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畢幸山，行駕隊伍開始入城。在現代人的印象中，尤其是影視劇的影響，古代皇帝都被稱為九五之尊，皇帝們也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不論吃穿用度，都要講究。在出行上麵，也是要擺足了架勢，必須豪華、氣派，隻有文武鹹集，百官畢至，車馬如鯽，旌旗蔽日，華蓋如雲，皇家衛隊前呼後擁，如此浩大的聲勢才能彰顯皇家威儀。
趙初來這個世界的時候也以為是如此，但是一段時間後就覺得自己受了騙，中了影視劇的毒。真實的皇帝出行並不像電視劇中的那樣浩浩蕩蕩，其實就是一群保護皇上的人，雖然人挺多的，但是也並不像電視劇中的那樣。
起初趙也不大相信，以為自己來的不是時候，趕上大宋朝亡國之際，朝不保夕的情況下已經沒有心情，也沒有實力來講排場了。但是在瓊州穩定下來以後，他才明白除非是皇帝登基，拜謁祖靈等國家大事才會出現電視劇中那種隆重的場麵，真正的皇帝出行其實很普通，尤其是宋朝，皇帝出行更是隨便的多。
因為當時宋朝都城汴梁存在相當嚴重的“侵街”現象，即道路兩旁的商鋪、攤販為了擴大生意，擴大場所範圍，甚至搭建違章建築，這就給皇帝和官員的出行帶來了阻礙。麵對這種情況，北宋朝廷采取的對策是縮減皇帝出行的儀仗規模，對於關乎民生的違建不強行拆除，對商業性質的違建征收稅金。
這也使得北宋中後期的皇帝出行成了曆朝曆代中的“奇葩”，不再具有什麽威儀，而是與路上行人交雜而行，上至皇帝，下至百官及儀仗隊伍，都混在人群中，“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的場麵才是常態。而南渡之後，行在留杭州，那裏的條件更差，基本上還是延續了北宋的規矩。
趙更是個不喜歡這種前呼後擁的場麵，為了什麽儀式感而勞民傷財，攪得四鄰不安，一切皆是能省則省了，出門也是輕車簡從，自己隻帶著幾個內衛出門的事情也沒有少幹，所以此規矩倒是很對他的胃口，自然也沒有修改的念頭，甚至還有從簡的趨勢。
本來時隔五十餘年後再度收複南京，皇帝拜祭原廟應該是件盛事，且具有極大的政治意義，但是趙也不想搞那麽大的場麵，可想著當前雖然局勢趨穩，但仍在戰時，有必要炫耀武力，一者可以提振士氣，二者可以震懾宵小，就也稍稍鬆了口，入城和祭拜儀式要簡樸隆重而不奢華。簡單點兒說就是少花錢多辦事，便宜又實惠。
皇帝可以說簡單，但是底下的人卻不敢有絲毫懈怠。不僅來路上護駕的全軍戒備，時刻準備應對不測，趙孟錦也是調動沿途諸軍備戰，駐守應天府的第一軍三個師最遠的都外放到五十裏之外，嚴防蒙元襲擾聖駕。在現代領導出行一般都會有警車開道，沿途戒嚴，禁止通行。古代帝王出行時同樣會如此，但這種交通管製叫“出警入蹕”，也就是肅清道路，禁止行人通行。
出警入蹕始於秦，而單純的“蹕”，也就是封路警戒，早在周朝便已開始。百姓衝撞儀仗叫犯蹕，要遭治罪。《儀製令》，上有四行小字：“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即古代的日常交通規則，意即一般平民百姓要給官員讓路，年輕人給長者讓路，輕裝車要給載重車讓路，出城的要給進城的讓路。其中，“賤避貴”就是根據等級而定的回避製度。
太祖趙匡胤也曾規定，“大小官員相遇於途，官級懸殊者即行回避，次尊者領馬側立，稍尊者分路行。”官員出行，凡官職低的官員乘轎出行，在路上碰到官職高的官員，一律都要停下轎來避到路邊，官職低的官員本人還必須來到大街邊上迎著上級官員的大轎挺身長跪，待官職高的官員過去，方可重新上路。軍民人等在街市上遇見官員經過，必須立即躲避，不許衝撞，若有衝撞，將被治罪。官員尚且如此，老百姓更不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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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出行時的交通管製更屬於“高級別”的，平日裏則也有嚴格係數相對較低的交通規則。就在皇帝祭天的功夫，輜重旅和第一旅大部已經入城，接管了隔城的城防，並在沿途路口設卡、警戒，充當‘清遊隊’，其作用是清道。當然這並非是宋代的獨有配置，而是曆朝都有關於道路的明確規定，某些朝代還設有專門的“清道使”官職，負責出巡道路的規劃和清理。
