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顏看看鐵穆耳，又看看暗自搖頭的殿上眾人，也是暗自思惆。他近一段時間雖然遠離朝廷，但是對於朝中之事並非茫然不知。早在自己離開時，他便製定了築城守江，與宋交好的策略，但是在玉昔帖木兒接替他之後，卻將此全部推翻。不僅停止了築城，還頻繁縱兵製造摩擦，挑釁南朝，遭到宋軍反擊後依然不知收斂，依然如故。
玉昔帖木兒如此大膽，伯顏清楚其必是處於真金的授意。因為當初大汗明著讓他以中書右丞的身份主持與宋和議，其實心中對丟失江南十分不甘，希望自己能夠奪回江南。可幾次交手後，伯顏就意識到想要在軍事上取得勝利，短期內是不可能的，應該從長計議。
為此伯顏曾與真金長談，以為當下南朝小皇帝剛剛收複江南，兵鋒正盛，野心勃勃的欲收複中原。而其剛剛繼承汗位，但是根基並不穩固，應該先穩定內政，收服眾王，鎮壓反叛，不是急於對南朝用兵，而是應該避其鋒芒，與南朝修好。待汗位穩固，精兵練成，財政改善後再進江南。但是真金顯然沒有聽進去，卻將自己打發到了和林，當做塊‘鎮宅石’來用。
伯顏再看真金，此時桑哥和鐵穆耳及月赤察兒正大談和議的必要性，其雖繃著臉，但是難掩臉上的亢奮之色。他不由的暗自搖頭，自己對於真金的聰明和幹練是喜歡的，否則也不會在草原諸王的反對聲中毫不猶豫的站在其的一邊，力排爭議，壓服諸王，扶植其登上汗位。可是他也發現其與忽必烈相比還是不夠成熟，在治國理念上父子兩人更是有很大的差異。
忽必烈作為一個政治家注重的是實用，在儒治上是謹慎的，對儒臣的使用也是有限度的。即在儒臣的主張符合其政策時才使用之，一旦儒臣對現行政策無用時，他會毫不猶豫地拋棄之。而真金自幼受到儒學教育，信奉儒家治國之道，他相信要治理國家，非儒治不可。特別是在理財方麵，父子倆的觀點更是不能兼容。
所以伯顏明白真金繼位後必然會重用漢臣，與自己的策略必然出現分歧，那麽被邊緣化也是必然的。事實上也是如此，在一幫漢臣的支持下，其馬上屏棄了自己製定的對宋由攻轉守的戰略，調玉昔帖木兒主持河南山東行省軍政事務，為攻宋做準備。而為緩解財政困難，他利用桑哥追繳地方欠朝廷的稅賦，減少甚至停發對草原諸王的賞賜，卻又采用漢法消減稅賦以收買民心。
對於真金的所為，伯顏還是理解的。一者其剛剛繼位，而蒙古人又最重軍功，真金必須以一場軍事上的勝利來彰顯自己的武功，從而獲得蒙古諸王的擁戴；二者，真金是想通過減少賞賜來減少朝廷開支，緩解財政困難；三者通過減輕百姓稅賦緩解蒙漢之間的矛盾，以此來恢複社會穩定，進而保證朝廷有穩定的財稅收入。
這些政策在伯顏看來過於激進了，要知道蒙元立國的根本是蒙古人，特別是蒙古貴族們。其的新政不僅在政治和經濟上對蒙古人進行打壓，必然傷害到統製基礎，引發蒙古貴族們的不滿。而減輕百姓稅賦，使朝廷在失去江南財源後，財賦收入進一步減少，隻能逼著其催討地方拖欠的稅賦，如此又激起中原蒙古人的反對。
在軍隊的戰鬥力上，伯顏一直領兵，並主持了滅宋之戰，對他而言是有發言權的。在他看來，在忽必烈當國時，蒙古兵和北方漢軍戰鬥力的衰退就已經初現端倪。到了忽必烈借李之亂解除了北方漢人世侯的封地之後，漢軍世侯們失去了利益，對元王朝大擴張隨之失去動力，世侯軍戰鬥力也不可避免的開始下降。而蒙古兵則因為進入中原已久，驕奢淫逸而不斷失去戰鬥力。
但是這一階段，伯顏以為元軍的戰鬥力的退化還不是很明顯。加之蒙古此時國力遠勝南宋，靠著國力碾壓，還是成功滅宋。然而無論是征討占城、安南及日本的慘敗，還是麵對西北海都、篤哇等諸王的肆虐表現出的乏力。尤其是在征伐瓊州殘宋政權和日本失敗後，水軍幾乎傷亡殆盡，有戰鬥經驗的將領和精銳傷亡慘重，導致元軍戰鬥力的退化速度進一步加劇。
