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七)被大都督府細作刻意推動的流民潮以南北雙方都始料未及的速度在蔓延,第一批冒險者登船出海後,數以倍計的躍躍欲試者受到鼓勵,一下子把濱州小縣塞了個滿滿。


    方家、蘇家、陳家、南洋商團、黃水洋群雄,大都督名下的幾大海上勢力同時出動,竭盡全力將流民向南方運,但每天在海岸邊迎風屹立的人數依然隻見多,不見少。


    五日後,濱州縣令被蜂擁而至的流民潮嚇壞了,修書向中書省告急。


    中書省的蒙古官吏們弄了半天也沒弄明白幾萬流民有什麽值得驚詫的,不就是些漢人和契丹人麽,拎不動刀槍,又不會騎馬射箭,當年如果不是耶律楚才這老不死硬攔著大汗,說什麽漢人有納稅功能,這些人早被殺光了。


    跑了好,跑了大夥還省心,空出來的土地剛好給立了戰功的武士們當牧場。


    在蒙古官吏們的刻意拖延下,濱州縣的告急文書被壓了十幾天才轉到了負責國庫收支的漢臣盧世榮手上。


    盧世榮見此,大驚失色,趕緊奏明太子真金,請他下旨令各地官員嚴加防範,不得再放流民向沿海州縣靠攏。


    哪裏還來得及,文書來往一個多月時間,趕到海邊的百姓數量己經以十萬計。


    去南方,甚至南方的南方,也許會死於旅途中,但畢竟還有活下去的希望。


    留在忽必烈治下的北方當奴才,結局隻有一個死。


    你忽必烈得了天命也罷,是王道正統也好,與隻有納稅權的奴隸無關。


    隻有納稅權的奴隸隻想活著,讓自己和自己的後人作為一個平民而不是一頭驢而有尊嚴的活下去。


    誓將去汝,適比樂土。


    哪怕樂土渺茫不可見。


    麵對如此龐大的流民數量,地方官員們束手無策。


    現在他們要做的己經不是如何把流民趕回原籍的問題。


    而是盡量不招惹他們,以免釀成大規模民變。


    山東、河北人性子野,紅襖軍和八字軍正缺戰士。


    如果哪個膽大妄為的官員這個節骨眼上往流民中扔進一個火星,燎原的大火有可能讓整個中書省的官員腦袋全部搬家。


    破天荒地,北元官府第一次開始對百姓和顏悅色。


    濱州、唯州、益都沿海三地居然開了粥棚,為滯留在海灘上的百姓提供稀粥果腹。


    雖然那粥稀得可數清米粒數量,畢竟是北元治下官府第一次行使自己的正常職能。


    前來迎接流民南下南方水師和趕來防止流民baodong的北方漢軍相互之間也保持了克製。


    南方的水師沒向北元的軍隊開炮,漢軍們也沒向大宋戰旗射出一箭。


    雙方默契地保留一段距離,讓流民們沿著彼此之間留出的空缺依次登船。


    在官府的默許下,沿海魚戶也加入了運輸隊伍。


    他們用小船塞滿流民,沿著萊州灣海岸向登、萊二州跑。


    位於山東半島上的登州、萊州和寧海三州剛剛被陳賊吊眼占據,把流民拋給他,既可省去北元官府的麻煩,又可耗盡陳賊的給養。


    杜滸和陳吊眼見到流民,立刻把他們接到了膠縣。


    膠州灣內風平浪靜,是個停泊戰艦的天然良港。


    流民們在此可一邊幫助杜滸、陳吊眼修建沿港的堡壘群,以工代賑,一邊等待南方趕來的下一支運輸船隊。


    一船又一船的流民南去,去兩浙、去福建、去廣南,去流求、南洋,甚至更遠的島嶼。


    這個數字如此龐大,乃至後代的史學家們研究起來,幾乎無法相信自己的統計結果。


    據史學家反複推算得出的結論,在整個華夏民族獨立戰爭期間,從北方以各種途徑逃到南方的人口超過了八百萬。


    僅僅祥興四年冬天,河北、山東兩地借海路逃到南方的流民就有五十萬之巨。


    而在當年,整個華夏各族人口加在一起總數不到一億,持續近十年的人口大遷徙直接導致北元按人頭抽稅製度的崩潰,同時帶來的另一個直接後果是,流求和南洋諸島的人種比例被徹底改變。


