、對人一見如故，並有強烈的民族優越感，甚至還有點兒孤芳自賞的味道。但總體上來說漢人還是給歐洲學者們留下了睿智冷靜、氣質優雅的美好印象。這種印象使歐洲人很快就將東方人分成了兩種，一種是野蠻為開化的韃靼人，一種是高貴文明的漢人。前者是他們噩夢中的黃禍，後者則是馬可波羅筆下令人向往的黃金之國。
然而當博雷利教授等人登上廣州碼頭之時，之前的種種印象卻在一瞬間被震動了。隻見無數的人群就像潮水一般擁向船隊。而在歐洲人眼中，這些東方人不分男女老少都擁有著相似的容貌。如此多青銅色的人頭擁擠在一起所造成的壯觀景象，讓碼頭上的歐洲人大為驚駭。這一刻對黃禍久違了的恐懼又一次漫上了他們的心頭。歐洲人似乎終於明白了一點，讓他們先輩對黃禍的恐懼不僅僅是出於韃靼人的殘暴野蠻，更是源於對這種“青銅色潮水”的恐懼。毫無疑問，世界上隻有在中國才能見到這麽稠密的人群。而對於尚未爆發工業革命的大航海時代來說，如此龐大的人力資源足以讓這個時代的任何一個國家膽戰心驚。
雖然事後龔紫軒也曾對博雷利教授等人坦言，廣州隻是中華帝國少數幾個人口密度頗高的城市，帝國的內陸腹地以及西北邊疆的廣袤地區的人口並不比歐洲內陸稠密多少。可這樣的解釋並沒有減少巨大人口給這群歐洲訪客帶來的衝擊。畢竟在他們看來光是廣州城的人口就絕對抵得上歐洲的一個公國。並且中國的官吏還晚宴上公然宣稱他們的帝國人丁興旺，光是黃冊上記載的就有8000萬人口。而據博雷利所知一直威脅歐洲大陸的奧斯曼帝國的人口也不過僅有5000萬。麵對這些訊息，一些歐洲人甚至開始擔心自己來中國是否能找到工作了。
不過還未等這群歐洲訪客仔細觀察廣州這座國際大都會，船隊便已打算向帝國的另一個重要港口進發了。原來自從那日回鄉祭祖之後，每日前來覲見賢親王殿下的官員士紳可謂是絡繹不絕。最是頭痛這種交際應酬的楊紹清巴不得能張雙翅膀直接飛回南京去，好徹底擺脫地方官府舉行的各類活動。因此在楊紹清等人從新安回來後的第二天，船隊便揚帆起程離開了廣州。而這一次為了躲避沿岸官府衙門的“騷擾”，楊紹清特地命令船隊沿著海岸航行，和陸地始終保持十海裏左右的距離。
不過沿海各省的官員們卻並沒有就此失去與船隊的聯係。事實上，正當船隊以全速駛往上海之時，帝國的驛夫正騎著驛馬從陸路奔馳。下一站的驛夫一聽見前站驛夫到達的馬鈴聲便立即跳上馬，接過郵件。如此往複地將船隊的航行情況及時向南京朝廷以及其他地方省份官府報告。這在中國官員們看來本是理所當然之事。可在隨行的歐洲人眼中卻成了一種奇跡。因為這在連年戰亂通訊閉塞的歐洲大陸是難以想象了一種事情。顯然就這一點上來看中國郵政遠較歐洲郵政來得發達。
對此驕傲的歐洲人也有著一番自己的解釋。他們認為歐洲大陸擁有地中海，所以歐洲人選擇了海洋；而中華帝國在陸上的疆域遼闊，所以中國人選擇了陸地。它們在各自選擇的領域裏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當然這種解釋很大程度上有自我安慰的味道。因為這一路東來隨行的歐洲人可沒少見識中國人龐大的海船和那些令人生畏的戰艦。特別是在東印度群島遇到的南洋艦隊甚至讓自負為海之子的英國人也歎為觀止。不過中華帝國在水路運輸上對歐洲人的真正的打擊並不是來自海洋，而是來自於內陸深處的河運。
