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女人的表現都出乎趙昺的意外，尤其是楊太後這麽容易便被自己說服。但轉念一想便也釋然，一個女人在危機降臨的時刻所表現出的堅韌和狠辣往往是出人意料的。世人皆言漢太祖劉邦的皇後呂雉狠毒，其實其本身也是名門閨秀，受過良好的教育，後來之所以能那麽心狠手辣跟劉邦絕對脫不了關係。
劉邦能在逃亡路上把妻子兒女扔掉自己逃跑，也能在項羽說要把他父親煮了時要求分一杯羹，還能不在乎糟糠之妻患難情，妄圖換皇後，廢太子等一係列現人品的事情。被做成‘人彘’戚姬，說實話也是自己作的，她不過是劉邦在逃亡路上娶的一位農戶家的女兒，在其登基後，把她接入宮中，從此寵的一發不可收拾。
呂雉當皇後初時，其實也並不過多幹涉朝政，但她也是個賢內助，幫助劉邦除掉了韓信。戚姬是然而被劉邦寵壞的戚姬卻不是個安分的主。她給劉邦吹枕邊風，要當皇後，甚至要廢太子劉盈，立她兒子劉如意為太子。而劉邦是個不重親情的人，但在他快死的時候害怕呂雉對戚姬母子不好，還真想著要廢太子。如果不是呂雉是正統又在朝中有人脈，最終還真就讓其得逞了。
呂雉本來一直安分，可是當威脅到兒女的利益時，這位母親就會變得堅韌起來。劉邦死後，呂雉剃掉戚姬的頭發，把她囚禁在永巷，穿褚紅囚衣，帶枷鎖舂米，其子劉如意也被遣往封地。這是呂雉對戚姬的懲罰，但其受不了這種侮辱還有不甘心，自作了《舂米歌》，希望兒子來救她。而這首歌最終成了自己的催命符，驅使呂雉將劉如意騙進宮殺死，把她做成人彘。
可惜是呂雉的兒子劉盈每當幾年皇帝，年紀輕輕的就死了。這時的呂雉性情大變，為了保證權力，開始任用外戚，險些將劉氏江山變成呂氏的，從此名聲也臭了。而他的後代漢武帝劉徹卻沒有忘記此事，他晚年立劉弗陵為太子，卻殘暴的殺了其生母鉤弋夫人，原因就是劉邦死後，劉盈少而呂後壯，呂後手握皇權，把劉邦的子孫幾近斬盡殺絕，可見這個教訓令劉徹刻骨銘心。
而曆史也驗證了劉徹的深謀遠慮，正像他自己所說：“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後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其死後，年僅八歲的漢昭帝劉弗陵繼位，昭帝聰慧賢明，但隻活了二十歲便死了。假如鉤弋仍活著，那麽，昭帝一朝她必然是皇太後，雖然年齡僅二三十歲。
假如鉤弋夫人能活到五十歲，那麽，昭帝之後她必然是太皇太後。如此尊貴的身份，在朝中注定是說了算的。就是說，鉤弋差不多要影響乃至左右朝政三十年。在這三十年裏，她會不會成為新的呂後，會不會成為像日後東漢的梁太後，乃至像西晉惠賈皇後那樣的妖孽，也未可知。
因為無限權力之下，什麽樣的醜事、惡事都可能發生。可見看似不通人情的殘酷的防範原則，在封建**社會的皇位繼承中，卻也有一定的預見性和合理性。
其後世的武則天則又完美的詮釋了這一原則，從其為了取代而栽贓王皇後，不惜掐死自己的親生女兒算起，為了實現登上權力頂峰的夢想，她先後害死了自己的女兒、兒子、兒媳、兄弟、姐妹、侄女、孫女、姑母等不下二十人，被她害死的高官也有近百人。更慘無人道的是，她也用類似呂雉的殘酷手段來對付她丈夫唐高宗留下的寵妃蕭良娣，把被剁掉手腳的蕭妃投入釀甕中，使之受盡屈辱折磨而死。
因此趙昺覺得楊太後能很快相通這件事，不是其有漢武帝一般的政治智慧，否則也不會執意立吳曦為後，可其還是一位母親，一個王朝的守護者。想當年楊太後在國亡的前一刻受命保護兩位小皇子倉皇出逃，要知道其可是在深宮多年的妃嬪，雖說不受寵，卻也是錦衣玉食，哪裏受過什麽苦。
但是她卻能在敵軍的追擊下不畏艱難，保護著兩位幼子一路逃到福建，其過程可謂九死一生。而後歲月的艱難自不必說，不僅受盡磨難，楊太後還承受了親子病死的慘痛，可其很快又立趙昺為帝，以延續國脈。而讓一個女人變得如此強大，正是因為母性的偉大，使她可以為了自己的孩子犧牲一切。如今當其發現吳家可能威脅到趙氏的利益後，也毫不猶豫的選擇站在了他的一邊。
趙昺自來到這個世界最親近的人可以說就是楊太後了，十年間給了他跨越千年的母愛，並給予了他無私的支持，可以說若是沒有其也便沒有他的今天，更不可能掌握大權。同時其也是趙昺最為‘懼怕’的人，但絕非那種表麵上的怕，而是從心眼兒裏的怕，怕讓這個可憐又堅強的女人傷心、難過，怕自己讓其失望。所以在楊太後表明其態度後，趙昺也終於鬆了口氣。
