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趙昺的追問下，劉黻說出自己推薦的人便是狀元韓信同的老師陳普。其生於理宗淳祐四年，當下也隻有四十出頭，正直中年。簡曆聽著也不錯，
陳普幼年勵誌發奮苦讀，覽四書五經。長大後，他潛心探研朱熹理學。鹹淳初，投蘇州大儒韓翼甫在浙東崇德書院就學，韓翼甫並將愛女玉蟬許配他。他披覽群書，博聞廣見，多才多藝。除六經外，他還熟諳律呂、天文、地理、算數之學，精於陰陽璣衡之說。
蒙軍南下後，陳普遂隱居於石堂山，終日以窮經著述自娛，以宋遺民自居，此後，陳普在石堂山仁豐寺裏設館倡學，招徒課藝。四方學子負笈從遊者歲數百。在教學上，陳普力倡理論聯係實際，治經“不貴文詞，崇雅黜浮”，而“必真知實踐、求無愧於古聖賢”。在精心教學，輔導學生成才的同時，陳普還精研數理。
元廷曾三次詔聘他為福建教授，均堅辭不就，誓不仕元。他怕元廷加罪‘遂隱遊古田、屏南、政和一帶山區十二年。在政和興辦德興初庵書院，又主講建陽雲莊書院、福州鼇峰書院、長樂鼇峰書院。所至之處，學者摳衣而來，不絕於途。其間，他反複鑽研聚銅鑄刻漏壺，經無數次反複試驗，終於第三年製成，應時升降，纖毫無爽。
“陛下覺得此人如何？”一番介紹後，劉黻問道。
“此人並未入仕，且又為參加科舉，想是其不願受約束，恐不會應詔。”說實話，趙昺對其並不滿意，首先其應算是一個隱士，而這種人往往自視甚高，脾氣古怪，又不貪圖富貴，動不動就摔耙子，難以約束；再有其以鑽研儒學為方向，什麽天文、地理和算學隻能算是興趣所在，真實水平有多高很難講；另外其足跡隻限於福建很小的範圍內，許多地方並未親自勘測過，見識終歸有限。
此外對於陳普發明漏壺，趙昺心裏十分清楚這有些言過其實了。他知道古時候在傳統的農業社會裏，人們對時間的認識比較模糊，因而導致人們在用時、計時、守時等習慣上也比較模糊。在時間的使用上一般用“掌燈時分”、“日上三竿”、“不見不散”等說法，也談不上準確。
且這種計時方式受外界影響較大，“掌燈”的時間和季節有關，和天氣有關，和地理位置及生活習慣也有關，因而沒有確定的時刻;“日上三竿”首先在計量上就無法進行，隻能憑借想像的太陽高度來確定一個大概的時間，“不見不散”更是沒有確定的時間期望值，隻能是人們活動結果的一種願望，是最沒有時間效應的守時方式，直到刻漏壺的發明，讓這種狀況有了改變。
漏壺也分為很多種，聽劉黻的描述，他基本可以確認陳普‘發明’的漏壺應是一種通過觀測容器內的水漏泄減少情況來計量時間，叫作泄水型漏壺，也稱沉箭漏。單隻泄水型或受水型漏壺結構簡單、使用方便。但是水流速度與壺中水的多少有關，單隻漏壺隨著壺中水的減少，流水速度也在變慢，這樣就直接影響到計時的穩定性和精確度。
後來人們想到在漏水壺上另加一隻漏水壺，用上麵流出的水來補充下麵壺的水量，就可以提高下麵壺流水的穩定性。發明增加補給壺的辦法之後，人們自然會想到可以在補給壺之上再加補給壺，形成多級漏壺。但據趙昺所知補給壺的使用大概始於西漢末東漢初。起碼東漢的張衡已使用兩隻壺，即一隻漏壺和一隻補給壺；晉代出現了三隻一套的出水壺。
唐初的呂才設計了四隻一套的漏壺，基本形式是由大小不等的四隻銅壺組成，依次安放於階梯式座架之上。各壺皆有銅蓋，第一、二、三壺下端均裝有龍頭，龍口滴水，依次滴注儲入受水壺中，受水壺的銅蓋中央，插銅尺一把，尺上刻有十二時辰，自下而上為子至亥時。又銅尺前插放一木製浮箭，下為浮舟，隨著水位提高浮箭逐漸上升，顯示時刻，所以又稱“刻漏”。