    直到數百年後,那裏的人說起官話來還操著一口流利的山東腔。


    “俺爺爺那時候卷著個鋪蓋就上了船。


    漂了老長一畔子(一段時間),也沒見到個銀(人)兒……”一個渤泥人和一個流求人相遇,開口就是同樣的聲調。


    “唉,還不是叫韃子遭精(作踐)地,木(沒)法活啊!”旁邊的人跟著總結。


    獨特的口音凝聚了鄉愁,柔和了鹹鹹的海風和幹操的土壤的味道總是可以喚起人對故土的思念。


    “這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忽必烈的優勢隻在戰場上。


    而在其他各方麵,大都督府幾乎獲得了完勝!”多年後,在邵武指揮學院,一個研究戰略的將領如是寫道。


    那時,關於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爭不僅僅限於沙場的概念己經成為一種係統的理論,當年大都督府對北元發動的經濟、政治、人口和輿論攻勢均作為經典戰例供後人研究。


    在驚詫於那些赫赫戰果的同時,將領們忍不住疑問,是什麽基礎讓南方能支持起如此龐大的攻勢?雙方的經濟實力對比給出了最直接答案。


    經大都督府持續五年的鼓勵政策和華夏(邵武)科學院的大力技術改進,風力提水,梯次畦曬法製鹽在福建和兩廣己經普及,鹽民們在鹽池周圍開辟畦子,用風車將池中的鹵水導入畦中,利用日光和風力即可蒸曬成鹽。


    福建、廣南兩省食鹽的年產量高達億斤以上,占南北雙方總產量的一半。


    而因為運輸渠道和北元厘卡製度的影響,當年北方百姓日常所吃的鹽,居然大多數需要南方來供應。


    祥興四年,經過邵武科學院多年的研究摸索,風力水力鼓風、高爐焦炭煉鐵技術己經成熟。


    鋼材冶煉技術也逐步擺脫了最初文天祥所總結壓的炒煉術,而走向了產量更大,質量更穩定的平爐煉鋼。


    雖然為了探索這些技術,華夏科學院付出了近三年的時間和幾條研究者的生命為代價,但新技術的威力是巨大的。


    祥興四年,天下民用生鐵的產量三分之二出自福建和廣南。


    忽必烈控製的地域是大都督府五倍還多,鹽、鐵兩項國家經濟的命脈卻於不知不覺間抓到了敵人的手上。


    由阿合馬所創建的嚴酷的匠戶製度極大打擊了北元治下百姓開礦冶金的積極性,北元全國白銀年產量竟然萎縮到宋、金時代的四分之一以下,而銅的產量更是一撅不振。


    銅礦、膽釩礦居然要官府抓人,臉上刺字來強製開采。


    而陳吊眼光複兩浙後,兩浙安撫使李興大力扶植濕冶煉銅,當年從事膽釩開采的百姓就達到了兩萬餘人。


    產出的膽釩除了為大都督府提供了充足的銅礦外,還得到了火器製造業不可或缺的副產品:綠釩油(硫酸)。


    潔白如雪的糖霜、晶瑩剔透的冰糖,舒適的四輪馬車,可口的罐頭、魚鬆、火腿,北元世家貴族所需要的奢侈品,幾乎全是從南方“走私”而來。


    這些奢侈品不能為大元朝廷賺來一文錢硬通貨,相反,為了互相攀比,蒙古貴族和漢軍世侯們還不得不拿出珍貴的白銀、馬匹、銅器或者其他對南方有用的東西,如朝廷人事安排和軍隊的調動信息做交換。