不過趙昺知道即便自己獲得了楊太後的支持，但是處置吳家也是一件極為冒險的事情，他如此做其實等於在與整個士人集團對抗，從他們手中搶奪權力。因為按照儒家的治理思想，天子“君臨天下”，但應當“統而不治”，所謂“無為而治”、“垂衣裳而天下治”、“恭己正南麵而已”，說的都是這個意思。
從表麵上看，毫無疑問宋室君主處於這個權力結構的最頂端，具有最尊崇的地位，同時也是名義上的權力源，所有的詔書都必須以皇帝的名義頒布。但是在士大夫們看來皇帝最好隻是作為主權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禮儀的代表而存在，並不需要具體執政；國家的治理權由一個可以問責、更替的朝廷機構來執掌。
趙昺知道這種國家體製類似與現代的君主立憲製，用現代政治學概念來說，這叫做“虛君共和”；用宋人自己的話來說，叫做“權歸人主，政出中書”。當然在封建社會的整體下，宋代的實際權力運作當然離理想的“虛君共和”尚有很遠的距離，但“虛君”顯然是宋代士大夫階層的重疊共識。
北宋人曾肇說，“帝王號令，務要簡大。若夫立法輕重，委曲關防，皆有司之職，非帝王之務。”與其同時代的羅從彥也說，君主“除禮樂征伐大事之外，其餘細務，責成左右”。南宋的大理學家陸九淵說，“人主高拱於上，不參以己意，不間以小人，不維製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其成功。”影響南宋思想的理學家朱熹也認為，“人君之身端本示儀於上，使天下之人則而效之”，實際的治理則“隻消用一個好人作相”。朱熹的朋友兼論敵陳亮也提出，“端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
因而如果宋朝的曆代君主意欲攬權，則會被視為“越俎代庖”、侵占政府的正當權力，因而免不了要遭受群臣抗議：“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所以即便是皇帝本人，也不敢公然與士大夫的治理共識唱反調，連一向強勢的太宗皇帝也不能不承認，“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真宗亦自言“朕未嚐專斷”；仁宗更是“虛君”的典範，“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當時有人評論說，“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卻會做官家。”
皇帝如此軟弱無為，竟然導致有些諫官都看不過去了，質問仁宗：“今政事無大小，皆決於中書、樞密，陛下一無可否，豈為人主之道哉？”仁宗自己是這麽認為的：“屢有人言朕少斷。非不欲處分，蓋緣國家動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憲度，便成過失。以此須經大臣論議而行，台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所以宋人自認為，漢唐以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
按說作為來自現代社會的趙昺應該十分樂於接受這種‘民主共治’思想，但是他現在卻難以接受。當然這不止是他對於權力的貪戀，而是因為這種不純粹的民主實際上已經成為皇權和相權之間爭鬥的根源。若是在和平穩定的時代，他尚可接受。可在這動亂的時期，這種民主便成了致命的缺陷，使得君臣之間相互扯皮，政府效率低下，執行力被削弱，結果隻能是戰略上往往被動、滯後，戰術上處處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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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趙昺以為非常時期當行非常之法，他不期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個獨裁者，但是也希望能掌握權力，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班子，如此才能應對複雜多變的時局。他是這麽想的，也是一直這樣做的，幾番爭鬥下來也算是掌握了主動權。但是進入江南後，隨著江南士人的湧入官場，此前那種根深蒂固的‘虛君’思想也隨之開始影響到朝廷的運作。
