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對付兩個小娘子沒有辦法，隻能是敬而遠之，而當下如今各軍看似高歌猛進，連連收複失地，形勢一片大好，朝野上下也還沉浸在收複臨安的興奮之中，忙著接收城中的資財，整修宮室和衙門為重新進駐做準備。不過他下令對宮宇殿堂暫緩重建，不可大興土木，而其中原因除了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外，還有是否遷都的問題，若是遷往建康，則等於白忙了。
在經過一係列的實地考察後，趙昺發現當年趙構將行在選擇建在杭州不無原因，建康直麵長江，若是長江防線被攻破，建康沒有防禦縱深，也就隨之淪陷，這種挫敗往往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會造成極大的影響，更讓他憂慮的是自己欲建立的長江防線本身也存在著難以克服的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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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是中國第一大河，其重要的戰略意義自古先民多有認識。早在春秋末期爆發的吳楚水戰即已隱隱包含著對長江控製權的爭奪，但在三國以前它從未成為南北的軍事界限。長江防線的形成，是三國形勢的必然產物。三國鼎立與晉吳對峙，都是以力量暫時平衡為基礎的、曆史發展的必然。
在魏強而吳蜀弱的形勢下，吳蜀必然要利用險要，在軍事上尋求一條雙方力量的平衡線，利用巨大的山脈和河流形成的地理屏障彌補弱勢、保護自己。東漢末年，黃巾大亂，天下紛擾，漢室傾危，群雄並起。孫堅、孫策父子乘勢而起，割據江東。建安五年，孫策遇刺，臨終囑咐孫權：“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保有江東當時遂成為孫吳集團之立國基礎。
趙昺在瓊州一直謀劃先占江南，再揮師北伐的戰略，因此一切也是圍繞著這個方針進行布局。他知道在曆史上成功實現劃江而治的政權，除了自己繼承的南宋外，還有三國時期的孫吳，結果雖維持了數代，可最後都未能保住半壁江山。而排出政治因素外，隻單純的從軍事角度考慮隻憑長江防線也是處於極為被動和危險的境地。
長江的自然條件，符合東吳屏蔽江東的要求。其幹流自西而東橫貫中國中部，上遊奔行在青藏高原的高山峽穀和四塞險固的巴蜀之地，中下遊江闊水深，河網密布，數百條支流輻輳南北，成為天然的阻隔。曹丕曾臨江感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北方大軍不可能在行進中突進過江，而必須要經過長期的準備。
良好的地理條件使得東吳能夠通過經營長江防線，有效阻止敵軍南渡，實現了以江、漢為池，虎臣毅卒，循江而守，與曹魏對峙數十年的效果。當然要將一條橫亙數千裏的天塹，加以駐守和經營，形成一條牢固的軍事防線，必需擁有足夠的國家實力與技術水平。
從江防來看：首先，守江不可無人。江東在曆經兩漢的開發後，人口增加，經濟發展。麵對戰亂已久、經濟衰退的中原，東吳具有了割據一隅的經濟基礎。東吳二十多萬軍隊，保證了數千裏戰線各要塞都有兵可守。孫權曾說“若徒守江東，兵自足用”。二百多萬人口的割據政權，使其有能力修築大量的軍事工程，維持必要開支。
其次，守江不可無船。秦漢造船技術的大發展為東吳江河防守提供了裝備支持。錨、舵、櫓、帆的使用，船舶上層建築的出現，使得戰艦動力增大、機動性增強，兵員和武器的容納量大大增加，戰船能夠更有效地使用武器，特別是實施火攻和發射火器。另外，對於東吳來說，長江發達的水係，兩岸眾多的港、汊、洲、渚，容易發揮其水戰優勢。
趙昺第一階段的策略就是采取東吳的限江自保策略，然後再圖江淮鞏固長江防線，最後揮兵北伐恢複中原。當前江南地區經過隋唐的開發，尤其是南宋政權南渡後江東地區已經成為全國最為富庶的地區，江南人口更是一度過億，比之三國時期經濟實力要強的多。而他還擁有可以說是最為精銳的水軍和起碼超前百年的犀利火器，經營長江防線的條件還是具備的。
