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變遷，形勢的變化，都是考驗人性的節點。趙昺現在也明白了，蒙元入侵江南，大宋淪於敵手十年，對士人來說無疑也是一場大考。
有的士人憤而反抗，不惜自身，走上抗元複國的道路；有的人就此沉淪，離群索居，避於世外，寄身於外物；有的懷著故國夢守著心中的信念，卻又不得不屈從於形勢，苟且於世；有的則背經叛道，投靠於敵，走上了背叛國家和民族的道路；更多的人選擇了隨波逐流，乖乖的做了蒙元的順民，前朝已成憶夢。
因而十年間大宋的士人階層已經被撕裂，這不同於學術上的爭論，也不同於朝堂上的黨同伐異，而是事關人性、道德和本心的考驗。這就如江河奔流，泥沙俱下，蕩濁流清，在不斷的奔流和激蕩中，有歸於清流，有的人瀦留江湖，有的則流入糞坑。
但是不論如何，曆史的吊詭在於隻要王朝更迭，總有部分江南士人會遭到‘清算’。想到這麽個結果，趙昺覺得很有些意思，說是天道循環，因果報應，有些牽強，可是曆史上都會上演這麽一出。而原因更是各異，尤其是朱老八對江南士人的打壓更具有代表性，而原因也更是奇葩。
話說曆史上的元末明初，江南的士人們也曾麵臨抉擇。一邊是經過他們改造的私鹽販子張士誠政權，但其名義上依然忠於大元朝廷；另一邊則是出身乞丐的朱元璋，正為了奪取天下而洗刷與紅巾軍的關係。人們皆以為元代普遍存在殘酷的民族壓迫，但事實是江南鄉紳們過得頗為愜意。
私鹽販子張士誠從江北而來，占據了以蘇杭為核心的江南大部，與當地士紳地主開啟了合作統治，‘開府平江，文士響臻’。由於江南士人的大量參加，張士誠的政權迅速文人化。與逐鹿天下的群雄專用武將不同，三位江南文官王敬夫、葉德新、蔡彥文成為張士誠政權的決策核心。
江南士紳眷戀著元朝治下的太平景象，在他們的影響下，張士誠也滿足於保境安民，未有大規模軍事行動。比如在朱元璋、陳友諒激戰時，張士誠未加以利用，反而在吳地興建了大規模水利工程白茆港。當時有歌謠表現張士誠執政的這一特點：丞相（指張士誠）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指朱元璋）起，幹癟。
不過亂世中的太平不過是倉促一瞬，朱元璋在消滅了西邊的白蓮教教友陳友諒後就向東進軍。朱元璋集團信心滿滿，以為江南民性柔弱而張士誠身邊也盡是迂腐書生，大兵所至必然望風而降。然而，事實卻大大出乎朱元璋意料。
當朱元璋向東進攻張士誠，此時其已占據明顯優勢，江南士紳絕大多數都對張士誠政權死心塌地，吳民多死守頑抗，戰鬥異常激烈，持續了近一年。最後張士誠被困於蘇州城內，彈盡糧絕而不忍做出人相食之事，隻有開城投降。
雖然此前就有劉基、宋濂等江南士人歸附，但更多的人還是占到了他的對立麵，如今他已經占有壓倒性的優勢，江南的士紳地主卻依舊對張士誠保有忠誠。成為敗寇的張士誠依然被描述成一位不忍子民犧牲的仁慈統治者。
多年以後，在南京城坐穩了皇位的朱元璋，依然對自己無法得到同樣的愛戴耿耿於懷。在明初野史筆記中，到處是朱元璋和吳人相遇，而吳人感念張王的橋段：高皇嚐微行至三山街，見老嫗門有坐榻，假坐移時，問嫗為何許人？嫗以蘇人對。又問:張士誠在蘇何如？嫗雲: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
最讓朱老八憤恨的，莫過於從蘇南遷往首都的吳人，依然稱張士誠為王，隻管他叫老頭。太祖嚐微行京城中，聞一老嫗密呼上為老頭兒，大怒。……曰:張士誠小竊江東，吳民至今呼為張王，吾為天子，此邦呼為老頭兒，何也？即命籍沒民家甚眾。
這些著實可以反映當時社會輿論。而明朝定鼎中原後，江南地主對朱明政權的反應仍舊冷漠，紛紛做起了前朝遺民。朱元璋出身淮西遊丐，早年吃夠了地主官員的苦頭，連年征戰又在江南頗受冷遇，對江南人一貫沒好眼色。現在坐穩龍椅，哪有不還以顏色的道理。
除了田賦，明代還有兩種糧食稅，分別是供給邊防軍人的漕糧，以及供給京城權貴宮廷的白糧，而這些負擔也主要落在了江南人頭上，正稅和攤派之外還少不了各種附加費，攤派往往數倍於正糧。也有人以為，江南的糧食產量較高足以承擔這樣的賦稅。