而吳家作為江南士大夫勢力的代表，理學的堅強擁躉者，那麽雙方因為理念上的分歧，產生衝突是必然，即使聯姻也隻能解決一時，卻不能保證長久的妥協。趙昺覺得以其等矛盾爆發，不若先一步解決這個問題，隻有統一了思想，消除根本上的矛盾才能實施自己計劃。
趙昺在瓊州時想的是收複江南後，自己便可以獲得充足的財賦及人力的補充，進而可以大舉對蒙元用兵，以季風掃落葉之勢收複中原，將蒙古人遠逐塞外。但他發現現實與自己的構想還是有極大的差距的，內外形勢和麵臨的情形與隋朝有著很大的相似度。
那時經過多年的戰爭，四百年上下長時間的大分裂時代，終被隋朝劃上了句號。中華民族在四百年的過程中海納百川，吸收胡族尚武之風，漢化了胡族，民族實現融合。可這“陣痛”以及遺留問題又哪有那麽容易過去！經過隋文帝的整合後，形勢依然不容樂觀，而隨後這個任務就落到了隋煬帝楊廣的身上。
隋煬帝此人在曆史上的評價，一個‘煬’字就說明了問題。但是也不能因此全盤否定了其功績。他斯一上位麵臨的不光有民族融合問題，尚有世家控製了文官係統，貴戚控製了軍隊實權，“皇帝”就相當於“世家聯盟的領袖”。換言之，皇帝多有掣肘，所以楊廣要鞏固統治，唯有集權！
楊廣修大運河的事情則是人盡皆知，而史書上往往強調其是為了滿足自己下江南的私欲，卻忽視了大運河的作用，它連接南北全國各地，加速了南北融合，便利的交通也利於隋朝控製、消滅地方集團勢力的威脅。此運河對於後世華夏之重要性，大家有目共睹。其進一步發展科舉製度，恢複“國子監”、“太學”，打開寒門衝擊上層的通道；打擊突厥等外族，重建了西域絲綢之路。
而楊廣之過其實罪在三伐高句麗之戰，導致了隋朝的滅亡。趙昺一直認為以隋的綜合國力，滅高句麗應是易如反掌之事，而之所以連連失敗，則是敗在楊廣不知兵，且剛愎自用，親自出征指揮，如此一來造成軍事指揮錯誤，二來為保護君主軍隊有所顧忌。
另外君主因一己之事功，求片麵榮耀，為意氣顏麵，不計代價，對彈丸之地數次傾全國之力，終至大錯。本來征伐失敗無甚大礙，隻因親征失利而意氣用事，一方麵一得力將帥即可解決，卻征用舉國財富人士，再次以身犯險重蹈前轍。
三次出征的失敗導致了統製集團的分裂，使隋朝兩代皇帝拚盡力氣削弱的世家大族重新壯大，中央集權再度被虛弱。於是乎楊玄感跳了出來，你楊廣不行，換我做皇帝吧；李淵為首的關隴世家，叛變了；山東世家大族擁立竇建德，叛變了；貴戚重臣宇文家族、王世充，叛變了，對趙昺來說這都是教訓啊……
劉邦能在逃亡路上把妻子兒女扔掉自己逃跑，也能在項羽說要把他父親煮了時要求分一杯羹，還能不在乎糟糠之妻患難情，妄圖換皇後，廢太子等一係列現人品的事情。被做成‘人彘’戚姬，說實話也是自己作的，她不過是劉邦在逃亡路上娶的一位農戶家的女兒，在其登基後，把她接入宮中，從此寵的一發不可收拾。
呂雉當皇後初時，其實也並不過多幹涉朝政，但她也是個賢內助，幫助劉邦除掉了韓信。戚姬是然而被劉邦寵壞的戚姬卻不是個安分的主。她給劉邦吹枕邊風，要當皇後，甚至要廢太子劉盈，立她兒子劉如意為太子。而劉邦是個不重親情的人，但在他快死的時候害怕呂雉對戚姬母子不好，還真想著要廢太子。如果不是呂雉是正統又在朝中有人脈，最終還真就讓其得逞了。
呂雉本來一直安分，可是當威脅到兒女的利益時，這位母親就會變得堅韌起來。劉邦死後，呂雉剃掉戚姬的頭發，把她囚禁在永巷，穿褚紅囚衣，帶枷鎖舂米，其子劉如意也被遣往封地。這是呂雉對戚姬的懲罰，但其受不了這種侮辱還有不甘心，自作了《舂米歌》，希望兒子來救她。而這首歌最終成了自己的催命符，驅使呂雉將劉如意騙進宮殺死，把她做成人彘。
可惜是呂雉的兒子劉盈每當幾年皇帝，年紀輕輕的就死了。這時的呂雉性情大變，為了保證權力，開始任用外戚，險些將劉氏江山變成呂氏的，從此名聲也臭了。而他的後代漢武帝劉徹卻沒有忘記此事，他晚年立劉弗陵為太子，卻殘暴的殺了其生母鉤弋夫人，原因就是劉邦死後，劉盈少而呂後壯，呂後手握皇權，把劉邦的子孫幾近斬盡殺絕，可見這個教訓令劉徹刻骨銘心。
而曆史也驗證了劉徹的深謀遠慮，正像他自己所說：“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後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其死後，年僅八歲的漢昭帝劉弗陵繼位，昭帝聰慧賢明，但隻活了二十歲便死了。假如鉤弋仍活著，那麽，昭帝一朝她必然是皇太後，雖然年齡僅二三十歲。
