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接著又上了一巡，酒也又喝一遭。趙昺已似有醉意，大談起自己對未來軍隊建設的規劃，他以為別看當下大宋已經擁有中央禁軍和地方州軍五十餘萬。但是若是大舉反攻江北，兵力仍顯不足，因為不但要承受戰爭中的傷亡，還要對新占區進行駐守，即便在當下的基礎上擴編一倍也不一定夠用。
不過以大宋當前的經濟實力又難以承受高昂的軍費，這又與擴軍形成難以調和的矛盾，因此趙昺想要組建預備軍官團。他的意思是先搭起架子，但這支軍隊平時隻配備各級軍官和基層骨幹，並不滿編，也就是支官多兵少的影子部隊，番號隻存在於兵部的花名冊上。
而趙昺這貨是摳慣了的，他覺得維持這樣的影子部隊也是要花錢的，於是他將主意打在了兵部所轄的訓練營上。要知道當前兵部所轄的訓練營已有三十餘所，不僅擔負著新兵的入伍前訓練，還承擔著培訓炮兵、騎兵、醫士、工程、水軍等專業技術兵種的骨幹培訓。
這些訓練營散布在江南各府及各軍，這個軍當然不是指軍事編製的軍，而是古行政區劃的名稱，設置在戰略上的軍事要地。它們多是團級編製，大的是師級編製，各級軍官配備完善，隻要補充進新兵，配發武器就可以拉出一支隊伍。
趙昺的意思是把各個訓練營利用起來，平日除了承擔正規軍的培訓任務外，還可以利用農閑訓練駐地的州軍和鄉兵，一旦需要就可以迅速補入兵員，整編成軍，隻要將幾個訓練營再次整編便可成為一軍或一師，兵部再遣統兵的將領就能上陣了，雖然不能與常備軍的戰鬥力相比，但也可承擔護送輜重、保護運輸線、維持新占之地治安等低強度戰鬥任務。
陳任翁對小皇帝的設想十分讚同，這樣既解決了戰時兵員不足的問題，平時又可節約大量的軍費。但他也提出自己的建議，可以將各個訓練基地擴建，在承擔訓練任務的同時，還可以擔負儲備武器裝備，軍需用品的職能，可以進一步提高動員能力……
“陛下，我們太學亦時時進行軍事訓練，是不是也要作為預備軍編伍上陣呢？”正當趙昺大談建立預備軍團的時候，陳禮時插言道。
“哦，若是戰事緊急也不無可能，屆時是不是會逃避啊！”趙昺放下箸子，看看陳禮時言道。
“陛下，父親常常教導，國有危難，豈能坐視，尤其是陳家子弟更是責無旁貸。陛下有詔，吾必會持槍上陣，絕不會逃避！”陳禮時聽了起身施禮道。
“坐吧！朕相信你一定能做到。”趙昺壓壓手讓其坐下道，“太學生中是不是有人反對進行軍事訓練，以為這是多此一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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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陛下問話，要如實回答，猶豫什麽！”陳任翁見兒子吞吞吐吐，厲聲喝道。
“稟陛下，同學們雖不敢明言，但私下中卻多有不滿，稱朱子言：內無妄思，外無妄動。讓士子們舞槍弄棒有違聖人之訓！”陳禮時老老實實地回答道。
“放屁，朱子還大過孔子嗎？其算什麽聖人！”沒等趙昺說話，陳任翁已拍案而起道，“聖人雲：國之大事，唯祀與戎。其乃是惡意詆毀聖人，其心可誅！”
“麟洲不得無禮，肆意妄言！”陳則翁見狀連忙製止道。他知道當下盛行理學，若是傳了出去，不知要有多少士人要罵他們，陳家還不被唾沫星子給淹了。
“麟洲先生所言不錯，這話就是放屁。古有君子六藝之說，幾位先生自幼也是如此教導朕的，而兵戎之事事關國之興亡，卻因為其自身的憎惡，竟將習武與賭博相等同，且遺毒至今，必須要堅決扭轉！”趙昺恨恨地道。