另一方麵，朝廷中的大部分輔臣，隨著能征慣戰的老一輩將領逝去，新一代的重臣大多是憑借先人的功勞登上高位，他們大多數人沒有經曆過戰，也沒有作戰經驗，對他們而言，成吉思汗、窩闊台、蒙古、忽必烈等列祖列宗親冒矢石、帶著百戰之師千裏迂回的壯舉變為了他們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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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現象在軍隊中更甚，一些昔日的精銳部隊中一些昔日的王牌部隊充滿了乳臭未幹的膏粱子弟。而成長為一名軍中高級的軍官，從前首要就是能熟練使用弓箭和騎射，必須經過長時間艱苦的訓練，以鍛煉出強大的體魄和高超的技巧。而這些過慣了優越生活的紈絝子弟，顯然不想過這樣艱苦的生活。
軍官素質的下降同樣影響到軍隊的戰鬥力，他們往往手無挽弓之力，也不能騎射，已經失去了先祖的看家本領，即便過去最為精銳的怯薛軍也退化成大汗的高級侍者，使朝廷不得不依靠以漢人為主力的侍衛親軍宿衛汗帳和保衛京畿。
此外，朝廷為了節省財政開支，使用軍戶製度來維持軍隊，卻又不放心讓大量漢人加入軍隊。然而在蒙古貴族的盤剝之下，服兵役義務的底層蒙古人也要承受著極大的負擔，卻不再有征服戰爭，使得他們無法獲得戰爭紅利。為了自籌裝備，不少蒙古人不得不賣兒賣女，甚至典身為奴，來湊足從軍的盤纏。這樣的情況下，蒙古軍的戰鬥力可想而知。
而軍中的漢人和南人也很難保持戰鬥力，他們本身不是蒙古的嫡親部隊，因此受到蒙古貴族的猜忌和壓製，在軍隊中降低漢軍的比例，讓漢軍擔任二線部隊甚至輔兵、炮灰等位置。更何況他們還需要負責繁重的勞役工作，使得他們沒有訓練的時間和精力，因此戰鬥力也急速下降。同時在統治穩固之後，蒙古人為了防止漢人的反抗，又頒布禁武令禁止漢人習武、儲存兵器，以削弱漢人的尚武精神。
這些舉措加快了軍隊戰鬥力下滑的速度，當對上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宋軍，連吃敗仗也就不稀奇了。可問題是朝中官員從上至下能清醒的認識到問題所在的卻不多，他們依然沉浸在蒙古大軍橫掃天下的曆史當中，陶醉在中原和江南的花花世界裏，依然認為新崛起的南朝不過是疥癬之疾，失去江南隻是因為忽必烈驟然駕崩，導致朝中無心應對，才讓南朝鑽了空子而已。
問題是不僅朝中群臣有這種思想，真金也存在著這種想法，加之其急於證明自己的能力，對南朝用兵也就不難理解了。其先是以玉昔帖木兒挑釁南朝，進而渡江南侵，結果十幾萬大軍灰飛煙滅。可這也隻是讓真金慌了一陣，並沒有接受教訓，在遣侍衛親軍南下增援，穩住了戰線後，就又生出了收複失地的心思。
伯顏非是瞧不起真金，但是他以為真金與南朝小皇帝相比，其還真不是對手。要知道南朝小皇帝自六歲便開始主政，領兵連敗劉深、李恒、張弘範、唆都和阿裏海牙等人，這些人在當世都稱得上名將，可不是丟了性命，就是一敗塗地。又以瓊州彈丸之地為基地，臥薪嚐膽十年一舉收複江南。
南朝小皇帝可以說是妖孽一般的人物，無論是治國，還是領兵作戰，絕非是真金這個‘書呆子’教導出的皇帝所能比的，稍動心思就把其裝到坑裏了。人家正是利用了真金‘不甘’的心思，轉手又挖了個坑，將二十萬侍衛親軍給埋了。
從去歲冬天到今年初夏，短短半年的時間，兩淮、淮北、荊襄地區失地千裏，人口數十萬戶，損失兵力近四十萬人，當下作為元軍主力的侍衛親軍又在徐州和符離兩地幾乎全部被殲。實際上整個中原地區，朝廷可控製的軍隊幾無，所依賴的隻是地方屯戍軍和鎮撫軍，而遠在草原的宗王軍能否聽調不說，可他們又真的能抵擋的住如狼似虎的南軍嗎？伯顏也不敢確定。
