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趙昺眼前這幾位宰執來說，劉黻算是正牌太學生出身，但是因為伏闕上疏彈劾彼時權臣丁大全被開除了學籍，而其他幾位不是家傳，便是書院出身或有在書院求學的經曆。江璆的爺爺一生在鄉間授學，他爹江萬裏通過科舉入仕，官至丞相，後在其十六歲的時候，其父致仕回鄉創辦白鷺書院，鄧光薦也是出身於此。
所以他們對於這段曆史都十分清楚，說起來自然脈絡清晰，對其中的典故和軼事也知之甚多，趙昺與幾位宰執商談一個上午，其實也可以說聽他們講了半晌書院發展史，雖然沒有對能學亂做出決斷，卻讓他可以全麵的了解這一時期的士人思想狀態和轉變。而這也能讓他在處置當下學亂中能保持理性，從而選擇穩妥的方針來應對。
大家都知道宋朝文化的繁榮，與宋學宋學哺育出宋代知識分子的兼容精神有著極大的關係。宋代重要思想家幾乎都有“出入釋老”的經曆，無論程朱派，還是心學派，理學各派都吸收改造佛、道關於宇宙論、認識論與方法論的成果，重建新儒學的理論體係。
當時宋學各派，能夠做到學統四起而多元並存。神宗時期的洛學、新學與蜀學，南宋中期的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與浙東學派，都落在同一個政治文化的架構之內，不同學派之間學術主張盡管不一，有些問題甚至針鋒相對，但也能夠實事求是地肯定對方學術的可取之處。
不過有話是這麽講的‘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文人相輕’，所以這種兼容並蓄也是相對的，他們之間的紛爭同樣不斷，即便是同源的學派也無法做的和諧相處。
首先表現在書院的祭祀活動上，這似乎帶有某種宗教色彩，實際上，書院供祀與佛道寺觀的祭祀方式也有所不同，不是祈求某些神靈的保佑，而是為人樹立某種典型形象，是一種生動的教育形式。通過書院祭祀的對象可以表明該書院的學術宗旨和特點，也是書院教育的一大特色，還是一項特有的活動內容。
南宋書院除一般供祀孔孟等先聖先師之外，特別重視供祀周、程、張等北宋的理學大師，表明南宋書院大都與理學有關，是講理學的書院。不少書院都各有自己特有的供祀對象，多把本學派的創始人，或與該書院有密切關係的代表人物加以供奉，用以提高書院的社會地位，標明或保持該書院的學派特點和學術特色。
另外，各學派在學術傳播與師生傳承的過程中，過分強調道統和門戶，總認為自家學說才是一本正經，而別人都是異端邪說。以這種道統觀，再去處理與其他學派士大夫的關係，就會出現自視甚高、責人太苛的結果。不在自家門戶或道統之內的人，往往認為他們不是君子。
而這種治學態度之下，盛行於後的理學在還沒有正式確立為官學以前，就容易激化為類似慶元黨禁那樣的黨爭；在理學認定為官學以後，很容易滋生出一批應景的假道學。這是從理學本身來考量。也為後來朝堂上的爭鬥和學亂埋下了隱患。
在南宋政治環境惡化之際，知識分子還能否“獨善其身”？不可否認，在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與賈似道專政時代，那時知識分子中也有鮮廉寡恥之徒，鑽營進入統治集團的權力體製，迎合當局專製獨裁的政治意識。但那些有自己獨立價值追求的知識分子，大部分寧願閑居不仕，不再入朝為官。
知識分子獨善其身，無非要有三個空間：生活空間、學術空間、政治空間。南宋即便類似慶元黨禁那樣的黑暗時期，這三個條件也仍然具備。
生活空間上，宋代有這個條件，哪怕不去擔任實職性差遣，還可以領取一份薪水，這是宋代優待士大夫的政策。例如陸遊，即便閑居在山陰老家，隻要沒將他從官簿上除名，其俸入還可以保證最基本的生活水準。所以在籍士大夫官僚即便不在朝任職，也能保持起碼的生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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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國家權力沒有取締書院，知識分子仍留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國家權力盡管可以流放知識分子中的反對派，但限於‘不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人’的祖宗家法，卻無法在肉體上消滅他們，這在為知識分子預留政治空間這點上，還是很重要的。