由於一路順風，船隊隻花了8天時間便抵達了這次旅行最重要的停靠點吳淞港。航行至此，船上的歐洲人也算是徹底打消了他們先前對工作的顧慮。因為他們發現中華帝國的疆域遠遠超出了他們來之前的想象。這一路北上沿途漫長的海岸線幾乎望不到盡頭。據說這條蜿蜒曲折的海岸線一路向北延伸直到世界最北端終年冰封的極地，形成一條漂亮的半弧形。從地圖上來活像一把蓄勢待發的弓，而架在這把弓上的箭矢就是帝國最大的河流——長江。這個形狀據說給當時的隨行的歐洲畫師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許多年後在帝國殖民司會客廳的一處牆麵上便赫然畫有這樣一副壁畫，蒼穹之下一個英姿颯爽的女戰神張弓搭箭直指遠處波濤洶湧的大海。而此刻船隊正是要從吳淞口進入長江逆流而上直達帝國的心髒南京。由此中華帝國那錯綜複雜又非常廣闊的內河航運網，便清晰地展現在了歐洲人麵前。
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無論是自然的河流，還是人工的運河，無不像血管一般匯入長江這條主動脈之中。沿著寬闊的江麵從海上駛來的遠洋商船將世界各地的原材料和商品運至長江沿岸的每一處重要港口。在那裏貨物會被散發到一艘艘體積嬌小的帆船之上。這些帆船不但隻吃水太淺，更無法抵禦海上台風的襲擊，但它們卻能靈巧地穿梭於那些相對寬闊的長江細如毛發的大小河道之中，將貨物運達內陸深處的目的地。同樣的它們又將內地豐碩的物資和貨品匯集到那些巨大的遠洋商船上。由此帝國分布在東南地區的諸個工商業據點就被有效地串聯在了一起。可以想象貨物的轉口為那些座城市帶來了巨大的活力，並使許多生活用品的變得便宜起來。從理論上來說，這是一個複雜而又龐大的運輸體係。然而歐洲人卻驚訝的發現，在中國人的經營之下整個係統運轉得極其自然通暢。大到數百噸的遠洋船，小到看上去隨時可能被風刮沉的舢板，每一艘船都像工蜂一般忙碌而又準確地完成各自的任務。
對此來自號稱海上馬車夫荷蘭的惠耿斯教授也不得不由衷地讚歎中華帝國擁有著世界上最高效的運輸郵政係統。在他看來，荷蘭的效率來自法律的規範和對商業契約的嚴格執行。而中華帝國的效率則是源自於帝國臣民的優秀素質。這些中國人就像忙碌的蜂群一般守紀律，聽指揮。因此中國的城市總給外來訪客以一種大度安定的感覺。相比之下，這個時代歐洲的城市卻是時常都處於騷亂的狀態下。時不時地就能碰上衣衫襤縷的市民拿著棍棒舉著爛番茄在市中心的廣場上暴動。如此狀態下別說是效率了，連城市的正常運作都絕難作到。因此當時幾乎每一座歐洲城市都會有相應的民兵組織隨時準備鎮壓可能發生的動亂。
關於歐洲市鎮的暴動問題，來自意大利半島的博雷利教授感觸就更深了。在過去的百年當中意大利半島城邦中的暴亂和內訌就從未停歇過。而今在中華帝國巡遊一番之後，他認為一個國家風氣的好壞、民眾道德操守的高低取決於這個國家民眾所受到待遇的優劣。也就是說當政府的服務讓民眾覺得滿足之時，民眾自然而然就不會冒著可能觸犯國家暴力機構的風險來破壞其現有的安定生活。反之一味地抱怨民眾的素質地下，而不改善相應的公共措施，則難以讓民眾在低質量的生活條件下做到道德高尚。而在這一點上中華帝國顯然做得很到位，從沿途繁榮安定的景象看來，這裏確實比歐洲更適合居住。而從那些素不相識的中國平民眼中，博雷利等人也看到了一種在歐洲市民眼中絕難瞧見的安逸與滿足。一方肯盡責，一方易滿足。兩相配合之下，才造就眼前這個安靜祥和的國度。反觀歐洲無論是君主、政府還是民眾的表現都差強人意。
有了如此眾多的種種對比之後，就算是最固執的歐洲人，現在也放棄了再在心中與中國人較勁的想法。並在接下來的旅途中老老實實地像個鄉巴佬一樣，到處好奇地東張西望起來。不過鄉巴佬有時也會發一些不大不小的感慨。正如對於一個來自從房屋建築都是哥特式和巴羅克式的城市來的人來說，中國城市的似乎少了點美感。因此在歐洲人眼中那些成千上萬矮小呈弓形排在一條直線上呈直角交叉的房屋讓人聯想起一排排的營房。