不過趙昺當下麵臨的環境要惡劣的多，從前孫權和劉備結盟，可以不必擔心敵從上遊順江而下來攻。而如今上遊的四川尚在元廷之手，自己暫時還無法收複蜀地。另外左翼的雲南地區也是蒙元的地盤，他們可以故技重施從側後進攻江南地區，那麽自己就要被迫進行兩線作戰，分兵防守雲貴地區。
另外當下蒙元因為連續遠征的失敗，兵力受到損失，實力下降。但是要知道自忽必烈繼承汗位後便將最具戰鬥力的部隊部署在西北，用以鎮壓不服的宗王和守護蒙古的根本之地。而此次真金如果能成功繼位，並協調好與各個宗王之間的關係，就能騰出手來將大軍南調用於江南。
但是趙昺清楚當務之急還是要建立起長江防線。按照曆史上的說法長江一線基本可以劃成三大段：上遊是益州，中遊是荊州，下遊是由揚州。他麵臨的形勢與南渡後不同，卻以東吳類似，其不據蜀地，隻占有長江中、下遊。當時東吳在“限江自保”國策指引下，對長江進行全麵的軍事布防，構築一條貫穿全境的長江防線。
現成的東西趙昺一向是不用白不用，他對此也做了深入的研究。東吳的長江防線東負大海，西阻險塞，長江製其區宇，沿江設置督府負責防禦。大海與峽口是防線兩端的依托，以當時魏舟師的力量，尚不足以從海上發起大規模的進攻，海防相對來說比較穩固，峽口與他麵臨的形勢一樣則未必牢靠。
逶迤的巫山山脈，海拔在千米以上，北連大巴山，隔開了荊湘與巴蜀。三峽穿行其間，奔騰而出。陸機形容這裏的地勢：“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難。”崇山峻嶺之間，大部隊無法迅速通過和展開，巴蜀之軍難以從陸路攻吳。
但在水路，由於古代三峽地區植被保護還較好，航道險灘並不多：瞿塘峽隻有瞿塘、黃龍二灘，巫峽隻有新崩、石門兩處，西陵峽的險灘也不多。而三峽航運，雖不至成熟，但人們已經可以較順利地來往於上下。當下四川尚在敵手，上遊和中遊之間天然防線大致在三峽到夷陵一帶，也就是趙昺要竭力搶占荊州的江陵，這裏將是自己防線的起點。
另外東吳在長江防線上各重要據點泛要地皆設置軍鎮，個別地方也設軍鎮都督。他們先後設置了二十幾個軍鎮督，其中大多數位於長江沿岸。雖然孫吳長江防線各軍鎮都督分區布防，分兵駐守，但是彼此之間並不是孤立的。整條防線並非是被各軍鎮都督轄區分割，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根據戰爭形勢需要，軍鎮都督有時可以單獨采取行動，有時也可幾個軍鎮督分別行動，彼此互相策應。
趙昺根據東吳限江自保的國策及對長江防線軍事地理分析後，以為整個長江中、下遊防線的險要必爭之地主要有西陵、蒲圻、武昌、皖口、牛渚、濡須、建業等。而具有全局性意義的戰略重地，大致以西陵、濡須、武昌、建業四地為重，也就是當下他急於占據的江陵、蕪湖、鄂州和建康四處。
對於整條防線而言，最令孫吳統治集團擔擾的莫過於敵軍突破其上遊防線，揮師順江東下，水陸俱進。這樣則“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已”，長江天塹效用頓失，整條防線完全暴露在敵軍的軍事打擊之下。因此，地處長江防線西端的西陵就成了數千裏長江防線上的第一個軍事重鎮。
陸遜為此曾上疏孫權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複易失。失之非徒一郡之地，荊州可憂。其子陸抗亦認為：西陵、建平，國之藩表，即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泛舟順流，舳艫千裏，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鑒於西陵的重要地位，孫吳在此屯重兵，設都督統領，皆以名將鎮戊。
作為孫吳最早設置軍鎮督的濡須，是孫吳長江防線上另一個具有全局性意義的軍事重鎮。濡須源出巢湖，向東南流經無為，東入長江，入口處即為濡須口。保江必爭淮，重兵駐守濡須，進可攻，退可守，進攻上可憑借孫吳精銳水師出巢湖，進擊合肥。
而合肥則是三國時魏吳必爭之地：吳占合肥則可使中原震動；魏據合肥則吳之徐淮不得安寧。因此吳魏兩國交戰，多集中於對合肥的爭奪。而濡須既是孫吳進攻合肥的主要信道，又是防禦魏軍南下的堡壘，若濡須失則曹魏可順江東下，朝發而夕至建業，誠為吳之亡國之險。