清道的對象有二，一是道路本身，另一是人。
清路不僅是實施交通管製，清理路上的行人，還有所謂的“淨水潑街，黃土墊道”。不過這也並非僅僅處於對皇帝的敬意，而是有著非常現實的必要。當時的幹道，沒有現代的水泥、柏油路，都是由黃土混合沙石用石碾碾壓築成，在刮風的時候，塵土飛揚，路麵被車輪碾壓破壞坑坑窪窪。用黃土鋪墊修整道路，再潑上淨水，減少揚塵，就成了必要工作。
針對人的清道主要是回避製度。這事兒的處理難度更大，很需要官員講政治和講工作方法。因為皇帝既希望老百姓回避，不影響安全和道路順暢，又希望老百姓能得見天顏，顯示天子威儀。因此，回避不等於清場，還得盡可能有百姓在道路兩旁跪拜。
所以，地方官員既要約束百姓，不得驚擾聖駕，又得將民眾集中，組織他們於道旁跪拜，充作皇帝出巡布景板，也是最讓迎駕的官員頭疼的事情。而在這個非常時期，蒙元重新集結的大軍距應天府不過五十裏，城中雖經過幾次整肅，但也難保其中沒有蒙元的殘渣餘孽及伺機刺王殺駕的亡命徒。這讓趙孟錦人不得不更加謹慎，將保證陛下的安全作為第一要務，從簡也正合他們的心思，並沒有人覺得不妥……
入城部隊全副武裝向城中開進。此時趙換上了一身軍禮服，其樣式以仍采用現役的軍裝的基本款式，顏色上紅下黑搭配，但是裝飾了肩章綬帶，帽頂飾黃色長纓，足蹬長筒馬靴，腰係掌寬的犀帶，上懸柄寶刀，騎一匹雪白的高頭大馬，甚是威武。
隊伍以騎兵旅一團為先導，樂器也屏棄了從前的鑼鼓絲竹，而是以軍號為主，奏起軍樂，隨後跟進的禦前護軍一旅一團徒步輕裝跟進，隨著樂曲的轉換高唱軍歌。而親衛團則充任了儀仗隊，皆換上軍禮服，高擎各色旗幟，在中國古代常用的旗幟有九種，據《周禮》記載，這九種旗幟分別是：“日月為常，交龍為，通帛為，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龜蛇為，全羽為，析羽為旌。”
而在九旗之上有一大旗名為三辰。三辰旗就是日月星辰旗，日月星謂之三辰，畫於旌旗，象天之明。三辰象征天、昊天上帝、天道，是自舜帝以來代表華夏天子最尊貴的標誌。三辰旗後，華蓋之下便是皇駕，侍衛營隨行護持，趙孟錦和倪亮左右伴行，其餘僚臣隨後跟進。
趙在馬上正襟危坐，眼睛卻是左顧右盼。應天府城在宋朝四京之中算是最小的，但是比之一般的城池也算是較大的，周回一十五裏四十步，中有隔城，東有關城。過去的繁華自不必言，隨後被金國作為都城又遭兵火，但是蒙元占領後作為一地的府治也得以重建，幾十年後已經逐漸恢複。
沿途所過，趙發現城中道路平整寬闊，主幹道上鋪著石板，兩邊房屋毗連，酒旗高挑，幌子隨風搖擺，彩棚林立，無不呈現著繁華和熱鬧。看來當時元軍在宿州大敗，守城的敵軍驚慌之下棄城而走，並沒有來得及對城池進行破壞，使得應天府得以保全下來。
而另一個原因，很可能是因為商丘作為大宋朝的龍興之地，四京之一，自古又是重要的流通節點城市，隨著宋時政治地位的提升，城內繁華隻是一斑。而過去定也一直受到皇室的看顧，忠君的思想濃厚，雖然已經淪陷百年，但這種忠君文化得以傳承，也就是對宋朝還是有感情的。在宋軍接手後，百姓並沒有激烈抵抗，甚至還有所期待。
“萬歲、萬歲、萬萬歲……”行駕所過，路邊跪伏的百姓齊聲山呼萬歲。趙麵對‘熱情’也抬手行軍禮，侍衛營官兵在馬上行拔刀禮，沿途警戒的官兵則施持槍禮還禮。他眼神掃過，百姓的衣服雖說不上光豔，但是迎駕時也是特意換上的新衣，眼神有的熱烈，有的新奇，還有的迷茫，可更多的是對新王朝的期盼。