假如鉤弋夫人能活到五十歲，那麽，昭帝之後她必然是太皇太後。如此尊貴的身份，在朝中注定是說了算的。就是說，鉤弋差不多要影響乃至左右朝政三十年。在這三十年裏，她會不會成為新的呂後，會不會成為像日後東漢的梁太後，乃至像西晉惠賈皇後那樣的妖孽，也未可知。
因為無限權力之下，什麽樣的醜事、惡事都可能發生。可見看似不通人情的殘酷的防範原則，在封建**社會的皇位繼承中，卻也有一定的預見性和合理性。
其後世的武則天則又完美的詮釋了這一原則，從其為了取代而栽贓王皇後，不惜掐死自己的親生女兒算起，為了實現登上權力頂峰的夢想，她先後害死了自己的女兒、兒子、兒媳、兄弟、姐妹、侄女、孫女、姑母等不下二十人，被她害死的高官也有近百人。更慘無人道的是，她也用類似呂雉的殘酷手段來對付她丈夫唐高宗留下的寵妃蕭良娣，把被剁掉手腳的蕭妃投入釀甕中，使之受盡屈辱折磨而死。
因此趙昺覺得楊太後能很快相通這件事，不是其有漢武帝一般的政治智慧，否則也不會執意立吳曦為後，可其還是一位母親，一個王朝的守護者。想當年楊太後在國亡的前一刻受命保護兩位小皇子倉皇出逃，要知道其可是在深宮多年的妃嬪，雖說不受寵，卻也是錦衣玉食，哪裏受過什麽苦。
但是她卻能在敵軍的追擊下不畏艱難，保護著兩位幼子一路逃到福建，其過程可謂九死一生。而後歲月的艱難自不必說，不僅受盡磨難，楊太後還承受了親子病死的慘痛，可其很快又立趙昺為帝，以延續國脈。而讓一個女人變得如此強大，正是因為母性的偉大，使她可以為了自己的孩子犧牲一切。如今當其發現吳家可能威脅到趙氏的利益後，也毫不猶豫的選擇站在了他的一邊。
趙昺自來到這個世界最親近的人可以說就是楊太後了，十年間給了他跨越千年的母愛，並給予了他無私的支持，可以說若是沒有其也便沒有他的今天，更不可能掌握大權。同時其也是趙昺最為‘懼怕’的人，但絕非那種表麵上的怕，而是從心眼兒裏的怕，怕讓這個可憐又堅強的女人傷心、難過，怕自己讓其失望。所以在楊太後表明其態度後，趙昺也終於鬆了口氣。
不過趙昺知道即便自己獲得了楊太後的支持，但是處置吳家也是一件極為冒險的事情，他如此做其實等於在與整個士人集團對抗，從他們手中搶奪權力。因為按照儒家的治理思想，天子“君臨天下”，但應當“統而不治”，所謂“無為而治”、“垂衣裳而天下治”、“恭己正南麵而已”，說的都是這個意思。
從表麵上看，毫無疑問宋室君主處於這個權力結構的最頂端，具有最尊崇的地位，同時也是名義上的權力源，所有的詔書都必須以皇帝的名義頒布。但是在士大夫們看來皇帝最好隻是作為主權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禮儀的代表而存在，並不需要具體執政；國家的治理權由一個可以問責、更替的朝廷機構來執掌。
趙昺知道這種國家體製類似與現代的君主立憲製，用現代政治學概念來說，這叫做“虛君共和”；用宋人自己的話來說，叫做“權歸人主，政出中書”。當然在封建社會的整體下，宋代的實際權力運作當然離理想的“虛君共和”尚有很遠的距離，但“虛君”顯然是宋代士大夫階層的重疊共識。
北宋人曾肇說，“帝王號令，務要簡大。若夫立法輕重，委曲關防，皆有司之職，非帝王之務。”與其同時代的羅從彥也說，君主“除禮樂征伐大事之外，其餘細務，責成左右”。南宋的大理學家陸九淵說，“人主高拱於上，不參以己意，不間以小人，不維製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其成功。”影響南宋思想的理學家朱熹也認為，“人君之身端本示儀於上，使天下之人則而效之”，實際的治理則“隻消用一個好人作相”。朱熹的朋友兼論敵陳亮也提出，“端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
因而如果宋朝的曆代君主意欲攬權，則會被視為“越俎代庖”、侵占政府的正當權力，因而免不了要遭受群臣抗議：“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所以即便是皇帝本人，也不敢公然與士大夫的治理共識唱反調，連一向強勢的太宗皇帝也不能不承認，“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真宗亦自言“朕未嚐專斷”；仁宗更是“虛君”的典範，“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當時有人評論說，“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卻會做官家。”