大家其實一直以為學生軍訓貌似是很現代的事兒，說起來你恐怕不相信，在中國已經有幾千曆史了，至少在西周時期，學校學生就要參加軍訓。“國之大事，唯祀與戎”，這是那會兒政府的頭等大事，“祀”關乎信仰，要讓學生“三觀”正確，必修“禮、樂、書、數”文化課；“戎”關乎國防，要使國家發展有保障，在人口比較少的當時，在校學生作為國防後備力量，必修“射、禦”軍事訓練課。
到諸侯紛爭的春秋戰國時期，連孔子辦的民辦學校也要進行軍訓。孔子講課時，把射禦之術和禮樂教育看得同等重要。他說“射禦足利則賢”，將軍事素養視為一個人賢能與否的標誌。且他的軍訓教育理念十分符合當時的文化潮流——文武兼修。
正規的軍訓源於西周，那時學校就安排有軍訓課程。當時公辦校分為國學和鄉學，設有小學和大學兩級，沒有“中學”。大學標準的課程是“六藝”，即禮、樂、射、禦、書、數。其中，“射”“禦”是古代學生軍訓的內容。教官是從部隊上請來的，授課時一點兒也不含糊，學生如果偷懶，必定被罰。所以，西周的大學軍訓是國家倡導，且予以保障的，而“射”和“禦”便是大學生必修的軍訓課。
“射”就是射箭，這是古人的重要生存手段，狩獵、打仗都少不了，射箭具有中遠距離殺傷力，是諸侯紛爭中不可或缺的武器，所以非常受重視習射。西周時候，男孩長到了十三四歲，就要“學射、禦”，進行正規的軍事訓練。習射且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即便是文人也不會降低標準，五項射技，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每項技術要求都很高。
射箭考核極其嚴格，而非是走過場，比賽的同時還要考查射手的修養，比如懂不懂禮讓，守不守規則，尊不尊重對手等等。射箭以作為一件帶有濃厚禮儀色彩的事情，深入到生活之中，並形成隆重的“射禮”，且天子通過射箭來選用諸侯、卿大夫、士等。優者可以參加祭祀，受到晉爵、增加封地的獎賞；劣者不能參加祭祀，還要受到責備和削減封地的處罰。可見，那個時候教授和考核射藝已經相當規範。
“禦”就是駕駛兵車，戰車是古代重要的作戰工具，在戰爭年代，一個人駕戰技術的高低，直接影響到戰爭的勝負，“禦”自然成為學校教學的重要內容，一個學生連駕車都不會，就不能算是合格的學生。
禦車也有五項技術，即：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等。鳴和鸞，要求車輛起步平穩。逐水曲，要求車輛過河或在溪流中行走時，既快又穩，避免翻車。過君表，要求在駕車途中避開障礙物，迅速安全通過。舞交衢，要求遇到車多擁擠時，能夠像舞蹈動作一樣，從車流中輕快地穿插而過。逐禽左，在駕車出獵時，要求駕車人善於運用車輛協助圍獵或阻擋獵物，利於射獲。
到了諸侯紛爭的戰國，“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各國更加重視軍事人才教育和訓練，軍訓成為官辦學校教育的重要內容。就連孔子的私學也很重視軍訓，曾言“射禦足力則賢”，他把軍事技能優劣，視為一個人賢能與否的標誌，認為“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陛下切勿衝動，從秦之後六藝中的射、禦便已逐漸廢黜，至我朝已經無人提及，驟然恢複自然有些士子難以適應。而朱子之言亦是應時之說，陛下若是以一言而否之，隻怕會引發激變，還是要慎重為之！”陳則翁見小皇帝一臉慍怒，便感到不妙，當下朱子的理學在士人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崇尚理學。且他知道陛下提倡學以致用，與理學學說多有衝突，在科舉前就有改變之心，因為唯恐陛下一怒之下做出廢黜理學的決定。
