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梅疾愚 (09/14/1999)
幾年前，“流浪”的三毛銜著夢中的橄欖枝飛向遠方，她所動情描寫的撒哈拉沙漠成為一道永遠的風景。一個女作家死了，或者說一個生產精神產品的“工廠”倒閉了，廣大的消費者（讀者）隻能在她的已往的“產品”中回憶曾經有過的激動和夢想。但這些對三毛來說已經足夠了，一個作家還能做一些什麽呢？一個死去的女作家因為幾篇小說和散文與活著的人們，甚至可以說與曆史發生了關係，這無疑是一種最大的慰藉，她還會有更大的奢求嗎？她還希望這個世界給她些什麽呢？
這個問題已經不可能有答案了，乘鶴西去的三毛已無暇回頭一望，更無言說的可能。但倘若她能夠知道“身後事”；能看到她用來自縊而死的帶子變成了出版商手裏金燦燦的票子，她以往的私生活成為大小報紙搶手的“小道”消息，不知會作何感想。她也許會麻木地一笑了之，那笑容裏有些淒然和無可奈何，因為她已經習慣了出版商的欺詐和虛偽；她也許會鄙夷地漠視芸芸眾生，為他們的無知感到可憐而又好笑。總之，她不會去爭辯，這種正常人的基本能力在她生前便已經喪失了，否則她不會以那樣一種方式輕易地結束自己的生命。我可以武斷地說，三毛生前是寂寞的，盡管她在世界上擁有千千萬萬的讀者。就像她死後仍然被傳媒“爆炒”一樣，功利的人們圍著她會使她更為寂寞。當我看到今天還有人以“商業文化”的方式對待三毛時，我總能感到三毛那略帶憂怨的目光在逼視著我們，逼視著我們這些自詡為文人或喜歡文學的人，那目光常會使我們如芒在背。
其實我本人並不是一個“三毛迷”，雖然在大學讀書時也曾經讀過她的一些作品。我之所以要寫下這樣一篇短文，隻是緣於最近看到幾條關於她過去生活的一些言論（至於這些言論的內容的真實性對本文並不重要），我想借以說明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作家的生活與其作品之間的關係。
前一段時間，南方的一家報紙神秘兮兮地刊發了一條“獨家新聞”，說有一個人（自稱是三毛的朋友）專程到撒哈拉沙漠去證實三毛書中所寫的生活，結果根本沒有看到“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的世界。後來他又千裏迢迢到荷西的母親家，了解到荷西的母親及妹妹根本就不喜歡三毛，甚至對他們的婚事也一直耿耿於懷，認為三毛並不是一個討人喜歡的人。又說三毛與荷西的愛情並不美好，甚至是感情不和，是她過分誇張了兩個人的愛情。並由此下結論說，三毛一直過著虛偽的生活，她欺騙了讀者。
就是這樣一個類似“小道消息”的東西，接連被幾家報刊紛紛**，一時炒得沸沸揚揚。不知是它真是具有新聞價值，還是這些報刊在消閑在的名義下，隻能用關於名人的閑言碎語來滿足某些讀者的無聊？總之，三毛又一次成為“關注”的對象。天真善良的三毛生前也許沒能感受到當今商業文化的拙劣，她太專注於詩意的生活，而大眾傳媒又極力把她“包裝”成一個理想化的“明星”，從而使她落入一個圈套，以致於在死後也無法掙脫。這也正是商業文化的一個庸俗的策略。它首先不失時機地選擇對象，然後將其製造成一個“明星”，使其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之一，然後再對這個“名星”進行全麵的榨取，使他們別無選擇地在為大眾活著的假象下，讓傳媒獲得更多的利益。在利益的驅動下，一些報刊的文化交流功能日益減弱，它可以隨時出賣那些被它曾經捧上天的人。
然而更可怕的是，這種商業文化正在製造越來越多的俗不可耐的看客——關注別人的（尤其是名人的）隱私，善於散布流言蜚語，渾身上下一股小市民習氣，從而使文學的讀者的本義徹底喪失。缺少真正讀者的時代也很難造就偉大的作家，成熟的讀者群會像細雨對蘑菇一樣滋潤著作家的生長（而所謂的批評家正是這個讀者群的代表）。讀者應該是作家的精神與情感的交流對象，也是作家的社會價值的體現者，並不是作家世俗生活的“圍觀者”。因此，一個時代的文學繁榮，不僅象征著出現一批好作家，還意味著擁有一個成熟的讀者群。而商業文化在一步步使作家和讀者分離，使作家處於寂寞甚至尷尬狀態。
遠去的三毛若在天有靈，一定處於一種寂寞與尷尬之中。