可如果說蘇鬆重賦還有出於地區農業發展水平的考慮，人口的強製遷移則是帶有占有明顯的懲罰色彩。朱元璋主導的人口遷移被稱為‘洪武趕散’，驅動了幾十萬甚至百萬江南人背井離鄉。慘烈的元末大洪水席卷大半個中國，造成了大規模的人口死亡，而張士誠控製的江南人口損失不大，自然被視為對外移民的首選。
元末戰亂後朱元璋的老家鳳陽府人口凋亡尤甚，作為中都實在太過荒涼。為了充實祖宗之地，在攻陷蘇州的當年朱元璋就將蘇州富民遷實濠州。洪武三年，遷四餘戶江南人填鳳陽。四年以後，遷江南民十四萬實中都。這些移民在營造中都的過程中大吃苦頭。
在明初的嚴密控製稍鬆懈後，江南就以各種方式逃回老家，其中行乞賣藝也是一條出路。鳳陽花鼓唱詞中所謂‘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出處眾說紛說，其實就是江南移民控訴朱元璋‘暴行’，欺負江南人的一種說法。
首都南京也需要充實人口，洪武年間，蘇浙地區共有四萬五千多家富戶，被朱元璋強製遷往南京，他們帶來的財富理所當然要用來繁榮都城。雲南平定後，朱元璋又不斷從內地往雲南移民，以充實邊疆，不少原本被遷移到南京的江南人又要跟著大軍去戍守邊疆。沈萬三修城牆惹怒朱元璋，最後被發配雲南的故事正是在此背景下誕生。
朱元璋死後的建文新政一度給江南士人帶來了希望，眾多江南士子聚集在年輕的皇帝身邊，沒想到來自北平的燕王朱棣靖難成功，再度把他們打壓下去。朱棣不僅帶來了大量靖難功臣，占領了大小官職，還把首都直接搬到了北平，南方士人集團再次遭到清洗。
而由明入清後，使江南士人再次受到滿清的報複，大吃其苦頭的科場、奏銷、哭廟三案及莊氏史獄，再加上波及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獄，無不宣示著皇帝的報複欲，這幾乎是當時公開的秘密。清人評價，這是朝廷有意與世家有力者為難，以威劫江南人也……
趙昺覺得做個江南士人真是倒黴，誰上台都會被割波韭菜。而自己當初回返江南，打著鎮反的旗號，以打擊叛國背君者的名目大殺了一批，其實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報複行為。畢竟這些人在國難當頭背離了大宋，出賣了君王，殺起來也沒有什麽負擔，理由也說的過去，所以並沒有引發什麽大的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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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在選後的時候，趙昺是以防止外戚專權為名動手，對江南的官宦世家進行打壓，禁止他們子弟在數年內不得參加科舉，斷絕了他們的入仕途徑。而真實的目的他自己是心知肚明，是因為陳宜中勾結朝中的官員意欲廢立之事。因此趙昺是防止舊臣在官場上重新崛起，保持朝政，左右國策，進而威脅到新政權的根基。
此次打壓仍然手段齷齪些，但是江南世家也並非沒有從中獲得好處，幾大世家的女兒嫁入宮中，成了皇帝的後妃，成了皇親國戚，誕下龍子也可能成為下代的皇帝，如此起碼可以保住兩代的平安富貴。而在外人看來，皇帝還是對士人十分尊重的，他從而也穩住了傳統的士大夫階層，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頭部士人的支持。
所以這次‘鬧事’的士人看似十分熱鬧，聲勢不小，但是少有傳統世家和名儒大家參與其中，在後邊鼓動的也隻是自視甚重，卻不得重用的所謂清流，他們的目的無非是欲亂中取利，從中獲得名利。而作為鬧事的主流則是鄉紳，他們為的是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從而反對革新。
不過這次衝在前頭的是國子監的學生，各地入京待考的士子。在趙昺看來這些士子屬於被蒙蔽的年輕人，空有一腔熱血，卻缺乏對事物的分辨能力。就如同當年的自己，好像真理就在手中，自己是正義的化身，行事衝動，不計後果，事後成了他人的替罪羊，後悔晚矣。