宋朝之後燕肅又發明了另一種方法，被時人成為‘蓮花漏’。他在中間一級壺的上方開一孔，使上麵來的過量水自動從這個分水孔溢出，讓水位保持恒定，在北宋時曾風行各地。所以趙昺覺得陳普不過是在前人的基礎之上直接仿製，或是在細節上進行了改進，說是其發明的便言過其實了。
而趙昺以為若是自己仿製一台多級漏壺，這件事情對於他並沒有多大難度，他自可通過精確的計算便能完成初級設計，然後再經過一段時間的校正就能投入使用，即便時間長些，也肯定用不了三年時間。從這些也可以看出陳普的數學和物理知識水平有限。
“陛下親政之後事務日漸繁雜，被瑣事纏身，難以一心二用。陳普既然又些本事，何不試試看？”應節嚴看出小皇帝皺著眉頭，顯然對這個人選並不滿意，話語中也多有推辭之意，於是勸道。
但他也知道，小皇帝對技巧之物及算學、天文、地理皆涉獵甚深，所知之淵博當世恐無人能及，不過他仍然以為皇帝應以政事為主，那些東西終是偏門，不應沉浸太深，以致荒廢了政務。而陳普也算是名儒，必會從中勸諫，以其從旁輔佐，至少不會使皇帝沉浸其中，難以自拔。
“陛下，應知事所言甚是，當下既然無合意的人選，可先以陳普代行教導，待日後有了勝任之人再行替換即可！”徐宗仁也隨之勸道。
“唉，陳普乃是名儒，以其主導研究這些事務，恐其會以為朕慢待，不但不肯赴任，反而引出麻煩！”趙昺還是有些不願。可也覺要是欲尋到自己這樣的‘大才’，恐怕隻有同為穿越者了。而這個時代還活著名家隻有郭守敬了，但其身居蒙元，正為敵所用。
“陛下，陳普既然以忠君標榜，自當為國為君效力，其若拒絕征辟，則是徒具其名的偽君子。臣願前去一試，勸其歸朝效力！”徐宗仁施禮道。
“好吧，但是不要強迫和誘惑，也不要許下什麽諾言。”趙昺沉吟片刻言道。
“是，臣遵諭！”徐宗仁再施禮道。
這個插曲之後，眾人對三榜的排名又討論了一番，其實三榜之中甲榜最重，甲榜之中前三最重。現下已經遴選完畢，應節嚴等三人也再沒有更多的異議，基本上便敲定了各榜人選和人數。其中甲榜計二十人，乙榜一百四十二人，餘者為丙榜。
榜單一出，當然也有人頗有微詞，三榜之中報考的吏員有五十餘人之多，他們自此擺脫了一輩子為吏的命運；此外瓊州舉子雖然沒有出現在甲榜之中，但是其餘兩榜合計也有三十人之多，這可以說是瓊州破紀錄的成績。
對於這種‘意外’，有些落榜的舉子自然不滿，質疑其中有弊，稱考官偏私。想想江南已經十餘年未開科，積累眾多的士子，結果卻不盡人意，使自己失去了晉身的機會，他們當然覺得自己受到了愚弄，因此準備集體上書，要求查清弊案，嚴懲涉事官員。
正當群情洶洶，欲要爆發之際，小皇帝在瓊台宴上的一番話頃刻讓他們沒了脾氣。據經曆者稱，陛下對士子們質疑舞弊之說專門予以澄清，言：吏員身處底層，不僅收入微薄，且要承擔最重的工作，也因而最為熟悉國家法度和處理各種公務的程序。而這種人正是國家所需的人才，而非隻會背誦聖人之言，不通公務的書呆子。
對於錄取的瓊州士子超額，那也是瓊州百姓們應得的。在朝廷最為危險的時刻，他們與皇帝共患難，可謂休戚與共。為保衛朝廷，重建大宋做出了重大貢獻，並為收複江南付出了巨大的犧牲。而那些叫嚷不公之人，又在國家危難之時做了些什麽？他們苟安於蒙元的淫威之下，卻不思抗元複國，此時有何麵目來談公平。
再說朝廷在瓊州十年，建學施教，又有眾多名家大儒的執教，即便是荒蠻之地也能培養出無數棟梁之才，錄取二十餘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那些忠勇之士的子弟，忠君愛國的士子理應優先入選，他們比之那些隻會哀歎不公的可憐蟲要強之百倍。