其實，在我們的世界裏應該有兩個三毛，一個是創造精神產品的女作家，一個是我們生活中的普通女人，我們之所以知道三毛，是因為她的作品，她為我們提供的美好的精神世界。換一句話說，是她的文學作品使我們和她發生了關係，我們認同了她所描寫的精神世界。因此，我們在評價她時，首先是從文學的角度，應該是對她作品的文學水準的確認。至於作為一個生活中女人的三毛，與我們並無太大幹係。所以，三毛的婆婆是否喜歡她以及她是否有美好的愛情都不重要，因為我們對她的尊敬並不因為她是一個孝順的兒媳抑或模範妻子，重要的是我們是否喜歡或認同她這個會寫作的女人的作品。一個作家對我們讀者來說，能夠創作出好的作品是最重要的，我們不應該過分地苛求她的生活瑣事，就像對一個廚師，隻要能做出可口的佳肴就夠了，何必非要求他會掌鞋呢？
當然，為了全麵地認識一個作家，或者為了更好地把握她的作品，了解作家的一些日常生活也是必要的，對一個評論家來說，甚至是極為重要的，客觀地分析作家的生活與其作品的關係，從而發現其作品的優長和不足，是文學批評一個重要方法。但不能因為作家一些生活觀念而影響對其作品的評價，更不能因為她生活的瑣事而貶損她的文學成就。按照一個道德家或政治家的標準，無論如何也很難發現一個作家的價值，因為視角不對。作家並不是一個完美無缺的人，但是世界又有哪個人是完美無缺的呢？托爾斯泰年輕時**無為；巴爾紮克一生為金錢寫作，甚至結婚的原則就是“一筆可觀的財產加一個女人”。但是托爾斯秦後來寫出了讓人靈魂提升的《複活》，老巴爾紮克完成了對守財奴和金錢進行批判的經典之作《高老頭》，誰如果因為他們的某一行為或觀念而否定他們在世界文學的地位，那可能是荒唐得令人噴飯的事了。同樣，因三毛的私生活不如她的作品所描寫的那樣純潔，從而說三毛虛偽，是在欺騙讀者，這種說法本身就很無聊。
而批評三毛所描寫的在撒哈拉沙漠的生活不真實，則不僅是無聊，而且是無知。如果作家像攝像機一樣“真實”地錄下生活，那作家的存在還有何意義？任何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精神世界的產物，他所描寫的生活也都是經過“藝術化”處理的生活，我們可能從現實生活中找到作品的影子，但“對號入座”則是徒勞無益的。在環境殘酷的撒哈拉沙漠過一種詩意的生活，是三毛的夢想，她也親自實踐過，她的實踐豐富了她的夢想，她用筆把這個夢想描述出來，並感動了讀者，這就是她作品的價值，也體現了她作為一個作家的價值。而我們用非藝術的眼光從門縫來看三毛，這是對她靈魂的無端侵擾。
我們的批評家和讀者應該客觀地對待作家的作品和他生活的關係，尤其是新聞媒體，不能隻要給錢，什麽東西都拿出來當破爛賣。
幾年前，“流浪”的三毛銜著夢中的橄欖枝飛向遠方，她所動情描寫的撒哈拉沙漠成為一道永遠的風景。一個女作家死了，或者說一個生產精神產品的“工廠”倒閉了，廣大的消費者（讀者）隻能在她的已往的“產品”中回憶曾經有過的激動和夢想。但這些對三毛來說已經足夠了，一個作家還能做一些什麽呢？一個死去的女作家因為幾篇小說和散文與活著的人們，甚至可以說與曆史發生了關係，這無疑是一種最大的慰藉，她還會有更大的奢求嗎？她還希望這個世界給她些什麽呢？
這個問題已經不可能有答案了，乘鶴西去的三毛已無暇回頭一望，更無言說的可能。但倘若她能夠知道“身後事”；能看到她用來自縊而死的帶子變成了出版商手裏金燦燦的票子，她以往的私生活成為大小報紙搶手的“小道”消息，不知會作何感想。她也許會麻木地一笑了之，那笑容裏有些淒然和無可奈何，因為她已經習慣了出版商的欺詐和虛偽；她也許會鄙夷地漠視芸芸眾生，為他們的無知感到可憐而又好笑。總之，她不會去爭辯，這種正常人的基本能力在她生前便已經喪失了，否則她不會以那樣一種方式輕易地結束自己的生命。我可以武斷地說，三毛生前是寂寞的，盡管她在世界上擁有千千萬萬的讀者。就像她死後仍然被傳媒“爆炒”一樣，功利的人們圍著她會使她更為寂寞。當我看到今天還有人以“商業文化”的方式對待三毛時，我總能感到三毛那略帶憂怨的目光在逼視著我們，逼視著我們這些自詡為文人或喜歡文學的人，那目光常會使我們如芒在背。
其實我本人並不是一個“三毛迷”，雖然在大學讀書時也曾經讀過她的一些作品。我之所以要寫下這樣一篇短文，隻是緣於最近看到幾條關於她過去生活的一些言論（至於這些言論的內容的真實性對本文並不重要），我想借以說明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作家的生活與其作品之間的關係。
前一段時間，南方的一家報紙神秘兮兮地刊發了一條“獨家新聞”，說有一個人（自稱是三毛的朋友）專程到撒哈拉沙漠去證實三毛書中所寫的生活，結果根本沒有看到“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的世界。後來他又千裏迢迢到荷西的母親家，了解到荷西的母親及妹妹根本就不喜歡三毛，甚至對他們的婚事也一直耿耿於懷，認為三毛並不是一個討人喜歡的人。又說三毛與荷西的愛情並不美好，甚至是感情不和，是她過分誇張了兩個人的愛情。並由此下結論說，三毛一直過著虛偽的生活，她欺騙了讀者。
