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務實作為一個穿越者，對於眼下大明的實際情況算是有著深刻的了解。自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於1368年在南京建都稱帝沿及今日，明朝的國祚已至二百年，其整個統治正趨向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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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吏治上來說，政尚姑息，事多苟且，大小臣工，容隱寬縱，賄賂公行，使得法度漸馳，綱紀不振；作為國家重要統治機器的軍隊，兵不常練，將無得人，盡管有不斷的清軍、勾軍之舉，可實際上依舊是逃亡成風，或是為勢豪隱占，在營者多老弱病殘，加以法令不嚴、賞罰不明，戰鬥力已極為低下，甚至連軍隊的嘩變也時有發生；而與朝廷土木、禱祀之役，月無虛日，縉紳豪強對土地財富的掠奪空前瘋狂相對應的，則是中外府藏殫竭，民無果腹之糧，兵缺銀餉馬草，自耕農則大量破產，奴婢佃戶的數量不斷增多，農民抗租、抗稅、搶糧、索契等鬥爭時有發生。
另一方麵，由於長期以來社會生產力的不斷進步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在一些行業和地區，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市民運動也在悄然崛起，以世俗的情趣、民間的格調為特質的市民文化，以言誌派文學與浪漫主義為主體的文藝思潮，以慕尚新異、追求豔麗為導向的社會風尚，構成了社會發展中的一種新的旋律，廣大市民反掠奪、反迫害的鬥爭風起雲湧，接連不斷；伴隨著陽明心學思想的日趨腐朽，尤其是王門後學虛無主義思想和清談學風危害的不斷暴露，以顏鈞、何心隱、李贄等為代表的異端思想家主張對私欲的認可與人格獨立，在思想界湧動起人文主義思潮，而以反虛務實、救世拯民、注重生產、鼓勵工商、複興自然科學等為標誌的實學思潮迅速拓展，所有這一切都在衝擊著舊的封建統治的樊籬。
與此同時，世界格局也在經曆著劇烈的變化。公元1566年，即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也即朱翊鈞四歲之時，以破壞聖像運動為先導，在尼德蘭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等到了1588年，也就是原本曆史上朱翊鈞登基後的第十六個年頭，西班牙將會派出“無敵艦隊”遠征英國，雙方艦隊在英吉利海峽相遇，經過兩周左右的海戰，西班牙艦隊幾乎全軍覆沒，英國從此逐漸強大，繼而樹立起海上霸權。在法國，則將從1589年開始，建立起波旁王朝的統治，並先後發生了“克洛堪”起義和頒布“南特敕令”的事件。在俄國，沙皇將於1595年，頒發哈薩克屬於俄國臣民的“特別詔書”，而1598年，便會並吞失必兒汗國……
雖然陽明心學在後世有無數擁躉，高務實也對王陽明本人“心向往之”，但若是站在眼下救世拯危的立場上，他卻認為此時的王學後人已經完全走途歧途。這些人隻是一味務虛，大有當年玄學昌隆時的景象，於國於民已經毫無益處。這些人講究的是“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恩”——簡直笑話！
且不說後來明亡之時此輩之中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做到了一死報君恩，就說這種做法，難道就應該提倡了？爾輩高官得做，厚碌得享，卻正事不為，隻知袖手談心性——縱你心性再好，於天下何益，於黎民何益？要是按照高務實的看法，這種人，還真不如“一死”為妙，而且早死早妙！
是以在高務實來看，欲救晚明，唯興實學！
高務實所出身的高家，便是國朝實學大宗之一，而高拱本人，對於實學更是身體力行，並將之竭力推及全國上下。後世史學界一般認為張居正為明代實學“王霸並用派”代表人物，雖然也不算錯，可是他們卻有意無意地忽視了一點：高拱才是第一個真正切實推行實學的首輔！曆史上所謂張居正改革，不過是延續和展開了高拱的“既定政策”罷了。
成王敗寇，一至於斯。
若曆史可以假設，高拱未必不如張居正做得好；若是曆史可以假設，高拱恐怕比張居正做得更公正！
這並非高務實出身高家就站在高拱的立場上說話，而是確實有史為證的。
後世之時，因為某本書的爆紅，史學界不斷掀起明史熱潮。在這一熱潮中，有學者為了塑造張居正“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極力貶損乃至醜詆、厚誣高拱，並反複強調“高拱留下來的是一個內憂外患的爛攤子。”這種所謂的“爛攤”說，不僅抹煞了高拱的治邊功績，而且也同曆史事實相悖。故此，另有部分嚴肅學者立刻加以駁斥。
事實上，高拱執政伊始，便麵臨著嘉靖以來南倭北虜大肆侵擾的局麵，邊疆局勢岌岌可危。為扭轉這種局勢，他一方麵大力推行軍事改革，如創建兵部官員儲備和特遷製度、邊將休假和內遷製度、軍備人員不職誤事的懲罰之製等，以提高明軍的戰鬥力；另一方麵又運用“南剿北撫”的靖邊方略，大刀闊斧地進行邊政整頓，在東北、西南、西北、南方開創了“邊陲晏然”的新局麵。
至於其所采取的靈活務實手段，高務實知道，在接來下的兩三年中即將一一展現。
不過此時朱翊鈞畢竟隻是個八歲的太子，隆慶皇帝因為自己童年的悲催遭遇而對朱翊鈞的童年是否快樂十分關注，直到此時還隻是讓他稍稍讀書識字，沒有正式進學，因此指望朱翊鈞跟皇帝說一說就能對這樣的大事起到關鍵性作用，高務實是不甚看好的，所以這事如果要成，明顯需要加碼，而且是加一重碼。
於是高務實微笑道：“太子若是就這般去和聖上講，恐怕聖上還會有些猶豫——正如馮廠督方才所言，外廷群臣恐怕會群起反對，所以這件事必須有一重臣在外廷附和，才能促使聖上下定決心。”
朱翊鈞先是有些愕然，想了想，突然有些泄氣：“可是，我不認得外廷臣子啊，更何況還得是重臣。”