建業處孫吳崛起之地，曾作為治所，而武昌也曾作為都城。孫吳在此統治基礎牢固，江東豪族地主利益也集中於建業附近；且此處長江江麵寬闊、浩渺，地處江南水鄉，河灣交叉，極利水師駐紮，“秣陵有小江百餘裏，即有警急，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
但是建業卻處長江下遊，距上遊防線甚遠，一旦有警，難以及時增援。而武昌則扼孫吳長江防線中端，上可援救西陵，也可防曹魏南下掠南郡；下可策應皖口、濡須、牛渚等地的軍事行動；同時還可以統兵經漢水，北上擊襄樊，進而震懾中原。
孫吳憑借西陵、濡須、武昌、建業等軍事重鎮各扼長江防線的險要之地，以成樞紐，上下策應。此外還多置水師船艦遊弋於長江上下，以備不虞，整條長江防線上下呼應，一氣嗬成。又布重兵於長江沿岸，以其境內的長江為依托形成一條不可輕易逾越的防線，如此孫吳得以立國江東，北拒曹魏，西抗蜀漢，這條長江防線在孫吳實現“限江自保”國策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但是孫權並不完全甘心於僅僅“保有江東”，欲向江北進取，爭奪江淮。當然這也又鞏固長江防線之意，從曆史上看，如果南方政權不能將疆界推到淮河一線，而是困守長江，它的處境就很危險。這時它隻有一道防線，如果北方軍隊突破長江，它就隻能束手待斃了。要是能夠在淮河一帶建立有效的防線，處境就要安全多了。
北方政權要想攻取江南，那便要花費很大代價突破第一道防線，再穿越水道縱橫的淮南，這個過程要消耗北方軍隊很大的力量，有時候弄不好還要集體拉肚子。等他們趕到長江防線的時候，就已經不大中用了。而且要他們在穿越千裏火線之後，再就地籌辦船隻渡江，也不大容易。這時候，北方軍隊往往就隻能眺望一下長江美景，天氣好的時候也許還可以看看對岸的江南小妞，然後就可以打道回府了。
所以此後的東吳和北方的戰爭基本發生在淮河至長江一帶，雙方反複爭奪邊境的幾座城池，拿壕溝圍，拿水淹，搞破壞，搞反間，互相使了各種各樣傷陰騭的壞點子，後來慢慢地東吳還是吃了虧，邊境防線慢慢地退縮到了長江一帶。江淮失守使東吳政權實施限江自保的策略，而防線的後撤使東吳的首都建業（建康）暴露在敵人麵前。
趙昺也知道守江必守淮的道理，但當下江南雖已收複大部地區，但是還有殘敵占據城池，平定也需分兵和時間。就是自己極力要建立的長江防線，也隻攻取了下遊的數個重鎮，中遊的鄂州和江陵未收複。因而尚無力爭奪江淮地區，而即使作為重中之重的襄樊，在他們無法控製江淮的情況下，即使占領也難以守得住……
在經過一係列的實地考察後，趙昺發現當年趙構將行在選擇建在杭州不無原因，建康直麵長江，若是長江防線被攻破，建康沒有防禦縱深，也就隨之淪陷，這種挫敗往往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會造成極大的影響，更讓他憂慮的是自己欲建立的長江防線本身也存在著難以克服的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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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是中國第一大河，其重要的戰略意義自古先民多有認識。早在春秋末期爆發的吳楚水戰即已隱隱包含著對長江控製權的爭奪，但在三國以前它從未成為南北的軍事界限。長江防線的形成，是三國形勢的必然產物。三國鼎立與晉吳對峙，都是以力量暫時平衡為基礎的、曆史發展的必然。
在魏強而吳蜀弱的形勢下，吳蜀必然要利用險要，在軍事上尋求一條雙方力量的平衡線，利用巨大的山脈和河流形成的地理屏障彌補弱勢、保護自己。東漢末年，黃巾大亂，天下紛擾，漢室傾危，群雄並起。孫堅、孫策父子乘勢而起，割據江東。建安五年，孫策遇刺，臨終囑咐孫權：“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保有江東當時遂成為孫吳集團之立國基礎。
趙昺在瓊州一直謀劃先占江南，再揮師北伐的戰略，因此一切也是圍繞著這個方針進行布局。他知道在曆史上成功實現劃江而治的政權，除了自己繼承的南宋外，還有三國時期的孫吳，結果雖維持了數代，可最後都未能保住半壁江山。而排出政治因素外，隻單純的從軍事角度考慮隻憑長江防線也是處於極為被動和危險的境地。