想來真金也已經意識到當下的狀況，但與南朝求和，主動權並不在己方手上，那要看南朝答不答應，高興不高興了；而若想其同意議和，隻怕不付出沉重的代價是不行的，而如他們那般還死抱著天朝大國的心態，以施舍的姿態去求和，難啊…
老本輸光，眼看敵軍兵臨城下才知道怕了，後悔了，卻是悔之晚矣！
玉昔帖木兒如此大膽，伯顏清楚其必是處於真金的授意。因為當初大汗明著讓他以中書右丞的身份主持與宋和議，其實心中對丟失江南十分不甘，希望自己能夠奪回江南。可幾次交手後，伯顏就意識到想要在軍事上取得勝利，短期內是不可能的，應該從長計議。
為此伯顏曾與真金長談，以為當下南朝小皇帝剛剛收複江南，兵鋒正盛，野心勃勃的欲收複中原。而其剛剛繼承汗位，但是根基並不穩固，應該先穩定內政，收服眾王，鎮壓反叛，不是急於對南朝用兵，而是應該避其鋒芒，與南朝修好。待汗位穩固，精兵練成，財政改善後再進江南。但是真金顯然沒有聽進去，卻將自己打發到了和林，當做塊‘鎮宅石’來用。
伯顏再看真金，此時桑哥和鐵穆耳及月赤察兒正大談和議的必要性，其雖繃著臉，但是難掩臉上的亢奮之色。他不由的暗自搖頭，自己對於真金的聰明和幹練是喜歡的，否則也不會在草原諸王的反對聲中毫不猶豫的站在其的一邊，力排爭議，壓服諸王，扶植其登上汗位。可是他也發現其與忽必烈相比還是不夠成熟，在治國理念上父子兩人更是有很大的差異。
忽必烈作為一個政治家注重的是實用，在儒治上是謹慎的，對儒臣的使用也是有限度的。即在儒臣的主張符合其政策時才使用之，一旦儒臣對現行政策無用時，他會毫不猶豫地拋棄之。而真金自幼受到儒學教育，信奉儒家治國之道，他相信要治理國家，非儒治不可。特別是在理財方麵，父子倆的觀點更是不能兼容。
所以伯顏明白真金繼位後必然會重用漢臣，與自己的策略必然出現分歧，那麽被邊緣化也是必然的。事實上也是如此，在一幫漢臣的支持下，其馬上屏棄了自己製定的對宋由攻轉守的戰略，調玉昔帖木兒主持河南山東行省軍政事務，為攻宋做準備。而為緩解財政困難，他利用桑哥追繳地方欠朝廷的稅賦，減少甚至停發對草原諸王的賞賜，卻又采用漢法消減稅賦以收買民心。
對於真金的所為，伯顏還是理解的。一者其剛剛繼位，而蒙古人又最重軍功，真金必須以一場軍事上的勝利來彰顯自己的武功，從而獲得蒙古諸王的擁戴；二者，真金是想通過減少賞賜來減少朝廷開支，緩解財政困難；三者通過減輕百姓稅賦緩解蒙漢之間的矛盾，以此來恢複社會穩定，進而保證朝廷有穩定的財稅收入。
這些政策在伯顏看來過於激進了，要知道蒙元立國的根本是蒙古人，特別是蒙古貴族們。其的新政不僅在政治和經濟上對蒙古人進行打壓，必然傷害到統製基礎，引發蒙古貴族們的不滿。而減輕百姓稅賦，使朝廷在失去江南財源後，財賦收入進一步減少，隻能逼著其催討地方拖欠的稅賦，如此又激起中原蒙古人的反對。
在軍隊的戰鬥力上，伯顏一直領兵，並主持了滅宋之戰，對他而言是有發言權的。在他看來，在忽必烈當國時，蒙古兵和北方漢軍戰鬥力的衰退就已經初現端倪。到了忽必烈借李之亂解除了北方漢人世侯的封地之後，漢軍世侯們失去了利益，對元王朝大擴張隨之失去動力，世侯軍戰鬥力也不可避免的開始下降。而蒙古兵則因為進入中原已久，驕奢淫逸而不斷失去戰鬥力。
但是這一階段，伯顏以為元軍的戰鬥力的退化還不是很明顯。加之蒙古此時國力遠勝南宋，靠著國力碾壓，還是成功滅宋。然而無論是征討占城、安南及日本的慘敗，還是麵對西北海都、篤哇等諸王的肆虐表現出的乏力。尤其是在征伐瓊州殘宋政權和日本失敗後，水軍幾乎傷亡殆盡，有戰鬥經驗的將領和精銳傷亡慘重，導致元軍戰鬥力的退化速度進一步加劇。
