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後，宋廷對人才的需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文臣讓位於武將，而馳騁抗金戰場的將相皆為北方人。渡江後將帥，韓世忠綏德軍人，曲端鎮戎軍人；吳玠、吳璘、郭浩德順軍人；張俊、劉錡秦州人；楊維忠、李顯忠環州人；王淵階州人，皆西北人。劉光世保大軍人，楊存中代州人，趙密太原人，嶽飛相州人，王彥懷州人，皆北人也。
不過，隨著時間的延續，北方人在南方久駐，下一代的出生，南北歧視的現象也大為緩解。而後期，南北已然難以區分。但是這不等於歧視已經消失，新的矛盾和對立又重新顯現。而到了江南淪陷，行朝遷往瓊州，其中官員以江浙人最多。
那麽當回遷臨安時，趙昺的朝廷中江浙人占據了大半，如文天祥、應節嚴、馬廷鸞、王英麟、江璆、劉黻及陳任翁兄弟等等皆是江西和浙江人，也就讓人難免會產生江浙人把持朝政，在官場上排擠其他地區的士人的感覺，可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誰讓當初你們不肯勤王伴駕呢！
不過作為現代人的趙昺清楚地域歧視不僅中國有，外國也有，在近現代同樣存在。統一時代地域矛盾就很大，分裂割據時代的地域矛盾更是很大。大的地域矛盾裏還夾雜小的地域矛盾。而構成地域矛盾或者地域歧視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有經濟、政治、文化、民族和曆史等多種原因。
從經濟來講，中國在唐朝以前，北方經濟占絕對的優勢地位，兩宋時代北方經濟被南方最終超過，中國經濟的重心難移完成了。從此之後，南方經濟成了國之命脈，南方經濟的好壞與否直接關係到了整個國家經濟的走向。南方經濟每年都有大量的盈餘，而北方或者偏遠內陸省份的經濟情況是比較差的，在大一統的中央集權下，中央必然會進行合理的調配，而這會損害一些南方的利益，同時也滋長了一些受援省份的惰性。
從政治來講，中國曆史上的大一統時代，定都所在都是北方，定都於南方的大一統者極少，近乎於零。在北方經濟占統治地位的時代，北方經濟和政治都是絕對的強勢，南方尚未開化，自然也沒什麽大問題。自從南方經濟超越北方成為全國主導後，南方對政治上仍然從屬於北方內心是心有不甘的，雖然中央之高官顯貴也不少是南方人，但是全國整體架構上，北方仍然是優勢地位。而反過來，雖然北方政治架構占據優勢，但北方人卻難以掌握實權，這樣南北方的矛盾又加劇了。
從文化來講，曆史上中國的文化主導是北方，但北方是戰亂多發之地，文化的構造經曆了多重的變革，而南方最開始並不是主導，主體文化是南下的北人和當地土著相結合而來的。宋朝南渡後，由於北方人口南遷，散布於江南各地，這樣地區文化差異就顯得越來越大。所以趙昺認為有時候在許多大事小情上的差異其實就是文化差異所致，而此次事件也與此脫不了幹係……
宋代文風極盛，源於宋諸帝篤好文學，提倡學術，太祖“性好藝文”，太宗“銳意文史”。“右文”遂成為有宋一代的國策，恢儒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使儒學得以優先發展。而右文之策也讓士人得以大批進入朝堂，從而誕生了士大夫階層，形成以儒治國的局麵。
趙昺十分清楚一旦形成階級固化，便會形成一潭死水的局麵，導致社會進步停滯，腐敗叢生。而隻有因勢利導，進行變革，才能推動社會的進步，清除弊政。宋因承唐末藩鎮割據之弊，久久不能複漢唐之光昌，因此變法需要一直存在於宋，一些目光遠大的有識之士也認識到變革的必要性，倡導進行改製。
宋代前有慶曆新政，後有熙寧變法，乾淳革新，但多以失敗告終。趙昺以為究其原因，從表麵上看是因為它們遭到了職業官僚集團的狙擊，未及全麵發動便歸於失敗。
所謂的中國傳統職業官僚的形成，因為他們的升遷主要係於對下麵兩大條件的運用：常規化的行政作業程序和個人化的人事關係。不用說，這兩項條件的圓熟運用都必須經過長期的培養，所以現狀不變則構成其絕對的前提，以致任何體製或人事的基本更改都不利於追求個人名位。