當然相關的這些評論，隻能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至少在胡克等人的眼中，長江兩岸富饒的田野、矗立在山丘頂上的寶塔、時而在堤壩上穿行而的過了人力車，以及那些河道深處用樁基架在水麵上水上人家，諸如此類的異域風光都極富詩情畫意。讓早年學過繪畫的他忍不住拿起畫筆將這一路的所見所聞都描繪在了畫紙之上。這一日晚餐過後，乘著天色尚亮，胡克又坐在船頭開始描摹起岸邊的市井風光來。引得一旁正在甲板上散步的楊紹清不由上前駐足讚歎道：“胡克先生畫得可真逼真啊！”
“啊，殿下您好。”發現站在自己身後的是親王殿下，胡克趕忙起身行禮道。在這個時代無論在哪兒一個國家，皇族在普通人的心目中都是高高在上的等級。這一點就算是在砍了國王腦袋的英國也是一樣。
眼見打擾了眼前這個年輕人的創作，楊紹清便覺得愧疚起來。卻見他飽含歉意地開口道：“對不起，我一時激動打擾你作畫了。胡克先生你還是坐在那兒繼續畫吧。我就不打擾你創作了。”
“殿下這沒什麽的。我隻是在畫速寫習作罷了。座在這兒邊畫邊與人聊天感覺也不錯呀。要說創作的話。貔貅號上的倫勃朗先生才是真正的大畫家呢。”胡克爽朗的一笑道。
“哦？倫勃朗先生也在畫這運河風光？”楊紹清好奇的問道。其實早在他出發去歐洲之前，倫勃朗大名對楊紹清來說就已經是如雷貫耳了。孫露曾不止一次在他麵前提起過這位帶有傳奇色彩的荷蘭畫家，以及他那副在後世價值連城的《夜巡》。為此，楊紹清還真是煞費了一番苦心呢。
原來《夜巡》並不是畫的本名。這畫本是1642年，由荷蘭班寧柯克連長和他手下民兵共16個人每人出了100盾請倫勃朗畫一幅集體像。誰知倫勃朗沒有像當時流行的那樣把16個人都擺放在宴會桌前，畫出一幅呆板的畫像，而是自己設計了一個場景，仿佛16個人接到了出巡的命令，各自不同的在做著準備。這幅畫采用強烈的明暗對比畫法，用光線塑造形體，畫麵層次豐富，富有戲劇性。從任何地方來看，都是一幅絕對的傑作。但是大老粗的民兵們可不幹，大家都是出了100盾，為什麽人家在畫中那麽明顯，而自己卻要隱身在後麵呢。民兵們要求重新畫一幅肖像。可是出於一個畫家的藝術感出於堅持自己的藝術主張和創作方法，倫勃朗堅持不重新畫一幅。結果民兵一紙訴狀告上了法庭，倫勃朗最終敗訴破產，妻子也在那一年驟然逝世。雙重打擊下倫勃朗離開了阿姆斯特丹隱居鄉野。直到有一天一群來自東方的神秘來客扣響了他家的大門。他們不僅為他償還了所有欠債，還出資將那副還未被兵營的煤灰熏成黑夜的“夜巡”給贖了回來。對此倫勃朗當然是感激不盡。因此用不著楊紹清多廢唇舌，這位荷蘭畫派的靈魂級人物便收拾鋪蓋上了船。
見楊紹清一副興致勃勃的模樣，胡克當即也來了精神。卻見他把頭一揚，滿臉仰慕的說道：“是啊，倫勃朗先生正在籌劃創作一套描繪長江沿岸風景的油畫。為此他還特地讓船上的中國水手帶他去參觀岸上的市集呢。倫勃朗先生真是個奇怪的畫家。別的畫家都在討論如何為女皇畫肖像。他卻喜歡畫那些市井平民。殿下你說女皇陛下會喜歡他的畫嗎？”
麵對胡克的追問，楊紹清略微想了一下後，欣然回答道：“胡克先生，你知道嗎，在中國有一副國寶叫《清明上河圖》，它真實地描繪了數百年前大宋王朝的國都的壯觀景象。如果有人能將我中華朝此刻盛景也如此保留下來的話，女皇一定很高興能收到這樣一份禮物。”