長江的自然條件，符合東吳屏蔽江東的要求。其幹流自西而東橫貫中國中部，上遊奔行在青藏高原的高山峽穀和四塞險固的巴蜀之地，中下遊江闊水深，河網密布，數百條支流輻輳南北，成為天然的阻隔。曹丕曾臨江感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北方大軍不可能在行進中突進過江，而必須要經過長期的準備。
良好的地理條件使得東吳能夠通過經營長江防線，有效阻止敵軍南渡，實現了以江、漢為池，虎臣毅卒，循江而守，與曹魏對峙數十年的效果。當然要將一條橫亙數千裏的天塹，加以駐守和經營，形成一條牢固的軍事防線，必需擁有足夠的國家實力與技術水平。
從江防來看：首先，守江不可無人。江東在曆經兩漢的開發後，人口增加，經濟發展。麵對戰亂已久、經濟衰退的中原，東吳具有了割據一隅的經濟基礎。東吳二十多萬軍隊，保證了數千裏戰線各要塞都有兵可守。孫權曾說“若徒守江東，兵自足用”。二百多萬人口的割據政權，使其有能力修築大量的軍事工程，維持必要開支。
其次，守江不可無船。秦漢造船技術的大發展為東吳江河防守提供了裝備支持。錨、舵、櫓、帆的使用，船舶上層建築的出現，使得戰艦動力增大、機動性增強，兵員和武器的容納量大大增加，戰船能夠更有效地使用武器，特別是實施火攻和發射火器。另外，對於東吳來說，長江發達的水係，兩岸眾多的港、汊、洲、渚，容易發揮其水戰優勢。
趙昺第一階段的策略就是采取東吳的限江自保策略，然後再圖江淮鞏固長江防線，最後揮兵北伐恢複中原。當前江南地區經過隋唐的開發，尤其是南宋政權南渡後江東地區已經成為全國最為富庶的地區，江南人口更是一度過億，比之三國時期經濟實力要強的多。而他還擁有可以說是最為精銳的水軍和起碼超前百年的犀利火器，經營長江防線的條件還是具備的。
不過趙昺當下麵臨的環境要惡劣的多，從前孫權和劉備結盟，可以不必擔心敵從上遊順江而下來攻。而如今上遊的四川尚在元廷之手，自己暫時還無法收複蜀地。另外左翼的雲南地區也是蒙元的地盤，他們可以故技重施從側後進攻江南地區，那麽自己就要被迫進行兩線作戰，分兵防守雲貴地區。
另外當下蒙元因為連續遠征的失敗，兵力受到損失，實力下降。但是要知道自忽必烈繼承汗位後便將最具戰鬥力的部隊部署在西北，用以鎮壓不服的宗王和守護蒙古的根本之地。而此次真金如果能成功繼位，並協調好與各個宗王之間的關係，就能騰出手來將大軍南調用於江南。
但是趙昺清楚當務之急還是要建立起長江防線。按照曆史上的說法長江一線基本可以劃成三大段：上遊是益州，中遊是荊州，下遊是由揚州。他麵臨的形勢與南渡後不同，卻以東吳類似，其不據蜀地，隻占有長江中、下遊。當時東吳在“限江自保”國策指引下，對長江進行全麵的軍事布防，構築一條貫穿全境的長江防線。
現成的東西趙昺一向是不用白不用，他對此也做了深入的研究。東吳的長江防線東負大海，西阻險塞，長江製其區宇，沿江設置督府負責防禦。大海與峽口是防線兩端的依托，以當時魏舟師的力量，尚不足以從海上發起大規模的進攻，海防相對來說比較穩固，峽口與他麵臨的形勢一樣則未必牢靠。
逶迤的巫山山脈，海拔在千米以上，北連大巴山，隔開了荊湘與巴蜀。三峽穿行其間，奔騰而出。陸機形容這裏的地勢：“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難。”崇山峻嶺之間，大部隊無法迅速通過和展開，巴蜀之軍難以從陸路攻吳。
但在水路，由於古代三峽地區植被保護還較好，航道險灘並不多：瞿塘峽隻有瞿塘、黃龍二灘，巫峽隻有新崩、石門兩處，西陵峽的險灘也不多。而三峽航運，雖不至成熟，但人們已經可以較順利地來往於上下。當下四川尚在敵手，上遊和中遊之間天然防線大致在三峽到夷陵一帶，也就是趙昺要竭力搶占荊州的江陵，這裏將是自己防線的起點。
另外東吳在長江防線上各重要據點泛要地皆設置軍鎮，個別地方也設軍鎮都督。他們先後設置了二十幾個軍鎮督，其中大多數位於長江沿岸。雖然孫吳長江防線各軍鎮都督分區布防，分兵駐守，但是彼此之間並不是孤立的。整條防線並非是被各軍鎮都督轄區分割，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根據戰爭形勢需要，軍鎮都督有時可以單獨采取行動，有時也可幾個軍鎮督分別行動，彼此互相策應。
趙昺根據東吳限江自保的國策及對長江防線軍事地理分析後，以為整個長江中、下遊防線的險要必爭之地主要有西陵、蒲圻、武昌、皖口、牛渚、濡須、建業等。而具有全局性意義的戰略重地，大致以西陵、濡須、武昌、建業四地為重，也就是當下他急於占據的江陵、蕪湖、鄂州和建康四處。