“瑞洲先生所言不假，但是事情總要因時而變，如今國家危在旦夕，正是奮起反抗，消滅暴元之時。可若是仍抱殘守缺，忘記了根本，卻不知奮起，隻能重蹈亡國的覆轍。”趙昺反駁道，“朱子重文輕武，其遺風至今日，衣冠文士羞與武夫齒，以致士子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長此不返，四海潰弱，何有已時乎？”
不過趙昺也知陳則翁所言不假，軍訓製度在曆代皆有變化。秦統一六國之後，學校對軍訓就不那麽受重視了，這與秦漢時的國家政策有很的關係。秦始皇統一全國後，收天下之兵器，鑄成金人，禁止民間習武，“以弱黔首之民”。同時，取締民間辦學，要讀書隻能入官學，而官學內容以明法令通吏製為主，軍訓較之戰國大為減弱。
漢朝的統治思想也是從“馬上得天下”向“不可馬上治天下”轉變，尤其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儒術”後，“表彰六藝”，這個新六藝不同於舊六藝，略去了舊六藝中的“射、禦”等軍事訓練內容，強調經學為主，廢除了習武騎射。
而入唐之後，尚武之風再起。少數遊牧民族新鮮血液的注入，為華夏農耕文明帶來了強勁的剛健之風，而唐朝前期府兵製的盛行，武舉製的開創，則進一步孕育了唐帝國全民尚武的國風，玄宗時期募兵製的實行，邊地幕府潘鎮的大量設置，以及唐王朝積極的拓邊政策和對外戰爭無不助長了尚武風氣的流行。
至唐中後期，文人士子們更熱衷於科舉仕進，但藩鎮割據與軍閥混戰的局麵，仍使得社會上彌漫著濃厚的尚武風氣，終唐一代，尚武任俠之風盛行。唐時士大夫階層喜歡打馬球，玩蹴鞠，這其實也是軍訓練兵的項目，到宋朝才成為單純的娛樂活動。
宋代風俗與唐代大不同，太祖的揚文抑武的國策，加上士大夫階層的主張，武將地位被士子全麵超越。無論是民間的書院，還是官學都將參加軍訓視為無益之事，禁止學生參加。學校以科考為指揮棒，一切以中舉為導向，讀書人“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軍訓自然廢止，尚武之風頓時偃息，而朱熹在其中起到了不小的推動作用。
“臣以為當下形勢已大有改觀，一些有識之士業已意識到廢武之害，尤其是陛下實施文武並重之策，且身體力行崇尚武功，今年一些士子紛紛投軍，前來武學應試者也比往年多了數倍，可見尚武之風漸行。所以臣以為不可強行推進，應潛移默化加以引導，以免適得其反！”陳則翁見小皇帝麵色稍緩，卻不敢鬆口氣，再行勸導道。
“嗯，朕是有些心急，時風如此也非一日之功，但也不能因此而放棄，必要時也要強力推行，否則以羸弱之民風如何對抗蒙元虎狼之兵。”趙昺言道，他也意識到士人厭武也與當權者及治國之策有關。
明、清兩朝開國皇帝都以武功得天下，自然重視學校軍事教育，朱元璋力圖在學校恢複孔子的“六藝”。他在洪武三年批示，要求國子學和縣學學生都要習射，命國子監辟射圃賜諸生弓矢，並在科舉考試中加試“射”、“騎”科目，有了考試的引導和政府對器械的投入，便有利的促進了學校軍訓的發展。
清承明製，學校也開設騎射課，甚至文科考試亦先試騎射，八旗子弟武功不及格者則不能參加文科考試，風氣所及，學校軍訓熱情大為高漲，一些學校除了開設射騎射課，還開設武術、舉重等必修課，致力於培養文武雙全之才。但是武功之事還是不敵科舉八股，漸漸軍訓徒具形式。