具體到宋代，既得利益集團是和祖宗之法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故他們對祖宗之法的推崇亦是前所未有的。由於既得利益集團頑固地抵製改革，祖宗之法所具有的弊端不僅無法改進，反而不斷積累、放大，最終導致某個時代積弊局麵的形成。
至於變革的失敗潛在的原因就是變革者與守舊者文化背景的不同。其實每一次變革背後都有著一套高遠的理想。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四句便是所有宋儒終生要到達之事；範仲淹首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正式儒家正統的擔當精神；王安石的祖宗之法不可守，代表的是儒家進取精神。
逮至南宋，孝宗晚年欲依靠以朱熹為精神領袖的理學集團發動一場政治革新運動。南渡後，作為新儒學的理學興盛起來。朱子之學常與程頤並稱為“程朱理學”，其學精神隻是四字“內聖外王”。朱子辟佛老之根本原因在於其出世遺世而被儒家之擔當精神。朱子為學雖受禪宗影響，但其根本精神未變，此擔當精神更圓滿地與內聖結合起來。
由於理學重塑了傳統的等級秩序，又構建了傳統的倫理規範，符合統治者的需要，也適應傳統文化傳承的要求，開始進入政界，理學因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並由此成為官方統治思想。且使得政治體係在理學的框架下得以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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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以趙昺所知理學雖然得到了統治者的認可，但並非沒有與其相左者，與理學派相對抗的是功利學派。此派的特點在於：斥理學心性之空談，究富強之實務，他們大力倡導功利學說，以與仁義相抗衡，相表裏。
以趙昺前世所知，永嘉之學，溯源於北宋慶曆之際的王開祖、丁昌期、林石等，以後周行己、許景衡等又把“洛學”、“關學”傳到溫州。南宋之時，永嘉地區的學者輩出，鄭伯熊、鄭伯海、鄭伯英、陳傅良、徐誼等是前期永嘉學派的出名學者，到葉適則集永嘉學派之大成，成為呂祖謙去世後與朱熹的“理學”、陸九淵的“心學”鼎足相抗的浙東學派之代表人物。
永嘉學派的最大特點，就是與當時朱熹的“理學”、陸九淵“心學”大講身心性命之學立異，他們強調功利，注重事功。主張利與義的一致性，“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反對某些道學家的空談義理；認為“道不離器”，反對“專以心性為宗主”；繼承了傳統儒學中“外王”和“經世”，提倡“學與道合，人與德合”。
且論述了“夷夏之辨”與“正惡之辨”的區別；.強調以民為本，堅持改革政弊，重視曆史和製度的研究，考求曆代國家的成敗興亡、典章製度的興廢；反對傳統“重農抑商”的政策，主張“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認為應該大力發展工業與商品經濟，並指出雇傭關係和私有製的合理性。
他們的學說反對當時性理空談，對於理學家們所最崇拜的人物如曾子、子思、孟子等，進行了大膽的批判。認定《十翼》非孔子作，指出理學家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無極”、“太極”等學說的謬論。因此與主流的理學針鋒相對，而‘理學’又是當時科舉的重要學說，因此士人們多受理學的影響。
不要問趙昺怎麽知道的這麽詳細，現在隻要去江浙地區，尤其是那個聞名世界的批發市場走一走，稍微留點心就能所獲甚多。而當下他提出的‘視蒙元為蠻夷，對其發動戰爭，是正義之戰’，‘實施以民為本，提倡實德、實政’，‘主張通商惠工，扶植商賈，發行紙幣’以及‘堅持改革弊政’等政治主張與永嘉學派的思想多有相近。
另外趙昺向來對經史不大感冒，而對理學又持懷疑的態度。這也不免讓持理學為正統的士人們多想，認為他受到了，江浙士人們的‘蠱惑’，從而排斥理學學說，使他們得到了重用，從而斷絕了其他士子的進階之路，通過政策調整對實施打壓。