是的，另一個星球。雖然早在歐洲之時博雷利教授等人就已經接觸過了像楊紹清、龔紫軒等等之類的黃皮膚東方人。在語言方麵天分頗高的惠耿斯教授，甚至還在船上學會了一點點帶有濃重廣東口音的漢語。那個時候的黃皮膚東方人，準確的說是漢人，在這些歐洲學者眼中，舉止瀟灑、對人一見如故，並有強烈的民族優越感，甚至還有點兒孤芳自賞的味道。但總體上來說漢人還是給歐洲學者們留下了睿智冷靜、氣質優雅的美好印象。這種印象使歐洲人很快就將東方人分成了兩種，一種是野蠻為開化的韃靼人，一種是高貴文明的漢人。前者是他們噩夢中的黃禍，後者則是馬可波羅筆下令人向往的黃金之國。
然而當博雷利教授等人登上廣州碼頭之時，之前的種種印象卻在一瞬間被震動了。隻見無數的人群就像潮水一般擁向船隊。而在歐洲人眼中，這些東方人不分男女老少都擁有著相似的容貌。如此多青銅色的人頭擁擠在一起所造成的壯觀景象，讓碼頭上的歐洲人大為驚駭。這一刻對黃禍久違了的恐懼又一次漫上了他們的心頭。歐洲人似乎終於明白了一點，讓他們先輩對黃禍的恐懼不僅僅是出於韃靼人的殘暴野蠻，更是源於對這種“青銅色潮水”的恐懼。毫無疑問，世界上隻有在中國才能見到這麽稠密的人群。而對於尚未爆發工業革命的大航海時代來說，如此龐大的人力資源足以讓這個時代的任何一個國家膽戰心驚。
雖然事後龔紫軒也曾對博雷利教授等人坦言，廣州隻是中華帝國少數幾個人口密度頗高的城市，帝國的內陸腹地以及西北邊疆的廣袤地區的人口並不比歐洲內陸稠密多少。可這樣的解釋並沒有減少巨大人口給這群歐洲訪客帶來的衝擊。畢竟在他們看來光是廣州城的人口就絕對抵得上歐洲的一個公國。並且中國的官吏還晚宴上公然宣稱他們的帝國人丁興旺，光是黃冊上記載的就有8000萬人口。而據博雷利所知一直威脅歐洲大陸的奧斯曼帝國的人口也不過僅有5000萬。麵對這些訊息，一些歐洲人甚至開始擔心自己來中國是否能找到工作了。
不過還未等這群歐洲訪客仔細觀察廣州這座國際大都會，船隊便已打算向帝國的另一個重要港口進發了。原來自從那日回鄉祭祖之後，每日前來覲見賢親王殿下的官員士紳可謂是絡繹不絕。最是頭痛這種交際應酬的楊紹清巴不得能張雙翅膀直接飛回南京去，好徹底擺脫地方官府舉行的各類活動。因此在楊紹清等人從新安回來後的第二天，船隊便揚帆起程離開了廣州。而這一次為了躲避沿岸官府衙門的“騷擾”，楊紹清特地命令船隊沿著海岸航行，和陸地始終保持十海裏左右的距離。
不過沿海各省的官員們卻並沒有就此失去與船隊的聯係。事實上，正當船隊以全速駛往上海之時，帝國的驛夫正騎著驛馬從陸路奔馳。下一站的驛夫一聽見前站驛夫到達的馬鈴聲便立即跳上馬，接過郵件。如此往複地將船隊的航行情況及時向南京朝廷以及其他地方省份官府報告。這在中國官員們看來本是理所當然之事。可在隨行的歐洲人眼中卻成了一種奇跡。因為這在連年戰亂通訊閉塞的歐洲大陸是難以想象了一種事情。顯然就這一點上來看中國郵政遠較歐洲郵政來得發達。
對此驕傲的歐洲人也有著一番自己的解釋。他們認為歐洲大陸擁有地中海，所以歐洲人選擇了海洋；而中華帝國在陸上的疆域遼闊，所以中國人選擇了陸地。它們在各自選擇的領域裏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當然這種解釋很大程度上有自我安慰的味道。因為這一路東來隨行的歐洲人可沒少見識中國人龐大的海船和那些令人生畏的戰艦。特別是在東印度群島遇到的南洋艦隊甚至讓自負為海之子的英國人也歎為觀止。不過中華帝國在水路運輸上對歐洲人的真正的打擊並不是來自海洋，而是來自於內陸深處的河運。