對於整條防線而言，最令孫吳統治集團擔擾的莫過於敵軍突破其上遊防線，揮師順江東下，水陸俱進。這樣則“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已”，長江天塹效用頓失，整條防線完全暴露在敵軍的軍事打擊之下。因此，地處長江防線西端的西陵就成了數千裏長江防線上的第一個軍事重鎮。
陸遜為此曾上疏孫權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複易失。失之非徒一郡之地，荊州可憂。其子陸抗亦認為：西陵、建平，國之藩表，即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泛舟順流，舳艫千裏，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鑒於西陵的重要地位，孫吳在此屯重兵，設都督統領，皆以名將鎮戊。
作為孫吳最早設置軍鎮督的濡須，是孫吳長江防線上另一個具有全局性意義的軍事重鎮。濡須源出巢湖，向東南流經無為，東入長江，入口處即為濡須口。保江必爭淮，重兵駐守濡須，進可攻，退可守，進攻上可憑借孫吳精銳水師出巢湖，進擊合肥。
而合肥則是三國時魏吳必爭之地：吳占合肥則可使中原震動；魏據合肥則吳之徐淮不得安寧。因此吳魏兩國交戰，多集中於對合肥的爭奪。而濡須既是孫吳進攻合肥的主要信道，又是防禦魏軍南下的堡壘，若濡須失則曹魏可順江東下，朝發而夕至建業，誠為吳之亡國之險。
建業處孫吳崛起之地，曾作為治所，而武昌也曾作為都城。孫吳在此統治基礎牢固，江東豪族地主利益也集中於建業附近；且此處長江江麵寬闊、浩渺，地處江南水鄉，河灣交叉，極利水師駐紮，“秣陵有小江百餘裏，即有警急，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
但是建業卻處長江下遊，距上遊防線甚遠，一旦有警，難以及時增援。而武昌則扼孫吳長江防線中端，上可援救西陵，也可防曹魏南下掠南郡；下可策應皖口、濡須、牛渚等地的軍事行動；同時還可以統兵經漢水，北上擊襄樊，進而震懾中原。
孫吳憑借西陵、濡須、武昌、建業等軍事重鎮各扼長江防線的險要之地，以成樞紐，上下策應。此外還多置水師船艦遊弋於長江上下，以備不虞，整條長江防線上下呼應，一氣嗬成。又布重兵於長江沿岸，以其境內的長江為依托形成一條不可輕易逾越的防線，如此孫吳得以立國江東，北拒曹魏，西抗蜀漢，這條長江防線在孫吳實現“限江自保”國策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但是孫權並不完全甘心於僅僅“保有江東”，欲向江北進取，爭奪江淮。當然這也又鞏固長江防線之意，從曆史上看，如果南方政權不能將疆界推到淮河一線，而是困守長江，它的處境就很危險。這時它隻有一道防線，如果北方軍隊突破長江，它就隻能束手待斃了。要是能夠在淮河一帶建立有效的防線，處境就要安全多了。
北方政權要想攻取江南，那便要花費很大代價突破第一道防線，再穿越水道縱橫的淮南，這個過程要消耗北方軍隊很大的力量，有時候弄不好還要集體拉肚子。等他們趕到長江防線的時候，就已經不大中用了。而且要他們在穿越千裏火線之後，再就地籌辦船隻渡江，也不大容易。這時候，北方軍隊往往就隻能眺望一下長江美景，天氣好的時候也許還可以看看對岸的江南小妞，然後就可以打道回府了。
所以此後的東吳和北方的戰爭基本發生在淮河至長江一帶，雙方反複爭奪邊境的幾座城池，拿壕溝圍，拿水淹，搞破壞，搞反間，互相使了各種各樣傷陰騭的壞點子，後來慢慢地東吳還是吃了虧，邊境防線慢慢地退縮到了長江一帶。江淮失守使東吳政權實施限江自保的策略，而防線的後撤使東吳的首都建業（建康）暴露在敵人麵前。
趙昺也知道守江必守淮的道理，但當下江南雖已收複大部地區，但是還有殘敵占據城池，平定也需分兵和時間。就是自己極力要建立的長江防線，也隻攻取了下遊的數個重鎮，中遊的鄂州和江陵未收複。因而尚無力爭奪江淮地區，而即使作為重中之重的襄樊，在他們無法控製江淮的情況下，即使占領也難以守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