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務實今年八歲，卻已經開蒙接近五年，這是何等少見！怎麽能不讓高拱對他信心十足？
那些什麽“三百千”[注：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急就章》、《童蒙訓》等已經問世的著名開蒙讀物，他都早已倒背如流——這一點也不奇怪，他前世幼時，爺爺是鄉下教師，早年讀過私塾的那種，所以“老觀念”很重，以上開蒙書全部讓高務實背過，甚至這裏頭還缺了高務實自己最喜歡的兩本《龍文鞭影》和《增廣賢文》，這兩本書眼下尚未麵世，高務實甚至一直在猶豫要不要默寫出來造福大眾。
當然，造福大眾這個心態他雖然的確是有一點一點，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希望用這兩本書“養望”。隻是後來仔細思考了一番，覺得《龍文鞭影》若是有機會的話倒是可以拿出來一用，但《增廣賢文》卻不行——這本書怎麽看都是一本看透了世態炎涼的“老江湖”才能落筆之作，並且話裏話外遵循的都是荀子的性惡論，以他小高先生的出身、年紀、經曆，寫出來也隻會被當做是請人捉刀邀名，反而不美。
高務實眼下所讀之書，乃是《大學》，在明代讀《大學》，必然要同時讀與之“配套”的《大學章句》，畢竟明朝尊朱熹為朱子，朱子的觀點若不熟讀精通，科考必然是沒有好結果的。而事實上，他真正喜歡並且常常認真研讀的有關《大學》的書，卻是邱濬的《大學衍義補》。
高務實一貫覺得，四書也好，五經也罷，內容大多數都太過於“形而上”，或者用他內心的話來說，幹脆就是：高談闊論。
但讀《大學衍義補》則不光是學問上的事，也是治國理念上的事——明代實學，源出於此。
“實”本是個會意字，《說文》裏解釋實字：“實，富也，從宀（注：念‘棉’。）、貫。”貫是貨物的意思。所以段注：“以貨物充於屋下，是為實。”可見實即為真實、充實之意，而延伸到實學便可以理解為切實具有的學問，是指真才實學，甚或實用之學，乃至以國富民強為目的的學問。
實學一說，先是見諸於唐宋，但其淵源，則至少應該上溯至漢時。漢儒以先秦孔子教授學生的六種典籍《詩》、《書》、《易》、《禮》、《樂》、《春秋》為經，但因後來其一失傳，隻餘其五，遂稱五經。漢時儒學漸重，自董仲舒上書武帝，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的主張後，儒學更受到官方的支持和推廣，逐漸成為官學。當時的讀書人無不習經，能通一經者即為儒生，能兼通五經、博綜眾說者為通人，被視為有實學。
或許有人納悶，儒學在後世人眼中明明就是個“光講大道理”的學說，根本沒幾個人會把儒學跟實用掛鉤而論，怎麽回事呀？
著名曆史學家呂思勉先生說：“儒術之興，既因實政，故其學於實用頗切。”又說：“當時之治經者，率重事實而不齗齗於簡策，故其學有用而不繁。”呂先生的意思是說，當初儒學在漢代以經學的形式興起之時，注重實政、實事，堪稱實學。其後，由於經學內部的今古經文相爭以及董仲舒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提出，助長了讖緯迷信之風，使得儒家經學日益繁瑣、詭秘、虛妄，漸漸走向了初期儒學的反麵。
而邱濬的《大學衍義補》之所以被高務實看做明代實學之始，原因何在？蓋因明人之讀《大學》，一如宋人真德秀所作之《大學衍義》，隻注重於了解格物、正心、修身、齊家之理，而對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無所道及。因此《大學衍義補》便主要以治國、平天下為主要著眼點加以闡述，其中無論政治理念、經濟理念、民族理念等等，均有闡發。
其政治思想，如君主之作用、君民之關係等，有著比前人更明晰清楚的論述，但總的來說，還是在民貴君輕這個範疇之下的衍申，不必細講。但其在經濟理論上的觀點，在當時而言卻頗為先進，譬如他說：“蓋天下百貨皆資於錢以流通，重者不可舉，非錢不能以致遠；滯者不能通，非錢不得以兼濟；大者不可分，非錢不得以小用，貨則重而錢輕、物則滯而錢無不通故也。”這便是認識到了“錢”即是後世所說“一般等價物”的道理。