從外部來看，宋代最高統治者對宋學各派所取的態度，不外乎接受、壓製與調和三種選擇。宋神宗起用王安石變法，可以視為接受的模式。南宋前期，對王學以及洛學，采取不同程度的壓製方式，其極端就是慶元黨禁。第三種是調和的模式，從寧宗後期起到理宗時期，國家權力把理學確認為官學，吸納進主流統治思想裏。
但必須強調的是市民社會、經濟大潮與知識分子的獨善其身，並不是截然對立，相互排斥的。由於宋學價值觀的確立，盡管其內部也有過王霸義利之爭，但即便是強調利欲合理性的那些學者與士人，在講功利，講利欲時，也秉持著理性的態度，主張有一種自覺的約束。
因此也會有一部分士大夫去做官，期待通過自己的入仕，尤其通過提升皇帝的內省功夫，來達成他們內聖外王的政治追求。於是，就有朱熹那樣熱衷於當“帝王師”的士大夫學者。而一旦連帝王師也當不成，徹底碾碎了其“外王”夢後，還可以退出廟堂，疏離政壇，閑居不仕，獨善其身地從事自己的學術研究與學派傳承。
理學奠基於北宋時期。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等人，反對漢唐經學教育隻重章句訓詁、箋注，主張為學要講究明心養性，講明義理，認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本源於理，正心、誠意、修身為為學之本，必須以《易》為宗，以《大學》、《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構建起理學的基本體係和框架。
南宋書院的勃興，為理學的發展和成熟為提供了文化學術思想條件，隨著理學體係的成熟，也就步入傳播階段，以便廣泛擴大理學的影響。書院講學是傳播理學的最好方式和最佳途徑，因為書院具有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的特點，書院大都不受或較少受科舉考試的製約，便於自由講授，自由研討。因此，書院成為研究和傳播理學的最理想的場所，成為發展理學的學術教育基地。
而南宋的理學，形成不同的學派。每一學派都創辦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書院，而每所書院也就成為研討或傳播某一理學派別學術思想的基地。他們各以書院為基地傳播自己學派的學術思想，實現自己學派理想的教育目標。
講學是書院的主要活動內容，也是書院作為教育機構的重要標誌，南宋書院的講學有許多新發展。講學人可慕名聘請，或書院主持人自講，還可臨時請名人講演。不同學派可以互相交流、論辯。理學大師親自複修書院或新創書院，在書院授徒講學，提高了書院的學術地位，為書院樹立了威信，擴大了書院的社會影響。
北宋的著名學者多在官學任職，南宋的著名學者大都逐步從官學移足書院。朱熹、陸九淵、呂祖謙、張栻等都是南宋學術界的名流，又是書院教育的積極倡導者，他們的弟子門人也都是積極創辦書院的有名人物，對南宋書院的勃興，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理學大師在書院講學，擴大了書院的影響，吸引了大批讀書士子慕名奔趨。特別是他們的弟子門人又各創書院，以擴大影響，又促成了書院繁盛的局麵，造成了書院空前勃興之勢。而在政治環境逆轉、言論生態惡化的情況下，宋代書院的存在意義不可小覷。
書院是獨立於官學係統以外的私學係統，沒有必要向官方的價值係統投降繳械，這就為思想學問的自由討論保留了一方淨土。尤其是南宋轉向以後，絕大部分知識分子作為政治上的反對派，就是通過書院這個陣地，來傳播自己的學術思想與價值理念。
趙昺認為士人階層上書言事，關心時事，有一定的進步和積極意義，但是也並非如想象般的那樣完美。因為其中確有一些士人拘泥古製而昧於政事，他們有些上書言事，不僅沒能觸及國計民生的大問題，還盡說些言不及義的老調子。正如史家呂思勉毫不客氣地批評所說：“外有強敵的壓迫，最主要的事務，就是富國強兵，而宋儒卻不能以全力貫注於此。”
