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州行宮休整一日後，祭陵隊伍棄車登舟從水路前往陵區，途中趙昺詔幾位隨扈的大臣同舟敘話，商討遷移景炎帝梓宮入陵區之事。其實這件事早已議過，並已遣人前往潿洲昔靈處做準備，但是其中尚有諸多細節問題需要商量，如何迎靈，如何祭奠，陵墓按照什麽標準營造等等皆無定議。
對於遷陵之事，朝廷上下還是十分讚同和支持的，畢竟這件事不僅關係到小皇帝的正統問題，也關係到他們自己。畢竟當下的朝廷完全脫胎於當年的行朝，而景炎帝也是他們擁戴繼位的，若是其為偽帝，那他們也就是偽朝，被視為亂臣賊子的，所以將景炎帝葬入皇陵，也是為行朝‘正名’。
對於采取何種喪製，倒是沒有什麽可講的，這個皆有章可循。而趙昺還是稀裏糊塗的，畢竟他並沒有經曆過這種事情，當年景炎帝駕崩正在逃亡途中，前有敵軍堵截，後又大隊追兵，不可能為其風光大葬。且為了防止蒙元破壞，也是采用的秘葬，一切皆是暗中進行的。
眼見趙昺並不清楚，應節嚴為其解釋了一番。大宋采取的是‘七月而葬’的製度，起於太祖的葬禮，並為後來的宋朝皇帝的“死事”留下規矩。
自秦漢以來，皇帝往往剛一登基就開始為自己修造陵墓，許多皇陵要修建幾十年，而宋開國後，除了從開封遷葬到鞏義的趙匡胤父親趙宏殷的永安陵外，入駐鞏義陵區的第一座帝陵是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的永昌陵。趙匡胤在位十七年，但正值盛年的趙匡胤隻是選定了鞏義為大宋的陵區，卻從未提過建陵之事。
但趙匡胤突然晏駕，鞏義皇陵不得不倉促開工，永昌陵建好後，趙匡胤的靈柩從開封被護送到鞏義下葬。從開封到鞏義往往需要半個月左右的時間，送殯隊伍到達陵區時，距趙匡胤死正好七個月。所以以後就延續形成了這種規矩：
宋代的皇帝生前都不建陵墓，死了以後在七個月內把陵墓建好，然後去埋葬，形成了“七月而葬”這樣一個習俗。且各皇陵的規模和建製都和趙匡胤的永昌陵基本相同，都是坐北朝南，每個陵區都由安葬棺木的上宮、日常進行祭祀的下宮以及附葬的皇後和王室子孫的墓組成。
可據幾個人講，這種‘簡葬’的形式，其實也頗為殘酷。因為修建皇陵的工期極短，要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就需要調集大量的工匠同時施工，采用人海戰術來爭取按時完成。工匠們很是淒慘，沒有飲用水，沒有地方住，就住在荒野裏，因而死人很多。
但是趙昺倒不必過於擔心因此勞民害命。因為景炎帝是遷葬，道路遙遠，途中需要消耗大量的時間，可以不必趕時間，留有充足的時間修建陵寢。且還有一個無法改變的客觀事實，那就是南遷後修建的皇陵皆是攢宮，工程量小的多。
當年為了向臣民表達收複中原的決心，皇室把南宋皇宮稱為“行在”，紹興宋陵稱為“攢宮”。皇宮是暫住的，陵寢也是暫時的。雖然南宋的幾位皇帝很快就喪失了收複中原的決心，但是作為一種必要的政治姿態，行在和攢宮的稱呼卻從未改變。皇帝下葬時，也要求進行“薄葬”，以便有朝一日北返中原。
為了體現“薄葬”，攢宮會在局部布局中表現出刻意的“簡單”，但這也隻是在非常奢華的尺度下表現出來的“簡單”。北宋時，為了體現皇家尊榮，皇帝下葬後，墓上會壘砌華麗的陵台。而南宋時，因為是攢宮，臨時的建築，所以南宋皇陵造的比較簡單，雖然也有“上宮”和“下宮”，規製卻不能與鞏義皇陵相比。
趙昺當年的收複江南之戰，就是從保衛皇陵開始的，而當他們趕到陵區時，已經有陵墓被楊璉真迦掘開，因此他得以看到真相。方便後人“起棺搬家”，隻在淺土上蓋起略顯簡單的“皇堂”，皇帝的靈柩會被安放在距離地麵很淺的位置，竟然沒有古代帝王陵寢必設的核心建築——地宮。