馮保卻是一驚，遲疑道：“小高先生的意思是……高閣老？這，這怕是……”他後麵的話沒有說出來，但想必無非也就是“怕是不大可能吧？”
高務實笑了笑，對馮保道：“這兩年，小子在新鄭老家，有幸得由三伯親自指點讀書，暇時，三伯還給小子看了些他的手稿，其中有一篇因為種種原因未曾呈上的奏疏，名曰《挽頹習以崇聖治疏》，又名《除八弊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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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麵，由於長期以來社會生產力的不斷進步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在一些行業和地區，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市民運動也在悄然崛起，以世俗的情趣、民間的格調為特質的市民文化，以言誌派文學與浪漫主義為主體的文藝思潮，以慕尚新異、追求豔麗為導向的社會風尚，構成了社會發展中的一種新的旋律，廣大市民反掠奪、反迫害的鬥爭風起雲湧，接連不斷；伴隨著陽明心學思想的日趨腐朽，尤其是王門後學虛無主義思想和清談學風危害的不斷暴露，以顏鈞、何心隱、李贄等為代表的異端思想家主張對私欲的認可與人格獨立，在思想界湧動起人文主義思潮，而以反虛務實、救世拯民、注重生產、鼓勵工商、複興自然科學等為標誌的實學思潮迅速拓展，所有這一切都在衝擊著舊的封建統治的樊籬。
與此同時，世界格局也在經曆著劇烈的變化。公元1566年，即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也即朱翊鈞四歲之時，以破壞聖像運動為先導，在尼德蘭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等到了1588年，也就是原本曆史上朱翊鈞登基後的第十六個年頭，西班牙將會派出“無敵艦隊”遠征英國，雙方艦隊在英吉利海峽相遇，經過兩周左右的海戰，西班牙艦隊幾乎全軍覆沒，英國從此逐漸強大，繼而樹立起海上霸權。在法國，則將從1589年開始，建立起波旁王朝的統治，並先後發生了“克洛堪”起義和頒布“南特敕令”的事件。在俄國，沙皇將於1595年，頒發哈薩克屬於俄國臣民的“特別詔書”，而1598年，便會並吞失必兒汗國……
雖然陽明心學在後世有無數擁躉，高務實也對王陽明本人“心向往之”，但若是站在眼下救世拯危的立場上，他卻認為此時的王學後人已經完全走途歧途。這些人隻是一味務虛，大有當年玄學昌隆時的景象，於國於民已經毫無益處。這些人講究的是“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恩”——簡直笑話！
且不說後來明亡之時此輩之中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做到了一死報君恩，就說這種做法，難道就應該提倡了？爾輩高官得做，厚碌得享，卻正事不為，隻知袖手談心性——縱你心性再好，於天下何益，於黎民何益？要是按照高務實的看法，這種人，還真不如“一死”為妙，而且早死早妙！
是以在高務實來看，欲救晚明，唯興實學！
高務實所出身的高家，便是國朝實學大宗之一，而高拱本人，對於實學更是身體力行，並將之竭力推及全國上下。後世史學界一般認為張居正為明代實學“王霸並用派”代表人物，雖然也不算錯，可是他們卻有意無意地忽視了一點：高拱才是第一個真正切實推行實學的首輔！曆史上所謂張居正改革，不過是延續和展開了高拱的“既定政策”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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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曆史可以假設，高拱未必不如張居正做得好；若是曆史可以假設，高拱恐怕比張居正做得更公正！
這並非高務實出身高家就站在高拱的立場上說話，而是確實有史為證的。
後世之時，因為某本書的爆紅，史學界不斷掀起明史熱潮。在這一熱潮中，有學者為了塑造張居正“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極力貶損乃至醜詆、厚誣高拱，並反複強調“高拱留下來的是一個內憂外患的爛攤子。”這種所謂的“爛攤”說，不僅抹煞了高拱的治邊功績，而且也同曆史事實相悖。故此，另有部分嚴肅學者立刻加以駁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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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高務實微笑道：“太子若是就這般去和聖上講，恐怕聖上還會有些猶豫——正如馮廠督方才所言，外廷群臣恐怕會群起反對，所以這件事必須有一重臣在外廷附和，才能促使聖上下定決心。”
朱翊鈞先是有些愕然，想了想，突然有些泄氣：“可是，我不認得外廷臣子啊，更何況還得是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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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務實笑了笑，對馮保道：“這兩年，小子在新鄭老家，有幸得由三伯親自指點讀書，暇時，三伯還給小子看了些他的手稿，其中有一篇因為種種原因未曾呈上的奏疏，名曰《挽頹習以崇聖治疏》，又名《除八弊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