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對於季節的區分，從甲骨文中來看，商代一年隻有春、秋兩季。卜辭中多有“今春”、“今秋”，也就是今年的意思，這與農業生產有密切的關係，就是春種，秋收。
以春秋來表示一年，這種方法直到西周以後的諸侯國還在使用，著名的編年史《春秋》，其書名就來源於此。
但是這裏的春，秋，同樣的事件在不同的史書裏記載可能是不一樣的。
夏、商、周三個朝代都有自己的官定曆法，可以簡稱為“三正”。這三者主要區別在於歲首不同。
到了東周，處於春秋戰國時代，各個諸侯國使用自己的曆法成為時尚。
所以容庚曾在《商周彝器通考》舉例:西周紀年，皆統於王，故雲唯王某年某月。春秋以降，有用各國紀年者，如《厄公簋》雲“唯厄正二月初吉乙醜”。《鄧公簋》雲“唯鄧九月初吉”。
在王年的問題上，“唯王某年”則肯定是敘述西周的王年。
不然那就有可能發生下麵的情況：
《春秋·隱公六年》記載:“冬，宋人取長葛。”，然而在《左傳》中出現的記載卻是:“秋，宋人取長葛。”
再如，《春秋·僖公五年》說“春，晉侯殺世子申生”，同一事件出現在《左傳》中卻成了“十二月”。
其原因就在於魯國用周曆，所以《春秋》也用周曆紀年。當然也不能說《左傳》使用的紀年方法發生了錯誤，隻不過它用的是夏曆而已。
這就是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各國使用不同的“三正曆法”，獨立紀年的現象。
這些對周至和安春佳搞的甲骨貞辭編年體係來說並不重要，但是對於商後青銅器而言，對於宋主任想搞的項目來說，可就非常重要了。
還是回到甲骨體係，商代的年，在甲骨文裏叫做祀，商王要根據不同的時間舉行各種不同的祭祀。祭禮過完一遍，一年的時間也就過去了，所以用祀來代表年。
因此曆史典籍裏說“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在甲骨文裏也得到了驗證，晚期卜辭中多用“唯王二祀”、“唯王八祀”的說法，隻要是出現了“祀”，那就肯定是采用殷曆的甲骨。
這也成了後世“年號”用法的初始，相當於“某王二年”、“某王八年”，對後世修史的的指導意義非常重大。
雖然沒有明顯的四季之分，但是殷人的年時定義卻是從冬至日開始的，因此從其觀察天象、曆法的周密來看，應該知道分至的，否則間月無法安排。
因此這套體係還是非常複雜的，不是簡單按幹支定好套入公元幾年就完事兒的，涉及到近千年的曆史當中的各種偏離和修正。
周至和安春佳這套體係是基於甲骨文來搞的，如果想要實現宋主任的目標，夏朝暫時不去說它，但是周代的青銅銘文，肯定也得納入到這套體係裏邊來。
之前說了，彝，是青銅禮器的通稱，所以青銅器上的銘文，又叫做“彝銘”。
從商代的彝銘上看，殷商時代的曆法使用的是幹支、月份、時王祭祀年相結合的方法。這一紀年方法究竟屬於黃帝曆、顓頊曆、殷曆中的哪一種曆法，目前還難下判斷。我們本著曆法和朝代相一致的大致模式，將其劃定為殷曆。
著名的《戍嗣子鼎》中出現的紀時彝銘:“甲子……才十月又二.……唯王廿祀。”這裏的“唯王廿祀”是指某代商王即位後的第二十次大祭祀祖先之年。
再看《二祀其卣》中出現的紀時彝銘:“丙辰……才正月……唯王二祀。”這裏的“唯王二祀”是指某代商王即位後的第二次大祭祀祖先之年。
這兩段銘文的重要性在於其先後順序，由此可見，一般情況下，商代紀日之法乃是先日、次月、後年。
為此，郭沫若的《殷契粹編》一書裏，還特意提到過一段卜辭:癸醜卜。貞:今歲受年*弘吉。才八月，唯王八祀。
這裏很典型地同時出現“歲”“年”“祀”三個字。但很顯然，隻有“祀”，在這裏才表示曆史紀年的含義。
因此，一般來說，隻要彝銘中出現“唯王某祀”的記載，大多可以肯定其出自商代。
這一紀年方法到了西周時代就逐漸演變成了唯王某年、月份、月相、幹支的周代紀時方法。
當然，有時月和年的順序偶爾還是會顛倒的，有些場合，年和月甚至都被省略了。
還有就是殷人雖然崇尚鬼神，但是大規模的祭祀祖先活動卻是以年為單位進行。一般其廟號會和忌日相結合。