由於一路順風，船隊隻花了8天時間便抵達了這次旅行最重要的停靠點吳淞港。航行至此，船上的歐洲人也算是徹底打消了他們先前對工作的顧慮。因為他們發現中華帝國的疆域遠遠超出了他們來之前的想象。這一路北上沿途漫長的海岸線幾乎望不到盡頭。據說這條蜿蜒曲折的海岸線一路向北延伸直到世界最北端終年冰封的極地，形成一條漂亮的半弧形。從地圖上來活像一把蓄勢待發的弓，而架在這把弓上的箭矢就是帝國最大的河流——長江。這個形狀據說給當時的隨行的歐洲畫師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許多年後在帝國殖民司會客廳的一處牆麵上便赫然畫有這樣一副壁畫，蒼穹之下一個英姿颯爽的女戰神張弓搭箭直指遠處波濤洶湧的大海。而此刻船隊正是要從吳淞口進入長江逆流而上直達帝國的心髒南京。由此中華帝國那錯綜複雜又非常廣闊的內河航運網，便清晰地展現在了歐洲人麵前。
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無論是自然的河流，還是人工的運河，無不像血管一般匯入長江這條主動脈之中。沿著寬闊的江麵從海上駛來的遠洋商船將世界各地的原材料和商品運至長江沿岸的每一處重要港口。在那裏貨物會被散發到一艘艘體積嬌小的帆船之上。這些帆船不但隻吃水太淺，更無法抵禦海上台風的襲擊，但它們卻能靈巧地穿梭於那些相對寬闊的長江細如毛發的大小河道之中，將貨物運達內陸深處的目的地。同樣的它們又將內地豐碩的物資和貨品匯集到那些巨大的遠洋商船上。由此帝國分布在東南地區的諸個工商業據點就被有效地串聯在了一起。可以想象貨物的轉口為那些座城市帶來了巨大的活力，並使許多生活用品的變得便宜起來。從理論上來說，這是一個複雜而又龐大的運輸體係。然而歐洲人卻驚訝的發現，在中國人的經營之下整個係統運轉得極其自然通暢。大到數百噸的遠洋船，小到看上去隨時可能被風刮沉的舢板，每一艘船都像工蜂一般忙碌而又準確地完成各自的任務。
對此來自號稱海上馬車夫荷蘭的惠耿斯教授也不得不由衷地讚歎中華帝國擁有著世界上最高效的運輸郵政係統。在他看來，荷蘭的效率來自法律的規範和對商業契約的嚴格執行。而中華帝國的效率則是源自於帝國臣民的優秀素質。這些中國人就像忙碌的蜂群一般守紀律，聽指揮。因此中國的城市總給外來訪客以一種大度安定的感覺。相比之下，這個時代歐洲的城市卻是時常都處於騷亂的狀態下。時不時地就能碰上衣衫襤縷的市民拿著棍棒舉著爛番茄在市中心的廣場上暴動。如此狀態下別說是效率了，連城市的正常運作都絕難作到。因此當時幾乎每一座歐洲城市都會有相應的民兵組織隨時準備鎮壓可能發生的動亂。
關於歐洲市鎮的暴動問題，來自意大利半島的博雷利教授感觸就更深了。在過去的百年當中意大利半島城邦中的暴亂和內訌就從未停歇過。而今在中華帝國巡遊一番之後，他認為一個國家風氣的好壞、民眾道德操守的高低取決於這個國家民眾所受到待遇的優劣。也就是說當政府的服務讓民眾覺得滿足之時，民眾自然而然就不會冒著可能觸犯國家暴力機構的風險來破壞其現有的安定生活。反之一味地抱怨民眾的素質地下，而不改善相應的公共措施，則難以讓民眾在低質量的生活條件下做到道德高尚。而在這一點上中華帝國顯然做得很到位，從沿途繁榮安定的景象看來，這裏確實比歐洲更適合居住。而從那些素不相識的中國平民眼中，博雷利等人也看到了一種在歐洲市民眼中絕難瞧見的安逸與滿足。一方肯盡責，一方易滿足。兩相配合之下，才造就眼前這個安靜祥和的國度。反觀歐洲無論是君主、政府還是民眾的表現都差強人意。
有了如此眾多的種種對比之後，就算是最固執的歐洲人，現在也放棄了再在心中與中國人較勁的想法。並在接下來的旅途中老老實實地像個鄉巴佬一樣，到處好奇地東張西望起來。不過鄉巴佬有時也會發一些不大不小的感慨。正如對於一個來自從房屋建築都是哥特式和巴羅克式的城市來的人來說，中國城市的似乎少了點美感。因此在歐洲人眼中那些成千上萬矮小呈弓形排在一條直線上呈直角交叉的房屋讓人聯想起一排排的營房。