所以趙昺也意識到若想做出改變，領導重視是前提，而如果要培養文武雙全的人才，軍訓內容也要真材實料，致力於經世致用。但如果僅僅作為一個形式，或是利用嚴苛的管理，整齊劃一的動作訓練，以培養學生對權威的絕對服從，並無有用的內容，反而偏離了軍訓的目的……
不過以大宋當前的經濟實力又難以承受高昂的軍費，這又與擴軍形成難以調和的矛盾，因此趙昺想要組建預備軍官團。他的意思是先搭起架子，但這支軍隊平時隻配備各級軍官和基層骨幹，並不滿編，也就是支官多兵少的影子部隊，番號隻存在於兵部的花名冊上。
而趙昺這貨是摳慣了的，他覺得維持這樣的影子部隊也是要花錢的，於是他將主意打在了兵部所轄的訓練營上。要知道當前兵部所轄的訓練營已有三十餘所，不僅擔負著新兵的入伍前訓練，還承擔著培訓炮兵、騎兵、醫士、工程、水軍等專業技術兵種的骨幹培訓。
這些訓練營散布在江南各府及各軍，這個軍當然不是指軍事編製的軍，而是古行政區劃的名稱，設置在戰略上的軍事要地。它們多是團級編製，大的是師級編製，各級軍官配備完善，隻要補充進新兵，配發武器就可以拉出一支隊伍。
趙昺的意思是把各個訓練營利用起來，平日除了承擔正規軍的培訓任務外，還可以利用農閑訓練駐地的州軍和鄉兵，一旦需要就可以迅速補入兵員，整編成軍，隻要將幾個訓練營再次整編便可成為一軍或一師，兵部再遣統兵的將領就能上陣了，雖然不能與常備軍的戰鬥力相比，但也可承擔護送輜重、保護運輸線、維持新占之地治安等低強度戰鬥任務。
陳任翁對小皇帝的設想十分讚同，這樣既解決了戰時兵員不足的問題，平時又可節約大量的軍費。但他也提出自己的建議，可以將各個訓練基地擴建，在承擔訓練任務的同時，還可以擔負儲備武器裝備，軍需用品的職能，可以進一步提高動員能力……
“陛下，我們太學亦時時進行軍事訓練，是不是也要作為預備軍編伍上陣呢？”正當趙昺大談建立預備軍團的時候，陳禮時插言道。
“哦，若是戰事緊急也不無可能，屆時是不是會逃避啊！”趙昺放下箸子，看看陳禮時言道。
“陛下，父親常常教導，國有危難，豈能坐視，尤其是陳家子弟更是責無旁貸。陛下有詔，吾必會持槍上陣，絕不會逃避！”陳禮時聽了起身施禮道。
“坐吧！朕相信你一定能做到。”趙昺壓壓手讓其坐下道，“太學生中是不是有人反對進行軍事訓練，以為這是多此一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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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陛下問話，要如實回答，猶豫什麽！”陳任翁見兒子吞吞吐吐，厲聲喝道。
“稟陛下，同學們雖不敢明言，但私下中卻多有不滿，稱朱子言：內無妄思，外無妄動。讓士子們舞槍弄棒有違聖人之訓！”陳禮時老老實實地回答道。
“放屁，朱子還大過孔子嗎？其算什麽聖人！”沒等趙昺說話，陳任翁已拍案而起道，“聖人雲：國之大事，唯祀與戎。其乃是惡意詆毀聖人，其心可誅！”
“麟洲不得無禮，肆意妄言！”陳則翁見狀連忙製止道。他知道當下盛行理學，若是傳了出去，不知要有多少士人要罵他們，陳家還不被唾沫星子給淹了。
“麟洲先生所言不錯，這話就是放屁。古有君子六藝之說，幾位先生自幼也是如此教導朕的，而兵戎之事事關國之興亡，卻因為其自身的憎惡，竟將習武與賭博相等同，且遺毒至今，必須要堅決扭轉！”趙昺恨恨地道。
大家其實一直以為學生軍訓貌似是很現代的事兒，說起來你恐怕不相信，在中國已經有幾千曆史了，至少在西周時期，學校學生就要參加軍訓。“國之大事，唯祀與戎”，這是那會兒政府的頭等大事，“祀”關乎信仰，要讓學生“三觀”正確，必修“禮、樂、書、數”文化課；“戎”關乎國防，要使國家發展有保障，在人口比較少的當時，在校學生作為國防後備力量，必修“射、禦”軍事訓練課。