若是再聽不明白那就是傻子了，皇帝這是表明了他的立場和態度，如此做就是他授意的，其就是主謀。而且態度也很強硬，朕就這麽做了，就是偏心了，你能怎麽樣？要怪也隻能怪你們膽小怯懦，屈從於蒙元的淫威，沒有早日投奔朝廷，又沒有本事，如今也怪不得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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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息了質疑聲後，趙昺依照瓊州舊例，甲榜之人直接授官，卻隻從八品起授，就是三鼎甲的狀元韓信同也隻是七品，到禮部任員外郎；榜眼林青卻去了吏部，擔任從六品的案頭；而探花鄭思肖則去了禦史台，做了個巡殿禦史。其餘人等則多授八品，分赴臨安府或朝廷各部自初級官員做起。其餘兩榜人員則入太學帶薪學習，但是能不能真正出仕做官，還要看他們的學習成績，一旦不合格則麵臨著重回原點的境地。
皇帝如此可謂讓人感慨。社會上從庶民百姓到達官顯貴，無一不堅定地認為：“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讀書的直接功利目的就是入仕。自孔老夫子起，“學而優則仕”成了亙古不變的知識分子的奮鬥之路。因而苦讀寒窗數十年，為的就是金榜題名，為的就是以文入仕，為的就是躋身宦臣，光宗耀祖。
狀元及第，不但是天下讀書人的畢生追求，而且在百姓心目中也具有“天上一輪才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的巨大殊榮。一旦殿試第一，馬上就由吏部考試任其官位，或翰林院修撰，或著作郎、秘書郎，或掌修國史，或做天子侍講，從此也就步入了仕途，開始了宦海沉浮榮辱的漫漫人生。但現在他們發現天變了，即便成為狀元也不一定仕途就是一片光明。
而趙昺卻不這麽想，他作為後世來人，對於狀元並不十分感冒，別說曆史上的七百多名狀元，即便是現代社會年年出現的狀元們，又有多少人在步入社會後能夠成就一番事業。古代的狀元們以文得名，可在文學藝術上有較高成就者同樣了無幾人，很少有人步入大家之列。他們身為狀元，詩賦詞文，無所不通，亦有詩書傳世，有的甚至著作等身者。
所以從狀元整體來說，卻是名不符實的，其中的大多數虛有其表，相當平庸，其中的絕大多數人自高中之後，從此潛心仕途，無意文字，熱衷於官場得意，專注於富貴得失，已經無心無力對文學藝術加以執著探索，他們多文績平平，難傳千秋。形成了一種狀元難入大家之列，而大家又很難高中狀元的怪象。
如此懸殊的比例，足以證明科舉考試可以選拔人才的說法，在趙昺看來是不大靠譜的。別看狀元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可謂是人中之龍、天之驕子，其榮耀、其顯赫、其尊貴，簡直登峰造極。可即便文章做得好，考試也未必能把一個人的學識水平測驗出來，未必能做好官。
而那些靠背古書扒古書考出來的官員們，多是被洗了腦，沒有思想的機器人，他們對世界的認識也不過那些聖人之語，可要成為大人物必須要有對世界有清醒的認識才行。更何況絕大數人中了狀元之後，也就掉進了榮華富貴的陷井，並且為此在官場上爭名奪利。這也是絕大多數曠世奇才被科考拒之門外的緣由。所以趙昺以為還是得以觀後效，而不能一考定終身……