這種夾道歡呼的場麵，即便是不喜此種場麵的趙，還是有些激動，想著難怪領導們都喜歡這種場麵，真是能讓人的虛榮心得到極大的滿足，升起種傲嬌的情緒。可惜進入皇城的路並不長，半個時辰行駕就自城門而入，將歡呼聲拋在了身後……
趙初來這個世界的時候也以為是如此，但是一段時間後就覺得自己受了騙，中了影視劇的毒。真實的皇帝出行並不像電視劇中的那樣浩浩蕩蕩，其實就是一群保護皇上的人，雖然人挺多的，但是也並不像電視劇中的那樣。
起初趙也不大相信，以為自己來的不是時候，趕上大宋朝亡國之際，朝不保夕的情況下已經沒有心情，也沒有實力來講排場了。但是在瓊州穩定下來以後，他才明白除非是皇帝登基，拜謁祖靈等國家大事才會出現電視劇中那種隆重的場麵，真正的皇帝出行其實很普通，尤其是宋朝，皇帝出行更是隨便的多。
因為當時宋朝都城汴梁存在相當嚴重的“侵街”現象，即道路兩旁的商鋪、攤販為了擴大生意，擴大場所範圍，甚至搭建違章建築，這就給皇帝和官員的出行帶來了阻礙。麵對這種情況，北宋朝廷采取的對策是縮減皇帝出行的儀仗規模，對於關乎民生的違建不強行拆除，對商業性質的違建征收稅金。
這也使得北宋中後期的皇帝出行成了曆朝曆代中的“奇葩”，不再具有什麽威儀，而是與路上行人交雜而行，上至皇帝，下至百官及儀仗隊伍，都混在人群中，“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的場麵才是常態。而南渡之後，行在留杭州，那裏的條件更差，基本上還是延續了北宋的規矩。
趙更是個不喜歡這種前呼後擁的場麵，為了什麽儀式感而勞民傷財，攪得四鄰不安，一切皆是能省則省了，出門也是輕車簡從，自己隻帶著幾個內衛出門的事情也沒有少幹，所以此規矩倒是很對他的胃口，自然也沒有修改的念頭，甚至還有從簡的趨勢。
本來時隔五十餘年後再度收複南京，皇帝拜祭原廟應該是件盛事，且具有極大的政治意義，但是趙也不想搞那麽大的場麵，可想著當前雖然局勢趨穩，但仍在戰時，有必要炫耀武力，一者可以提振士氣，二者可以震懾宵小，就也稍稍鬆了口，入城和祭拜儀式要簡樸隆重而不奢華。簡單點兒說就是少花錢多辦事，便宜又實惠。
皇帝可以說簡單，但是底下的人卻不敢有絲毫懈怠。不僅來路上護駕的全軍戒備，時刻準備應對不測，趙孟錦也是調動沿途諸軍備戰，駐守應天府的第一軍三個師最遠的都外放到五十裏之外，嚴防蒙元襲擾聖駕。在現代領導出行一般都會有警車開道，沿途戒嚴，禁止通行。古代帝王出行時同樣會如此，但這種交通管製叫“出警入蹕”，也就是肅清道路，禁止行人通行。
出警入蹕始於秦，而單純的“蹕”，也就是封路警戒，早在周朝便已開始。百姓衝撞儀仗叫犯蹕，要遭治罪。《儀製令》，上有四行小字：“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即古代的日常交通規則，意即一般平民百姓要給官員讓路，年輕人給長者讓路，輕裝車要給載重車讓路，出城的要給進城的讓路。其中，“賤避貴”就是根據等級而定的回避製度。
太祖趙匡胤也曾規定，“大小官員相遇於途，官級懸殊者即行回避，次尊者領馬側立，稍尊者分路行。”官員出行，凡官職低的官員乘轎出行，在路上碰到官職高的官員，一律都要停下轎來避到路邊，官職低的官員本人還必須來到大街邊上迎著上級官員的大轎挺身長跪，待官職高的官員過去，方可重新上路。軍民人等在街市上遇見官員經過，必須立即躲避，不許衝撞，若有衝撞，將被治罪。官員尚且如此，老百姓更不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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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出行時的交通管製更屬於“高級別”的，平日裏則也有嚴格係數相對較低的交通規則。就在皇帝祭天的功夫，輜重旅和第一旅大部已經入城，接管了隔城的城防，並在沿途路口設卡、警戒，充當‘清遊隊’，其作用是清道。當然這並非是宋代的獨有配置，而是曆朝都有關於道路的明確規定，某些朝代還設有專門的“清道使”官職，負責出巡道路的規劃和清理。