其實，皇堂也就是所謂的地宮，其一點也不豪華，不過是石質墓穴，棺置其中，即所謂石藏。實際就是一種大的“石棺罩”。相應地，沒有地宮也就沒有墓道，所以南宋的攢宮與民間富貴人家做墓並無太多區別，甚至有所不及，那工程量也就小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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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此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陵寢選址的問題。依照慣例由朝廷選擇精通風水堪輿的大臣為按行使，由其先行勘察陵址，將結果報告給皇帝，並附上地圖，之後皇帝會派遣官員覆按，如皇帝對於覆按結果無異議，建造陵寢地點就正式確立。
這項工作，趙昺早在兩年前就遣人進行了先期勘察，也選了幾個地方，但是楊太後不太滿意，加之形勢並不明朗，便沒有了下文，這次他就想就祭陵之機親自來看一看。而選擇應節嚴等幾個老臣隨扈，除了表彰其為複國做出的功績外，也有幫助堪址之意。
來到這個世界，趙昺的固有觀念被顛覆不少，在前世他以為看風水的都是江湖騙子，但是在古代卻是一門高深的學問。而許多儒者皆有涉獵，有的還是其中的大家，如已經作古的江萬載就是其中高手。應節嚴、徐宗仁、陳仲微、劉黻等人皆是儒學大家，但或精通地理、或精通曆史、或通曉禮儀，對雜學也有涉及，正可讓他們幫著參謀一下。
而皇陵選址困難也是因為客觀原因，紹興陵區太小了。也就是說，南宋皇陵地址的選擇，從一開始就沒有長遠規劃，第一位葬入陵區的哲宗孟皇後，卒於紹興元年四月庚辰，當年六月壬午，就在會稽寶山南麓皇陵下葬，整個時間很短暫。而且事前並沒有預先選擇葬地，葬地的選擇是臨時決定的，主要考慮到近便。
因此難免不能適應將來的需要。於修建攢宮而言，寶山南麓的空間本來就不算寬敞，即趙汝愚所言：“東南諸郡，所至皆山，凡擇地者必以山為限，地勢局促，不類中原”。再加上攢宮位置的選擇要考慮“國姓音利”等風水原則，能夠利用的空間就更為有限。
到建立了徽宗、徽宗鄭皇後、高宗邢皇後、徽宗韋賢妃、高宗的攢宮後，寶山南麓可供將來再建立攢宮的空間，已經相當狹小，為此還不得不對葬製進行改變。以北宋皇陵安葬製度，在正常情況下，所有皇帝都有自己的陵墓，且集中於一地。附葬於皇陵的，都是皇後。且皇後若先死於皇帝，則附葬於前朝皇帝陵墓；若後死於皇帝，則在死後附葬於皇帝陵墓。
但在南宋出現了變化，從孝宗郭皇後開始，南宋孝宗、光宗、寧宗的皇後若先死於其夫皇帝，則一律不能附葬於前朝皇帝的陵墓，而是另行在杭州寺院建置攢宮，攢宮寺院因而得以產生。她們享有與身份相同的禮儀，有同等地位。寺院平時要負責為安葬於攢宮的諸皇後追薦冥福。但祭祀皇後，巡查、護衛寺院，以及寺院某方麵的日常管理等事宜則由朝廷派專人負責。
安葬製度之所以出現變化，其主要原因就在於皇陵所在處會稽寶山南麓地勢局促，不像永安皇陵所在地那樣地勢平坦開闊。所以不得不壓縮寶山南麓皇陵的建築空間，將一些皇後安葬在杭州寺院的攢宮中。由此反觀趙昺以為孝宗郭皇後、夏皇後沒有葬於寶山南麓，應該就是因為空間狹小，不得不給高宗生母徽宗韋賢妃預留下將來安葬的空間。
讓趙昺頭疼的是他不僅要在已經十分逼厭狹小的陵區為景炎帝選擇一片陵區，還要考慮楊太後來日的問題，甚至要想著德祐帝是否歸葬皇陵的事情。而他自己將來是不是還要留下一塊葬身之地，也應該琢磨一下呢？反正好地方就這麽一塊，大家都想埋進來，誰也死誰就能占上一塊。問題是他可不想為了占塊吉地，早點死！
想想將來收複中原，還要將這些祖宗們都送回鞏義陵區安葬，趙昺腦袋就又大一圈，那也將是一項龐大無比的工程。彼時就不能像當下這麽湊合了，而是要重新興建陵園，不僅耗費無數的人力物力，還要貼上無數的金錢。
有時候趙昺甚至想，還不如學學大清朝，分成南北兩塊陵區。把這裏按照久安之地的標準改造一下，就讓這幾位祖宗湊合待在江南得了，免得再勞民傷財的搬家，而自己大不了也留在這邊陪著他們，有什麽不滿的在陰間大家再探討，大不了自己揍他們這些不爭氣的一頓。
