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看熱鬧,隻顧得羨慕嫉妒李大人今後要多麽飛揚跋扈;內行看門道,很多人又聯想起上個月沸沸揚揚的鹽漕府三家聯合彈劾李佑的事情。


    這三家中,如今羅知府先升後抑,實際上成了明升暗降,丁運使被申斥自省,並被禁止插手地方政事,那瓜洲倉監倉主事顧山河又將如何?


    眾人不禁齊齊將目光移向顧主事,隻見他顯然也想到了什麽,臉色已是慘白。


    果不其然,朱放鶴又繼續宣詔道:“瓜洲倉主事擅加損耗,構陷地方,要挾行事,著欽差查問,如實便革職拿進京論罪。”


    眾人皆歎道,這裏誰對誰錯並不重要,加點損耗算什麽大事?但重要的是顧主事太自不量力了,區區一個沒什麽品流的七品倉官也要摻進府城爭鬥,被朝廷為了平息事態犧牲掉也是自找的。


    顧山河猛然側頭去看丁運使,當初他也是受丁運使**才參與進來的,但丁運使如老僧入定,哪還顧得上他。


    丁運使倒也不是涼薄無情之人,不然揚州地處要衝,南來北往路過的官員多如過江之鯽,受過丁運使招待的沒有一個說他不好。


    隻是丁大人在京中自有門路,回頭可以寫幾分信搭救一下顧主事,畢竟顧主事也沒有幹出什麽傷天害理、十惡不赦的重罪。但於此時,又在欽差麵前,沒法公然說出什麽的。


    朱放鶴又對李佑道:“借貴縣縣獄用上一用。”李佑自然無不應允。


    景和八年冬至節的揚州平山堂之會便落下了帷幕。確如與會的大部分人所想,不是什麽盛事,但成了奇事。


    自今日起,在天下前五的大都會揚州城,十分罕見的出現了鹽運司和府衙齊齊靠邊的狀況,格局徹底變了天。


    當然全是因為有了強人的緣故,若無個人色彩極濃的李佑,也形成不了這種非常態的變異局麵。


    不過在曆史的長河裏,本次平山堂之會應該是默默無聞的,要徹底消失在記憶中。站在帝王將相的高度看,揚州城這點權力變革隻是個連最小浪花都稱不上的事件,地方誌都不會記載。


    但令何員外意料不到的是,他所辦的失敗聚會在後世文學史中卻被記了小小一筆。


    本時空數百年後研究起景和年間的詩詞藝術,大概總要提上這麽幾句,傑出的詩人李佑自從到了揚州出任地方官,期間又承擔過泗州抗洪重任,對底層民生有了更深刻的感觸。以景和八年冬至節平山堂之會為分界點,他的詩詞風格由浪漫主義轉向了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並重…


    李佑仍是與金百萬同乘一船回城,在艙中拿著封賞誥書看了又看,真是來之不易呐。前有楊撫台攔截,後有揚州三家偷襲,幾經波折才到了手,還好最後結果不錯。


    又提醒自己,明天要去縣公館欽差駐地,將那金書鐵券和鬥牛服領回來。


    金百萬若有所思,仿佛對女婿又有了新的認識。


    在天子即將南巡的背景下,沿途要地自然得委任於可靠之人。這個可靠不但是人品可靠,而且辦事也得可靠。此時排斥別人把江都縣完整的劃給李佑,意味著李佑深受皇室信賴啊。


    不然李佑為何品級都升到了五品,本職都同署揚州府了,結果還要繼續管七品江都縣和六品守備司?大概隻因為揚州城必然是天子南巡重鎮,所以要將李佑釘在這裏不動。


    丁運使也是時運不濟,偏偏遇到了這個時機,隻要他在朝中宮中的恩寵不如李佑,那麽他在天子南巡結束之前就沒有翻身機會,金百萬想道。


    其實金百萬算是猜對了一小半,另一半原因是太後不願意提拔李佑。國朝風氣是以京官為貴,太後不樂意將李佑調回京師,也不想提拔的過高,幹脆隻升品級,而職務原地不動。


    話說從三品參政、署理府事羅星野被迫割讓出江都縣後,在回城路上暗暗腹誹道,李佑的所作所為和得到的權柄簡直就像是當年的鎮守太監!