他心中此時也有了些譜，當前的禍根，其實與高宗皇帝不無關係。其在內外交困之下，為了減少麻煩和省錢，對興辦官學采取消極態度，對太學生采用高壓管製政策，鼓勵民間興辦書院。當時也許是無奈之舉，但是在趙昺看來其實是玩脫了，放棄了占領輿論陣地，任由各種學說百花齊放，使得主流思想上產生了混亂。
所以他們對於這段曆史都十分清楚，說起來自然脈絡清晰，對其中的典故和軼事也知之甚多，趙昺與幾位宰執商談一個上午，其實也可以說聽他們講了半晌書院發展史，雖然沒有對能學亂做出決斷，卻讓他可以全麵的了解這一時期的士人思想狀態和轉變。而這也能讓他在處置當下學亂中能保持理性，從而選擇穩妥的方針來應對。
大家都知道宋朝文化的繁榮，與宋學宋學哺育出宋代知識分子的兼容精神有著極大的關係。宋代重要思想家幾乎都有“出入釋老”的經曆，無論程朱派，還是心學派，理學各派都吸收改造佛、道關於宇宙論、認識論與方法論的成果，重建新儒學的理論體係。
當時宋學各派，能夠做到學統四起而多元並存。神宗時期的洛學、新學與蜀學，南宋中期的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與浙東學派，都落在同一個政治文化的架構之內，不同學派之間學術主張盡管不一，有些問題甚至針鋒相對，但也能夠實事求是地肯定對方學術的可取之處。
不過有話是這麽講的‘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文人相輕’，所以這種兼容並蓄也是相對的，他們之間的紛爭同樣不斷，即便是同源的學派也無法做的和諧相處。
首先表現在書院的祭祀活動上，這似乎帶有某種宗教色彩，實際上，書院供祀與佛道寺觀的祭祀方式也有所不同，不是祈求某些神靈的保佑，而是為人樹立某種典型形象，是一種生動的教育形式。通過書院祭祀的對象可以表明該書院的學術宗旨和特點，也是書院教育的一大特色，還是一項特有的活動內容。
南宋書院除一般供祀孔孟等先聖先師之外，特別重視供祀周、程、張等北宋的理學大師，表明南宋書院大都與理學有關，是講理學的書院。不少書院都各有自己特有的供祀對象，多把本學派的創始人，或與該書院有密切關係的代表人物加以供奉，用以提高書院的社會地位，標明或保持該書院的學派特點和學術特色。
另外，各學派在學術傳播與師生傳承的過程中，過分強調道統和門戶，總認為自家學說才是一本正經，而別人都是異端邪說。以這種道統觀，再去處理與其他學派士大夫的關係，就會出現自視甚高、責人太苛的結果。不在自家門戶或道統之內的人，往往認為他們不是君子。
而這種治學態度之下，盛行於後的理學在還沒有正式確立為官學以前，就容易激化為類似慶元黨禁那樣的黨爭；在理學認定為官學以後，很容易滋生出一批應景的假道學。這是從理學本身來考量。也為後來朝堂上的爭鬥和學亂埋下了隱患。
在南宋政治環境惡化之際，知識分子還能否“獨善其身”？不可否認，在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與賈似道專政時代，那時知識分子中也有鮮廉寡恥之徒，鑽營進入統治集團的權力體製，迎合當局專製獨裁的政治意識。但那些有自己獨立價值追求的知識分子，大部分寧願閑居不仕，不再入朝為官。
知識分子獨善其身，無非要有三個空間：生活空間、學術空間、政治空間。南宋即便類似慶元黨禁那樣的黑暗時期，這三個條件也仍然具備。
生活空間上，宋代有這個條件，哪怕不去擔任實職性差遣，還可以領取一份薪水，這是宋代優待士大夫的政策。例如陸遊，即便閑居在山陰老家，隻要沒將他從官簿上除名，其俸入還可以保證最基本的生活水準。所以在籍士大夫官僚即便不在朝任職，也能保持起碼的生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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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國家權力沒有取締書院，知識分子仍留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國家權力盡管可以流放知識分子中的反對派，但限於‘不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人’的祖宗家法，卻無法在肉體上消滅他們，這在為知識分子預留政治空間這點上，還是很重要的。