另一方麵，朝廷中的大部分輔臣，隨著能征慣戰的老一輩將領逝去，新一代的重臣大多是憑借先人的功勞登上高位，他們大多數人沒有經曆過戰，也沒有作戰經驗，對他們而言，成吉思汗、窩闊台、蒙古、忽必烈等列祖列宗親冒矢石、帶著百戰之師千裏迂回的壯舉變為了他們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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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官素質的下降同樣影響到軍隊的戰鬥力，他們往往手無挽弓之力，也不能騎射，已經失去了先祖的看家本領，即便過去最為精銳的怯薛軍也退化成大汗的高級侍者，使朝廷不得不依靠以漢人為主力的侍衛親軍宿衛汗帳和保衛京畿。
此外，朝廷為了節省財政開支，使用軍戶製度來維持軍隊，卻又不放心讓大量漢人加入軍隊。然而在蒙古貴族的盤剝之下，服兵役義務的底層蒙古人也要承受著極大的負擔，卻不再有征服戰爭，使得他們無法獲得戰爭紅利。為了自籌裝備，不少蒙古人不得不賣兒賣女，甚至典身為奴，來湊足從軍的盤纏。這樣的情況下，蒙古軍的戰鬥力可想而知。
而軍中的漢人和南人也很難保持戰鬥力，他們本身不是蒙古的嫡親部隊，因此受到蒙古貴族的猜忌和壓製，在軍隊中降低漢軍的比例，讓漢軍擔任二線部隊甚至輔兵、炮灰等位置。更何況他們還需要負責繁重的勞役工作，使得他們沒有訓練的時間和精力，因此戰鬥力也急速下降。同時在統治穩固之後，蒙古人為了防止漢人的反抗，又頒布禁武令禁止漢人習武、儲存兵器，以削弱漢人的尚武精神。
這些舉措加快了軍隊戰鬥力下滑的速度，當對上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宋軍，連吃敗仗也就不稀奇了。可問題是朝中官員從上至下能清醒的認識到問題所在的卻不多，他們依然沉浸在蒙古大軍橫掃天下的曆史當中，陶醉在中原和江南的花花世界裏，依然認為新崛起的南朝不過是疥癬之疾，失去江南隻是因為忽必烈驟然駕崩，導致朝中無心應對，才讓南朝鑽了空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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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顏非是瞧不起真金，但是他以為真金與南朝小皇帝相比，其還真不是對手。要知道南朝小皇帝自六歲便開始主政，領兵連敗劉深、李恒、張弘範、唆都和阿裏海牙等人，這些人在當世都稱得上名將，可不是丟了性命，就是一敗塗地。又以瓊州彈丸之地為基地，臥薪嚐膽十年一舉收複江南。
南朝小皇帝可以說是妖孽一般的人物，無論是治國，還是領兵作戰，絕非是真金這個‘書呆子’教導出的皇帝所能比的，稍動心思就把其裝到坑裏了。人家正是利用了真金‘不甘’的心思，轉手又挖了個坑，將二十萬侍衛親軍給埋了。
從去歲冬天到今年初夏，短短半年的時間，兩淮、淮北、荊襄地區失地千裏，人口數十萬戶，損失兵力近四十萬人，當下作為元軍主力的侍衛親軍又在徐州和符離兩地幾乎全部被殲。實際上整個中原地區，朝廷可控製的軍隊幾無，所依賴的隻是地方屯戍軍和鎮撫軍，而遠在草原的宗王軍能否聽調不說，可他們又真的能抵擋的住如狼似虎的南軍嗎？伯顏也不敢確定。
想來真金也已經意識到當下的狀況，但與南朝求和，主動權並不在己方手上，那要看南朝答不答應，高興不高興了；而若想其同意議和，隻怕不付出沉重的代價是不行的，而如他們那般還死抱著天朝大國的心態，以施舍的姿態去求和，難啊…
老本輸光，眼看敵軍兵臨城下才知道怕了，後悔了，卻是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