當然相關的這些評論，隻能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至少在胡克等人的眼中，長江兩岸富饒的田野、矗立在山丘頂上的寶塔、時而在堤壩上穿行而的過了人力車，以及那些河道深處用樁基架在水麵上水上人家，諸如此類的異域風光都極富詩情畫意。讓早年學過繪畫的他忍不住拿起畫筆將這一路的所見所聞都描繪在了畫紙之上。這一日晚餐過後，乘著天色尚亮，胡克又坐在船頭開始描摹起岸邊的市井風光來。引得一旁正在甲板上散步的楊紹清不由上前駐足讚歎道：“胡克先生畫得可真逼真啊！”
“啊，殿下您好。”發現站在自己身後的是親王殿下，胡克趕忙起身行禮道。在這個時代無論在哪兒一個國家，皇族在普通人的心目中都是高高在上的等級。這一點就算是在砍了國王腦袋的英國也是一樣。
眼見打擾了眼前這個年輕人的創作，楊紹清便覺得愧疚起來。卻見他飽含歉意地開口道：“對不起，我一時激動打擾你作畫了。胡克先生你還是坐在那兒繼續畫吧。我就不打擾你創作了。”
“殿下這沒什麽的。我隻是在畫速寫習作罷了。座在這兒邊畫邊與人聊天感覺也不錯呀。要說創作的話。貔貅號上的倫勃朗先生才是真正的大畫家呢。”胡克爽朗的一笑道。
“哦？倫勃朗先生也在畫這運河風光？”楊紹清好奇的問道。其實早在他出發去歐洲之前，倫勃朗大名對楊紹清來說就已經是如雷貫耳了。孫露曾不止一次在他麵前提起過這位帶有傳奇色彩的荷蘭畫家，以及他那副在後世價值連城的《夜巡》。為此，楊紹清還真是煞費了一番苦心呢。
原來《夜巡》並不是畫的本名。這畫本是1642年，由荷蘭班寧柯克連長和他手下民兵共16個人每人出了100盾請倫勃朗畫一幅集體像。誰知倫勃朗沒有像當時流行的那樣把16個人都擺放在宴會桌前，畫出一幅呆板的畫像，而是自己設計了一個場景，仿佛16個人接到了出巡的命令，各自不同的在做著準備。這幅畫采用強烈的明暗對比畫法，用光線塑造形體，畫麵層次豐富，富有戲劇性。從任何地方來看，都是一幅絕對的傑作。但是大老粗的民兵們可不幹，大家都是出了100盾，為什麽人家在畫中那麽明顯，而自己卻要隱身在後麵呢。民兵們要求重新畫一幅肖像。可是出於一個畫家的藝術感出於堅持自己的藝術主張和創作方法，倫勃朗堅持不重新畫一幅。結果民兵一紙訴狀告上了法庭，倫勃朗最終敗訴破產，妻子也在那一年驟然逝世。雙重打擊下倫勃朗離開了阿姆斯特丹隱居鄉野。直到有一天一群來自東方的神秘來客扣響了他家的大門。他們不僅為他償還了所有欠債，還出資將那副還未被兵營的煤灰熏成黑夜的“夜巡”給贖了回來。對此倫勃朗當然是感激不盡。因此用不著楊紹清多廢唇舌，這位荷蘭畫派的靈魂級人物便收拾鋪蓋上了船。
見楊紹清一副興致勃勃的模樣，胡克當即也來了精神。卻見他把頭一揚，滿臉仰慕的說道：“是啊，倫勃朗先生正在籌劃創作一套描繪長江沿岸風景的油畫。為此他還特地讓船上的中國水手帶他去參觀岸上的市集呢。倫勃朗先生真是個奇怪的畫家。別的畫家都在討論如何為女皇畫肖像。他卻喜歡畫那些市井平民。殿下你說女皇陛下會喜歡他的畫嗎？”
麵對胡克的追問，楊紹清略微想了一下後，欣然回答道：“胡克先生，你知道嗎，在中國有一副國寶叫《清明上河圖》，它真實地描繪了數百年前大宋王朝的國都的壯觀景象。如果有人能將我中華朝此刻盛景也如此保留下來的話，女皇一定很高興能收到這樣一份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