陳普幼年勵誌發奮苦讀，覽四書五經。長大後，他潛心探研朱熹理學。鹹淳初，投蘇州大儒韓翼甫在浙東崇德書院就學，韓翼甫並將愛女玉蟬許配他。他披覽群書，博聞廣見，多才多藝。除六經外，他還熟諳律呂、天文、地理、算數之學，精於陰陽璣衡之說。
蒙軍南下後，陳普遂隱居於石堂山，終日以窮經著述自娛，以宋遺民自居，此後，陳普在石堂山仁豐寺裏設館倡學，招徒課藝。四方學子負笈從遊者歲數百。在教學上，陳普力倡理論聯係實際，治經“不貴文詞，崇雅黜浮”，而“必真知實踐、求無愧於古聖賢”。在精心教學，輔導學生成才的同時，陳普還精研數理。
元廷曾三次詔聘他為福建教授，均堅辭不就，誓不仕元。他怕元廷加罪‘遂隱遊古田、屏南、政和一帶山區十二年。在政和興辦德興初庵書院，又主講建陽雲莊書院、福州鼇峰書院、長樂鼇峰書院。所至之處，學者摳衣而來，不絕於途。其間，他反複鑽研聚銅鑄刻漏壺，經無數次反複試驗，終於第三年製成，應時升降，纖毫無爽。
“陛下覺得此人如何？”一番介紹後，劉黻問道。
“此人並未入仕，且又為參加科舉，想是其不願受約束，恐不會應詔。”說實話，趙昺對其並不滿意，首先其應算是一個隱士，而這種人往往自視甚高，脾氣古怪，又不貪圖富貴，動不動就摔耙子，難以約束；再有其以鑽研儒學為方向，什麽天文、地理和算學隻能算是興趣所在，真實水平有多高很難講；另外其足跡隻限於福建很小的範圍內，許多地方並未親自勘測過，見識終歸有限。
此外對於陳普發明漏壺，趙昺心裏十分清楚這有些言過其實了。他知道古時候在傳統的農業社會裏，人們對時間的認識比較模糊，因而導致人們在用時、計時、守時等習慣上也比較模糊。在時間的使用上一般用“掌燈時分”、“日上三竿”、“不見不散”等說法，也談不上準確。
且這種計時方式受外界影響較大，“掌燈”的時間和季節有關，和天氣有關，和地理位置及生活習慣也有關，因而沒有確定的時刻;“日上三竿”首先在計量上就無法進行，隻能憑借想像的太陽高度來確定一個大概的時間，“不見不散”更是沒有確定的時間期望值，隻能是人們活動結果的一種願望，是最沒有時間效應的守時方式，直到刻漏壺的發明，讓這種狀況有了改變。
漏壺也分為很多種，聽劉黻的描述，他基本可以確認陳普‘發明’的漏壺應是一種通過觀測容器內的水漏泄減少情況來計量時間，叫作泄水型漏壺，也稱沉箭漏。單隻泄水型或受水型漏壺結構簡單、使用方便。但是水流速度與壺中水的多少有關，單隻漏壺隨著壺中水的減少，流水速度也在變慢，這樣就直接影響到計時的穩定性和精確度。
後來人們想到在漏水壺上另加一隻漏水壺，用上麵流出的水來補充下麵壺的水量，就可以提高下麵壺流水的穩定性。發明增加補給壺的辦法之後，人們自然會想到可以在補給壺之上再加補給壺，形成多級漏壺。但據趙昺所知補給壺的使用大概始於西漢末東漢初。起碼東漢的張衡已使用兩隻壺，即一隻漏壺和一隻補給壺；晉代出現了三隻一套的出水壺。
唐初的呂才設計了四隻一套的漏壺，基本形式是由大小不等的四隻銅壺組成，依次安放於階梯式座架之上。各壺皆有銅蓋，第一、二、三壺下端均裝有龍頭，龍口滴水，依次滴注儲入受水壺中，受水壺的銅蓋中央，插銅尺一把，尺上刻有十二時辰，自下而上為子至亥時。又銅尺前插放一木製浮箭，下為浮舟，隨著水位提高浮箭逐漸上升，顯示時刻，所以又稱“刻漏”。
宋朝之後燕肅又發明了另一種方法，被時人成為‘蓮花漏’。他在中間一級壺的上方開一孔，使上麵來的過量水自動從這個分水孔溢出，讓水位保持恒定，在北宋時曾風行各地。所以趙昺覺得陳普不過是在前人的基礎之上直接仿製，或是在細節上進行了改進，說是其發明的便言過其實了。