但趙昺轉念一想，中原還在蒙古人手裏，自己現在考慮是不是有些超前了，他也許還活不到那一天，隻要將眼前的事情做好，何必杞人憂天呢……
對於遷陵之事，朝廷上下還是十分讚同和支持的，畢竟這件事不僅關係到小皇帝的正統問題，也關係到他們自己。畢竟當下的朝廷完全脫胎於當年的行朝，而景炎帝也是他們擁戴繼位的，若是其為偽帝，那他們也就是偽朝，被視為亂臣賊子的，所以將景炎帝葬入皇陵，也是為行朝‘正名’。
對於采取何種喪製，倒是沒有什麽可講的，這個皆有章可循。而趙昺還是稀裏糊塗的，畢竟他並沒有經曆過這種事情，當年景炎帝駕崩正在逃亡途中，前有敵軍堵截，後又大隊追兵，不可能為其風光大葬。且為了防止蒙元破壞，也是采用的秘葬，一切皆是暗中進行的。
眼見趙昺並不清楚，應節嚴為其解釋了一番。大宋采取的是‘七月而葬’的製度，起於太祖的葬禮，並為後來的宋朝皇帝的“死事”留下規矩。
自秦漢以來，皇帝往往剛一登基就開始為自己修造陵墓，許多皇陵要修建幾十年，而宋開國後，除了從開封遷葬到鞏義的趙匡胤父親趙宏殷的永安陵外，入駐鞏義陵區的第一座帝陵是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的永昌陵。趙匡胤在位十七年，但正值盛年的趙匡胤隻是選定了鞏義為大宋的陵區，卻從未提過建陵之事。
但趙匡胤突然晏駕，鞏義皇陵不得不倉促開工，永昌陵建好後，趙匡胤的靈柩從開封被護送到鞏義下葬。從開封到鞏義往往需要半個月左右的時間，送殯隊伍到達陵區時，距趙匡胤死正好七個月。所以以後就延續形成了這種規矩：
宋代的皇帝生前都不建陵墓，死了以後在七個月內把陵墓建好，然後去埋葬，形成了“七月而葬”這樣一個習俗。且各皇陵的規模和建製都和趙匡胤的永昌陵基本相同，都是坐北朝南，每個陵區都由安葬棺木的上宮、日常進行祭祀的下宮以及附葬的皇後和王室子孫的墓組成。
可據幾個人講，這種‘簡葬’的形式，其實也頗為殘酷。因為修建皇陵的工期極短，要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就需要調集大量的工匠同時施工，采用人海戰術來爭取按時完成。工匠們很是淒慘，沒有飲用水，沒有地方住，就住在荒野裏，因而死人很多。
但是趙昺倒不必過於擔心因此勞民害命。因為景炎帝是遷葬，道路遙遠，途中需要消耗大量的時間，可以不必趕時間，留有充足的時間修建陵寢。且還有一個無法改變的客觀事實，那就是南遷後修建的皇陵皆是攢宮，工程量小的多。
當年為了向臣民表達收複中原的決心，皇室把南宋皇宮稱為“行在”，紹興宋陵稱為“攢宮”。皇宮是暫住的，陵寢也是暫時的。雖然南宋的幾位皇帝很快就喪失了收複中原的決心，但是作為一種必要的政治姿態，行在和攢宮的稱呼卻從未改變。皇帝下葬時，也要求進行“薄葬”，以便有朝一日北返中原。
為了體現“薄葬”，攢宮會在局部布局中表現出刻意的“簡單”，但這也隻是在非常奢華的尺度下表現出來的“簡單”。北宋時，為了體現皇家尊榮，皇帝下葬後，墓上會壘砌華麗的陵台。而南宋時，因為是攢宮，臨時的建築，所以南宋皇陵造的比較簡單，雖然也有“上宮”和“下宮”，規製卻不能與鞏義皇陵相比。
趙昺當年的收複江南之戰，就是從保衛皇陵開始的，而當他們趕到陵區時，已經有陵墓被楊璉真迦掘開，因此他得以看到真相。方便後人“起棺搬家”，隻在淺土上蓋起略顯簡單的“皇堂”，皇帝的靈柩會被安放在距離地麵很淺的位置，竟然沒有古代帝王陵寢必設的核心建築——地宮。
其實，皇堂也就是所謂的地宮，其一點也不豪華，不過是石質墓穴，棺置其中，即所謂石藏。實際就是一種大的“石棺罩”。相應地，沒有地宮也就沒有墓道，所以南宋的攢宮與民間富貴人家做墓並無太多區別，甚至有所不及，那工程量也就小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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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此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陵寢選址的問題。依照慣例由朝廷選擇精通風水堪輿的大臣為按行使，由其先行勘察陵址，將結果報告給皇帝，並附上地圖，之後皇帝會派遣官員覆按，如皇帝對於覆按結果無異議，建造陵寢地點就正式確立。