    隻有忽必烈發行的交鈔南方商人不要,相反,如果北元官吏有需求,他們還能從各種渠道弄來一袋子,麵額從最大到最小,每張上麵都印有北元朝廷認可的花押。


    除鹽、鐵和奢侈品之外,華夏科學院最大的貢獻在於食物。


    經過幾年研究推廣,從占城引種的雙季稻在福建、兩廣己經普及,農民們一年收獲的糧食數量經是以往的兩倍。


    而近海漁場的開發更讓大都督府徹底擺脫了困擾多年的糧食問題。


    被忽必烈朝廷因為人口數量和地勢而放棄的兩浙,在兩浙安撫使李興的組織下,船戶們用了不到一年時間,先後開發出了大敢、嶸山、浪崗、黃澤、岱衢、中街山、洋鞍和金塘八大漁場。


    每天,揚帆出海的船隊都能帶回吃不完賣不盡的鮮魚,而經過幾年摸索己經成熟的罐頭保存、風幹、醃製和炒鬆技術,將大量的魚類轉化成可口,並且便於攜帶、運輸肉製品,成為百姓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類主菜。


    食品的充足,直接刺激了以工場和作坊為主的民間製造業和手工業的蓬勃發展,而民間製造業和手工業的蓬勃發展,又直接刺激了大都督治下各地對人口的需求。


    所以,從北方“拐帶”人口,不僅僅是一種打擊敵方的手段,更在某種程度上適應了福建、兩廣各地的實際發展需求。


    文天祥、鄒漢、陳龍複、蕭資、林恩等人在五年前播下的種子,如今己經結出了一顆顆豐滿的果實。


    雖然其中某些果實背離了文天祥的希望,但它們憑借自身頑強的生命力落地生根,萌芽,自我繁衍。


    即便是文天祥本人,不付出一定代價也難輕易再將其徹底拔除。


    以後世眼光看前人,無論是非對錯都可以分辯得清清楚楚。


    而對於正處於當時的人們,卻步步荊棘,唯恐自己稍有不慎便墜入萬劫不複的深淵。


    福建大都督府,時間己是深夜,很多人還在忙碌。


    “把這份手稿給陳夫子拿去,讓他發在咱們自己辦的報紙上!”文天祥拿起剛剛寫完的一篇文章,輕輕吹了吹上麵的墨痕,交給了一直在自己身邊忙碌的宋清濁。


    “這是什麽?”宋清濁瞪大了布滿血絲的雙眼問道。


    手中文章是用文言寫就,標題卻是於正文風格迥異的兩個白話大字《國戰》。


    “關於這場戰爭的看法,提前給大夥提個醒!”文天祥笑著回答。


    自從泉州事件發生後,他開始於有意無意間在年青人中傳播自己的觀點。


    這種做法帶來的好處是,身邊的幕僚們與大都督之間步調更加協調,但同時還帶來了一定的負麵效果,那就是大夥慢慢變得惟命是從,甚至有些傲於思考。


    “哦!”宋清濁嘴裏答應一聲,腿腳卻根本沒有動。


    能得到文天祥的指點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參謀部們的很多年青人都渴望著有機會能與大都督多聊聊。


    “原來我們能順利擊殺索都,打敗張弘範,甚至擊潰達春。


    並不完全是因為我們自身實力己經非常強大,而是因為蒙元後方不穩,他們的主要精力放在草原上。


    而乃顏覆滅後,蒙元最後的敵人就是咱們,所以伯顏傾力來犯,誌在必得。”


    文天祥看了看滿臉求知欲望的宋清濁,低聲解釋,“在兵力上,光伯顏一路的蒙古軍就接近二十萬,而從草原上撤下來的其他蒙古軍、漢軍還會陸續南下。


    他們都是打了多少年仗的老兵,作戰經驗、能力都不是咱們破虜軍和民間武裝能比的。


    咱們雖然武器略好一些,但硬碰硬的打下去並不占便宜!”“是這樣,江南西路戰勢一度吃緊,鄒將軍己經計劃再堅持數日後,就撤往第二道防線!”參謀金炎在旁邊為文天祥的話提供旁證。