而趙昺以為若是自己仿製一台多級漏壺，這件事情對於他並沒有多大難度，他自可通過精確的計算便能完成初級設計，然後再經過一段時間的校正就能投入使用，即便時間長些，也肯定用不了三年時間。從這些也可以看出陳普的數學和物理知識水平有限。
“陛下親政之後事務日漸繁雜，被瑣事纏身，難以一心二用。陳普既然又些本事，何不試試看？”應節嚴看出小皇帝皺著眉頭，顯然對這個人選並不滿意，話語中也多有推辭之意，於是勸道。
但他也知道，小皇帝對技巧之物及算學、天文、地理皆涉獵甚深，所知之淵博當世恐無人能及，不過他仍然以為皇帝應以政事為主，那些東西終是偏門，不應沉浸太深，以致荒廢了政務。而陳普也算是名儒，必會從中勸諫，以其從旁輔佐，至少不會使皇帝沉浸其中，難以自拔。
“陛下，應知事所言甚是，當下既然無合意的人選，可先以陳普代行教導，待日後有了勝任之人再行替換即可！”徐宗仁也隨之勸道。
“唉，陳普乃是名儒，以其主導研究這些事務，恐其會以為朕慢待，不但不肯赴任，反而引出麻煩！”趙昺還是有些不願。可也覺要是欲尋到自己這樣的‘大才’，恐怕隻有同為穿越者了。而這個時代還活著名家隻有郭守敬了，但其身居蒙元，正為敵所用。
“陛下，陳普既然以忠君標榜，自當為國為君效力，其若拒絕征辟，則是徒具其名的偽君子。臣願前去一試，勸其歸朝效力！”徐宗仁施禮道。
“好吧，但是不要強迫和誘惑，也不要許下什麽諾言。”趙昺沉吟片刻言道。
“是，臣遵諭！”徐宗仁再施禮道。
這個插曲之後，眾人對三榜的排名又討論了一番，其實三榜之中甲榜最重，甲榜之中前三最重。現下已經遴選完畢，應節嚴等三人也再沒有更多的異議，基本上便敲定了各榜人選和人數。其中甲榜計二十人，乙榜一百四十二人，餘者為丙榜。
榜單一出，當然也有人頗有微詞，三榜之中報考的吏員有五十餘人之多，他們自此擺脫了一輩子為吏的命運；此外瓊州舉子雖然沒有出現在甲榜之中，但是其餘兩榜合計也有三十人之多，這可以說是瓊州破紀錄的成績。
對於這種‘意外’，有些落榜的舉子自然不滿，質疑其中有弊，稱考官偏私。想想江南已經十餘年未開科，積累眾多的士子，結果卻不盡人意，使自己失去了晉身的機會，他們當然覺得自己受到了愚弄，因此準備集體上書，要求查清弊案，嚴懲涉事官員。
正當群情洶洶，欲要爆發之際，小皇帝在瓊台宴上的一番話頃刻讓他們沒了脾氣。據經曆者稱，陛下對士子們質疑舞弊之說專門予以澄清，言：吏員身處底層，不僅收入微薄，且要承擔最重的工作，也因而最為熟悉國家法度和處理各種公務的程序。而這種人正是國家所需的人才，而非隻會背誦聖人之言，不通公務的書呆子。
對於錄取的瓊州士子超額，那也是瓊州百姓們應得的。在朝廷最為危險的時刻，他們與皇帝共患難，可謂休戚與共。為保衛朝廷，重建大宋做出了重大貢獻，並為收複江南付出了巨大的犧牲。而那些叫嚷不公之人，又在國家危難之時做了些什麽？他們苟安於蒙元的淫威之下，卻不思抗元複國，此時有何麵目來談公平。
再說朝廷在瓊州十年，建學施教，又有眾多名家大儒的執教，即便是荒蠻之地也能培養出無數棟梁之才，錄取二十餘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那些忠勇之士的子弟，忠君愛國的士子理應優先入選，他們比之那些隻會哀歎不公的可憐蟲要強之百倍。