那麽此事的結局，趙昺已經看到，又一批士人倒在自己‘大義’的旗下，而朝野，乃是天下的格局也會受此波及……
有的士人憤而反抗，不惜自身，走上抗元複國的道路；有的人就此沉淪，離群索居，避於世外，寄身於外物；有的懷著故國夢守著心中的信念，卻又不得不屈從於形勢，苟且於世；有的則背經叛道，投靠於敵，走上了背叛國家和民族的道路；更多的人選擇了隨波逐流，乖乖的做了蒙元的順民，前朝已成憶夢。
因而十年間大宋的士人階層已經被撕裂，這不同於學術上的爭論，也不同於朝堂上的黨同伐異，而是事關人性、道德和本心的考驗。這就如江河奔流，泥沙俱下，蕩濁流清，在不斷的奔流和激蕩中，有歸於清流，有的人瀦留江湖，有的則流入糞坑。
但是不論如何，曆史的吊詭在於隻要王朝更迭，總有部分江南士人會遭到‘清算’。想到這麽個結果，趙昺覺得很有些意思，說是天道循環，因果報應，有些牽強，可是曆史上都會上演這麽一出。而原因更是各異，尤其是朱老八對江南士人的打壓更具有代表性，而原因也更是奇葩。
話說曆史上的元末明初，江南的士人們也曾麵臨抉擇。一邊是經過他們改造的私鹽販子張士誠政權，但其名義上依然忠於大元朝廷；另一邊則是出身乞丐的朱元璋，正為了奪取天下而洗刷與紅巾軍的關係。人們皆以為元代普遍存在殘酷的民族壓迫，但事實是江南鄉紳們過得頗為愜意。
私鹽販子張士誠從江北而來，占據了以蘇杭為核心的江南大部，與當地士紳地主開啟了合作統治，‘開府平江，文士響臻’。由於江南士人的大量參加，張士誠的政權迅速文人化。與逐鹿天下的群雄專用武將不同，三位江南文官王敬夫、葉德新、蔡彥文成為張士誠政權的決策核心。
江南士紳眷戀著元朝治下的太平景象，在他們的影響下，張士誠也滿足於保境安民，未有大規模軍事行動。比如在朱元璋、陳友諒激戰時，張士誠未加以利用，反而在吳地興建了大規模水利工程白茆港。當時有歌謠表現張士誠執政的這一特點：丞相（指張士誠）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指朱元璋）起，幹癟。
不過亂世中的太平不過是倉促一瞬，朱元璋在消滅了西邊的白蓮教教友陳友諒後就向東進軍。朱元璋集團信心滿滿，以為江南民性柔弱而張士誠身邊也盡是迂腐書生，大兵所至必然望風而降。然而，事實卻大大出乎朱元璋意料。
當朱元璋向東進攻張士誠，此時其已占據明顯優勢，江南士紳絕大多數都對張士誠政權死心塌地，吳民多死守頑抗，戰鬥異常激烈，持續了近一年。最後張士誠被困於蘇州城內，彈盡糧絕而不忍做出人相食之事，隻有開城投降。
雖然此前就有劉基、宋濂等江南士人歸附，但更多的人還是占到了他的對立麵，如今他已經占有壓倒性的優勢，江南的士紳地主卻依舊對張士誠保有忠誠。成為敗寇的張士誠依然被描述成一位不忍子民犧牲的仁慈統治者。
多年以後，在南京城坐穩了皇位的朱元璋，依然對自己無法得到同樣的愛戴耿耿於懷。在明初野史筆記中，到處是朱元璋和吳人相遇，而吳人感念張王的橋段：高皇嚐微行至三山街，見老嫗門有坐榻，假坐移時，問嫗為何許人？嫗以蘇人對。又問:張士誠在蘇何如？嫗雲: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
最讓朱老八憤恨的，莫過於從蘇南遷往首都的吳人，依然稱張士誠為王，隻管他叫老頭。太祖嚐微行京城中，聞一老嫗密呼上為老頭兒，大怒。……曰:張士誠小竊江東，吳民至今呼為張王，吾為天子，此邦呼為老頭兒，何也？即命籍沒民家甚眾。
這些著實可以反映當時社會輿論。而明朝定鼎中原後，江南地主對朱明政權的反應仍舊冷漠，紛紛做起了前朝遺民。朱元璋出身淮西遊丐，早年吃夠了地主官員的苦頭，連年征戰又在江南頗受冷遇，對江南人一貫沒好眼色。現在坐穩龍椅，哪有不還以顏色的道理。
除了田賦，明代還有兩種糧食稅，分別是供給邊防軍人的漕糧，以及供給京城權貴宮廷的白糧，而這些負擔也主要落在了江南人頭上，正稅和攤派之外還少不了各種附加費，攤派往往數倍於正糧。也有人以為，江南的糧食產量較高足以承擔這樣的賦稅。