而倒黴催的是王應麟父親王撝，是永嘉之學大儒呂祖謙學生樓昉的學生，其曾任溫州知州，而王應麟從小受其培養教育，當然被視為永嘉之學的傳承者和踐行者，也被這群喪心病狂者列入了黑名單……
不過，隨著時間的延續，北方人在南方久駐，下一代的出生，南北歧視的現象也大為緩解。而後期，南北已然難以區分。但是這不等於歧視已經消失，新的矛盾和對立又重新顯現。而到了江南淪陷，行朝遷往瓊州，其中官員以江浙人最多。
那麽當回遷臨安時，趙昺的朝廷中江浙人占據了大半，如文天祥、應節嚴、馬廷鸞、王英麟、江璆、劉黻及陳任翁兄弟等等皆是江西和浙江人，也就讓人難免會產生江浙人把持朝政，在官場上排擠其他地區的士人的感覺，可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誰讓當初你們不肯勤王伴駕呢！
不過作為現代人的趙昺清楚地域歧視不僅中國有，外國也有，在近現代同樣存在。統一時代地域矛盾就很大，分裂割據時代的地域矛盾更是很大。大的地域矛盾裏還夾雜小的地域矛盾。而構成地域矛盾或者地域歧視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有經濟、政治、文化、民族和曆史等多種原因。
從經濟來講，中國在唐朝以前，北方經濟占絕對的優勢地位，兩宋時代北方經濟被南方最終超過，中國經濟的重心難移完成了。從此之後，南方經濟成了國之命脈，南方經濟的好壞與否直接關係到了整個國家經濟的走向。南方經濟每年都有大量的盈餘，而北方或者偏遠內陸省份的經濟情況是比較差的，在大一統的中央集權下，中央必然會進行合理的調配，而這會損害一些南方的利益，同時也滋長了一些受援省份的惰性。
從政治來講，中國曆史上的大一統時代，定都所在都是北方，定都於南方的大一統者極少，近乎於零。在北方經濟占統治地位的時代，北方經濟和政治都是絕對的強勢，南方尚未開化，自然也沒什麽大問題。自從南方經濟超越北方成為全國主導後，南方對政治上仍然從屬於北方內心是心有不甘的，雖然中央之高官顯貴也不少是南方人，但是全國整體架構上，北方仍然是優勢地位。而反過來，雖然北方政治架構占據優勢，但北方人卻難以掌握實權，這樣南北方的矛盾又加劇了。
從文化來講，曆史上中國的文化主導是北方，但北方是戰亂多發之地，文化的構造經曆了多重的變革，而南方最開始並不是主導，主體文化是南下的北人和當地土著相結合而來的。宋朝南渡後，由於北方人口南遷，散布於江南各地，這樣地區文化差異就顯得越來越大。所以趙昺認為有時候在許多大事小情上的差異其實就是文化差異所致，而此次事件也與此脫不了幹係……
宋代文風極盛，源於宋諸帝篤好文學，提倡學術，太祖“性好藝文”，太宗“銳意文史”。“右文”遂成為有宋一代的國策，恢儒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使儒學得以優先發展。而右文之策也讓士人得以大批進入朝堂，從而誕生了士大夫階層，形成以儒治國的局麵。
趙昺十分清楚一旦形成階級固化，便會形成一潭死水的局麵，導致社會進步停滯，腐敗叢生。而隻有因勢利導，進行變革，才能推動社會的進步，清除弊政。宋因承唐末藩鎮割據之弊，久久不能複漢唐之光昌，因此變法需要一直存在於宋，一些目光遠大的有識之士也認識到變革的必要性，倡導進行改製。
宋代前有慶曆新政，後有熙寧變法，乾淳革新，但多以失敗告終。趙昺以為究其原因，從表麵上看是因為它們遭到了職業官僚集團的狙擊，未及全麵發動便歸於失敗。
所謂的中國傳統職業官僚的形成，因為他們的升遷主要係於對下麵兩大條件的運用：常規化的行政作業程序和個人化的人事關係。不用說，這兩項條件的圓熟運用都必須經過長期的培養，所以現狀不變則構成其絕對的前提，以致任何體製或人事的基本更改都不利於追求個人名位。
具體到宋代，既得利益集團是和祖宗之法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故他們對祖宗之法的推崇亦是前所未有的。由於既得利益集團頑固地抵製改革，祖宗之法所具有的弊端不僅無法改進，反而不斷積累、放大，最終導致某個時代積弊局麵的形成。