到諸侯紛爭的春秋戰國時期，連孔子辦的民辦學校也要進行軍訓。孔子講課時，把射禦之術和禮樂教育看得同等重要。他說“射禦足利則賢”，將軍事素養視為一個人賢能與否的標誌。且他的軍訓教育理念十分符合當時的文化潮流——文武兼修。
正規的軍訓源於西周，那時學校就安排有軍訓課程。當時公辦校分為國學和鄉學，設有小學和大學兩級，沒有“中學”。大學標準的課程是“六藝”，即禮、樂、射、禦、書、數。其中，“射”“禦”是古代學生軍訓的內容。教官是從部隊上請來的，授課時一點兒也不含糊，學生如果偷懶，必定被罰。所以，西周的大學軍訓是國家倡導，且予以保障的，而“射”和“禦”便是大學生必修的軍訓課。
“射”就是射箭，這是古人的重要生存手段，狩獵、打仗都少不了，射箭具有中遠距離殺傷力，是諸侯紛爭中不可或缺的武器，所以非常受重視習射。西周時候，男孩長到了十三四歲，就要“學射、禦”，進行正規的軍事訓練。習射且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即便是文人也不會降低標準，五項射技，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每項技術要求都很高。
射箭考核極其嚴格，而非是走過場，比賽的同時還要考查射手的修養，比如懂不懂禮讓，守不守規則，尊不尊重對手等等。射箭以作為一件帶有濃厚禮儀色彩的事情，深入到生活之中，並形成隆重的“射禮”，且天子通過射箭來選用諸侯、卿大夫、士等。優者可以參加祭祀，受到晉爵、增加封地的獎賞；劣者不能參加祭祀，還要受到責備和削減封地的處罰。可見，那個時候教授和考核射藝已經相當規範。
“禦”就是駕駛兵車，戰車是古代重要的作戰工具，在戰爭年代，一個人駕戰技術的高低，直接影響到戰爭的勝負，“禦”自然成為學校教學的重要內容，一個學生連駕車都不會，就不能算是合格的學生。
禦車也有五項技術，即：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等。鳴和鸞，要求車輛起步平穩。逐水曲，要求車輛過河或在溪流中行走時，既快又穩，避免翻車。過君表，要求在駕車途中避開障礙物，迅速安全通過。舞交衢，要求遇到車多擁擠時，能夠像舞蹈動作一樣，從車流中輕快地穿插而過。逐禽左，在駕車出獵時，要求駕車人善於運用車輛協助圍獵或阻擋獵物，利於射獲。
到了諸侯紛爭的戰國，“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各國更加重視軍事人才教育和訓練，軍訓成為官辦學校教育的重要內容。就連孔子的私學也很重視軍訓，曾言“射禦足力則賢”，他把軍事技能優劣，視為一個人賢能與否的標誌，認為“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陛下切勿衝動，從秦之後六藝中的射、禦便已逐漸廢黜，至我朝已經無人提及，驟然恢複自然有些士子難以適應。而朱子之言亦是應時之說，陛下若是以一言而否之，隻怕會引發激變，還是要慎重為之！”陳則翁見小皇帝一臉慍怒，便感到不妙，當下朱子的理學在士人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崇尚理學。且他知道陛下提倡學以致用，與理學學說多有衝突，在科舉前就有改變之心，因為唯恐陛下一怒之下做出廢黜理學的決定。