可如果說蘇鬆重賦還有出於地區農業發展水平的考慮，人口的強製遷移則是帶有占有明顯的懲罰色彩。朱元璋主導的人口遷移被稱為‘洪武趕散’，驅動了幾十萬甚至百萬江南人背井離鄉。慘烈的元末大洪水席卷大半個中國，造成了大規模的人口死亡，而張士誠控製的江南人口損失不大，自然被視為對外移民的首選。
元末戰亂後朱元璋的老家鳳陽府人口凋亡尤甚，作為中都實在太過荒涼。為了充實祖宗之地，在攻陷蘇州的當年朱元璋就將蘇州富民遷實濠州。洪武三年，遷四餘戶江南人填鳳陽。四年以後，遷江南民十四萬實中都。這些移民在營造中都的過程中大吃苦頭。
在明初的嚴密控製稍鬆懈後，江南就以各種方式逃回老家，其中行乞賣藝也是一條出路。鳳陽花鼓唱詞中所謂‘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出處眾說紛說，其實就是江南移民控訴朱元璋‘暴行’，欺負江南人的一種說法。
首都南京也需要充實人口，洪武年間，蘇浙地區共有四萬五千多家富戶，被朱元璋強製遷往南京，他們帶來的財富理所當然要用來繁榮都城。雲南平定後，朱元璋又不斷從內地往雲南移民，以充實邊疆，不少原本被遷移到南京的江南人又要跟著大軍去戍守邊疆。沈萬三修城牆惹怒朱元璋，最後被發配雲南的故事正是在此背景下誕生。
朱元璋死後的建文新政一度給江南士人帶來了希望，眾多江南士子聚集在年輕的皇帝身邊，沒想到來自北平的燕王朱棣靖難成功，再度把他們打壓下去。朱棣不僅帶來了大量靖難功臣，占領了大小官職，還把首都直接搬到了北平，南方士人集團再次遭到清洗。
而由明入清後，使江南士人再次受到滿清的報複，大吃其苦頭的科場、奏銷、哭廟三案及莊氏史獄，再加上波及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獄，無不宣示著皇帝的報複欲，這幾乎是當時公開的秘密。清人評價，這是朝廷有意與世家有力者為難，以威劫江南人也……
趙昺覺得做個江南士人真是倒黴，誰上台都會被割波韭菜。而自己當初回返江南，打著鎮反的旗號，以打擊叛國背君者的名目大殺了一批，其實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報複行為。畢竟這些人在國難當頭背離了大宋，出賣了君王，殺起來也沒有什麽負擔，理由也說的過去，所以並沒有引發什麽大的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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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打壓仍然手段齷齪些，但是江南世家也並非沒有從中獲得好處，幾大世家的女兒嫁入宮中，成了皇帝的後妃，成了皇親國戚，誕下龍子也可能成為下代的皇帝，如此起碼可以保住兩代的平安富貴。而在外人看來，皇帝還是對士人十分尊重的，他從而也穩住了傳統的士大夫階層，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頭部士人的支持。
所以這次‘鬧事’的士人看似十分熱鬧，聲勢不小，但是少有傳統世家和名儒大家參與其中，在後邊鼓動的也隻是自視甚重，卻不得重用的所謂清流，他們的目的無非是欲亂中取利，從中獲得名利。而作為鬧事的主流則是鄉紳，他們為的是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從而反對革新。
不過這次衝在前頭的是國子監的學生，各地入京待考的士子。在趙昺看來這些士子屬於被蒙蔽的年輕人，空有一腔熱血，卻缺乏對事物的分辨能力。就如同當年的自己，好像真理就在手中，自己是正義的化身，行事衝動，不計後果，事後成了他人的替罪羊，後悔晚矣。
那麽此事的結局，趙昺已經看到，又一批士人倒在自己‘大義’的旗下，而朝野，乃是天下的格局也會受此波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