就是這樣一個類似“小道消息”的東西，接連被幾家報刊紛紛**，一時炒得沸沸揚揚。不知是它真是具有新聞價值，還是這些報刊在消閑在的名義下，隻能用關於名人的閑言碎語來滿足某些讀者的無聊？總之，三毛又一次成為“關注”的對象。天真善良的三毛生前也許沒能感受到當今商業文化的拙劣，她太專注於詩意的生活，而大眾傳媒又極力把她“包裝”成一個理想化的“明星”，從而使她落入一個圈套，以致於在死後也無法掙脫。這也正是商業文化的一個庸俗的策略。它首先不失時機地選擇對象，然後將其製造成一個“明星”，使其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之一，然後再對這個“名星”進行全麵的榨取，使他們別無選擇地在為大眾活著的假象下，讓傳媒獲得更多的利益。在利益的驅動下，一些報刊的文化交流功能日益減弱，它可以隨時出賣那些被它曾經捧上天的人。
然而更可怕的是，這種商業文化正在製造越來越多的俗不可耐的看客——關注別人的（尤其是名人的）隱私，善於散布流言蜚語，渾身上下一股小市民習氣，從而使文學的讀者的本義徹底喪失。缺少真正讀者的時代也很難造就偉大的作家，成熟的讀者群會像細雨對蘑菇一樣滋潤著作家的生長（而所謂的批評家正是這個讀者群的代表）。讀者應該是作家的精神與情感的交流對象，也是作家的社會價值的體現者，並不是作家世俗生活的“圍觀者”。因此，一個時代的文學繁榮，不僅象征著出現一批好作家，還意味著擁有一個成熟的讀者群。而商業文化在一步步使作家和讀者分離，使作家處於寂寞甚至尷尬狀態。
遠去的三毛若在天有靈，一定處於一種寂寞與尷尬之中。
其實，在我們的世界裏應該有兩個三毛，一個是創造精神產品的女作家，一個是我們生活中的普通女人，我們之所以知道三毛，是因為她的作品，她為我們提供的美好的精神世界。換一句話說，是她的文學作品使我們和她發生了關係，我們認同了她所描寫的精神世界。因此，我們在評價她時，首先是從文學的角度，應該是對她作品的文學水準的確認。至於作為一個生活中女人的三毛，與我們並無太大幹係。所以，三毛的婆婆是否喜歡她以及她是否有美好的愛情都不重要，因為我們對她的尊敬並不因為她是一個孝順的兒媳抑或模範妻子，重要的是我們是否喜歡或認同她這個會寫作的女人的作品。一個作家對我們讀者來說，能夠創作出好的作品是最重要的，我們不應該過分地苛求她的生活瑣事，就像對一個廚師，隻要能做出可口的佳肴就夠了，何必非要求他會掌鞋呢？
當然，為了全麵地認識一個作家，或者為了更好地把握她的作品，了解作家的一些日常生活也是必要的，對一個評論家來說，甚至是極為重要的，客觀地分析作家的生活與其作品的關係，從而發現其作品的優長和不足，是文學批評一個重要方法。但不能因為作家一些生活觀念而影響對其作品的評價，更不能因為她生活的瑣事而貶損她的文學成就。按照一個道德家或政治家的標準，無論如何也很難發現一個作家的價值，因為視角不對。作家並不是一個完美無缺的人，但是世界又有哪個人是完美無缺的呢？托爾斯泰年輕時**無為；巴爾紮克一生為金錢寫作，甚至結婚的原則就是“一筆可觀的財產加一個女人”。但是托爾斯秦後來寫出了讓人靈魂提升的《複活》，老巴爾紮克完成了對守財奴和金錢進行批判的經典之作《高老頭》，誰如果因為他們的某一行為或觀念而否定他們在世界文學的地位，那可能是荒唐得令人噴飯的事了。同樣，因三毛的私生活不如她的作品所描寫的那樣純潔，從而說三毛虛偽，是在欺騙讀者，這種說法本身就很無聊。
而批評三毛所描寫的在撒哈拉沙漠的生活不真實，則不僅是無聊，而且是無知。如果作家像攝像機一樣“真實”地錄下生活，那作家的存在還有何意義？任何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精神世界的產物，他所描寫的生活也都是經過“藝術化”處理的生活，我們可能從現實生活中找到作品的影子，但“對號入座”則是徒勞無益的。在環境殘酷的撒哈拉沙漠過一種詩意的生活，是三毛的夢想，她也親自實踐過，她的實踐豐富了她的夢想，她用筆把這個夢想描述出來，並感動了讀者，這就是她作品的價值，也體現了她作為一個作家的價值。而我們用非藝術的眼光從門縫來看三毛，這是對她靈魂的無端侵擾。
我們的批評家和讀者應該客觀地對待作家的作品和他生活的關係，尤其是新聞媒體，不能隻要給錢，什麽東西都拿出來當破爛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