    昔年自從宣德朝起,有宮中外派鎮守太監到各地製衡監督文官的傳統,這便是鎮守中官製,不過崇禎朝後除了南京、中都、興都等地外基本沒有了。


    客觀的說,李大人和鎮守中官從表麵看起來確實很像。都是倚仗高層勢力強行楔入地方,都是地方各級官吏完全奈何不得,都是獨攬奉迎天子的權利和義務,就連以苛捐雜稅勒逼富戶、搜刮民財的舉動都很雷同。


    但本質的區別在於,李大人畢竟是文官,政治需求與皇帝家奴太監們不同。為了刷出政績和名聲,又將勒索來的財富轉移給了地方中下層百姓和讀書人,博出一個青天名號。


    可李大人又是一個特殊的文官。他的出身注定了他不可能像進士同僚們一樣四平八穩、按部就班,隻能另辟蹊徑。經過深刻的觀察歸納可以發現,李大人從京師到地方,做官風格極其太監化。


    在京師內閣時,他充當了半個司禮監秉筆太監角色,到了地方,又形同鎮守太監,這都不是無緣無故的。


    卻說消息傳到揚州城,這兩日街頭巷尾酒樓茶肆又熱鬧了一番。流傳最多的論調是:“誰說要廢黜李大人的?當今明君在位,賢臣當道,李大人這樣的青天,朝廷是看在眼裏的!”


    老城區衙前街響起了驚天動地的爆竹聲,在四方士民的祝賀聲中,“江都縣縣署”牌匾被取了下來,換上了新製的“揚州府同知分署”。


    在百姓口中,揚州便有了兩個府尊,羅參政被稱為大太守,專管江都縣的李同知被稱為小太守。隻不過同知分署在百姓口語中仍舊習慣性的被稱作縣衙。


    新署新氣象,雖然李佑不好意思將原縣衙大肆翻修一番,但楹聯匾額什麽的都是可以換一換的。


    李同知大筆一揮,將大堂楹聯換成了“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說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飯,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至於後麵二堂,換成了“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


    “委實妙哉!”師爺們對此讚道。


    說白了楹聯都是給別人看的。大堂是審案和公開視事的地方,楹聯要親民一些;而後衙二堂是私人辦公和會客地方,堪稱往來無白丁,所以楹聯要自詡風雅,彰示品位。所以說做官容易,但想做好不容易,無數微小的細節都要麵麵俱到。


    換了楹聯,李佑將四個師爺召齊了,又把縣丞和主簿叫過來,在後衙花廳內聚集議事。會議的主題是“打造和諧新揚州,迎接聖天子南巡”。


    “欽差說了,如果銀錢無礙,預計明年三月聖上大婚,四月南巡祭祖。”李太守開門見山道:“我揚州乃是沿途重地,所以明年四月之前,一切公務都要圍繞南巡。本官有些想法,要與你們議一議。”


    這幾個人早都熟悉了李大人做派,皆沉默不語,靜聽李大人發言。不是他們不積極,而是因為他們都知道,如果李大人真心求教時,那用語大概是“爾等有何良策”、“爾等如何看待”之類的。


    一旦他表示有些想法要議一議時,那就說明他已經心有定案,要先聽他說完,而後才好補充。


    李佑洋洋灑灑道:“本官以為,當務之急是四件事。首先,修建禦碼頭、禦道、行宮,此乃迎奉天子駐蹕所必須也。


    其二,整治城牆、小秦淮河兩岸和數條大街,展現當今太平盛景,以快天子之意,宣我揚州繁華。


    其三,瘦西湖、蜀崗風景要重新營建修理,以娛天子耳目,宣我揚州名勝;


    其四,修葺文廟、學宮,重立諸先賢祠,以結天子之心,宣我揚州教化。”


    “東主英明!”“府尊英明!”兩種拍馬聲響起。


    李大人便垂詢道:“此四件事,爾等有何見教?”