說到明朝寶鈔的弊端，他不僅闡述問題，而且提出了解決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相權而行，每銀一分易錢十文，新製之鈔每貫易錢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貫易錢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爛而有一貫字者一文，通詔天下以為定製而嚴立擅自加減之罪，雖物生有豐歉、貨直有貴賤，而銀與錢鈔交易之數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萬方。”
這裏的“銀與錢鈔交易之數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萬方。”實際上應該是確立以銀為本位的紙幣發行製度，以避免紙幣濫發造成的貨幣貶值。在當時來看，銀本位財政體係放眼全球也許有些問題，但邱濬所處的時代，西方大航海都還隻是剛剛開始，明朝內部如果執行銀本位財政體係，高務實覺得應該還是很先進貨幣思想。甚至就算是眼下離邱濬時代又過去了七八十年，銀本位在大明內部執行也未嚐不行——至少比當前的混亂要好。
其他諸如提出勞動價值論、反對國家專賣製度而提倡民間自由貿易、倡議朝廷設立“古之計相”——類似後世國家統計局——乃至提出各地每年上報糧價而朝廷據此規定賦稅額度等等，不少甚至是高務實“救明”計劃中要分步驟實行的類似方針。
高務實所以深讀《大學衍義補》，也有一個原因就是要從這些前賢的著作、言論中為將來的改革找一些依據。須知在中國曆史上，尤其是董仲舒之後的儒家盛行時代，改革可不是當政者隨口說一聲就能實行的，沒有一定的理論依據，沒有一定的輿論基礎，根本不可能。
此時他正看到“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挽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寧過慮而無不臨事而悔。”心中暗道：“邱濬想用海運代替漕運，此事定為與漕運利益有關人士破壞，我將來若要改革此法，須得想好那傳說中‘漕幫’人士的出路才行，不然肯定事倍功半，甚至幹脆搞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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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想著，忽然聽見外頭腳步響起，心中一動，便聽見外頭賞月聽琴二女的聲音：“奴婢見過老爺。”
然後便是高拱的聲音由遠及近：“你們少爺可在？”
那些什麽“三百千”[注：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急就章》、《童蒙訓》等已經問世的著名開蒙讀物，他都早已倒背如流——這一點也不奇怪，他前世幼時，爺爺是鄉下教師，早年讀過私塾的那種，所以“老觀念”很重，以上開蒙書全部讓高務實背過，甚至這裏頭還缺了高務實自己最喜歡的兩本《龍文鞭影》和《增廣賢文》，這兩本書眼下尚未麵世，高務實甚至一直在猶豫要不要默寫出來造福大眾。
當然，造福大眾這個心態他雖然的確是有一點一點，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希望用這兩本書“養望”。隻是後來仔細思考了一番，覺得《龍文鞭影》若是有機會的話倒是可以拿出來一用，但《增廣賢文》卻不行——這本書怎麽看都是一本看透了世態炎涼的“老江湖”才能落筆之作，並且話裏話外遵循的都是荀子的性惡論，以他小高先生的出身、年紀、經曆，寫出來也隻會被當做是請人捉刀邀名，反而不美。
高務實眼下所讀之書，乃是《大學》，在明代讀《大學》，必然要同時讀與之“配套”的《大學章句》，畢竟明朝尊朱熹為朱子，朱子的觀點若不熟讀精通，科考必然是沒有好結果的。而事實上，他真正喜歡並且常常認真研讀的有關《大學》的書，卻是邱濬的《大學衍義補》。
高務實一貫覺得，四書也好，五經也罷，內容大多數都太過於“形而上”，或者用他內心的話來說，幹脆就是：高談闊論。
但讀《大學衍義補》則不光是學問上的事，也是治國理念上的事——明代實學，源出於此。
“實”本是個會意字，《說文》裏解釋實字：“實，富也，從宀（注：念‘棉’。）、貫。”貫是貨物的意思。所以段注：“以貨物充於屋下，是為實。”可見實即為真實、充實之意，而延伸到實學便可以理解為切實具有的學問，是指真才實學，甚或實用之學，乃至以國富民強為目的的學問。