例如某彝銘中的十二月甲子日，正是用來祭祀祖甲的。這樣的情況還不是偶然。
甲子日祭祀祖甲，則祖“甲”的得名顯然和“甲”日的祭祀活動，有著直接關係。
因此甲骨文中的紀年，又可以和商王世係的活動年表參照起來了，這無疑也為貞卜編年提供了一項非常有利的側麵證據。
總體來說，商代的紀時彝銘還是比較好理解的，日幹、月份、王年三者很清楚明白，至少西周紀時的彝銘中複雜的月相問題，在殷商時代還不是主流和核心。
因此周至和安春佳兩人搞出來的編年體係裏，就還缺乏月相圖這一部分，要讓係統滿足宋主任提出項目的要求，就需要繼續擴大標簽種類。
但是大的方法論已經確立並且行之有效地實踐過了，剩下的隻是擴展和豐富，最難的階段其實已經被克服了。
尤其甲骨貞卜和青銅彝銘同屬大篆體係，這就是宋主任特別高興，大呼“和尚摸得，我也摸得”的原因。
當天晚上，安春佳就來到了科委，一頭紮進了機房。
應該說科委的實力還是很雄厚的，隻用了半天時間，周至已經在這裏構建起了基本的服務器集群，安裝上了基本的軟件，就等著安春佳過來細化了。
具有type-c接口，可以熱拔插，內部匹配64m的sdram存儲芯片構成的最高可到256g的移動存儲設備，現在成了頂級信息技術工程師們的最佳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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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裏的春，秋，同樣的事件在不同的史書裏記載可能是不一樣的。
夏、商、周三個朝代都有自己的官定曆法，可以簡稱為“三正”。這三者主要區別在於歲首不同。
到了東周，處於春秋戰國時代，各個諸侯國使用自己的曆法成為時尚。
所以容庚曾在《商周彝器通考》舉例:西周紀年，皆統於王，故雲唯王某年某月。春秋以降，有用各國紀年者，如《厄公簋》雲“唯厄正二月初吉乙醜”。《鄧公簋》雲“唯鄧九月初吉”。
在王年的問題上，“唯王某年”則肯定是敘述西周的王年。
不然那就有可能發生下麵的情況：
《春秋·隱公六年》記載:“冬，宋人取長葛。”，然而在《左傳》中出現的記載卻是:“秋，宋人取長葛。”
再如，《春秋·僖公五年》說“春，晉侯殺世子申生”，同一事件出現在《左傳》中卻成了“十二月”。
其原因就在於魯國用周曆，所以《春秋》也用周曆紀年。當然也不能說《左傳》使用的紀年方法發生了錯誤，隻不過它用的是夏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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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曆史典籍裏說“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在甲骨文裏也得到了驗證，晚期卜辭中多用“唯王二祀”、“唯王八祀”的說法，隻要是出現了“祀”，那就肯定是采用殷曆的甲骨。
這也成了後世“年號”用法的初始，相當於“某王二年”、“某王八年”，對後世修史的的指導意義非常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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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說了，彝，是青銅禮器的通稱，所以青銅器上的銘文，又叫做“彝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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