    郭縣丞搶先道:“城東大碼頭人物雜亂,往來擁擠,故而禦碼頭應當另尋地方。下官覺得修建在城北為佳,一則北為尊位,二則聖上自北而來,三則城北景色好,水道也通順。”


    不等別人說什麽,郭縣丞又繼續道:“至於行宮,可依托城北天寧寺而建,一則鄰近禦碼頭;二則有地利,無論進城還是去瘦西湖,皆兩便也;三則城中人屋稠密,城南有稅關,城東是大碼頭,城西水路不佳,建行宮皆為不易,所以還是放在城北為好。”


    “好主意!”李佑讚道。


    這郭縣丞心思不差,絕對是有備而來的,幾個師爺彼此對視一眼,也紛紛出起主意——


    “瘦西湖至蜀崗,多是富商的地方,可叫他們各自整修園林橋榭,不須官府一分銀子。誰家景致好,便請聖駕去遊覽,也夠他們榮耀一世了。”


    “揚州自古也是文風昌明之地,可仿效蘇州府立賢人祠,將前賢群英匯聚一堂,四時祭祀,彰顯揚州人文。”


    聽到這裏,李佑忽然抬起手,“先賢祠各自分立,不要合在一起。”


    莊師爺等人微楞,不太明白東主是何意思。立祠確實是一件能揚名的好事情,可獲得敬重先賢、重視教化等美譽。


    但修建祠廟可都是要花銀子的,揚州有過那麽多名人,立上一堆祠廟耗費不知要多少,以後管理起來也麻煩,哪有立一個總祠省心省力?


    李大人又道:“當然也不用像蘇州府那般湊出五百賢人,太多了,選出幾個極有名望的前賢即可,無非是個表征而已。”


    幾個師爺都不蠢,立即有就有所猜測。其它事情東主都讓大家暢所欲言,欣然從之,唯有這件事情具體拿了主意,這說明了什麽?這說明了東主心中,這件事的重要性相當高,未必比修建行宮低。


    既然東主有主意,那就照辦罷,到底為何東主如此看重此事先不管了。東主重視的事情,就是當幕僚該重視的事情,幾個師爺便拋開其它,商議起哪些先賢入選的事情。


    “應當有漢之董子,此乃一代大儒。”崔師爺先提出一人。董子者,“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董仲舒也,擔任過江都國國相,大約現在的揚州太守差不多。應該是揚州城曆史上最早的賢人。


    胡師爺撫須道:“城中北柳巷有董子祠,已經被鹽運司衙門占地時圈了進去。”


    李佑聞言便霸氣十足道:“既然如此,便移文到鹽運司,叫那鹽運司仔細翻修董子祠,四時開放。如若不肯,就叫運司將地方讓出來,若再不肯讓,就叫營兵去拆了運司外牆,打通董子祠道路。豈可讓先賢祠廟湮沒於衙署之中而不得聞乎?”


    那可是煊赫的鹽運司…眾人齊齊無語,恍惚片刻,便放下董子祠繼續議論起來,“宋之三賢應該有。”


    這宋之三賢便指的是擔任過揚州太守的韓琦、歐陽修、蘇軾,自從李佑剛上任時拿這三人糅合到一首詩裏諷刺羅知府,在揚州城裏便流行起了三賢的說法。


    胡師爺對揚州掌故最熟悉,“城中原有歐陽文忠公祠,不過年久失修敗壞了。蘇子也在蜀崗上修了穀林堂,現在那裏倒有點祭祀香火,還有蘇子親手所書的殘碑存留。韓魏公則沒聽說過有祭祠之事。”


    “歐陽文忠的祠在原地重建,蘇東坡的祠便建在穀林堂中。隻是不知韓魏公官署所在何地,可尋訪舊址立祠!”


    一直沒發言的江都縣主簿此時開口道:“唐代杜樊川傳下了揚州詩壇道統,也可立祠。”


    杜樊川,杜牧也,用無數詩詞刻畫揚州的大詩人,說起揚州詩詞必然要先說杜牧。


    但李佑卻一口否定道:“杜牧在揚州浪蕩無行,屍位素餐,於民無益,說是先賢有些過了,今次不必管他。”


    聽到東主這話,眾人再次一愣。李大人同為詩壇名家,這樣貶低前朝詩人,有點不合常理啊,同行相忌也不該是這樣的,那杜牧都是快一千年前的人了。


    很快莊師爺突然先醒悟到了!其實是因為杜牧沒當過揚州太守罷?董仲舒當過江都國國相,三賢都當過揚州太守,隻有杜牧在揚州時隻是個書記官。


    東主蓄意借著迎駕機會修一群揚州太守的祠廟,原因就在這裏啊,不得不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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