清道的對象有二，一是道路本身，另一是人。
清路不僅是實施交通管製，清理路上的行人，還有所謂的“淨水潑街，黃土墊道”。不過這也並非僅僅處於對皇帝的敬意，而是有著非常現實的必要。當時的幹道，沒有現代的水泥、柏油路，都是由黃土混合沙石用石碾碾壓築成，在刮風的時候，塵土飛揚，路麵被車輪碾壓破壞坑坑窪窪。用黃土鋪墊修整道路，再潑上淨水，減少揚塵，就成了必要工作。
針對人的清道主要是回避製度。這事兒的處理難度更大，很需要官員講政治和講工作方法。因為皇帝既希望老百姓回避，不影響安全和道路順暢，又希望老百姓能得見天顏，顯示天子威儀。因此，回避不等於清場，還得盡可能有百姓在道路兩旁跪拜。
所以，地方官員既要約束百姓，不得驚擾聖駕，又得將民眾集中，組織他們於道旁跪拜，充作皇帝出巡布景板，也是最讓迎駕的官員頭疼的事情。而在這個非常時期，蒙元重新集結的大軍距應天府不過五十裏，城中雖經過幾次整肅，但也難保其中沒有蒙元的殘渣餘孽及伺機刺王殺駕的亡命徒。這讓趙孟錦人不得不更加謹慎，將保證陛下的安全作為第一要務，從簡也正合他們的心思，並沒有人覺得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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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伍以騎兵旅一團為先導，樂器也屏棄了從前的鑼鼓絲竹，而是以軍號為主，奏起軍樂，隨後跟進的禦前護軍一旅一團徒步輕裝跟進，隨著樂曲的轉換高唱軍歌。而親衛團則充任了儀仗隊，皆換上軍禮服，高擎各色旗幟，在中國古代常用的旗幟有九種，據《周禮》記載，這九種旗幟分別是：“日月為常，交龍為，通帛為，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龜蛇為，全羽為，析羽為旌。”
而在九旗之上有一大旗名為三辰。三辰旗就是日月星辰旗，日月星謂之三辰，畫於旌旗，象天之明。三辰象征天、昊天上帝、天道，是自舜帝以來代表華夏天子最尊貴的標誌。三辰旗後，華蓋之下便是皇駕，侍衛營隨行護持，趙孟錦和倪亮左右伴行，其餘僚臣隨後跟進。
趙在馬上正襟危坐，眼睛卻是左顧右盼。應天府城在宋朝四京之中算是最小的，但是比之一般的城池也算是較大的，周回一十五裏四十步，中有隔城，東有關城。過去的繁華自不必言，隨後被金國作為都城又遭兵火，但是蒙元占領後作為一地的府治也得以重建，幾十年後已經逐漸恢複。
沿途所過，趙發現城中道路平整寬闊，主幹道上鋪著石板，兩邊房屋毗連，酒旗高挑，幌子隨風搖擺，彩棚林立，無不呈現著繁華和熱鬧。看來當時元軍在宿州大敗，守城的敵軍驚慌之下棄城而走，並沒有來得及對城池進行破壞，使得應天府得以保全下來。
而另一個原因，很可能是因為商丘作為大宋朝的龍興之地，四京之一，自古又是重要的流通節點城市，隨著宋時政治地位的提升，城內繁華隻是一斑。而過去定也一直受到皇室的看顧，忠君的思想濃厚，雖然已經淪陷百年，但這種忠君文化得以傳承，也就是對宋朝還是有感情的。在宋軍接手後，百姓並沒有激烈抵抗，甚至還有所期待。
“萬歲、萬歲、萬萬歲……”行駕所過，路邊跪伏的百姓齊聲山呼萬歲。趙麵對‘熱情’也抬手行軍禮，侍衛營官兵在馬上行拔刀禮，沿途警戒的官兵則施持槍禮還禮。他眼神掃過，百姓的衣服雖說不上光豔，但是迎駕時也是特意換上的新衣，眼神有的熱烈，有的新奇，還有的迷茫，可更多的是對新王朝的期盼。
這種夾道歡呼的場麵，即便是不喜此種場麵的趙，還是有些激動，想著難怪領導們都喜歡這種場麵，真是能讓人的虛榮心得到極大的滿足，升起種傲嬌的情緒。可惜進入皇城的路並不長，半個時辰行駕就自城門而入，將歡呼聲拋在了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