若是再聽不明白那就是傻子了，皇帝這是表明了他的立場和態度，如此做就是他授意的，其就是主謀。而且態度也很強硬，朕就這麽做了，就是偏心了，你能怎麽樣？要怪也隻能怪你們膽小怯懦，屈從於蒙元的淫威，沒有早日投奔朝廷，又沒有本事，如今也怪不得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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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息了質疑聲後，趙昺依照瓊州舊例，甲榜之人直接授官，卻隻從八品起授，就是三鼎甲的狀元韓信同也隻是七品，到禮部任員外郎；榜眼林青卻去了吏部，擔任從六品的案頭；而探花鄭思肖則去了禦史台，做了個巡殿禦史。其餘人等則多授八品，分赴臨安府或朝廷各部自初級官員做起。其餘兩榜人員則入太學帶薪學習，但是能不能真正出仕做官，還要看他們的學習成績，一旦不合格則麵臨著重回原點的境地。
皇帝如此可謂讓人感慨。社會上從庶民百姓到達官顯貴，無一不堅定地認為：“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讀書的直接功利目的就是入仕。自孔老夫子起，“學而優則仕”成了亙古不變的知識分子的奮鬥之路。因而苦讀寒窗數十年，為的就是金榜題名，為的就是以文入仕，為的就是躋身宦臣，光宗耀祖。
狀元及第，不但是天下讀書人的畢生追求，而且在百姓心目中也具有“天上一輪才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的巨大殊榮。一旦殿試第一，馬上就由吏部考試任其官位，或翰林院修撰，或著作郎、秘書郎，或掌修國史，或做天子侍講，從此也就步入了仕途，開始了宦海沉浮榮辱的漫漫人生。但現在他們發現天變了，即便成為狀元也不一定仕途就是一片光明。
而趙昺卻不這麽想，他作為後世來人，對於狀元並不十分感冒，別說曆史上的七百多名狀元，即便是現代社會年年出現的狀元們，又有多少人在步入社會後能夠成就一番事業。古代的狀元們以文得名，可在文學藝術上有較高成就者同樣了無幾人，很少有人步入大家之列。他們身為狀元，詩賦詞文，無所不通，亦有詩書傳世，有的甚至著作等身者。
所以從狀元整體來說，卻是名不符實的，其中的大多數虛有其表，相當平庸，其中的絕大多數人自高中之後，從此潛心仕途，無意文字，熱衷於官場得意，專注於富貴得失，已經無心無力對文學藝術加以執著探索，他們多文績平平，難傳千秋。形成了一種狀元難入大家之列，而大家又很難高中狀元的怪象。
如此懸殊的比例，足以證明科舉考試可以選拔人才的說法，在趙昺看來是不大靠譜的。別看狀元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可謂是人中之龍、天之驕子，其榮耀、其顯赫、其尊貴，簡直登峰造極。可即便文章做得好，考試也未必能把一個人的學識水平測驗出來，未必能做好官。
而那些靠背古書扒古書考出來的官員們，多是被洗了腦，沒有思想的機器人，他們對世界的認識也不過那些聖人之語，可要成為大人物必須要有對世界有清醒的認識才行。更何況絕大數人中了狀元之後，也就掉進了榮華富貴的陷井，並且為此在官場上爭名奪利。這也是絕大多數曠世奇才被科考拒之門外的緣由。所以趙昺以為還是得以觀後效，而不能一考定終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