這項工作，趙昺早在兩年前就遣人進行了先期勘察，也選了幾個地方，但是楊太後不太滿意，加之形勢並不明朗，便沒有了下文，這次他就想就祭陵之機親自來看一看。而選擇應節嚴等幾個老臣隨扈，除了表彰其為複國做出的功績外，也有幫助堪址之意。
來到這個世界，趙昺的固有觀念被顛覆不少，在前世他以為看風水的都是江湖騙子，但是在古代卻是一門高深的學問。而許多儒者皆有涉獵，有的還是其中的大家，如已經作古的江萬載就是其中高手。應節嚴、徐宗仁、陳仲微、劉黻等人皆是儒學大家，但或精通地理、或精通曆史、或通曉禮儀，對雜學也有涉及，正可讓他們幫著參謀一下。
而皇陵選址困難也是因為客觀原因，紹興陵區太小了。也就是說，南宋皇陵地址的選擇，從一開始就沒有長遠規劃，第一位葬入陵區的哲宗孟皇後，卒於紹興元年四月庚辰，當年六月壬午，就在會稽寶山南麓皇陵下葬，整個時間很短暫。而且事前並沒有預先選擇葬地，葬地的選擇是臨時決定的，主要考慮到近便。
因此難免不能適應將來的需要。於修建攢宮而言，寶山南麓的空間本來就不算寬敞，即趙汝愚所言：“東南諸郡，所至皆山，凡擇地者必以山為限，地勢局促，不類中原”。再加上攢宮位置的選擇要考慮“國姓音利”等風水原則，能夠利用的空間就更為有限。
到建立了徽宗、徽宗鄭皇後、高宗邢皇後、徽宗韋賢妃、高宗的攢宮後，寶山南麓可供將來再建立攢宮的空間，已經相當狹小，為此還不得不對葬製進行改變。以北宋皇陵安葬製度，在正常情況下，所有皇帝都有自己的陵墓，且集中於一地。附葬於皇陵的，都是皇後。且皇後若先死於皇帝，則附葬於前朝皇帝陵墓；若後死於皇帝，則在死後附葬於皇帝陵墓。
但在南宋出現了變化，從孝宗郭皇後開始，南宋孝宗、光宗、寧宗的皇後若先死於其夫皇帝，則一律不能附葬於前朝皇帝的陵墓，而是另行在杭州寺院建置攢宮，攢宮寺院因而得以產生。她們享有與身份相同的禮儀，有同等地位。寺院平時要負責為安葬於攢宮的諸皇後追薦冥福。但祭祀皇後，巡查、護衛寺院，以及寺院某方麵的日常管理等事宜則由朝廷派專人負責。
安葬製度之所以出現變化，其主要原因就在於皇陵所在處會稽寶山南麓地勢局促，不像永安皇陵所在地那樣地勢平坦開闊。所以不得不壓縮寶山南麓皇陵的建築空間，將一些皇後安葬在杭州寺院的攢宮中。由此反觀趙昺以為孝宗郭皇後、夏皇後沒有葬於寶山南麓，應該就是因為空間狹小，不得不給高宗生母徽宗韋賢妃預留下將來安葬的空間。
讓趙昺頭疼的是他不僅要在已經十分逼厭狹小的陵區為景炎帝選擇一片陵區，還要考慮楊太後來日的問題，甚至要想著德祐帝是否歸葬皇陵的事情。而他自己將來是不是還要留下一塊葬身之地，也應該琢磨一下呢？反正好地方就這麽一塊，大家都想埋進來，誰也死誰就能占上一塊。問題是他可不想為了占塊吉地，早點死！
想想將來收複中原，還要將這些祖宗們都送回鞏義陵區安葬，趙昺腦袋就又大一圈，那也將是一項龐大無比的工程。彼時就不能像當下這麽湊合了，而是要重新興建陵園，不僅耗費無數的人力物力，還要貼上無數的金錢。
有時候趙昺甚至想，還不如學學大清朝，分成南北兩塊陵區。把這裏按照久安之地的標準改造一下，就讓這幾位祖宗湊合待在江南得了，免得再勞民傷財的搬家，而自己大不了也留在這邊陪著他們，有什麽不滿的在陰間大家再探討，大不了自己揍他們這些不爭氣的一頓。
但趙昺轉念一想，中原還在蒙古人手裏，自己現在考慮是不是有些超前了，他也許還活不到那一天，隻要將眼前的事情做好，何必杞人憂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