“瑞洲先生所言不假，但是事情總要因時而變，如今國家危在旦夕，正是奮起反抗，消滅暴元之時。可若是仍抱殘守缺，忘記了根本，卻不知奮起，隻能重蹈亡國的覆轍。”趙昺反駁道，“朱子重文輕武，其遺風至今日，衣冠文士羞與武夫齒，以致士子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長此不返，四海潰弱，何有已時乎？”
不過趙昺也知陳則翁所言不假，軍訓製度在曆代皆有變化。秦統一六國之後，學校對軍訓就不那麽受重視了，這與秦漢時的國家政策有很的關係。秦始皇統一全國後，收天下之兵器，鑄成金人，禁止民間習武，“以弱黔首之民”。同時，取締民間辦學，要讀書隻能入官學，而官學內容以明法令通吏製為主，軍訓較之戰國大為減弱。
漢朝的統治思想也是從“馬上得天下”向“不可馬上治天下”轉變，尤其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儒術”後，“表彰六藝”，這個新六藝不同於舊六藝，略去了舊六藝中的“射、禦”等軍事訓練內容，強調經學為主，廢除了習武騎射。
而入唐之後，尚武之風再起。少數遊牧民族新鮮血液的注入，為華夏農耕文明帶來了強勁的剛健之風，而唐朝前期府兵製的盛行，武舉製的開創，則進一步孕育了唐帝國全民尚武的國風，玄宗時期募兵製的實行，邊地幕府潘鎮的大量設置，以及唐王朝積極的拓邊政策和對外戰爭無不助長了尚武風氣的流行。
至唐中後期，文人士子們更熱衷於科舉仕進，但藩鎮割據與軍閥混戰的局麵，仍使得社會上彌漫著濃厚的尚武風氣，終唐一代，尚武任俠之風盛行。唐時士大夫階層喜歡打馬球，玩蹴鞠，這其實也是軍訓練兵的項目，到宋朝才成為單純的娛樂活動。
宋代風俗與唐代大不同，太祖的揚文抑武的國策，加上士大夫階層的主張，武將地位被士子全麵超越。無論是民間的書院，還是官學都將參加軍訓視為無益之事，禁止學生參加。學校以科考為指揮棒，一切以中舉為導向，讀書人“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軍訓自然廢止，尚武之風頓時偃息，而朱熹在其中起到了不小的推動作用。
“臣以為當下形勢已大有改觀，一些有識之士業已意識到廢武之害，尤其是陛下實施文武並重之策，且身體力行崇尚武功，今年一些士子紛紛投軍，前來武學應試者也比往年多了數倍，可見尚武之風漸行。所以臣以為不可強行推進，應潛移默化加以引導，以免適得其反！”陳則翁見小皇帝麵色稍緩，卻不敢鬆口氣，再行勸導道。
“嗯，朕是有些心急，時風如此也非一日之功，但也不能因此而放棄，必要時也要強力推行，否則以羸弱之民風如何對抗蒙元虎狼之兵。”趙昺言道，他也意識到士人厭武也與當權者及治國之策有關。
明、清兩朝開國皇帝都以武功得天下，自然重視學校軍事教育，朱元璋力圖在學校恢複孔子的“六藝”。他在洪武三年批示，要求國子學和縣學學生都要習射，命國子監辟射圃賜諸生弓矢，並在科舉考試中加試“射”、“騎”科目，有了考試的引導和政府對器械的投入，便有利的促進了學校軍訓的發展。
清承明製，學校也開設騎射課，甚至文科考試亦先試騎射，八旗子弟武功不及格者則不能參加文科考試，風氣所及，學校軍訓熱情大為高漲，一些學校除了開設射騎射課，還開設武術、舉重等必修課，致力於培養文武雙全之才。但是武功之事還是不敵科舉八股，漸漸軍訓徒具形式。
所以趙昺也意識到若想做出改變，領導重視是前提，而如果要培養文武雙全的人才，軍訓內容也要真材實料，致力於經世致用。但如果僅僅作為一個形式，或是利用嚴苛的管理，整齊劃一的動作訓練，以培養學生對權威的絕對服從，並無有用的內容，反而偏離了軍訓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