皇帝如此軟弱無為，竟然導致有些諫官都看不過去了，質問仁宗：“今政事無大小，皆決於中書、樞密，陛下一無可否，豈為人主之道哉？”仁宗自己是這麽認為的：“屢有人言朕少斷。非不欲處分，蓋緣國家動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憲度，便成過失。以此須經大臣論議而行，台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所以宋人自認為，漢唐以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
按說作為來自現代社會的趙昺應該十分樂於接受這種‘民主共治’思想，但是他現在卻難以接受。當然這不止是他對於權力的貪戀，而是因為這種不純粹的民主實際上已經成為皇權和相權之間爭鬥的根源。若是在和平穩定的時代，他尚可接受。可在這動亂的時期，這種民主便成了致命的缺陷，使得君臣之間相互扯皮，政府效率低下，執行力被削弱，結果隻能是戰略上往往被動、滯後，戰術上處處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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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吳家作為江南士大夫勢力的代表，理學的堅強擁躉者，那麽雙方因為理念上的分歧，產生衝突是必然，即使聯姻也隻能解決一時，卻不能保證長久的妥協。趙昺覺得以其等矛盾爆發，不若先一步解決這個問題，隻有統一了思想，消除根本上的矛盾才能實施自己計劃。
趙昺在瓊州時想的是收複江南後，自己便可以獲得充足的財賦及人力的補充，進而可以大舉對蒙元用兵，以季風掃落葉之勢收複中原，將蒙古人遠逐塞外。但他發現現實與自己的構想還是有極大的差距的，內外形勢和麵臨的情形與隋朝有著很大的相似度。
那時經過多年的戰爭，四百年上下長時間的大分裂時代，終被隋朝劃上了句號。中華民族在四百年的過程中海納百川，吸收胡族尚武之風，漢化了胡族，民族實現融合。可這“陣痛”以及遺留問題又哪有那麽容易過去！經過隋文帝的整合後，形勢依然不容樂觀，而隨後這個任務就落到了隋煬帝楊廣的身上。
隋煬帝此人在曆史上的評價，一個‘煬’字就說明了問題。但是也不能因此全盤否定了其功績。他斯一上位麵臨的不光有民族融合問題，尚有世家控製了文官係統，貴戚控製了軍隊實權，“皇帝”就相當於“世家聯盟的領袖”。換言之，皇帝多有掣肘，所以楊廣要鞏固統治，唯有集權！
楊廣修大運河的事情則是人盡皆知，而史書上往往強調其是為了滿足自己下江南的私欲，卻忽視了大運河的作用，它連接南北全國各地，加速了南北融合，便利的交通也利於隋朝控製、消滅地方集團勢力的威脅。此運河對於後世華夏之重要性，大家有目共睹。其進一步發展科舉製度，恢複“國子監”、“太學”，打開寒門衝擊上層的通道；打擊突厥等外族，重建了西域絲綢之路。
而楊廣之過其實罪在三伐高句麗之戰，導致了隋朝的滅亡。趙昺一直認為以隋的綜合國力，滅高句麗應是易如反掌之事，而之所以連連失敗，則是敗在楊廣不知兵，且剛愎自用，親自出征指揮，如此一來造成軍事指揮錯誤，二來為保護君主軍隊有所顧忌。
另外君主因一己之事功，求片麵榮耀，為意氣顏麵，不計代價，對彈丸之地數次傾全國之力，終至大錯。本來征伐失敗無甚大礙，隻因親征失利而意氣用事，一方麵一得力將帥即可解決，卻征用舉國財富人士，再次以身犯險重蹈前轍。
三次出征的失敗導致了統製集團的分裂，使隋朝兩代皇帝拚盡力氣削弱的世家大族重新壯大，中央集權再度被虛弱。於是乎楊玄感跳了出來，你楊廣不行，換我做皇帝吧；李淵為首的關隴世家，叛變了；山東世家大族擁立竇建德，叛變了；貴戚重臣宇文家族、王世充，叛變了，對趙昺來說這都是教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