實學一說，先是見諸於唐宋，但其淵源，則至少應該上溯至漢時。漢儒以先秦孔子教授學生的六種典籍《詩》、《書》、《易》、《禮》、《樂》、《春秋》為經，但因後來其一失傳，隻餘其五，遂稱五經。漢時儒學漸重，自董仲舒上書武帝，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的主張後，儒學更受到官方的支持和推廣，逐漸成為官學。當時的讀書人無不習經，能通一經者即為儒生，能兼通五經、博綜眾說者為通人，被視為有實學。
或許有人納悶，儒學在後世人眼中明明就是個“光講大道理”的學說，根本沒幾個人會把儒學跟實用掛鉤而論，怎麽回事呀？
著名曆史學家呂思勉先生說：“儒術之興，既因實政，故其學於實用頗切。”又說：“當時之治經者，率重事實而不齗齗於簡策，故其學有用而不繁。”呂先生的意思是說，當初儒學在漢代以經學的形式興起之時，注重實政、實事，堪稱實學。其後，由於經學內部的今古經文相爭以及董仲舒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提出，助長了讖緯迷信之風，使得儒家經學日益繁瑣、詭秘、虛妄，漸漸走向了初期儒學的反麵。
而邱濬的《大學衍義補》之所以被高務實看做明代實學之始，原因何在？蓋因明人之讀《大學》，一如宋人真德秀所作之《大學衍義》，隻注重於了解格物、正心、修身、齊家之理，而對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無所道及。因此《大學衍義補》便主要以治國、平天下為主要著眼點加以闡述，其中無論政治理念、經濟理念、民族理念等等，均有闡發。
其政治思想，如君主之作用、君民之關係等，有著比前人更明晰清楚的論述，但總的來說，還是在民貴君輕這個範疇之下的衍申，不必細講。但其在經濟理論上的觀點，在當時而言卻頗為先進，譬如他說：“蓋天下百貨皆資於錢以流通，重者不可舉，非錢不能以致遠；滯者不能通，非錢不得以兼濟；大者不可分，非錢不得以小用，貨則重而錢輕、物則滯而錢無不通故也。”這便是認識到了“錢”即是後世所說“一般等價物”的道理。
說到明朝寶鈔的弊端，他不僅闡述問題，而且提出了解決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相權而行，每銀一分易錢十文，新製之鈔每貫易錢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貫易錢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爛而有一貫字者一文，通詔天下以為定製而嚴立擅自加減之罪，雖物生有豐歉、貨直有貴賤，而銀與錢鈔交易之數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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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諸如提出勞動價值論、反對國家專賣製度而提倡民間自由貿易、倡議朝廷設立“古之計相”——類似後世國家統計局——乃至提出各地每年上報糧價而朝廷據此規定賦稅額度等等，不少甚至是高務實“救明”計劃中要分步驟實行的類似方針。
高務實所以深讀《大學衍義補》，也有一個原因就是要從這些前賢的著作、言論中為將來的改革找一些依據。須知在中國曆史上，尤其是董仲舒之後的儒家盛行時代，改革可不是當政者隨口說一聲就能實行的，沒有一定的理論依據，沒有一定的輿論基礎，根本不可能。
此時他正看到“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挽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寧過慮而無不臨事而悔。”心中暗道：“邱濬想用海運代替漕運，此事定為與漕運利益有關人士破壞，我將來若要改革此法，須得想好那傳說中‘漕幫’人士的出路才行，不然肯定事倍功半，甚至幹脆搞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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