從外部來看，宋代最高統治者對宋學各派所取的態度，不外乎接受、壓製與調和三種選擇。宋神宗起用王安石變法，可以視為接受的模式。南宋前期，對王學以及洛學，采取不同程度的壓製方式，其極端就是慶元黨禁。第三種是調和的模式，從寧宗後期起到理宗時期，國家權力把理學確認為官學，吸納進主流統治思想裏。
但必須強調的是市民社會、經濟大潮與知識分子的獨善其身，並不是截然對立，相互排斥的。由於宋學價值觀的確立，盡管其內部也有過王霸義利之爭，但即便是強調利欲合理性的那些學者與士人，在講功利，講利欲時，也秉持著理性的態度，主張有一種自覺的約束。
因此也會有一部分士大夫去做官，期待通過自己的入仕，尤其通過提升皇帝的內省功夫，來達成他們內聖外王的政治追求。於是，就有朱熹那樣熱衷於當“帝王師”的士大夫學者。而一旦連帝王師也當不成，徹底碾碎了其“外王”夢後，還可以退出廟堂，疏離政壇，閑居不仕，獨善其身地從事自己的學術研究與學派傳承。
理學奠基於北宋時期。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等人，反對漢唐經學教育隻重章句訓詁、箋注，主張為學要講究明心養性，講明義理，認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本源於理，正心、誠意、修身為為學之本，必須以《易》為宗，以《大學》、《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構建起理學的基本體係和框架。
南宋書院的勃興，為理學的發展和成熟為提供了文化學術思想條件，隨著理學體係的成熟，也就步入傳播階段，以便廣泛擴大理學的影響。書院講學是傳播理學的最好方式和最佳途徑，因為書院具有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的特點，書院大都不受或較少受科舉考試的製約，便於自由講授，自由研討。因此，書院成為研究和傳播理學的最理想的場所，成為發展理學的學術教育基地。
而南宋的理學，形成不同的學派。每一學派都創辦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書院，而每所書院也就成為研討或傳播某一理學派別學術思想的基地。他們各以書院為基地傳播自己學派的學術思想，實現自己學派理想的教育目標。
講學是書院的主要活動內容，也是書院作為教育機構的重要標誌，南宋書院的講學有許多新發展。講學人可慕名聘請，或書院主持人自講，還可臨時請名人講演。不同學派可以互相交流、論辯。理學大師親自複修書院或新創書院，在書院授徒講學，提高了書院的學術地位，為書院樹立了威信，擴大了書院的社會影響。
北宋的著名學者多在官學任職，南宋的著名學者大都逐步從官學移足書院。朱熹、陸九淵、呂祖謙、張栻等都是南宋學術界的名流，又是書院教育的積極倡導者，他們的弟子門人也都是積極創辦書院的有名人物，對南宋書院的勃興，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理學大師在書院講學，擴大了書院的影響，吸引了大批讀書士子慕名奔趨。特別是他們的弟子門人又各創書院，以擴大影響，又促成了書院繁盛的局麵，造成了書院空前勃興之勢。而在政治環境逆轉、言論生態惡化的情況下，宋代書院的存在意義不可小覷。
書院是獨立於官學係統以外的私學係統，沒有必要向官方的價值係統投降繳械，這就為思想學問的自由討論保留了一方淨土。尤其是南宋轉向以後，絕大部分知識分子作為政治上的反對派，就是通過書院這個陣地，來傳播自己的學術思想與價值理念。
趙昺認為士人階層上書言事，關心時事，有一定的進步和積極意義，但是也並非如想象般的那樣完美。因為其中確有一些士人拘泥古製而昧於政事，他們有些上書言事，不僅沒能觸及國計民生的大問題，還盡說些言不及義的老調子。正如史家呂思勉毫不客氣地批評所說：“外有強敵的壓迫，最主要的事務，就是富國強兵，而宋儒卻不能以全力貫注於此。”
他心中此時也有了些譜，當前的禍根，其實與高宗皇帝不無關係。其在內外交困之下，為了減少麻煩和省錢，對興辦官學采取消極態度，對太學生采用高壓管製政策，鼓勵民間興辦書院。當時也許是無奈之舉，但是在趙昺看來其實是玩脫了，放棄了占領輿論陣地，任由各種學說百花齊放，使得主流思想上產生了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