至於變革的失敗潛在的原因就是變革者與守舊者文化背景的不同。其實每一次變革背後都有著一套高遠的理想。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四句便是所有宋儒終生要到達之事；範仲淹首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正式儒家正統的擔當精神；王安石的祖宗之法不可守，代表的是儒家進取精神。
逮至南宋，孝宗晚年欲依靠以朱熹為精神領袖的理學集團發動一場政治革新運動。南渡後，作為新儒學的理學興盛起來。朱子之學常與程頤並稱為“程朱理學”，其學精神隻是四字“內聖外王”。朱子辟佛老之根本原因在於其出世遺世而被儒家之擔當精神。朱子為學雖受禪宗影響，但其根本精神未變，此擔當精神更圓滿地與內聖結合起來。
由於理學重塑了傳統的等級秩序，又構建了傳統的倫理規範，符合統治者的需要，也適應傳統文化傳承的要求，開始進入政界，理學因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並由此成為官方統治思想。且使得政治體係在理學的框架下得以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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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以趙昺所知理學雖然得到了統治者的認可，但並非沒有與其相左者，與理學派相對抗的是功利學派。此派的特點在於：斥理學心性之空談，究富強之實務，他們大力倡導功利學說，以與仁義相抗衡，相表裏。
以趙昺前世所知，永嘉之學，溯源於北宋慶曆之際的王開祖、丁昌期、林石等，以後周行己、許景衡等又把“洛學”、“關學”傳到溫州。南宋之時，永嘉地區的學者輩出，鄭伯熊、鄭伯海、鄭伯英、陳傅良、徐誼等是前期永嘉學派的出名學者，到葉適則集永嘉學派之大成，成為呂祖謙去世後與朱熹的“理學”、陸九淵的“心學”鼎足相抗的浙東學派之代表人物。
永嘉學派的最大特點，就是與當時朱熹的“理學”、陸九淵“心學”大講身心性命之學立異，他們強調功利，注重事功。主張利與義的一致性，“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反對某些道學家的空談義理；認為“道不離器”，反對“專以心性為宗主”；繼承了傳統儒學中“外王”和“經世”，提倡“學與道合，人與德合”。
且論述了“夷夏之辨”與“正惡之辨”的區別；.強調以民為本，堅持改革政弊，重視曆史和製度的研究，考求曆代國家的成敗興亡、典章製度的興廢；反對傳統“重農抑商”的政策，主張“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認為應該大力發展工業與商品經濟，並指出雇傭關係和私有製的合理性。
他們的學說反對當時性理空談，對於理學家們所最崇拜的人物如曾子、子思、孟子等，進行了大膽的批判。認定《十翼》非孔子作，指出理學家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無極”、“太極”等學說的謬論。因此與主流的理學針鋒相對，而‘理學’又是當時科舉的重要學說，因此士人們多受理學的影響。
不要問趙昺怎麽知道的這麽詳細，現在隻要去江浙地區，尤其是那個聞名世界的批發市場走一走，稍微留點心就能所獲甚多。而當下他提出的‘視蒙元為蠻夷，對其發動戰爭，是正義之戰’，‘實施以民為本，提倡實德、實政’，‘主張通商惠工，扶植商賈，發行紙幣’以及‘堅持改革弊政’等政治主張與永嘉學派的思想多有相近。
另外趙昺向來對經史不大感冒，而對理學又持懷疑的態度。這也不免讓持理學為正統的士人們多想，認為他受到了，江浙士人們的‘蠱惑’，從而排斥理學學說，使他們得到了重用，從而斷絕了其他士子的進階之路，通過政策調整對實施打壓。
而倒黴催的是王應麟父親王撝，是永嘉之學大儒呂祖謙學生樓昉的學生，其曾任溫州知州，而王應麟從小受其培養教育，當然被視為永嘉之學的傳承者和踐行者，也被這群喪心病狂者列入了黑名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