    他也是指揮學院畢業的後起之秀,因頭腦敏捷,思維靈活而甚得文天祥的青睞。


    “單純在軍力上,咱沒有優勢。


    但國家與國家之爭,取勝不僅僅憑軍力。


    物力、民心、決策者的智慧,無一不是關鍵。


    北元以劫掠起家,軍隊積百戰之聲威,短時間占據主動是必然的事情。


    我們想取得這場戰爭的勝利,必須做長期打下去的準備。


    蒙古人沒有經營意識,一旦失去了掠奪這項重要財政來源,用不了多久就會發不起官員的傣祿,買不起作戰所需要的物資,甚至連承諾給族人和協從者的好處也給不出。


    一夥強盜分贓不勻,內部會發生什麽事情可想而知!”“她們一定會大打出手!”宋清濁笑著總結。


    猛然間,他又看到了一個自己原來不甚了解的領域。


    連續幾個月來,大都督府組織人手在北方散發假鈔,限製商人向北方出口食鹽、生鐵等關鍵日用品,甚至派船到山東一帶“誘拐”百姓。


    種種不附常規的戰法打得蒙元如同一個體力消耗過大的巨人,頻頻喘著粗氣。


    參謀們習慣性地把這些“損招”納入陰謀範疇,今天經文天祥一解釋,大夥才霍然發現,原來這些也是戰爭方式的一類。


    但這種戰術很殘忍,報紙上關於北方鹽荒、糧災和饑民死屍枕籍的報道長篇累犢,而一些“善良”的儒者們,自然而然地把種種慘劇的原因歸咎到大都督府頭上。


    甚至有“大善人”在報紙上發出呼籲,建議大都督府結束這種不光明正大的戰鬥手段,以免北方百姓遭受池魚之殃。


    而一些以向北方出口日用品為主業的商會也發出了不滿之聲。


    斷絕食鹽和鐵器等物資的供應,的確可以嚴重打擊北元的戰爭能力。


    與此同時,南方相應的行業也受到了衝擊。


    雖然大都督府為相關產業提供了補償性措施,並且允許他們向北方出口罐頭、糖霜、馬車等價格高昂的奢侈品,但商人們的重利心理依然難得到滿足。


    “在我們自己的國土上,我們使用任何戰術,隻要有效,就是合理的。


    沒人有權力指責被奴役者的反抗是否殘忍。


    華夏國大、人多、文明的韌性強。


    隻要把最艱難時段挺過去,挺到敵人的忍耐極限,就可取得最後的勝利!而以目前的方式,如果我們能贏得這場戰爭,我們也同時贏得了整個華夏的複興契機,整個民族的自由!”文天祥慢慢地向眾人陳述著自己的觀點,這些見解一部分來自文忠的記憶裏那篇《論持久戰》,另一部分是他對眼前這場戰局的思考。


    以劫掠為生的蒙古人沒有什麽經濟頭腦,所以南方在這方麵的反擊頻頻得手。


    但是,經濟是一把雙刃劍,傷害的永遠不會是被動挨打一方。


    據監察院的眼線反映,少數商號的己經籌備走私。


    個別以出售智慧為生的文人,也為重新開放鹽、鐵的輸出而搖旗呐喊。


    雖然他們的人數極其有限,在相關部門的鐵腕打擊下也掀不起什麽大風浪,但大都督府卻不得不提前作出些預防舉措。


    因為這個戰爭己經到了關鍵時刻,任何破壞性因素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


    他要通過報紙告訴人們,這場戰爭的意義、目的和必須經曆的一個過程。


    用雙方實力的對比和嚴密的推理告訴人們,積弱己久的華夏不可能速勝,也不可能因某次戰鬥的失利而亡國。


    如果是在五年前,文天祥絕對不敢誇口說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華夏。


    而五年後的今天,一切己經與昨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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